赵海龙

摘 要：摇滚乐以其器乐的简约性、声乐以及唱词的直接性来表达独特的现实主义特征，美国摇滚电影由于摇滚乐的制约，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性，而且此类电影力图摆脱歌舞片的套路，逐渐从现实生活、社会现象以及社会革命的角度表现其社会学意义。

关键词：摇滚电影 社会学

姜文曾在媒体的采访中说：“电影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好看不好看之别。”这席话虽然主观意味浓烈，但也不无道理。但好看和不好看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是电影的表达手段和所要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关联问题，也就是小和大的问题。电影的大小关联不外乎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以大见大，即以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著名的历史人物为表现手段，来表现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看法；第二种便是以小见大，即以真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普通事件为表现手段和方式，将生活中的小事、普通事一定程度地放大，从而表现创作者的思想看法。第二种关联方式的电影在主题思想的表达方面更有张力、更有说服力，第一种关联方式的电影多以主旋律电影为主，此类电影在电影市场急速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失去了位置，并有着向“以小见大”类型发展的趋势。如建国六十年献礼片《建国大业》中，将毛泽东等历史人物普通化，并以明星阵容的商业元素增强了主旋律影片的可看性。这种可看性其实就是影片和观众的距离，影片越接近现实，观众与影片的距离就越接近，虽然影像和观众间的间离距离是不可消除的，但要使得电影“好看”，还是要很大限度地接近现实，从而展示其社会学意义。

一、反映现实生活

苏联音乐理论家拉波泡泡尔特曾说过：“艺术形象乃是现实界的概括表象。”①艺术形象必然地和现实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无法分割。美国摇滚电影中的音乐形象和现实生活也是紧密相连，《顺时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1956）是摇滚乐现场演出的直接记录，表现出了强烈的纪录片风格，予以表达。自《摇滚先生：艾伦·弗里德的故事》（Mr. Rock 'n' Roll： The Alan FreedStory，1957）开始，美国摇滚电影开始青睐于人物传记的形式。摇滚人物传记电影不会像我国的“文革”电影一样，把人物都塑造成“高、大、全”，而是将人物和现实环境最大限度地相融合，塑造生活中的人、音乐理想中的人，更加美妙之处就在于有的影片将人物融入现实生活和音乐理想的矛盾之中，强烈的外在和内在矛盾的交错将人物丰富的内心表达得淋漓尽致。如《西德和南希》（Sid andNancy，1986）、《大门》（The doors，1991）、《最后的日子》（Last Days，2005）等影片，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但现实生活的窘迫和音樂理想的偏执使得影片中的人物真实了起来，在用这些人物所创作的经典音乐丰满其人物形象的同时，影片的观赏性也很大程度地增强了。美国摇滚电影也拥有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商业元素，其中一部分影片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怀揣摇滚梦想的小人物身上，这些小人物不是演唱耳熟能详的摇滚经典曲目，就是自己拨弄着乐器，用原创音乐来展示内心世界，经典曲目增强了影片的摇滚意味，原创音乐却从音乐形象的角度关注人物现实的生活环境。

二、审视社会现象

能够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是美国摇滚电影中音乐形象最为基本的外在功能。既然此音乐形象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它便和社会有着不可剥离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音乐首要地是一种社会现象：说是社会的，因为它是一种人类的产品，并且因为它是一种在作曲家、解释者和听者之间交流的形式。如果音乐被认为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产生影响，那么这种特别的关系就使它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并且在我们的闲暇时间里以多种方式特别引人注目。”②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摇滚乐的诞生和发展是依附于社会发展的，美国1950年代的社会局势孕育了摇滚乐，摇滚乐又影响着一批思想激进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虽然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摇滚乐这种种激进式的反思，这也是在一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独特反思，这种反思的基础便是对社会现象的审视。

社会现象尽可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但主要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精神层面则包括包括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科学以及风俗习惯等。美国摇滚电影在社会现象的表达方面具有清晰的层次。社会现象的物质层面在美国摇滚电影里多以人物形象、空间形象等影像来进行视觉传达，如《西德和南希》（Sid and Nancy，1986）中的莫西干发型、裤链、项圈、黑色皮裤等包装的朋克人物形象、《天鹅绒金矿》（Velvet Goldmine，1998）中华丽而性别暧昧的人物形象、《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2009）中典型的嬉皮士形象；《摇滚总动员》（Airheads，1994）中的车库、《底特律摇滚城》（Detroit Rock City，1999）中的地下排练室等也成为美国摇滚电影鲜明的空间形象，在此基础上，涂鸦也成为美国摇滚电影空间形象的典型符号。

社会现象的精神层面是其灵魂与核心。社会现象的物质层面为影像做足了铺垫，以至于精神层面可以被美国摇滚电影中的音乐形象得以充分展现。社会现象的精神层面是相对主观的，摇滚乐对其的关注受到了阶级因素的影响。在美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摇滚乐并没有收到各种阶级的青睐，不同的阶级身份对摇滚乐的观念也是截然不同，同时对社会现象的反应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所阐述的阶级并不完全是所谓的经济范畴、历史范畴以及政治范畴，而是在原本意义的阶级基础上产生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保守派”大多生活丰裕，对社会持满意态度，并对社会现象不加以深思；“激进派”一部分因为外在原因生活窘迫，另一部分因为主观价值观念的差异对社会不满而产生怨怒，该类“激进派”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现象时时加以注视。美国摇滚电影中的音乐对这两大类型的社会审视也有着不同的角度。《摇滚先生：艾伦·弗里德的故事》（Mr. Rock 'n' Roll： The Alan Freed Story，1957）在用音乐展示艾伦·弗里德的一生时描述了社会大环境，《摇滚青春梦》（The Rocker，2008）所关注的是“校园”这个小的社会环境，也并没有引申，该类的摇滚电影中的音乐较为主流化，从相对认可社会的态度来表达生活、追求梦想、向往爱情；诸如《迷墙》（The Wall，1982）、《底特律摇滚城》（Detroit Rock City，1999）、《8英里》（8 Mile，2002）、《海盗电台》（The Boat That Rocked，2009）等影片都是以批判的视角去审视当下社会的现实。endprint

三、倡导社会革命

有不满必定会有反抗。“激进派”绝不会对不满的社会现实坐视不理视而不见，即使无法改变这一切，也要以摇滚乐作为武器，就像鲁迅手中的笔，倡导社会革命。“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曾经跟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另类乐队‘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的主唱Lou Reed说，他们的音乐对于改变捷克的历史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③231968年，当时还不是总统的哈维尔在“布拉格之春”展开之时却来到了纽约，他当时看到了《肉叔叔》（Uncle Meat，1987）的导演弗兰克·扎怕的摇滚乐表演，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目睹了与警察进行激烈对抗的学生运动，他将摇滚和革命带回了布拉格这个美丽但沦陷于战火中的城市。布拉格的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成立了，他们从哈维尔那里接触了“地下丝绒”的音乐，很快地其他诸多捷克的作家、艺术家以及更多的摇滚乐队都加入其中，开展被他们称为“第二文化”的地下文化，而其中大部分人认为摇滚乐是“第二文化”的领头羊。

无可置疑的是，被称为“丝绒革命”的捷克民主化就是被美国1960年代的摇滚乐点燃的。摇滚乐带着叛逆的萌芽来到这个世界，它牵引着年轻人的思想，对其所在年代的社会体制提出了质疑，革命在这些年轻人不安分的心中蠢蠢欲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摇滚艺术家来领导社会革命的进行。1960年代的鲍勃·迪伦是摇滚乐革命史上永远的丰碑；1960年代末的约翰·列侬是那个年代社会革命高潮的旗帜，该年代的琼·贝兹是整个年代中爱与和平的象征；1970年代的大卫·鲍伊、冲撞乐队以及性手枪乐队是对于情欲的颠覆和底层青年愤怒的呼喊。这些以摇滚乐引领社会革命的摇滚艺术家并没有在当时的年代里昙花一现，他们的音乐对社会革命发展和进行的影响存在至今。

有几部美国摇滚电影是直接反应此类摇滚大家的思想意识的。《西德和南希》（Sid and Nancy，1986）是性手枪乐队的真实写照，《天鹅绒金矿》（Velvet Goldmine，1998）是通过影片映射大卫·鲍伊领衔的华丽摇滚的视觉和思想颠覆、《我不在场》（I'm Not There，2007）以鲍勃·迪伦为核心展示了时代推移中的社会变革……《天鹅绒金矿》（Velvet Goldmine，1998）和《我不在场》（I'm Not There，2007）的导演托德·海因斯无疑是美国摇滚电影中最具思想性和颠覆性的导演之一。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华丽摇滚被托德·海因斯搬上了银幕并在戛纳电影节上备受业内外认识的关注并且饱受争议。他说道：“七十年代初期，关于情欲最有趣的部分甚至不是同性恋，而是各种相对的东西彼此吸引：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尤其，双性恋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③58托德·海因斯从另类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华丽摇滚的性别意涵，通过摇滚乐重新建构了人和情欲的关系，并对既有的社会传统规范进行挑战。《我不在场》（I'm Not There，2007）用影像来表现摇滚乐所倡导的社会革命。1960年代的学生领袖理查德·弗兰克斯（Richard Flacks）曾经说过：“要了解《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你必須先了解鲍勃·迪伦（Bob Dylan）。” ③37鲍勃·迪伦所在的1960年代，无疑是摇滚乐和社会运动碰撞最为强烈的时期，越南战争、暗杀肯尼迪以及马丁·路德金等事件引发了众多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校园言论自由运动等，如此众多的社会革命冲击着美国社会的历史轨迹。“没有六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Counter-Culture），摇滚乐和民歌运动不可能焕发如此丰富的生命力；没有摇滚乐的介入，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更不可能如此风起云涌。”③38

注释

① （苏）康斯坦丁诺夫，（保）安盖诺夫，等，编著.音乐美学原理[M].杨洸，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171.

② （美） 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45，46.

③ 张铁志.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