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徐复观
2017-11-13李村
李 村
战士徐复观
李 村
鲁迅在中国现代史上,被称为“思想界的战士”。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若以战士的标准来衡量,徐复观同鲁迅一样,一生打过无数的笔仗,而阵仗之激烈、对手之强大,都远超过鲁迅。他留下的上千万字文章,除了几部学术性著作,其他都是有针对性的时论和政论。即便在这几部学术性著作中,他也锋芒毕露,不回避任何挑战。有些文章尽管不是在打笔仗,他也会设计一个“虚拟的对手”,凝聚思想的力量。正如刘述先所说,“他的文章必有对象在心目中才写得精彩”。所以如果鲁迅是战士,徐复观一样可以称为战士。
只是他既然如此好斗,处处以是非为判,必然会得罪许多朋友,树立许多敌人。以钱穆为例。1950年前后,他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时,钱穆是他最重要的作者。他在给唐君毅的信中说,“《民主评论》存在的价值,老实说,主要在钱先生、宗三兄和你三个人。”1954年7月钱穆六十岁时,他特意写了一篇《忧患之文化》,作为祝寿文章。将钱穆五年来艰苦奋斗,创办新亚书院的成绩,称为“乃此忧患文化之真诚实践”。其中还提到钱穆来台湾,“两次馆于余之陋室”,于“讲学应接之暇,与童稚相嬉戏”的情景,可见双方感情的亲密。
但是1955年8月,钱穆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中庸新义》一文,提出《大学》、《中庸》皆出于《老子》,而《老子》出于《庄子》,他看了以后,绝对接受不了这种说法,便写了两篇文章“就正于钱宾四先生”。他自认为在这两篇文章里,他话都“尽量说得客气,生怕有伤钱先生的尊严”。但是经过几次通信,他认为钱穆“对其思想甚为欣赏固执”,便放下情面,“在《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中,用‘以考据对考据’的方法,加以不甚客气的批评”。证明“从文献之关联上说,《中庸》一书之出于《论语》,实已昭然若揭”。
这当然让钱穆很没面子。从这以后,两人关系便逐渐疏远。1962年,他在“中西文化论战”中遭人构陷,被诬他收了国民党的黑钱,他发表文章《正告造谣诬陷之徒!》时,钱穆给他写了一封信,称他文章中的说法不实,“就穆私人自己记忆中,张晓峰先生实绝未和我谈起这些话,自然我也绝未曾和你谈起这些话”,要求将这封信“刊入《民主评论》”。他为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只好写了《三千美元的风波》一文,澄清事实的真相,两人关系的破裂也彻底公开化了。
像这样得罪朋友的例子,当然不只钱穆,不过相比之下,他树立的敌人更多。尤其在“中西文化论战”中,他因为对胡适不敬,“这一来,乱子可闯大了”。当时对他攻击最烈的,是台大的一个“特殊学生”李敖。他说,自从李敖出现后,“便一口骂尽中国文化,一口骂尽讲中国文化的人”,将论战变成了“骂战”。以至两年中不断有人告诉他,“李敖又骂你了”,而且不仅诋毁他的人格,还破坏他“全家赖以生存之职业”。称“连徐复观之流,都可以在大学中文系中滥竽充数,做黑牌教授,中文系怎么不完蛋?”“是其处心积虑,非达到陷害本人之目的不止。”
因此,论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很后悔加入这场论战。怀疑这些攻击、辱骂他的文章,“固出于胡氏第三代之手,然实皆其第二代之得意学生,亦实即发挥胡氏之心传者”,在背后鼓动这场论战、指使李敖作恶的,除了他这几年的论敌殷海光,还有被胡适称为“当代圣人”的毛子水。目的是利用胡适来打击对手,在教育界、学术界制造白色恐怖,巩固他们“低级的极权专制”。决定以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之对手”,也“决不写李敖两个字”。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这些怀疑尽管不尽属实,但是论战中出现的许多现象确有令人不解之处。首先,这场论战是由胡适一篇演讲引起的,1962年2月胡适病逝后,双方本来可以冷静下来,以免争吵下去造成两败俱伤。徐复观和胡秋原说,当时他们都通知了《文星》杂志,停止刊登自己待发表的文章,希望就此结束这场互骂。徐复观还“于悲恸之中”,连夜写了一篇悼念胡适的文章,对胡适表达歉意;称他这次对胡适“作残酷的谴责”,是“万分的不幸”。结果却适得其反,论战不仅没有停止下来,反而被推上了极端。
胡秋原认为,他们希望落空的原因,是《文星》为了商业和政治利益,不想及早结束论战,“要利用胡适之死来赚钱或扩大声势”。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杨树人在这时发表的文章,彻底改变了论战的性质,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杨树人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胡适病逝后,他在《追忆一颗大星的陨落》中,提到一个“严重的细节”,说胡适在病逝的前两周,有一次在谈起这场“文化围剿”时,曾给他看过一封信,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说:
当时我一面在看,他(胡适)一面在说,“信上说,×××,×××,×××,在某一天某一时间,在某一处开会,决定了几个步骤,最后的目的,要彻底打倒我胡适。”我知道情势严重,希望能冲淡他的情绪。可是经过他的解释,我立刻知道,这必然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实在的人写的,并且有实在的证据……
胡适说:“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于他们有什么坏处!”他的双目微微放大,透过他的眼镜,光芒四射,我好像觉得有股威力在逼人,我下意识在恐怖,这是巨星逝灭前一刹那的骤亮。
这明显在暗示,胡适的死是被人政治谋杀的。杨树人在写这封信时,当然知道后果的严重性,所以一再于文章说,他“不知道这些事现在应该不应该发表”。而文章发表后,也立刻有人提出质问,认为胡适“病发和死的责任,是不可以轻易加给任何人的”。他如果一定要写这篇文章,必须同时说明:1,“信中的三个×××是怎样的人?2,所谓‘开会’是怎样的性质?3,所谓‘打倒’是怎样的行动?4,假如开会是秘密的,那么密报又是怎样得到的?5,密报的真确性如何?6,写信的人是怎样的人?7,他的动机是什么?”而不能以这种“隐约的暗示”,“陷胡适之先生于不义”,造成“国家的分裂”。
然而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自北伐成功后,一直将“复兴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早在《中国之命运》中,便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弊端,就是“一般文人学子,对于西洋文化,袭取了糟粕和皮毛;对于中国文化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不知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德性,自有优秀与特长之处。而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尤为固有的民族精神所汇萃”。“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的最大隐患。”在这之后,正如徐复观所说,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又提倡阳明之学,提倡《大学》、《中庸》,得到许多国民党内外人士的拥护。这说明了国民党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
但是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徐复观代表的“中国文化派”却处于下风,甚至在国民党内也没有获得充分支持。相反,“西化派”阵营则不断壮大,有些人虽然不赞成西化,也只是反对“全盘西化”,以为在用词上不够周延,主张用“现代化”替代“全盘西化”一词。李敖在论战中更是威风八面、“暴得大名”,既成了社会瞩目的“明星”,也成为国民党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据李敖后来交待,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陶希圣、王德溥、李焕、陈诚都曾找过他,有人给他送钱,有人请他吃饭,有人与他推心置腹,说“你李先生还不到四十岁,你前程远大”。他利用国民党党史会的资料,在《文星》杂志上组织“闽变”专号时,任何人都明白这些档案资料“只有国民党的史料室或国史馆,才能提供出来”。所以据胡秋原说,当他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李敖“盗用文献”对他实行诽谤时,便有“若干中央与地方要人”出面干预,公然袒护李敖,“派人到法院干涉审判,便衣人员公开走到审判台上传递纸条”。
我认为,从这一点观察下去,就可以深入浅出,了解当时台湾政治的复杂性。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虽然通过“国民党改造”,恢复了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但文化和教育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自由派”手上。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在文化上主张西化,在学术背景上以“北大派”为核心,利用陈诚与蒋介石的矛盾,于党内外结成庞大势力。不过,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患得患失,“不敢明目张胆地高唱自由民主”,便把政治立场隐藏在文化立场上,“回到打倒孔家店的老路上去”。“对于凡是出自祖国的文化遗产,无不一笔抹杀,一脚踢开;若听说有人经过研究的结果,而提出在祖国文化遗产中,尚有某些价值的结论,便要运用各种口号、势力,去加以诬蔑、仇恨。”“只在用一切方式,证明在中国历史中,没有一样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国民党员,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时候,在阴沟里躲得深深的;在要挖中国文化的根子时,却欢欣鼓舞。”最直接的事证,就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文星》杂志,后台老板就是国民党中央评议员萧同兹。文星书店的董事会,可称是国民党内的“兄弟会”,黄少谷、端木恺、魏景蒙、邵华等国民党要人,都是《文星》的股东。
所以他加入论战后,就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几个“西化派”学者,而是“一批钱多、势大、人缘广的某种恶势力”。他既已脱离了国民党,失去“当局多年爱护他的情分”,在学术界又没有任何帮派作后援,经过这场论战势必“完全陷于孤立”,“在政治上孤立,更加上学术圈里孤立”。后来果然如此。论战只进行了半程,许多同事、朋友就对他一反常态,连一些平时当着他的面“以维护中国文化自命的”,这时也改了腔调,“能写文章骂的便写文章骂,写不出文章的,便不断向我发动匿名信的攻势”。甚至有些“交情较好的朋友,此时望见我,便远远地避开;总角之交,特别上山来对我提出警告”。总之,“这一年来,里里外外,要合力把我一棒子打死”。
这些还是小事。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民主评论》失去经济来源后,很难再办下去。《民主评论》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他在“奉化蒋公”的支持下,在香港创办的一家刊物,后来的宗旨是将《民主评论》“转向专谈文化问题的方向”。原因是他在这几年,发现许多知识分子精神上已经“殖民地化、买办化”了。他们打着宗教、科学与民主的旗号,“把一切罪过都推到祖文化身上”,认定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只有通过他们所转手的洋货,才有其生存的价值、权利”。
特别是他去东海大学任教后,看到这些人在教会大学的环境里,精神蜕化得更快,真是“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无论当校长,当院长,都形同于办洋务,已经“没有了精神属籍”。为了抵抗这种逆流,“《民主评论》只能挺身而出,为中国文化伸冤,为中国人伸冤”。告诉大家“不要以做一个中国人为可耻,不要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可耻”。
但是“谈文化问题”的宗旨确立后,在过去支持他的人里,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刊物的经费也开始出现问题。1956年5月,张群以公函通知他“已经与教育部张其昀部长商洽妥当,对《民主评论》的支持,改由教育部负责”。他说,从这以后,《民主评论》便“从此左支右绌,摇摇欲坠”。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故事:1957年6月,他在台大医院住院时,钱穆告诉他,张其昀“决定从某一种基金项下”,拨三千美金给《民主评论》,届时由钱穆代为转交。不料“当时与教育部有关的刊物,正作对自由主义的攻击”,他为了声援胡秋原,抱病写了《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说明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不能反对自由主义”,发表在当月的《民主评论》上,结果“三千美金从此便没了消息”。
“中西文化论战”后,《民主评论》的日子更不好过。特别是他为了《正告造谣诬蔑之徒!》,不计后果,讲了上面这段故事后,彻底得罪了张其昀。《民主评论》求生无路,告贷无门,只剩下“明日停刊,后日停刊”的问题。他在《三千美元的风波》里讲完《民主评论》的辛酸史后,说他已经与唐君毅、张丕介商量,“古今无不散的宴席,不如干脆早日关门,以待他日的机缘”。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民主评论》虽然又维持了两年,但是他承认,“从《民主评论》的停刊来说,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奋斗,可以算是失败了”。
但是这些打击和失败,都不会改变他的性格。他在许多文章中说过,他自创办《民主评论》以来,“我的工作,都是要在中国文化中为民主自由开路;在中国文化中,注入民主自由的良心理性”。将争取民主自由,维护中国文化,作为一生的道德责任。因此他敢于说,自己虽然“树立了不少敌人,但从来没有为个人的私利而树了一个真正的敌人”。如果有人想以“敌人多”来威胁他、改变他,徐复观则毫无畏惧,“连哂之以鼻也不屑了”。这俨然像孔子在遇难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
他这种刚毅强悍的精神、当仁不让的性格,都给他带来许多敌人,也赢得许多谅解。他和一些人虽然观点不同,思想各异,却可以“一面做敌人,一面做朋友”,甚至在相互结怨、绝交以后,能够尽释前嫌,化敌为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殷海光。1969年殷海光病逝后,他在《对殷海光先生的纪念》中说,“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我遭遇的最大的麻烦,多半与殷先生有关”。二十年的恩怨,可见两人相识之早,相知之深。他说早在1944年,他在军委会任高级参谋时,就在同乡、同事夏先生家里,遇见了殷海光,发现殷海光语言“简洁有力”,文章“挺拔振踔”,很合他的脾胃。两人从此便常常来往,彼此都非常投契。想不到来台湾后,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大,殷海光竟由“我的朋友”变成了“我的敌人”,直至相互敌视乃至仇视的程度,达到“彼此一想到就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尤其在“中西文化论战”中,他怀疑李敖的横行无忌,“在后面指挥的是海光”,更将殷海光视为平生的大敌,心里有说不出的厌恶。
不过,两人除了相互敌视,还有相互欣赏的一面。用他的话说,每次见面经过一番尴尬,就会“彼此大谈大笑,谈笑得恣肆猖狂”,简直是旁若无人。而且“尽管彼此的话,都有彼此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但彼此生命的躯壳,常常被彼此的谈锋所拨开,因而闪出彼此生命本质的精灵,随着谈锋而相互照射,便自然而然地发出一阵一阵的、可与孙登长啸相比的大笑。这一点,海光只能得之于我,我也只能得之于海光”。似乎双方的一生,都是为对方而存在的。所以1967年夏天,他在香港接到金耀基的信,得知殷海光刚刚做完胃癌手术,发现“癌菌已经散布开了,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寿命”后,立时陷入悲痛当中,不顾殷海光愿意不愿意接受,托金耀基代他送去三千元医药费。
他对两人关系的体认,决不是他单方面自作多情。殷海光病逝前不久,曾请陈鼓应笔录,口授给他一封信,其中也用同样的笔触,谈到彼此的关系。说两人“相识二十多年,先生为光时常提到所厌恶的人物,但亦为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这种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荡而成”。他还从哲学上为两人的存在做了定义:“一个时代创造力的源泉,也许辩证地孕育在这一歧异当中吧”。
而最让他难忘的,是殷海光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他一次去看殷海光,殷太太告诉他,殷海光已经“不能讲话了,讲话后就会增加痛苦”。但是殷海光知道他来了,却坚持地表示:“徐先生来了怎能不说话。”然后断断续续地说:
牛顿曾说他的成就,主要是他能站在巨人的肩上。你和唐先生、牟先生,对中国文化都有部分的成绩,但在站在巨人的肩上这一点上,还嫌不够……中国文化,不能凭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第一是不能凭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观念把许多人导入歧途……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的,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这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他说,他听完这段话,心里异常酸楚。因此,得知殷海光的死讯后,长时间绕室徘徊,感到无限的寂寞,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既念逝者,行自悼也”。他还在文章中将他与殷海光的关系,比作庄子与惠施:“《庄子》一书中有几篇重要文章,皆以与惠施的辩论或对惠施的批评收尾。但当惠施死后,庄周却深痛‘臣之质亡矣’。”他说他在殷海光死后,“才真正体验到庄周的心境”。
当然在他的朋友里,也有人对他不以为然。不理解他与殷海光何以既“经常相争,然也往来不绝。”认为“贤者(当)仰而自高,不高则道不尊”;他这种宽容的气度,未免“游戏人间”,很容易被人轻视和利用。例如他与李敖打官司时,请李敖去了一次咖啡店,这件事便被李敖大做文章,用来往脸上堆粉,说他在喝咖啡时“说了一段真心话”:“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一定比我们都好。”这让好多朋友看了替他难过,劝他应该学习鲁迅,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这种宽容阔大的气度,代表的是他人格的磊落。他在《正告造谣诬蔑之徒!》中说,他对待朋友的态度是:“讲自由民主的,是我的朋友。维护中国文化的,也是我的朋友。若是讲自由民主而反对中国文化,或维护中国文化而反对自由民主,我愿和他一面做朋友,一面辩论;因为我深信,只要是一个诚实的人,二者之间,总会把他打通的。”他与殷海光的关系,正是这段话的写照。殷海光病逝前,曾在病榻上告诉陈鼓应,他两年来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来自三个原因:“一,他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二,他的学生张灏;三,半个徐复观。”因此,正如杜维明所说,“假如不是因为徐先生的关系,许多人不会对儒学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对儒学有一种强烈的排拒和抗衡”。是徐先生的人格,“使这个淡泊的儒门热闹起来”。
所以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既正直耿介,嫉恶如仇,同时也宽洪大量,对人一片热诚。无论遭到怎样的误解,只要对方稍感歉疚,稍示善意,他都会不计前嫌。即使像鲁实先那样对他恩将仇报,“每天上课开头五分钟骂徐复观,下课再骂五分钟,还是骂徐复观”,声称“非要把徐复观骂走不可”。他接到了鲁实先的道歉信,两人立刻言归于好,再无半点芥蒂。就我所知,希望与他和好而遭到他拒绝的,应该只有一例,那就是梁容若。
梁容若曾任北师大讲师,去台后任职《国语日报》。1958年,徐复观任东海大学国文系主任后,请梁来东海大学任教。梁容若去东海大学后,两人最初关系很密切,彼此互相推奖。梁容若曾送他一副对联,“王阳明关家国兴亡,名山立教;杜工部为苍生歌哭,元月诞生”,将他比作王阳明和杜甫。他也为梁容若编选的《古今文选》写过序文,对文选评价很高,称“容若在语文方面的造诣,比我高明得太多。他通过此一完整的文选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不仅我个人自愧是全等于零,恐怕在同时的行辈中也很难企及”。
但是不久之后,两人的关系便开始恶化。1960年,他决定辞去系主任职务,推荐梁容若接任时,发现这两年中,梁容若对他一直口是心非,表面上曲意奉承,背后却极施暗算,“不断地在校当局面前破坏我和学校的关系,并挑拨我和同人的关系”。还经常在课堂上散布:“徐先生有特识无常识”,“中国文学史知识,只有我三分之一”,打击他在学生中的威信。他知道了梁容若的这些活动后,虽然没有收回前议,还是同意推荐梁容若做系主任,但是两人的关系已经很难复原。他说,梁若容当上系主任后,他发现梁容若还是积习不改,曾两次向梁表示:“最好大家此后不要来往。”最后都是梁容若带着妻子、女儿,来他家里赔礼道歉,他才勉力谅解,同意维持过往的关系。
两人最后绝交的原因,是1967年10月,梁容若的《文学十家传》获得中山艺术创作奖后,张义军在《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揭发梁容若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曾参加日本情报局外围组织“国际文化振兴会”举办的征文,以《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为题,发表了大量汉奸言论,把日本人的侵略和屠杀,称作是中国人宣传反日、抗日的结果。最终获征文的第一名,得奖金三万元。张义军在揭发了上述事实后,质问政府何以将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奖金,颁发给这样一位“文化汉奸”?他看到张义军的文章,立刻为文响应,在《新闻天地》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要求中山文奖会公开说明:“梁某有何文艺创作?或在学术上有何新发现、新成就?推荐人及审查人之考语为何?”
梁容若针对两人提出的质问,先在《台湾日报》发表谈话,之后又给《中华杂志》主编胡秋原写了一封公开信,为当年的“状元文章”辩解。他说他当初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参加征文,而是投稿给《斯文》杂志,结果“为盐谷温教授拒绝”了,最后才不幸被当作征文发表。他还解释说,文章在发表时已经被做了改动,有些地方不是他的原意;而且改窜后的文章是译成日文发表的,读者范围很窄,“一般中国人既看不到,有什么恶影响可言?”
他看了梁容若的辩解一时更加愤慨,又连续写了两篇文章,《以事实破谎言》,其中有些话说得十分尖锐。他不顾同仁的劝解,直接将梁容若称为“汉奸”,说“汉奸是一种无耻到极点的人。他的特性,一方面是以一切阿谀的手段取得私利;另一方面则必与正人君子为仇敌,有‘浸润之谮,肤受之愬’的方式,不断地对正人君子加以中伤诬陷,使正人君子不能立足,由此心彻底泯灭他自己良心的谴责。所以汉奸所到之处,必定伴随着腐蚀与混乱”。他这些话显然不是在做泛泛之谈,而是借题发挥,暗指梁容若在东海大学的行径。
所以他在这段话之后,特别“追溯”了一段两人的历史,证明这位“文化汉奸”在东海大学这几年,因为作恶多端,已经将周围环境破坏殆尽,“同人间互相约定,和此公不相来往”。据说,梁容若看了他这篇“檄文”,脸色苍白,“几至垂泪”。于是也以牙还牙,在《文坛》上发表了《我与徐复观的故事》,说徐复观为人阴险至极,早在几年前就知道他有这段“惭史”,派人到中央党部图书馆将“文章用照相照出来”,作为随时“威胁他的武器”。从这之后,两人便大开笔战,相互揭发、相互叫骂、相互丑诋。俗话说“相骂无好话”,两人的是非曲直,这里没必要细谈。值得说明的,反倒是校方的态度。
据徐复观说,两人发生冲突后,校方最初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劝梁容若“以后不要在课堂里向学生讲这些事情”,同时也劝他在“答复了汉奸的一篇完全说谎的文章以后,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但是不久以后,“汉奸的行情便一天天高涨”,校长吴德耀写信给他,“不承认有所谓汉奸与非汉奸之别;并在事实上,常站在汉奸一边”。教育部长张其昀也出面袒护梁容若,写信给梁容若说:“弟意此文并非对国家民族有大不利之处,而且确有若干见地。今日读之,仍有反省之意义者。”他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写信向校方抗议,要求学校召开一次临时校务会议,由他和梁容若公开对质。他允诺在对质时不做任何谴责,只问梁容若:“这一说法,是不是说谎?”“那一个故事,是不是说谎?”“只要把他在小册子中所说的谎,当大家证明出来,便算完事。”
他的这个要求,校方当然不会同意。最后决定对两人做一致性处理,既不再聘任梁容若,同时也强迫他退休,离开东海大学。这种处理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有轻重之别。解聘是各大学最常规的人事处理,而“强迫退休”则有驱逐之意。这也再次证明了在蒋介石统治下,台湾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依然牢不可破,掌握在自由派手上,教会大学则更不待言。他们平时虽然奢谈民主,但是顾及台湾历史的敏感性和特殊性,不愿谈及汉奸问题,更不愿意将汉奸问题扩大化。
当然,这些话都说远了。1969年6月,他接到校方“强迫退休”的通知后,在《中央日报》登了一则启事,谓:“本人为维护民族之荣誉及学术与大学之尊严,年来曾参加反文化汉奸及反学术欺诈之行列,以求良知良能之所安。今日接吴德耀校长通知,以本人上述行为,‘影响校风’,强迫退休,求仁得仁,实符私愿。一俟此间作一了结,即移居台北,闭门著书。”只是“闭门著书”谈何容易?他离开东海大学,很快就发现他“对政治与文化的看法,以及作人上的不够圆到”,已经让他在台湾走投无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移居台北后便有人告诉他,教育部知道他要来台北,早就严阵以待,“四处打电话”通知“千万不可找徐某教书”。这使“平日许多很亲近的朋友,见面时脸上的表情自然冷淡下来,过去要我为他写文章或教书、演讲的也都绝口不提了”。十四年前,他去东海大学任教,本来是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推荐的,可是这次落难台北,台大哲学系想请他每周兼课三小时,却“给沈先生反对掉了”。商务印书馆请他做总编辑,“也因某单位的指示而又告吹”。而“某某部的陈姓主任秘书,在酒会时心花怒放地对人说,‘这会算把徐某整下来了’”。
不过《庄子·齐物论》中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故可谓“其成也毁,其毁也成”。他在台湾遭遇的困境,反而成就了他晚年的事业。他离开台湾去香港后,在长期的殖民地生活中,无论对民主自由还是中国文化,都有了比从前更深刻的认识,真正体认到缺少中国文化的自由民主,不是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而缺少了民主和自由,中国文化也不可能复兴。从此彻底放下党派的成见,将眼光放大到国族的命运上。而正是这种升华和转变,完成了他在新儒学上的崇高地位。
老实话,十几年前,我开始接触徐先生的文章时,并不喜欢他这种冲动好斗的性格,认为学者一生以学问为旨归,在做人上不必如此竣急,更没必要为了琐屑之争,浪费太多精力和时间。乃至“开罪一些不一定需要开罪的朋友,同时也未免得罪一些未必值得得罪的人”。直到近几年来,才逐渐理解他的心境。在感觉生活沉闷,精神压抑的时候,总会将他的几本书找出来,痛快淋漓一番。
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经常看到一个幻影,在天明时投袂而起,持枪出门迎战。我初以为是鲁迅,再仔细看,哦,是徐复观。因此在文章的最后,我还要将前面的话重复一遍,如果以战士的标准衡量,鲁迅是战士,徐复观一样也是战士,甚至是更伟大的战士。
① 刘述先:《经师与人师》,《追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② 《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页。
③ 徐复观:《三千美元的风波》,《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186页。
④ 徐复观:《按语〈参加台湾大学毕业典礼有感〉》,《徐复观杂文补编》,第1册,第563页。
⑤ 徐复观:《对李敖控告诽谤向台中地方法院所提答辩书》,《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279页。
⑥ 徐复观:《中西文化问题》,《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190页。
⑦ 徐复观:《按语 《如何发扬学术讨论的精神》,《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555页。
⑧ 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交往集》,第122页。
⑨ 徐高阮:《勿陷胡适之先生于不义》,《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地平线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⑩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湾正中书局1953年版,第71-73页。
(11) 徐复观:《一个伟大的中国的台湾人之死》,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第134页。
(12) 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友谊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13) 徐复观:《文化讨论与政治清算》,《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211页。
(14) 胡秋原:《不可糊涂以养痈》,《中华杂志》第4卷,第11期(1966年11月)。
(15) 徐复观:《这是“中国人要堂堂正正作为一个中国人而存在”的象征》,《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16) 徐复观:《中国文化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504页。
(17) 徐复观:《正告造谣诬蔑之徒!》,《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175页。
(18) 徐复观:《徐复观文录自序》,《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第199页。
(19)徐复观:《一个伟大的中国的台湾人之死》,《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第134页。
(20) 徐复观:《这是“中国人要堂堂正正作为一个中国人而存在”的象征》,《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第177页。
(21) 徐复观:《这是“中国人要堂堂正正作为一个中国人而存在”的象征》,《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第177页。
(22) 徐复观:《义理与考据之争的插曲》,《学术与政治之间》,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44页。
(23) 徐复观:《正告造谣诬蔑之徒!》,《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174页。
(24) 徐复观:《〈民主评论〉结束的话》,《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第185页。
(25) 徐复观:《正告造谣诬蔑之徒!》,《正告造谣诬蔑之徒!》,《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174页。
(26)徐复观:《以事实破谎言》,《正告造谣诬蔑之徒!》,《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383页。
(27) 徐复观:《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伟大贡献》,《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416页。
(28)(29)徐复观:《对殷海光先生的纪念》,《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第188页。
(30) 胡秋原:《回忆徐复观先生》,《追忆》,第39页。
(31) 徐复观:《痛悼吾敌,痛悼吾友》,《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第181页。
(32)杜维明:《徐复观先生的人格风范》,《追忆》,第183页。
(33) 徐复观:《答〈文化旗〉编者的信》,《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第428页。
(34) 徐复观:《感逝》,《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第237页。
(35) 蔡仁厚:《敬悼徐复观先生》,《追忆》,第144页。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