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如何应用“社会效果”
——基于213份刑事裁判文书的考察
2017-12-05江秋伟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2017年2期
江秋伟
【提 要】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司法政策。学理上认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容纳社会效果予以实现。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上2016年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考察发现,实践中存在213份裁判文书明确使用“社会效果”进行裁判说理。这些明确使用“社会效果”的裁判文书呈现出来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显的基层法院特征;第二,主要涉及常见的、与百姓生活关系相关的罪名;第三,具有明显的审判结果利于被告人的特征,且涉及的是刑罚较轻的犯罪;第四,使用“社会效果”的方式相对粗糙;第五,通过“社会效果”实现相应的裁判功能。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与该司法政策的争议性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基层法院司法权威、推理能力有关。
引言
早在1998年11月23日,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李国光在谈及关于审理涉农案件的问题,认为“要坚持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和保护农民利益的统一,坚持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1998年11月23日)(法宝引证码 CLI.3.21659)。。随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通过最高法院的领导讲话以及最高法院的一系列文件,最终确定为一项司法政策。〔2〕“判决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法决策。为此,中国司法机构提出了‘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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