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迪

摘 要：文学作为再现日常现实生活的话语结构，展现社会大众生活方式和思想差异的一种文本。文学一方面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不能单独存在要通过文学家来创作，不可避免的带有文学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有着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一面；同时文学本身又具有自身特有的超功利性审美自由的一面，文学家与读者之间是通过灵魂与情感的交流来完成文学作品与受众者之间的文本对话。在世界文学多元化、自由化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学应当走向世界，这既不是迎合也不是征服，是将人类灵魂的文学传承后世。

关键词：功利性；超功利性；文本对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一、文学应当追求审美自由还是功利发展

文学自由思潮最早在古希腊萌发，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以17世纪洛克的思想为标志，中国的文学自由主义萌发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留学归来，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严复《论自由》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呐喊，开启了中国文学自由主义的一扇门，继而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1]，倡导人们成为完全自由的个人。在国家面临存亡时，文学的审美特性被忽视，把文学当作救国救民之良药，夸大其社会功利性。五四以后，中国的现代文学大体发展为两个方向，一种是左翼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以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为题材，另一种则是自由主义文学，以自由的人生理念和文化本体论为文学理念的一种追求。这种思潮既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也不赞成共产党的左翼文学，主张文学应该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自由不应与政治混为一谈，反对把文学当作获取利益的手段。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对文学自由主义观念最早阐述的是王国维。他认为文学是“天才游戏之事业”[2]，文学活动是一种游戏，在游戏的进行中是超功利性的，既不受到自然规律的强迫，也不受到理性法则的约束因而是自由的。游戏本身并不能成为艺术，要通过人的行为创造使其升华为艺术，而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艺术家的条件，虽然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文学，但只有具有一定天赋条件的人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学。其核心理论则是借鉴了叔本华的“生活之欲”的观点，他认为“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3]人只能像钟表一样往复于由欲望所衍生的痛苦与无聊中，惟有超功利的文学美才能摆脱这一苦痛存在的根源。文学应该表现人的本质，把创造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为文学创作的惟一目的，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舆论的武器，这就从根本上与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观点划清了界限。无论社会还是艺术家如果把文学当作获取功利的手段，那么最终只能导致文学失去其独立存在的自由和价值。

文学应该以功利性为目的来发展，还是应该作为独立自由的审美方式来发展，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来看，二者并非是完全对立分割的，文学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本体自由存在的意义，但是在国家民族存亡的时刻，文学如果无视民族变革救亡的意识只单纯去追求自身审美价值的完善，那么文学也势必不会得到继续存在的价值，势必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文学的存在必然离不开人的存在，无论是以哪种目的作为文学创造的条件，都必须通过人这一真实存在来完成。现代中国社会的新的文化氛围，决定了现代文学必须随时代的演变而不断调整自身文学结构和内容，承担新的历史空间下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因此，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日常生活本就有其功利性的一面和超功利性的一面，并不能说哪一方就是绝对的。

二、文学与政治谁征服谁

改革开放后对文学政策的放宽使文学发展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提出中国文学应当脱离政治独立发展，建立自身文学特性。这一观念的流行“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4]他们认为二十世纪是文学史的世界，那么就必须有别于政治作为独立学科发展，打破了文学史随政治分期而分期的壁垒，使文学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民族文学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文学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独立性，文学与政治是相互独立而分开的。这在日本尤为明显，日本文学的传统就是超政治性，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往往是冷漠的，这些文学者们往往就是单纯的文学家，而不用兼顾政治阶层。即使在今天的日本，把政治带入文学里仍被视为低俗。日常生活的超功利性一面，使得文学的创作发展转为无功利性的审美方向，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集中表现在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和受众者的阅读过程中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并不要求文学家和受众者得到利益的满足，文学接受是超功利性的精神享受，真正的文学无疑是美的，以审美的角度来说文学与政治是各自独立存在，但并不是绝对的独立，文学本身是蕴含着“政治的性格”。

综观历史，在中国从封建统治者、地主阶级剥削人，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三重压迫，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时，文学始终作为反映当时社会变化的特殊意识形态，即便是在当今社会，文学的创作也离不开时下政治格局的动荡，文学总是被一条无形的枷锁所桎梏，这条枷锁就是政治。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表，是人类生活中覆盖面最广、最普通的现象，每个人的行为、环境、命运都与政治有直接或间接的聯系，文学又是依附于人的存在而存在，那么政治就很自然地要对文学的产生有影响，文学家尽管潜移默化的淡化文学作品里的政治意识，却也仍旧在作品里有着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迎合当时社会的政治走向。另一方面文学又折射出政治面貌，文学也可以成为推翻政治的一把利刃。苏洵在《六国论》里论述了战国后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来告诫北宋王要需吸取历史教训，改变对契丹和西夏的妥协投降政策，以免重蹈历史悲剧。在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药》通过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才唤醒中国群众的愚昧，为社会的政治变革带来一剂强有力的药。

那么文学与政治，谁征服谁也就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而有不同的解释和关系。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每一方都在征服对方也被对方征服，这里的征服既可以是对对方的认同，也可能成为对抗性的，甚至产生二者之间的逃避、偏离、漠视的状态。征服的前提是要认同对方的独立存在，征服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在文学中有政治，在政治中有文学的一种相互渗透关系。从政治对文学的征服角度来看，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最有影响力的因素，自然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做出征服，将文学纳入政治的世界，文学自觉或不自觉对政治的这种征服做出认同或抵制；从文学对政治的征服角度来看，文学的征服是建立在审美超越性上来关照政治，文学不论是批判社会也好，还是颂扬社会也罢，都是从文学对政治的审美理想出发来评判政治，代表着对社会理想的高度完美化，因而在某些时期，文学会对政治做出否定性判断并以此成为政治变革的一把利器。这也就是美国从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征服策略转变为文化征服战场的原因。

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意味着征服世界

改革开放国力日渐强盛，文学家们借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开放的国策使中国文学有机会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不巧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全世界的文学阅读都走向了一个相对萧条冷清的阶段，以往看的报纸、翻看的书籍如今很多都以被网上电子阅读所以替代。尽管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骤然增加，掀起一股学习中国文学之风，但是中国推广到世界的文学作品依然是有限，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引领文学潮流的一大壁垒。就目前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文学还处于弱势的地位，首先缺乏对自己文学的自信，别人说好的我们就认同是好的，一旦别人说不好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作品，我们的文学作品是为了与别人交流，越是在不平衡的情况下越要保持我们对自己文学和文化的自信与信仰，如果自己都不能对自己的文学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又怎能期待受众者对你认同。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5]其次中国文学应回归现实，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结合在一起，莫言之所以能获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他不避讳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只有写到人的灵魂深处才能让文学绽放光芒。每一个文学家的作品，都是一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实现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不在场对话交流，只有读者阅读作品感受文本的灵魂才能实现文学的价值。

当前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文学将征服世界，坚持这一论调观点的往往是那些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又或许是因为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基于哪种原因，我却并不认同一种文学可以征服世界。埃及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埃及的文化也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而希腊化，而希腊文化被凯撒帝国占领后随之又被罗马化，最后又被阿拉伯人给伊斯兰化。尽管中国文学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与外来文学有了接触，然后到了晋、唐时代佛教文学的不断发展，使中国文学作为文化的一支分流部队把中国文化带到了亚洲，而且到16世纪开始逐渐走向欧洲，席勒还曾把清代小说《好逑传》改编为剧本。尽管中国文化和文学在18世纪以前还处于世界文学的顶端，但是这个庞大的封建国家还是把这个国家和文化的所有走向了衰落。马克思对此说道：“一个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对联式的悲剧。”[6]中国文化和文学都受到了严苛的考验，但也在这黑暗的夜空里，中国文学仍然发出新的呐喊使文学有了新的生存方向，那就是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和尊严。

近些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当下的主流文学似乎从为政治服务的角度转向为金钱利益，加上一些媒体的不健康价值观宣传，文学家受制于出版商和文化机构，使文学创作日趋低迷和庸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难题，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世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学要迎合世界文学的口味，也不意味着用我们的文学去征服世界，而是让那些人类灵魂深处的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作品能更为广泛的得到世界的认识，这不仅是了解中国的文学，也是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9.

[2]佛雏主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214.

[3]姚淦明，王燕主編.王国维文集上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16.

[4]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5]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3.36-37.

[6]德 马克思等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