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轩

摘 要：认知美学认为，文学审美性的核心规定是非功利性，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而文学审美性（非功利性）的实现条件则以功利性为前提，只有文学作品的内容功利性与读者观念的功利性相统一，且读者处于非功利状态时，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才得以实现。但先锋小说注重形式与技巧，作品内容方面的功利性似乎不存在了。本文旨在利用认知美学原理，揭示先锋小说形式表现背后的内涵——“有意味的形式”，为先锋文学“正名”。

关键词：认知美学 文学审美性 功利性 非功利性

审美性集中体现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一方面，审美性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的非功利性，而非功利性的形成又是在功利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审美性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文学接受效果的优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性决定了文学审美价值的实现。换言之，唯有那些既注重话语形式修筑、同时也不忽略精神内蕴开拓的作品，才符合文学审美性的基本要求，也才能得到读者、批评家的认可。

当然，文学功利性、非功利性与文学审美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二者在文学审美性形成中起到的不同作用都贯穿于各种文学理论论争的始终。在这里，笔者借助认知美学视阈分析将“形式实验”推至极致的先锋小说，以此来探析功利性和非功利性在文学审美中的作用。

一、认知美学视阈下的文学审美性内蕴

审美性集中体现着作品独特的艺术价值。认知美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人们由于喜欢事物的内容而对事物的形式产生好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某种知觉，这种对事物形式的知觉所引发的主体内部非利害情感叫做审美。文学创作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引发读者的审美愉悦感、从而产生审美的情感体验。因此，我们可以把人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而产生的非功利性情感称为审美情感，把文学作品中能够激发人们产生这一非功利性情感的特质称为文学审美性。实践证明，文学审美性是处于非功利状态下的读者对文学作品进行欣赏后而获得的，是一种功能性属性。比之将反映、情感、表现、形象等诸多方面归结为文学根本属性相比，从功能性的角度来就文学审美性作出鉴定更为准确、全面。

获得文学审美性的关键在于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我们借助自然审美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到文学审美的规律，即艺术审美性同样是由作品的内在内容和外在形式来共同构成的。因此，一方面，文学审美性是文学文本的功能性属性，因为文学审美性的获得取决于非功利状态下的读者在对文学艺术作品欣赏时，因作品与自身认知相和谐而产生的非功利性情感；另一方面，文学审美性是文学文本的整体性属性，因为读者要想获得审美性，须对文学文本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整体把握，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先锋小说看似形式激进、原理怪诞、叙述离奇、逻辑混乱，但其形式仅仅是作者所借助的外部工具。先锋作家往往利用先锋小说奇异的外部形式来使读者对生活、世界产生陌生感，然后借助陌生感来表示自己对传统的态度——拒绝和超越，因此，外表看似艰涩、冰冷和无从理解的先锋小说以其不合常规的外在形式既体现了对常规文学范式的反叛，更潜藏着作者对社会的看法，其内容具有深刻的内核与意蕴。

文学审美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互动。文学的特定价值和意义，在于使人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而产生审美情感。[1]与普通的功利性情感相比，审美情感的根本属性是非功利性，而审美情感的非功利来自于审美感情的形成方式和途径，即审美情感是由非功利的认知方式和过程而形成的，而非功利性认知方式得以作用的必要条件则是审美者的知觉与事物形式之间构建起的和谐关系。从这一层面分析，文学若能成为非功利认知方式的对象、顺利实现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则应该作为一种“形式性”的状态而存在。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归结为“内容”和“形式”。换言之，文学文本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是具备映像性质的“形式性”物质。

事物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将“世界”作为整体参照物来关照，包括内容与形式两部分，内容是社会生活，形式则是文学文本，该层级的划分是第一层次的，即元级层次。在元级层次划分的基础上，文学文本自身又可细划为次级形式的内容和形式，其次级层次的内容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學内容”，实际指“文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形象体系及其蕴含的意义，也就是文学作品所包含的精神意蕴；次级层次的形式则是文学的外在表现样态，如文学的语言、结构、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等等。文学审美性的获得离不开其充当了“世界”的“形式性”的存在状态、存在地位；而文学文本虽然是“形式”（与之对应的“内容”是社会生活），但这一特殊形式仅仅是元级层次上的划分，是可以再次细化为“二级内容”和“二级形式”的“本体性形式”。由该理论可以得知，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体现在其“本体性形式”的存在中，这种本体性形式存在不同于以社会生活为内涵的本体性内容存在，所以是超脱于社会生活功利性的，所以在美学中被认为是非功利的。但这一非功利的“本体性形式”作为一种存在物，其内部却蕴含着功利性成分——“二级内容”：文学形象体系及其蕴含的意义。这一结论是认知美学的理论创新、立足的关键，也是本文的重要依据。

二、功利性的需求与早期的先锋探索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为了更好地阐释先锋小说在兴起阶段中内隐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辩证统一，我们从作家和读者两个层面分析。

一方面，对作家来说，“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其内在动因之一就是源于他对存在世界的某种不满足或者不满意。他要通过自己的文本，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而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策略，往往就是作家与他所接触和感受的现实之间关系的隐喻、象征或某种确证。”[2]先锋小说兴起阶段的几位作家，特别是刘、徐二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写作困境与写作难度，唯有采取全新的革命才能彻底摆脱文学脱离读者的尴尬境地。于是，刘、徐二人将读者不熟悉、不了解的内容搬到作品中，以引起读者的好奇与注意。同时，刘、徐二人在内容异质性的基础上，在行文上采取一种完全异于传统叙述方式的写作方式，打破了读者固有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进一步增加难度，调动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无论是作品内容的新奇，还是叙述手法的新异，都是作家为了调动读者兴趣的一种功利性努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小说在兴起阶段有着浓厚的功利性考量。但这并非我们讨论的重点，刘、徐二人的创作在功利性的基础上收获了非功利性的审美价值，诠释了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在文学审美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另一方面，读者对固有的文学创作模式感到厌倦，迫切渴望阅读全新的文学作品，而徐、刘二人的创作正好满足了读者。读者虽然是从功利性的需求出发，但是在阅读刘、徐二人的作品过程中，不完全局限于剩余精力的释放和精神饥渴的缓解，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作品中的内在价值进行思考，收获了前所未有的非功利性审美享受，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刘、徐二人的作品，对读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更新。无论是《你别无选择》中流露出对外部世界混乱的迷茫、对个体生命不受自己支配的恐惧、对生活困境的戏谑，还是《无主题变奏》中宣扬的玩世不恭与及时行乐，以及由二者引发的种种隐忧都引发了读者形而上的思考，倒逼读者进行一种自我责难式的追问，进而完成一种世界观的全面更新。在这个意义上，读者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功利性的趣味性阅读，而是上升到一种非功利性的审美式阅读，而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也就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谢有顺所谓的“小说家的使命”：“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伦理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小说的社会学层面，而小说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层面。”[3]

三、非功利性形式的崛起与先锋小说的深化

尽管文学创作要遵循自身的标准与规则，但经典往往需要打破已有的定式、超越惯性。残雪曾说“我开始写小说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可以说是语言问题。想在与周围世界对抗的天生的性格也可以说体现在语言运用方面。之所以感到以往的小说不十分令人满意，是它们依赖了己有的语言表现……一旦开始创作，我便想叛逆这样的语言，为什么一个个文字必须有公认的意思呢？实际上所谓的‘意思难道不是可疑的吗？……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设法创造出我自己的语言……人们在阅读时会得到一种极为奇妙的没有看习惯的印象。”[4]

文学语言讲求文雅和精致，但先锋小说的出现打破了既有的规约和范式，一些丑恶、污秽的语词进入文本，带来了文学作品的某种“审丑”倾向。莫言曾宣称自己痴迷于“有气味的文学”，人们对于先锋小说究竟应该带有何种“气味”虽莫衷一是，但莫言作品中确实夹杂了大量蕴含暴力、血腥、肮脏、阴暗、非理性的因素。不管其文学带有何种“气味”（亦或是“臭味”），先锋作家对文学语言进行的“大尺度”突破，都不啻是对写作禁忌的反叛与创新，更是为了借助这些外在形式来展现心灵与意识的解放与挣脱。换言之，先锋作家早已不满足传统文学对“真、善、美”的传统写作方式，而是借用“真、善、美”的对立面来还原生活的本色和真实，通过对丑、恶的关照来发现隐匿在“真、善、美”背后的真实。就“丑恶”而言，传统小说一直未能找到一条较为稳妥的处理途径，更多的时候是选择用隐晦、象征的手法，借助粗线条的表现方式来含蓄婉转地予以展示。

但先锋小说则放弃了之前相对温和、模糊的表现方式，对文本中出现的丑、恶不仅不隐匿、粉饰，反而致力于揭开以往传统写作方式所掩盖的各种虚饰，“赤裸裸”地描写生活中的丑陋与虚伪。因此，“审丑”不仅是先锋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成了其小说语言的一种特征。例如，在残雪的《黄泥街》中，作者开篇介绍了如下事物：苍白的太阳、如破烂帐篷般的苍弯、燃烧着的鬼火、朽败的茅草、崩裂的墙壁、缩进地里的小屋、发疯般繁殖的白蚁、浮在空中的眼睛、冻麻木的蚁虫、咀嚼骨头的声音、凄厉的猫头鹰叫声、焚尸炉里的烟灰、正在腐烂的死老鼠和死蝙蝠……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蝗》《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等作品以天马行空的疯狂叙事极大地丰富了先锋小说的领域，而残雪则在《山上的小屋》《黄泥街》《蒼老的浮云》等作品中以冷峻的面孔和犀利的凝视还原人与世界的紧张对立。这一时期的先锋小说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莫言与残雪的创作中功利性因素相对下降，非功利性因素相对上升。但是，无论从作者创作层面还是读者接受层面上依旧以一种内隐的方式完成着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统一。

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反观莫言、残雪二人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的创作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通过对原初意义上并不美的意象进行极致化描述，目的是引起读者的特殊关注，将读者引入自己预先设定的写作期待中，而在读者方面，在作家的新意引导下对丑的事物进行观照，从侧面完成对真正优美意象的真切认知。而无论是读者方面还是作家方面，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辩证统一是焕发作品审美价值的核心因素之一。

我们以一种整体性认知的期待重新审视先锋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就可以发现，先锋小说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对西方“现代派”的被动接受与模仿，也并非完全意义上对经典现实主义的激进反叛。它既不像多数学者所定义的那样彻底地规避文学创作的功利性诉求，也不是仅仅依靠玩弄技巧来取悦读者的“悬浮式”纯文学。相反，先锋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发展动因和外在生成环境。如果我们站在文学史的角度，从文学整体发展的内在规律上统摄先锋小说的发展进程，就会发现它的发生与兴盛内隐着诸多文学功利性和非功利性辩证关系的因子，对这些潜在的内在规律揭示是科学合理地认知先锋小说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探寻文学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因素在先锋小说演变历程中的潜在作用，是摆脱固有评判标准的科学之路。

注 释

[1] 李志宏主编.文学通论原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2] 张学昕著.穿越叙事的窄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3] 谢有顺著.文学如何立心[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4] 卓今著.残雪评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