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 《国王与抒情诗》

岳 雯

不可思议的时间的色彩

李宏伟 《国王与抒情诗》

岳 雯

一切事物都泛出不可思议的时间的色彩。

——路易斯•阿拉贡

1

《国王与抒情诗》的异质性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初见端倪。

——20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意外去世。

时间，或者说关于时间的意识，是进入这部小说的通道

这里出现了鲜明的时间坐标——2050年。这显然不像以日常生活为原材料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下或者过去某个确定的时空，也不像科幻小说——故事发生在缥缈的未来。2050年，一个不那么遥远的未来，假如你我足够幸运，将活到那个年代，亲眼目睹将要发生的一切。现在，作为读者，我们深吸一口气，做好准备在小说里目睹一个似新实旧的世界的诞生：说它新是因为科技的日新月异似乎让那一时代的世界呈现出与今天截然不同的面目，但是，因为不太遥远，它与现在的关联又比我们想象得要深远得多。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国王与抒情诗》中呈现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共享了一个支点，同时又与现实世界构成了锐角或钝角关系。李宏伟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创造他的小说世界，必然包含了他对于时间以及关于时间所蕴含的力量的思考。由此可以推断，时间，或者说关于时间的意识，是进入这部小说的通道。

时间被明显标红，进而从小说中凸显自身，是在宇文往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作《鞑靼骑士》中。顺便说一句，在小说中包裹诗歌，李宏伟处理得极其妥帖而自然。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在国王、宇文往户和黎普雷三人构成的紧张关系中，如果说，国王可以通过帝国的文化历史、运作机制与构想来展现其思想，黎普雷是在对宇文往户死亡事件的追索中展现其个人魅力，那么，《鞑靼骑士》则是宇文往户情感与智慧的投射，也是与“国王”构成对峙的抒情诗的外化。一个诗人，只能在文字中成为他自己。这是李宏伟不容怀疑的信念。

零星的诗句散落在小说中，犹如石子投向湖面，荡起一圈圈涟漪。比如这一句：

领骑着亘古未有的大军，冲向沙粒的汪洋

要在夜晚虚无的靶心深处，拔下那只昨日之弓

疾速射出的，长达一百年的昨日之矢

在这里，出现了不匹配的时间量级。“昨日之弓”、“疾速射出的”、“昨日之矢”，却“长达一百年”。可以把“昨日”理解为隐喻意义上的过去、过往。那么，在漫长的时间之河中，昨日，可以是一百年。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日”是一种时间计量单位，“年”则是365个日的叠加。看上去，小的时间单位不能容纳大的时间单位，但假如人类获得了关于时间的自由呢？也就是说，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控制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在宇文往户或者说李宏伟的诗句里，他恰恰暗示我们可以挣脱这一时间观念的桎梏，通向更为开放的时间，于是，看似矛盾的一切至为融洽地在一起，那只昨天射出的迅疾无比的箭啊，用了一百年时间，才得以抵达今夜的虚无。

好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鞑靼骑士》中那条时间的河流。是的，看上去，这是一个十分老旧的比喻——时间如流水。孔子站在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河边的感慨，已然成为千百年来我们关于时间的感性认识。李宏伟并不打算在此应和这一感慨，他把它改造成为了某种时光机器。在此，新和旧又一次拥抱了彼此。但是，这时光机器也不像我们在科幻文学里所熟知的闪着金属光泽的“机器”，而且，最大的不同是，每一次时光穿梭，都不是主导下的行为，也就是说，骑士每一次渡过时间之河，并不能预期自己将抵达哪个时间点，过去或者未来，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命运，骑士只能在命运这只看不见的大手的挥舞下孑然独行。

我以为，这是李宏伟对于人在时间中的处境的根本理解。在他看来，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不再是时间线条上的一个工兵，只能亦步亦趋地向前不能后退，人有可能获得某种自由，在时间之中来回穿梭的自由。但这个自由是真的自由吗？显然并不是。人并不完全具备自由意志，而是像一颗上帝的骰子，被扔掷在何处，就从何处重建自己的人生。

事实上，在这部小说的本体部分，我们也能看清楚人在时间之中的处境。尽管小说将时间设定在2050年，但是，李宏伟利用空间的区隔，创造出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场景。

一种是未来时间，也是小说着力描写的时间情景——每个人都有移动灵魂（看看！灵魂这种从古希腊人到我们都说不清道不明并为此争论不休的存在，居然跟“移动”连在一起，成为某种工具性的物质），并通过移动灵魂接入意识共同体。等一等！这样的表述听上去有几分熟悉，移动灵魂难道不像我们现在须臾不可分离的手机，而所谓的“意识共同体”，根本就是互联网的升级版嘛。这么看来，李宏伟所想象的未来，并没有脱离今日之世界而变得无法识别，不过是今天的升级罢了。而在他所做的变形中，还能看到作者灌注的小小讽刺和轻微的笑声。但是，在他的书写中，还是能看到未来与今天的重要不同。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时间的数字化。在黎普雷扮演侦探角色查找宇文往户死因的过程中，线索之一就是对于资料时间的鉴别。李宏伟煞有介事地标识出几个不同的时间：宇文往户留在陶罐里面的纸的生产时间是2028年5月；正面宇文往户所写的“就此断绝。保重”六个字的时间是2029年9月。反面的字，也就是清楚写着二十一年后他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提纲的那些字的时间是2029年9月。作者甚至安排了宇文往户在末尾写下“29930”的密符，指向2029年9月30日，以此强化时间的数字感。此前，我们隐隐感到，人类对于时间的观念将发生重要变化，而此刻，谜底揭晓，变化不过是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不再感性化、具象化，而是更加抽象，完全数字化。数字，意味着剥去了时间所可能具有的感性形式，只留下准确到了极点进而枯燥的部分。仔细想一想，难道这一变化只发生在时间上吗？应该说，李宏伟描摹的未来时间，人类的一切都只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比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宇文往户，其作品也只是以数字的形式存在，只跟下载数有关。现在，你理解为什么李宏伟要不厌其烦地一一罗列小说中可能出现的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他甚至会精确到年、月、日、时、分，因为，只有在大量的重复中，我们才能深切感受未来世界数字化的冰冷现实。

将时间理解为一串数字，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丧失时间感。黎普雷在进入意识共同体，搜索宇文往户的过去而一无所获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意识共同体改变的不仅是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更在不动声色地刷新人们的时间感，让人更习惯更安于即时与当下，而逐渐抛开对时间的追溯与展望。”显然，这不仅仅是意识共同体带来的，而是对时间体验方式的变化带来的。当时间仅仅体现为数字的时候，人们是很难在数字上寻觅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因此被压缩成扁扁的一片，没有来路，也没有去处，除了飞速变化的数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宏伟书写的2050年，尽管看上去生活更为舒适便利，人们可以直接通过脑电波发送信号，快速便捷地提供和获得信息，与他人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于我而言，那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所在，因为，时间停止了。

所以，黎普雷必须寻找时间，或者准确地说，重新体验时间。这大概才是宇文往户安排黎普雷体验其葬礼的真正用意吧。

果然，小说行文至此，文风陡然一变，悠然、绵长，饱含着抒情的汁液，与整部书坚硬、透明的叙事风格大不相同。在这里，时间感是通过空间感体现出来的。黎普雷跟随宇文燃行驶了五个小时，“下午五点五十分，来到茫无涯际的宇文草原面前。”“茫无涯际”是对空间的形容，也是时间的暗喻。数字化的时间，是不可能呈现出“茫无涯际”的。黎普雷清楚，只有丢弃现代世界的一切，包括关闭，以肉体之身直接进入时间的疆域，才可能体验出时间的不同。可以说，在那一刻，黎普雷渡过时间之河，重新返回了古典时间。所谓返回古典时间，不仅仅是你体验到了时间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你将通过世间万物的应和来理解时间。

天黑之后，变化逐渐出现。天色完全暗下来，是晚上八点之后。这出乎黎普雷的意料，但等他在天上确确实实看不到一丝阳光带来的明亮，包括霞光时，他看了看表，是晚上八点十三分。天上的星斗也似乎在那个时间点，被一块大的丝绸掸去了蒙在上面的灰尘，亮度增强了许多，足以让他们踏着星光前行。阒寂星空下，马蹄落在干枯的草径上，踩进绿色尚存的草芯里，发出了枯草折断的干净利落的声音，再至汁液迸溅的湿润温婉的声音，使得群星满布的夜空呈现蓝幽幽的美。

真美啊。我不禁像黎普雷一样感慨。只有挣脱了数字化的时间，才能在古典世界里与自然坦然相对。自然向人类绽放神秘、幽美的一面，而人类，在自然的怀抱中重新体验时间的变化。星辰。太阳。光的转换取代了数字，标志着时间的变化。“天色也以无法界定确切时刻的方式转变，星斗之光后退，太阳之光上前。一进一退没有直接的交锋，都以云的通透程度来体现。”对于人类来说，古典时间是什么样的体验呢？一方面，因为摆脱了科技加诸人身的种种扩大或者限制，人的身心彻底舒展开来，感官无限活跃，能够感受最微小的事物。于是，时间被放大，每一个瞬间犹如被放置在放大镜下面，纤毫毕现。黎普雷的感受也是如此，“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都看得分明，可是完全无法连贯一气。”这固然是写一个人酒醉之后的反应，也不妨看作是一个适应了未来时间的人在古典时间里的眩晕反应。另一方面，因为瞬间被放大，时间变得极其漫长，或者说，因为在人心里留下的印记过于深刻因而显得漫长。但无论如何，时间因之而可感可亲，我们可以在此中安放自己。此时此刻，唯有诗歌能够表达这异乎寻常的时间体验：

天空有什么在落下？是你穿过时间的柔软墙壁

穿过玫瑰的萼片，穿过苜蓿紫色的衣冠

把十二点的凉意落在我的手臂上吗？是你定下闹钟

把我从一层层的身体里面剥开、唤醒？固执如你。

柔软。没错。在古典世界里，时间当然如墙壁，是某种阻隔。但是，因为人在古典世界里足够感性，因而时间也是柔软的，仿佛一双温柔的手抚过你，拂过世界，去领受那份“凉意”。但是，诗句里突然出现了“闹钟”，这一具有现代意味的物件意味着，最终，黎普雷将抵达现代时间。

李宏伟又该如何规划现代时间的空间场景呢？当大队人马沿着草原的土路行进，突然之间，一条通衢大道“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小说写出了从古典时间转换到现代时间的那种突如其来与毫无预兆。是的，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正在于，它以无可辩驳的时间性把现在与过去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古典时间的形象是茫无涯际的草原，那么，现代时间的形象则是空无一人的城市。城市，当然是属人的，是为了人的聚居生活而规划出来的。可是，小说里的不定之城却完全洗去了人的气息，“每一条街道都空空荡荡，街灯、红绿灯、栅栏、盲道、隔离墩，等等，所有这些现在仍旧或已然陌生的城市零件，比比皆是，知识统统洗脱了人的气息”。“整座城市就是空，空空荡荡，空旷如也。就像是丧失生命活力的老人一样，他并不再展现应然的可能性，可也决不被终结，被非他之物定义。”为什么一座为了人属于人的城市却失去了人的气息呢？李宏伟想通过这一悖论性的场景传达什么？这个问题暂且放下不表。这一抒情性叙写在黎普雷驱马来到平台处到达高潮。规划而成的废弃停车场显示出了人类理性所不能把握的一刻，透露出压抑的无处不在的神秘气息。在黎普雷的震撼中，我分明感受到了李宏伟的犹疑：该怎么去想象现代时间呢？或许，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很可能，他以为现代时间恰恰处于古典时间和未来时间的中段，既具有古典时间的神秘感，也具有未来时间的工具理性，因而呈现出中间物的特征。也就是说，现代，是持续和永恒的统一，是时间的裂沟。作为一个小说家，李宏伟明显感到了现在朝向未来敞开的那一刻，或者说，未来植根于现在的那一刻，人的存在方式将发生重大的改变。

2

当然，人并没有消失，在2050年。国王、宇文往户、黎普雷，包括警察李伟，他们依然在时间的帷幕下生活着。可是，他们属“人”的意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小说一开始的“科幻”设定中寻求答案。

意识晶体。自在空间。移动灵魂。意识共同体。这些词，是李宏伟虚晃一枪耍的小花招，还是确有深邃的意义？在李宏伟设想的2050年，每个人年满十二岁，作为成人礼，他/她可以被植入意识晶体。这是以国王为领袖的帝国文化这一商业公司的发明——“以移动灵魂为中介，通过意识晶体的捕捉与识别，个人接入意识共同体，与他人建立了直接的便捷联络渠道，所有信息的分享也直接在意识共同体上实现了。”也就是说，在2050年，除未满十二岁的儿童，几乎所有人都植入了意识晶体。

显然，这带来了人对于自我与他人关系、与世界关系的体验的变化。小说也直截了当地描述了这种变化——“想一想，有什么能比你的所有意识，你的意识见证、想象的一切都可以被捕捉到，随时可以回放、印证、确认更能让你有存在感？有什么能比你只需动念就能和朋友交流，你想要的信息可以直接通过意识捕捉来得更便捷？最关键的是，只要你不关闭移动灵魂，不退出意识共同体，你就拥有了和意识共同体上所有人共在的感觉。这种共在感不是幻觉，它实实在在，因为只要你呼唤，就一定有人回应，这个回应也一定是你最想听到的那种。”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共同体就是巴别塔，人类得以跨越语言的障碍、经济政治的不同直接以意识互联。意识共同体甚至被上升到“人类共同体”的高度。然而，所有的跨越都须得付出代价。对于2050年的人类来说，代价就是植入意识晶体。

李宏伟特意在附录部分讲了几则故事，包括孩子们欢天喜地植入意识晶体以庆祝成年，一个信息奴的自白、意识共同体上的交往故事以及在摘除意识晶体之后所带来的不适感。简而言之，他们的现实感，或者更极端一点说，他们的自我，都得通过意识晶体才得以建立。无怪乎小说中当黎普雷第一次见到宇文燃的时候就十分确定，她身上没有植入意识晶体，因为“她的双眼也是直直看过来”，“不像时常出入意识共同体的人，因为双眼调焦而无法更改这一下意识习惯”。可见是否植入意识晶体，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是我族类”的标志。

那么，植入意识晶体意味着什么？就在这部小说出版的2017年，人工智能突然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对象，起因是柯洁在对战人工智能Alphago中败北。另一个小范围谈论的事件是，机器人小冰出版了诗集。2016年或2017年，被人们称作人工智能元年。大家恐惧而又热烈地谈论着这一切，仿佛无数次在电影中上演的机器人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人工智能的威胁似乎迫在眉睫，可能的应对途径之一是实现人脑与人工智能融合。据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成立的公司Neuralink就是要把人脑与计算机直接融合。“马斯克希望‘脑机界面’能进行人类意识的实时翻译并将之转化为可输出的电子信号，从而可以连接并控制各种外部设备，用他的话说就是‘当你的念头一闪而过时，电视机或车库门便自动打开了’。”看，这是不是很像被植入了意识晶体的人类在2050年的情形。对此，有相关领域专家强烈反对，并质问：“你们知道如何防止人类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抹除吗？”其理由是，“我们的自然感官，主要是让我们接受认知性的信息，而不是让外来的控制信号随便侵入，这就为保护和维持我们每个个体的主体地位打下了基础”。

看上去，李宏伟似乎并不认为“脑机融合”就能直接修改人类的大脑，进而抹杀人类的主体性。但是，随着小说的逐渐深入，随着黎普雷对宇文往户死因的深度调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浮出了水面——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独立的个体，自我在什么意义上得以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宇文往户的死深深撼动了黎普雷，也撼动了作为读者的我们。一个诗人，一个对于时间有着敏锐感知，写出了《鞑靼骑士》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理应是对人的主体性有充分体认的人，却在颁奖前夕准备获奖演说的那一刻，才猛然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设计、被引导的，无论是人生，还是创作，甚至细致到获奖演说的提纲，都是多年前被预先安排好的，这真真叫人情何以堪！我承认，这个情节有电影《楚门的世界》的影子，但是，李宏伟的着力点不在被设计的人生上，诗，或者用李宏伟的话说，抒情才是他真正的关切。

国王”与“抒情诗”构成了张力结构：两者互相反对，又互相补充

正如这部小说的书名显示的那样，“国王”与“抒情诗”构成了张力结构：两者互相反对，又互相补充。在小说开始，帝国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就占据了核心的主导性力量。它掌握了对信息的控制权，通过对信息的控制、甄别、运作，从而达到在意识层面控制、操纵所有人。这与其说是李宏伟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不如说是对我们现实世界的描绘。当我们埋首于手机、互联网，并津津乐道传播其中的信息碎片时，我们怎么会警觉，其实我们已经被他者所驱使，久而久之，乃至于塑造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总是有但是，信息也有其理想化的一面，正如国王陈述的那样，“消耗语言的抒情性，最终取消语言的存在，以此实现人类的同一，实现同一意义上的不朽、不死，这不是我个人的妄念、狂想，这是人类的趋势。高度连接的信息让人类有了互通的可能，与他人深度关连，以信息将彼此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任何生而孤独的人都拒绝不了的诱惑”。不得不说，这正是李宏伟高明的地方，他显示出经过良好的思维训练所抵达的敏锐——在众人看到事情的这一面的同时，他能观察到月亮背面的情形。因此，国王与帝国，并不意味着道德意义上的邪恶，而是映照出李宏伟理性思考的路径以及深度。

左手是理性，右手是感性，左手和右手的互搏，使《国王与抒情诗》具备了大部分小说所不具备的思想的气质，以其独一无二的气质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鲜的成分。应该说，这也是《国王与抒情诗》最为迷人的地方

至于感性，毫无疑问，李宏伟借助于黎普雷这一主人公，统统投射到文字身上。比如，黎普雷对于帝国文化这一商业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字作为基本粒子，将是帝国文化运行的根本与核心”。这一观点不仅决定了帝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主导了国王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但是，文字何以具备这样的力量？或者说，我们要追问黎普雷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却发现只是茫然。我们能知道的是，黎普雷个人在情感上对文字十分偏好，他需要通过写字来平静自己的情绪，安抚自己的灵魂——“收集文字，把一个个原本陌生的字归置到身边来固然带给他完全的充实”。当然，李宏伟也借宇文往户之口道出了文字的意义——“你说，我每天和这些书坐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和字坐在一起？视之可见，听之可闻，抟之可得。这样一想，我倒是格外喜欢有些生僻字、怪字的书，每一个字就像一个物种，一个民族，不能消失、灭绝了。”这固然是对文字的某种哲理化说明，但还是没有说出文字何以成为人类未来核心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对信息，文字所背负的思想含量要弱一些，未能与信息构成势均力敌的力量。这也决定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中，国王的魅力要远远大于宇文往户和黎普雷。

问题是，李宏伟所描绘的人类的两种未来，仅仅是信息与文字的关系这么简单吗？我们换一种追问方式，信息与文字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符码？如果我们能想到，信息，特别是文字信息，大体上是各个面目殊异的文字，携带着不同的意义，手拉手站在一起，泯灭掉自己的个性，重新组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么形容，我们或许在慢慢逼近这部小说的真正内核。“国王—抒情诗”的关系，不仅仅是“信息—文字”的关系，更核心的是“个人—共同体”的关系。国王与黎普雷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国王追求的是人类大同，是磨灭了个人的共同体，是人类建立在无分别基础上的永生。而对黎普雷来说，有情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没有了个人的人类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是要人类还是要个人，这一分歧巨大而深刻，也是我们所有现实处境的根本出发点。

“自我追问与辩驳”，这个词在全书中出现了两次，暗示了《国王与抒情诗》的野心所在。显然，它并不像传统的小说，有人物，有事件，有场所。大部分时候，它是黎普雷的内心独白，以及与他人的对话。到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就纯由三个人的对话推动小说前进。当然，更不像类型小说，有固定的套路。它有些类似于黄德海所说的“思想实验”的性质，即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提取元素，再加以抽象化、纯化与绝对化，然后将之放置到某一非现实的实验环境中，想象两者的纠缠、碰撞与博弈。左手是理性，右手是感性，左手和右手的互搏，使《国王与抒情诗》具备了大部分小说所不具备的思想的气质，以其独一无二的气质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鲜的成分。应该说，这也是《国王与抒情诗》最为迷人的地方。

3

在叙事过程中，小说的重心发生了一次转移。起初，《国王与抒情诗》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外壳，黎普雷就像一个私家侦探，动用各种手段——思维的和物质的，寻找宇文往户的死因。然而，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一叙事动力逐渐丧失，答案自动显现出来。现在，小说面临寻找新的叙事动力的问题。李宏伟将之处理为帝国的继承人问题。国王、宇文往户，包括黎普雷本人都必须证明，黎普雷是国王最适合的帝国继承人之一。

何以证明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是真正的抒情诗。你写的时间很短，只用了七天。也过去了很久，四年六个月二十一天。但是这些哀悼十二诗人的文字，它们浓郁的抒情性，它们直接碰撞物质坚硬面的决心和力度，都体现了你本人身上的抒情性。帝国不需要一个冰冷的继承人，他一定要对抒情有充分的了解，最好他就具备抒情诗人的气质。对文字这一语言基本粒子有强烈的感知力，对抒情性这一人类基本的表达方式有独具一格的认知。这是现阶段帝国继承人的基本要素，你身上都有。因此，你是帝国候选继承人之一。

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以弃绝文字，消耗掉语言/文字的抒情性为己任的帝国，最终以抒情性为绝对指标，来选择它的继承人。这充分说明，李宏伟擅长以反转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在，所有人——国王、宇文往户、黎普雷都以正反不同的方式肯定了抒情的意义。那么，抒情何以担当此重任？

抒情究竟是什么？小说对此含糊其词。在小说的倒数二三个小节，李宏伟通过“说文解字”的方法为“抒情”立论。可以说，这两个小节也是全书立论核心所在。所谓“情”，就是“阴气。有欲。”所谓“抒”，就是“挹。表达。”关于抒情，存在于黎普雷心志之中——“个人也好，整体人类也罢，意识到结局的存在而不恐惧不退缩，不回避任何的可能性，洞察在那知道糟糕局面，却丝毫不减损对在那之前的丰富性尝试，不管是洞察还是尝试，都诚恳以待，绝不假想观众，肆意表演，更不以侥幸心理，懈怠惫堕。这种对待世界，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就是抒情吗？”说老实话，我很为黎普雷或者李宏伟这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怆感而感动。但是，关于抒情什么，我仍然不得要领。我只能猜测，从小说看，抒情，大约部分来源于关于死亡的某种体验。宇文往户和黎普雷，是具备抒情诗人气质的人。国王是如何设计宇文往户的抒情性呢？国王特意安排了乔伊娜，给宇文往户带来终生难忘的情感。这一情感必须通过死亡来强化。所以，在目睹了乔伊娜展现在面前的活生生的死亡之后，宇文往户必然走上了国王所设计的抒情诗人的道路。同样，我们对于黎普雷的个人生活所知不多，唯一确凿的是，他失去了杜娴并因而借酒精逃避一切。这失去，几乎就相当于死亡了。这还不算。宇文往户还特意要用自己的死亡来加深黎普雷对于抒情的理解。难道，死亡，是通向理解抒情的桥梁吗？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照此说法，抒情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文学所处理的疆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给黎普雷以启示，却从抒情反向思考问题的的阿尔法说出下面这番话的原因？“通向国王的不朽的路上，所有耽延人类的语言障碍物、文字绊脚石都来自文学，文学就是人类自身的病菌，抒情就是上帝驱逐亚当、夏娃时铭刻在他们身上的诅咒。”黄德海在关于《国王与抒情诗》的评论中概括了他对抒情含义的理解——“蔓延心智的瞬间集中。散乱情志的刹那聚合。尚未被创造出的存在。从未被体验的情感。不曾被照亮的心理暗角。并非理性的退场，是理性与所有感知加速运作的产物。快到倏忽，人们忘记了酝酿过程。无中而生的有情，对准那个时代人类的普遍困境，人人翘首以盼的抒情之诗。”

在李宏伟的词典里，抒情、审美、感性、文学大概是一个意思。我以为，他是抒情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么说的意思是，他对抒情或者语言/文字有一种信仰般的感情。他必须为抒情/文学辩护。有趣的是，为诗辩护这事，每隔一段时间，总得有人做一次。比如，之前，诗人雪莱曾经为诗辩护过，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文艺理论家锡德尼也曾经为诗辩护。现在，李宏伟以小说的形式开始了新的为诗辩护。我有一个奇怪的偏见，文学一旦涉及处理自反性问题时，一旦开始自我观照，总是显得虚弱。这大约是因为，无论多么雄辩，一旦开始辩护，那么，一定是被辩护的对象的合法性出了问题。需要重新确认文学的合法性。如此浩瀚的开篇，事关人类的未来，落脚点却还是落在了文学这一针尖上。

为诗辩护，还源于李宏伟面对现实以及未来的焦虑。在他看来，文学必须加入时代不同力量的对话中去，参与到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具体地说，他对信息社会的到来怀有深深的忧虑，试图以文学为罗盘校正其方向。这是文学朝向寒光闪闪的未来的一次尝试。李宏伟以孤绝之身，想象一种未来，并以他深爱的文字看见它，试图抵抗它。对，是抵抗而不是召唤。因为他看到的未来没有文学的容身之地。这样的未来，他认为不值得到来。然而，这种抵抗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姿态。作为同道中人，我深有同感，却也知道那不过是堂·吉诃德又一次对着风车挥舞长矛。

我以为，他是抒情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么说的意思是，他对抒情或者语言/文字有一种信仰般的感情。他必须为抒情/文学辩护

有这样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在《国王与抒情诗》中，作为小说最核心的一个构件，是宇文往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提纲——“一份写于二十一年前的受奖演说提纲决定了所有的判断，促成了所有的选择，国王据此断定世界趋势，往户以此认定意识共同体的发展程度。”在这份演说提纲里，提到了生活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于坚。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这部小说出版的2017年，于坚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并发表了一份获奖感言。他说，“写作植根于语言，何以仁者人也？因为语言。这种魅力无法祛除，它是一种古老的拯救，一种暧昧的抵抗。上帝沉默的地方，写作继续。……进步一直在通过各种确定性的技术驱赶着写作，但是进步永远搞不定，因为不确定意味着一种对物的超越，写作这件事来自每个个体心灵的深处，来自那种我们汉语称为灵性、灵魂的东西，来自比任何技术都更古老的语言，靠此，文明才一直照亮。……技术进步、细节的删繁就简、确定也许意味着方便，舒服。但是，技术无德。……说到底，写作是一种存在的依靠，诚实的守护，魅力的持存，好在的指认。写作是一种德行。”看，于坚真的是李宏伟的同道，或者说，所有诗人都是这么看待抒情/语言/文学的（别忘了，李宏伟也是一个诗人）？事实上，这也是一大批文学知识分子关于文学的某种想象。在他们看来，文学在时代的长河中时隐时现，但是，它是人类精神的底色，只要它在那儿，当一定的契机到来之时，它必然会发挥其作用。他们是文学的本质主义者。

然而，将抒情过分绝对化，却使得抒情丧失了力量。可以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比如，爱与善良大概也是与抒情一样，具有本质化力量的词汇。可是，在《三体》中，刘慈欣通过程心这一人物重新思考这一概念的意义。当程心以执剑人的身份面对三体人的威胁时，在最紧要关头，程心放弃了终极威慑，将整个地球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之后，她又说服维德放弃对太阳系联邦的抵抗，再次放弃了人类“生”的希望。毫无疑问，在人设上，程心是爱与善良的化身。她作出种种选择和决定的理由自然也基于爱与善良。可是，当刘慈欣想象未来的时候，他足够冷峻，能将爱与善良放在天平上，用作危机时刻的砝码，去衡量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面对抒情，惯于反向思维的李宏伟，却不能绕到它的背面，到了最后关头，他甚至让一直致力于清除语言抒情性的国王所代表的帝国文化，也开始正面肯定抒情之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仿佛是一场凶险无比的战役，在紧要关头，对峙双方却从战壕里走出来握手言和。这让我们在这部小说里时时流连于思维的火光四射，满心以为将会看到漫天烟花的人落了空。

是的，像我这样的怀疑主义者大概不相信有什么能具备至高无上的绝对化的力量，即使抒情也不能。对于时代而言，对于生命而言，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因此，抒情只有与一个个具体的时代发生关系，从中获得养分，才能构成张力。我曾经返回到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去寻找抒情话语的痕迹。在那时，抒情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形式，一种文学的表现形态，相反，抒情恰恰是在于“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复杂的博弈关系，从而不断扩大其内涵，生成其美学形态。抒情本身也面临不断自我更新的挑战。倘若没有不断升级，同时代发生能量交换，抒情最终会丧失活力，不再为时代提供解决方案。

今天，抒情，或者说文学自身面临着重重危机，就像李宏伟在小说里写到的那样，比如帝国文化在评估一个字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之后会采取清除行动，让这个字完全消失，这是文学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当文学赖以生存的元件消失之时，文学哪还有容身之处！再比如，帝国文化分析、提炼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模式、情感类型和语言结构，通过重复使用使之丧失活力，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文学的根本处境么。事实上，从文学的角度解决文学问题已经不再可能，需要社会，也就是帝国文化所代表的一极为之提供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帝国文化是抒情最大的敌人，但也是有可能让抒情走向新生的重要力量。或者说，国王行为本身，也是抒情一种。他对人类永生怀有的强烈愿望与坚决行动，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抒情么！

现在，通过《国王与抒情诗》这部小说，我们对李宏伟大概能看得比较清楚了。未来的事，他是用一个过去的人的感情来写的。于是，过去和未来，在他的小说里拥抱了彼此。他让我想起了《鞑靼骑士》中描述的一个场景：“一人一马漂泊四处，在到处闪着令人害怕的金属光泽的大地上，寻找再也回不去的蛛丝马迹。”

编辑/木 叶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