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

“大师兄”王富仁

黄子平

因为是浩劫之后第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博士”，所以呀，广义地说，您是我们所有这些1980年代入这个行当的人的“大师兄”了。当面给他戴“纸糊高冠”，王富仁兄却不为所动，笑咪咪地吸烟，静静地瞅着这帮广义的“小师弟”有一搭没一搭鬼扯。忽然扯到他觉得有意思的话题了，好吧，一开口，一支接一支不抽完半包烟他停不下来。

有一种“正经八百”的学术研讨会，规定每人发言二十分钟，还剩三分钟打铃一次，还剩一分钟打铃两次。可想而知参加这种会富仁兄有多受罪，不许吸烟不说，刚开了个头，叮叮，打铃两次！有一回在港大开鲁迅研讨会，讲评的香港教授拿到富仁兄的论文，主旨深刻视野宏阔观点明晰逻辑严密，挑不出毛病，不知怎么讲评，只好从细节入手，说引鲁迅没注明出处。听会的学生们都笑说，鲁迅的全集都在王老师肚子里了，随手拈来注什么出处嘛。

1980年代初，我在《文学评论》上读到富仁兄博士论文的绪论，大为震撼。就好像在“正统鲁学”的铁屋子里，有个傻子搬了块砖头，咣咣地砸了个透亮的窗户。我们一伙“广义的师弟”都觉得，这篇论文宣示了几十年岿然不动的“正统鲁学”的终结。当然“镜子说”仍不脱反映论的思维窠臼，然而从“政治革命”转到“思想革命”，这就非同小可。他把《呐喊》、《彷徨》二十几篇小说，重构成一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系统，从立意到艺术，解析得那叫一个通透！——无懈可击。

后来“鲁学”又成为显学了，言说鲁迅的文章我就不太爱读。批鲁反鲁也好，捍鲁卫鲁也好，大都写得沉闷而无聊。富仁兄的长文也让人吃不消，但读到那些回忆他少时读鲁的文字，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是贴着生命的有温度的回忆。富仁兄说，在那谎言充斥的年代，唯有鲁迅的书是对我说真话的书，唯有鲁迅是跟我说真话的人。但少时读鲁也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富仁兄说，明明昨天你还是三好学生、学生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忽然你就看周围什么都不顺眼了，周围看你也什么都不顺眼了。用古人的话说，忽然你就有点“不可”一世，如是一世也就“不可”你。中了“摩罗诗力”的蛊，会活得很辛苦。凭着这一代人少时读鲁的经验教训，我对老钱钱理群去给中学生讲鲁迅，就颇有点腹诽——绝对误人子弟！高中毕业班的老师给学生们的忠告是对的：你的目标是考入北大去听钱老师讲鲁迅，而不是听了钱老师讲鲁迅去考北大。你这时候听得开心，然后别说考大学了，做人都很艰难。于是爆满的钱氏中学生鲁迅讲座，忽然冷冷清清，学生们真乖：这是好的。要知道，鲁迅的书有毒，说真话会害人。这一点鲁迅自己也说过很多次了，唯有“以说谎和遗忘为前导”，你方能依稀看见那条灰白的路从暗夜蜿蜒而来。

富仁兄对鲁迅作品的解读，那种细致绵密的条分缕析，我总是叹为观止。譬如他解说《故乡》的“悠长”，悠长的忧郁，以及忧郁之美。富仁兄说，直到结尾，这种忧郁的情绪仍然没有全部抒发罄尽。故乡的前途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需要人自己去争取的未来。它把对故乡的关心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把对故乡现实的痛苦感受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人们没有在结尾时找到自己心灵的安慰，它继续在人们的心灵感受中延长着、延长着，它给人的感觉是悠长而又悠长的，是一种没有尽头的忧郁情绪，一种没有端点的历史的期望”。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心里，这无尽的乡愁一如悲凉之雾，笼罩四荒。

然而，对富仁兄那些大框架、大论述，譬如大气磅礴的“新国学”论纲，我就有点望而生畏。在这一点上，倒是老钱钱理群对他有“同情的理解”，说，富仁兄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国学（民族学术）内部，长期被视为势不两立的各个派別，例如：古代文化（“旧文化”）与现当代文化（“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学院文化与社会文化、革命文化，联系为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建立自我和自我对立面共享的价值与意义，构造一个有机融合、相互沟通互助的“学术共同体”，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同存共栖”的精神归宿。——好吧，这两位大师兄都有这种爱用大词、大概念的雄心／毛病，对我这已经习惯于碎片化思维的人来说，只能敬而远之。我总觉得，“国学”无论新旧，一旦姓了“国”，就难免有垄断，有霸权，有科层等级的区分和压榨，所谓“共同体”无非是一种乌托邦空想而已。可是转头一想，你又会为这两位兄长的拳拳之心、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感动不已，并开始反省自己的犬儒和迟暮疲懒的心态。

五年前我到老家的嘉应学院访问，讲点“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之类的专题。富仁兄说，路很近啦，还不顺便到汕头大学来讲一次。嘉应学院跟汕大有密切的战略合作，派车送，这就第二次到了汕大。记得上一次是来开一个很大的学术研讨会，叫“全球化视野中的现代文学研究”什么的，题目唬人，参加人数也吓人，主持者富仁兄忙得脚不沾地，根本说不上话。这回从从容容，讲完了课吃潮州菜，傍晚到水库大坝散步乘凉。那时他的身体状态已经不太好了，却还很自豪地宣布：我戒了——戒酒不戒烟！那年香港的岭南大学有一个会，讨论老钱的新书巨著，想请富仁兄作为“同时代人”去参加发言。我说起香港的校园全面禁烟，而香港海关免税烟是十九支（也就是说，一盒烟你得在关外吸完一支才能过关，否则整盒收税）。富仁兄大惊失色，一脸坚毅地说：这样子啊，那我就不去了。我本想以香港的苛政为契机令他戒烟，没想到反效果是失去了在岭南大学与他再聚的机会。

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富仁兄叫车带我去澄海塔山参观一个博物馆。偌大的馆（分布在几个小山头），孤零零只有我们两人绕山而行。“碑廊铭史”，“石笔书史”，经了“焚书坑儒”的年代，创办者想用坚硬的介质来抵抗历史虚无主义，他们没想到“焚坑事业”及其手段，其实一直在进化之中。参观这样的博物馆，令人心情如同那些石块一般沉重。下山的时候烈日当空，富仁兄沙哑着嗓音说，只怕这样的博物馆，也办不了多久了……

那就是我和富仁兄最后的一次相聚。我心忧伤，如此悠长。

编辑/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