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的小城和宇宙
2017-11-13郭君臣
郭君臣
张楚的小城和宇宙
郭君臣
2014年,张楚发表过一篇散文《野草在歌唱》,讲了一个追寻梦想的故事,还有半个成长故事。
河北滦南县城,一个税务员,一个生产铁锹的工厂主,一个开广告公司的老板,因为文学梦想走到了一起。他们为此激动不已,“在小小的光亮里,你们发现了彼此,你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揣摩着对方,其实脚步早就不由自主地朝对方蹭去。你们知道,你们肤浅伤感的灵魂渴望对方的抚摸”。在这样一个县城有这样一种梦想,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安分,就像是种子落错了土壤,天空的雨露又遥不可及,工厂主L羞于当众显示自己写小说的梦想,它太怪异了,以至于像个玩笑,只适合藏在内心里,和二三朋友相互激越,然后在时间和生活的双重磨砺中消磨殆尽。广告公司老板老周则喜欢显摆自己是个诗人,“当我走在大街上,走在人群中,一想到我是个诗人,我就骄傲地留下了眼泪……”但生活那么艰难,人性有诸多弱点,这种超拔于生存土壤之上的强悍努力最终付出了代价,2005年老周看似高兴地过完生日后上吊自杀。税务员拒绝任何把这自杀合理化的解释,只是出奇地愤怒,“他太鸡巴懦弱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那个税务员就是张楚。他同样为自己的梦想感到羞耻和骄傲,只是不那么敏感剧烈罢了。一天晚上,三人在酒场上受了侮辱,羞耻、愤怒连通起多年来大片的失败彷徨、辛苦酸楚,他们“在街上抱头痛哭”,招来了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拄着破拐杖披着麻袋片观察着我们,然后也猫头鹰鸣叫般哀怨地抽泣起来”。这样的哭泣,张楚心中生发出的不是彻骨的人世寒意,而是同命相连、惺惺相惜的情谊。老周死后一两年,“我一篇小说都没写。我也没写过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文字”。
《野草在歌唱》再写老周,已是将近十年之后,这意味着张楚可以给老周和L一个交代了吗?2015年,在散文《孤独及其所成就的》中,张楚追溯自己的写作历程,“作为一个从来都没有自信过的写作者,我总是将自己隐身到一个自认为最隐蔽最安全的地方。多年后回想,这是多么的可笑。如果真的把文学当成一种信仰,那么他最应该做的,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平常的语速和日常的表情和朋友谈论着他的信仰。不卑微,不造作,不矫情,不伤怀。我很庆幸我现在做到了这点。对我来讲,这是多么缓慢的进化过程”。
这当然是一个交代,对自己的,也是对朋友的。有了这个交代,以往的痛楚和耻辱没有白费,那个税务员的故事化为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张楚有时会说写作是信仰,写作是修行,对他来说,写作是理想,也是调整理想和现实关系的途径。
既然希望已经潜入了人的心底,那有没有希望促成人达致幸福的道路
一
李敬泽有一段话评述张楚小说里的人物,“他的人困于此时此地,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姿势:向着远方。远方的朋友、远方的星星和冰雨、远方的工作和机会,或者仅仅就是不是此地的远方”。顺着李敬泽的话,扩展下去,可以说人永远困在“此时此地”,又总心怀希翼“向着远方”,两者的纠结自有人以来就是生活的基本主题。按照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里的讲法,希望原来打包在潘多拉的瓶子里,是诸神送给人类的灾祸之一,后知后觉的人娶了诱人的潘多拉,也惹上了瓶子里飞出的一万种灾祸,只有希望被盖在了瓶子里,留在人的心底,而这也正是天神宙斯的设计。因此希望究竟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很是个问题,尤其需要辨明的是,既然希望已经潜入了人的心底,那有没有希望促成人达致幸福的道路?赫西俄德的陈述干净利落,“永生的神灵在善德和我们之间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道路既遥远又陡峭,出发处路面且崎岖不平;可是一旦到达其最高处,那以后的路就容易走过,尽管还会遇到困难”(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9-10页,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张楚写出了人世间希望的复杂面相,写出了它初历险阻后的样态,也写出其达致一定高处的部分景致。
《曲别针》中,曾经的诗人,现在的铁锹厂老板李志国,喜好玩曲别针的技艺,无聊或倦怠之时常会折出些美好的图形,但这喜好和向往不过是无心面对混乱生活的一种消遣,他并没有打起精神认真对待愤怒的情妇,哭泣的妻子,以及恳求他回家的女儿。《草莓冰山》的男人差不多,买来妻子,渴望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可妻子出去卖淫,希望破灭,他自暴自弃,虐待女儿,最后带着女儿不知去向。《疼》里的希望更是虚妄,为了和无业游民马可过上正常生活,妓女杨玉英抛弃旧业,马可却想着放高利贷发财,杨玉英不同意,他便找朋友演了一出苦肉计,抢劫自己和杨玉英,结果杨玉英被杀死,这时马可才深深地感到了“疼”。
这几篇小说色调阴郁,写人世的悲苦和不幸,张楚不是向壁虚造,而是对现实敏锐的捕捉和凝练的表达,疾病、纵欲、偷情、谋杀、自杀、卖淫、买卖人口、虐待儿童、无耻、邪恶,张楚写出人心失序后那些幽晦而深广的领域,“恶很容易为人类所沾染,并且使大量地沾染,通向它的道路既平坦又不远”(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9页,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幸好希望深藏于人们心底,还能重新希望。
《长发》写踏踏实实的向往,“出发处路面且崎岖不平”。王晓丽离婚又盘算着结婚,希望有一个正常家庭,愿望卑微,要付出的代价却很大,她不得不容忍小孟和前妻的暧昧关系,又在卖头发筹钱给未婚夫买二手摩托车时遭到强暴,不过“那五百块钱还硬扎扎地暖着心脏,她的心就放下了”。付出的代价之大和希望的卑琐渺小,显出的是人生存境况的极度逼仄,但有什么办法呢,在绝望的境地中,人甚至需要以命相搏,才可能期望命运转机,《细嗓门》中的林红就陷在这样一种境遇里。她是个温婉的屠妇,早先希望找个可以照顾自己和妹妹的人,就顺势和流氓韩小雨结婚,从此坠进了人间地狱,丈夫虐待她,多次强暴妹妹,她忍无可忍,杀了韩小雨。这是《细嗓门》中若隐若现的背景,和前几篇小说不同,张楚没有渲染林红处境的阴郁和绝望,而是极力写林红挽救朋友婚姻时的奔波劳碌。张楚开始尝试写在污秽残酷生活中,人心的向往开出美好情感和行为的能力。张楚说这篇小说写得很艰难,艰难自有它的道理,这是以往小说边界上向外拓展的努力,更进一步可没那么容易。
进一步海阔天空,很快张楚就写出了有光彩的作品。2008年发表的《刹那记》,写长成少女的樱桃,知道了人世更多秘密,受到了更大伤害。之前张楚写过《樱桃记》,其中樱桃凭借悍然的青春朝气开始了一个女孩变为女人的过程,《刹那记》是这一过程的延续。这一次樱桃能够安然度过危机,得益于母亲和鞋匠继父深藏的爱意,特别是继父,他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樱桃压抑、阴郁、危机四伏的成长环境。他不过是个卑微木讷的鞋匠,哪里来的那么大能量?
小说主要写樱桃,字里行间我们约略知道鞋匠希望有温暖的家庭,父女相亲,夫妻相爱,他对樱桃很好,引起了樱桃母亲恶毒的猜忌、咒骂和厮打,他就忍着,还是对她们好。母亲看到樱桃怀孕的假相,曾想毒死他,明了真相后马上就释然了,之后是完全的信赖和依靠。小说最后鞋匠剁下小指,震慑住侵犯者,长久笼罩于家庭之上的恐惧、猜忌、麻木和冷漠,一扫而空,这个家有了相依相托的暖意。
在小说最初的版本中,张楚让鞋匠死掉了,编辑王继军说鞋匠身上有光彩,不能死,这个“不能死”提醒得好。张楚最终写活了鞋匠,让樱桃阴郁的青春世界有了乾坤朗朗之感,能写出人世这般刚健的色调,张楚的小说也就不一样了。
希望深藏于人们心底,还能重新希望
二
与之前的小说相比,2011年发表的《七根孔雀羽毛》明显世界大了起来。小说有两条线索,主线故事是宗建明的向往和努力,他决定重新做人,争回儿子的抚养权,担当起父亲的责任,也拥有父亲的尊严。因为这样的觉醒和决心,他听得懂李浩宇怪异的疑惑和思索,李浩宇说话常引用圣经,视人为宇宙里的细菌,关心这细菌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这是小说的副线,不连贯,只有几个场景化的碎片,却极大拓展了小说空间。宗建明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比作宇宙里的细菌,恳求曹书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些看似胡乱的比附和引用,把宗建明心底里向上的冲动和更高的秩序关联起来,上帝和宇宙成了宗建明向往和努力的背景。
小说中有一个隐喻,宗建明无端特别看重箱底不知从哪里来的七根孔雀羽毛,小说也以此为题,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很多猜测。考虑到小说里的宇宙和上帝,我们可以试着往高里说说看:对宗建明来说,它们是神示和天启之物,从它们那里,宗建明瞥见神性的光芒和自己的渺小,意识到生活的全部问题和困境,产生了提升自己的愿望。这么说好像把宗建明心里那点小火光说大了,他对七根孔雀羽毛刻意珍重的态度,正如他争回孩子抚养权的冲动一样,过于偏狭,非常像是任性,但它们仅仅任性吗?又不是,它们并不仅仅是欲望和情感的恣肆呈现,也是坚守、忍耐、牺牲和担当的领地,扩而充之,可以通向上帝和宇宙。看来,在这大小高低之间,宗建明的七根孔雀羽毛还有可以澄清的余地。
《夏朗的望远镜》,写对宇宙辽阔的向往并不就意味着生活的辽阔,夏朗的望远镜被他的岳父从阳台一步步撤到厕所壁橱里,他的生活也是,一步步成了自己家里的外人。《野薄荷》写两个为各自希望努力的人是如何相互伤害的,苏芸想筹钱给父亲治眼病,成了拉皮条的,丽梅傍大款,是要给弟弟买IPad,以免他去卖肾,结果金主不给钱,两人就把怨恨宣泄到对方身上。小说中有意提到苏芸父亲在反右和文革中的善德,更显出眼下时代人心的无序和偏狭。再就是《因恶之名》,直接涉及善恶问题,说屠夫郑京东想把女婿李国勇培养成恶人,其核心教义是“这世道,只有我比你更坏,你才怕我,你才敬我,你才会拿我当个人看”。他成功了,李国勇慢慢地把这条教义回敬给他,导致了家庭的悲剧,两人都得重新想想什么才是个人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张楚还是描摹人如何在悲苦和不幸当中希望,以及希望又如何参与了悲苦与不幸的制造,从而显示出人通向善德的路如何“遥远又陡峭”,又是如何“崎岖不平”。
摸清了漫长道路上的陡峭和崎岖,终于在《野象小姐》中,“七根孔雀羽毛”式的向往,生成为一段艰辛而美丽的故事。
小说中,“我”是一个乳腺癌患者,身体的残缺和对丈夫的猜忌让生活变得一团糟,其他病友也是,强颜欢笑,各有各的心事。肥胖的清洁工野象小姐能给大家带来乐子,她丑陋、愚笨,满是没心没肺的欢乐,但慢慢地她让“我”开了眼界,她称出自己的灵魂有五斤重,还告诉“我”灵魂可以“跳来跳去,在电线杆上跟麻雀唠嗑,在野地里跟田鼠抢麦穗,在马背上跟跳蚤讨论下届美国总统是谁”。这些把戏和言辞随着故事的展开,越来越加添了深沉厚重的力量,“我”发现她居然是酒吧里的红角儿,能激情澎湃跳钢管舞,还是默默养着一个脑瘫儿子的未婚母亲。于是,这个过客永远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印迹,小说最后,“我”在拙劣的痛风广告里,看到她傻乎乎花枝招展地扮演着病人,笨重可笑地扭起了秧歌,“舞着舞着她忍不住咧开大嘴笑了一下”,“那是我漫长、卑微、琐碎的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笑容”。这笑容有救赎的力量,小说里每当“我”焦虑不安时,常恍惚看见屋顶上有耶稣儿时的影像,他蜷缩在圣母玛利亚怀里吮吸乳汁,或贪婪,或焦灼不安,这个“无所不能的人”的力量和荣耀在哪里?显然它们在野象小姐的苦难中,在她的笑容里,也在“我们”各自艰难的生活里。
张楚说,“‘野象小姐’在电视里朝着镜头傻笑时,我的心仍然抽搐了一下。于是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老,对写作也没有厌弃和绝望”。在艰难的劳作中,张楚的文学向往容纳下越来越深广的人心,也达致高处,瞥见了神灵和宇宙。因此当朋友抱怨写评论没意思时,“我跟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有终极意义的?没有。所有的文明、科技、道德、文学,对洪荒宇宙、对时间而言,都微不足道,都等同于‘无’。可对于地球上的‘我’、‘我们’——这些卑微天真、热爱文学的生物而言,唯有写作能让存在感凸显。在白驹过隙的年华,留下让我们曾经为之唏嘘、为之流泪的文字,可能是爱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也是证实我们确实存在过的最好方式”。
拿宇宙比照自己的写作,承认自己的渺小,同时担当起这渺小,这就是在“用平常的语速和日常的表情”谈论自己的文学信仰吧,“不卑微,不造作,不矫情,不伤怀”。
三
大致划分一下,以《七根孔雀羽毛》等作品为界,张楚的小说有一个明显变化,之前的小说用张楚的话说,属于后青春期写作,大都是写自己生活经验,有意凸显生活的迷惘和痛楚,难免刻意和生硬,这时给他的作品贴上小城或小人物文学的标签,倒是比较准确。但从《七根孔雀羽毛》等作品开始,张楚显然从自己狭隘尖锐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看见身边人物的忍耐、宽容和善良,显出小城的喧哗和骚动,给人心设置更宏阔的时空背景或灵魂秩序。这时张楚已经可以说自己笔下的小城,“这个步履匆忙、满面红光的小城,无非是当下中国最普通也最有典型性的县城”,他的作品中洋溢的是眼下中国大地上躁动、重浊的时代气息。
还有一条线索。几乎与《曲别针》同时,张楚就在《旅行》中写出乡村祖辈们简单清澈的世界。小说里多是奶奶的唠叨和爷爷的沉默,几十年的辛苦艰难,眼前世事的诪张变幻,在这唠叨和沉默的映衬之下,少了许多乖戾之气,世事无常,但人心有常,爷爷奶奶有情有义,懂得忍耐、同情和牺牲,也知道担当、骄傲与尊严。张楚再配以春风细雨,草长虫鸣,大鸟星空,有声无声之间,尘世的苦难和人心的美好相互隐现,显得肃穆而庄严。
这篇小说的基底是张楚对祖辈和父辈的回忆,张楚有一系列类似作品,2006年发表的《苹果的滋味》,2014年发表的《伊丽莎白的礼帽》,写刚健明朗的母亲,他们在张楚的写作谱系中别具特色,构成了人心清朗有序的一极。张楚将其加以发挥,与笔下人心失序的世界纠结到一起是在《刹那记》,之后人心有序和无序世界的对峙,就成为张楚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
承认自己的渺小,同时担当起这渺小
《良宵》写一个曾是京剧名角的老人住到村子里,因想照料一个艾滋病儿童,不得不跟所有人决裂。《老娘子》写小城里的拆迁,为了应对强拆,九十岁的苏玉美不得不拿出当年对付日本鬼子时的果敢和坚毅。题材来自现实里发生的事件,背景是眼下“人越来越物质化和机械化”的时代,世事喧嚷,人心骚动,难掩城市和村落里正蔓延开来的冷漠和麻木。张楚让两位阅尽世间沧桑的老人与欲望恣肆、人情冷漠的世界激烈对峙,可谓用心良苦。两篇小说结尾都画面感极强,《良宵》是“孩子冰凉的小手紧攥住她榆树皮似的掌心”,《老娘子》中苏玉美则径直坐到铲车斗里,“然后,将老虎鞋放到离眼睛不到一寸远的地方,舔了舔食指上亮闪闪的顶针,一针针地、一针针地绣起来”。张楚写的是她们一世艰难铸就出的果敢坚毅、淡定从容的风度,也暗示出当下时代重建人心秩序的艰难险阻和漫漫长途。
不久前发表的《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在《创作谈》中,张楚说“人心的欲望无论肉体还是物欲都从未如此之赤裸与睚眦”,小说中那个房地产商人把家乡的河神都逼入穷途末路,可他因此倒有了更多向往,想能睡着觉,想继续赚钱,想搞更多女人,“想把想不清楚的事情都彻底想清楚”。但他怎么能想得清楚?“永生的神灵在善德和我们之间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道路既遥远又陡峭,出发处路面且崎岖不平”,这个房地产商人,以及自《曲别针》以来,张楚笔下所有那些任由欲望恣肆而又有创痛感的人们,都不过是站在这条道路的起点上。河神对那个房地产商人说,“靠想是没有用的”。
这也正是眼下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间的处境。那个房地产商人提到了宇宙大爆炸,说自己老是琢磨时间问题:时间的开端和终结,以及时间存在的意义。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将宇宙和自己混乱的欲望和生活的倦怠放到一起。人不过是宇宙里一个细菌、一粒灰尘,帕斯卡称其为“质点”,如果要和宇宙相比,人的尊严不在于向外求索,以图占据其“无法填充的时间和空间”,而在于向内求索,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提高了自己,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宇宙,并把它放在自己心里(参看帕斯卡《思想录》144-145页,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其间的距离既让人兴奋,又让人绝望。所以,就自己的写作,张楚说“我希望——无论四十岁、六十岁或是八十岁,都怀着一颗敏感的、柔弱的、歹毒的心,来赞美这个世界、这些恶光阴以及繁复人性在刹那放射出来的光芒和美德”。他是要一生都走在缩小人心和宇宙之间距离的路上。敏感和柔弱是逊顺,是容纳,歹毒一词用得妖冶诡诈,张楚解释却很素朴,说是“主动地防御、对抗”,是强悍地把世界奥秘纳入自己心灵世界的努力,于是在张楚那里,写小说成了“一场有关自我创造和自我追寻的没有终点的感伤旅程”。
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期待——那个税务员写作的故事会接着延续下去,生发为这个时代里一个更大的成长故事。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