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论吕思勉的民族史研究

葛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吕思勉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民族学研究上，成果丰富。文章对吕思勉的民族史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疏理，介绍了吕思勉民族史研究的学术渊源，叙述了吕思勉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理论。吕思勉的学术研究方法值得继承和发扬。

吕思勉;民族史;考据;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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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思勉民族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吕思勉对于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丰富。有两部专著，若干读史札记，专门论文以及在通史或断代史中有一部分也是涉及民族史的。

(一)民族史专著

吕思勉的民族史专著有两部，即《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国民族史》主要介绍了12个民族，即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羌族、藏族、苗族、越、濮族、白种诸族兴衰的历史。除了白种诸族，其余11族分为三派介绍：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为北派；羌，藏，苗，越，濮为南派；而汉族居其中①。由此可见，吕思勉划分民族的标准，就是以汉族为中心，按各民族所在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各派民族。如在汉族以北的主要民族，均被划分为北派。

《中国民族演进史》一书，从纵向上总结了中国民族演进发展的历史。本是为当时的中学生所编写的教材，所以内容通俗易懂。整部书把民族的定义、起源，民族融合的过程，都叙述得很清楚。这部书也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文化决定论的进化史观点。当然也有它的编撰原则：“一国家中，包含数民族的很多。既然同隶一国，自然该特别亲近些；自然当力谋团结。——其实只要没有阻碍他的事情，他也自会亲近，自会团结的。——自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实为两民族的真相。”②这本书力求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和理论，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讲述历史的同时，不会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而篡改历史，以便让中学生能够读懂，能够接受这种写作方法。同时他还建议以后的民族史编撰，都依据这个原则。

(二)民族史的研究札记

《吕思勉读史札记》是吕思勉先生一生所写札记的全部成果，里面共有145篇是讨论民族史的，占总篇数的两成。读史札记可分为若干类。如考证民族渊源的有《越之姓》《匈奴为夏后氏苗裔》《泾洛诸戎》《古匈奴居地》《匈奴古名》《后魏出自西伯利亚》《拓跋氏先世考上》《拓跋氏先世考下》《契丹先世》《蒙古之由来》等篇。考证民族制度的有《匈奴官制》《匈奴龙庭》《后魏吏治》《魏立子杀母》《金初官制》《清建储之法》等篇。考证民族风俗的有《论吴越文化》《匈奴风俗》《匈奴文字》《交趾嫁娶之俗》《北族发辫》《乌丸俗从妇人计》《北俗不解用弹》《东沃族之葬》等篇。考证民族关系的有《异族间兼并》《隋唐胡化之残迹》《契丹慕汉》《汉唐边防之策》《论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之消长》《突厥与蒙古同祖》《四裔传汉人文化》等篇。从篇目中可以看出，吕氏的民族史研究，绝不局限于一朝一代，而是贯通各代，在贯通的基础上，再进行叙述。

(三)民族史的专门论文

有关论文当时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中，后来在编集《吕思勉文集》时，把这些文章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和《吕思勉诗文丛稿》两书中。《吕思勉论学丛稿》中，有多篇论文是写民族问题的。如《蒙古种族考》《从民族拓殖上看东北》《东洋史上的西胡》《论民族主义之真迹》《论南北民气之强弱》《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等篇。《吕思勉诗文丛稿》中，也有若干篇论述民族问题，如《民族英雄盖吴的故事》《西南对外交通之始》《女真先世》《民族交通》等篇。

(四)通史和断代史中涉及民族史的部分

以《白话本国史》为例，书中涉及民族问题的篇章见表1。

表1 《白话本国史》涉及民族问题的篇章

在他的另一部通史《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也有若干篇章是叙述民族史问题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二、吕思勉的民族史研究方法

吕思勉对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就是他很擅长的考据学。考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在民族史研究方面亦是如此，即广泛搜集各处材料，考证出一个民族起源、发展的全部历史，尤其是在各少数民族的起源上，吕先生的考据非常仔细，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材料。从各种古籍中广泛搜集材料，唯恐搜集不全，考证出来的东西不能使人信服。他所用的考据方法主要有:“(1)所据之物，可信与否，当先加以审查；(2)其物即可信矣，乃进而考其所记载者，虚实如何也。”③考据的宗旨是：“搜采惟恐不多，别择惟恐不少，此二语，固治史者所宜奉为圭臬矣。”④历史的真相经常被长期的发展所掩盖，只能通过记录历史的人的描述去窥测。记录之人，也可能因各种原因不能做到客观记载，甚至有意隐瞒真相，使得历史更加扑朔迷离。所以说，互相参考各种书籍，去考证某一事件的真相，是很有必要的。后来在撰写民族史时，考据学便成为他最有力、最能使人信服其学说的工具。

吕氏考据运用的特征：史料搜集广泛。吕思勉即得益于考据，在编撰史书的过程中，大量地用考据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凡是有关的古史材料，无不尽数搜集排列，排列之后始得出可靠的结论。他自己评价考据学时说：“考据并不甚难，当你相当的看过前人之作，而自己读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时，只要你肯下工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齐全时，排比起来，自然可得一结论。”⑤吕思勉认为，考据并不是事先先寻找一题目，再根据题目到各著作中没有目的地翻阅寻找材料，而是应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做考据的基本前提，就是读书必须要多，必须要广。

例如他在写《白话本国史》第六章《汉族以外的诸族》时，考证非常充分，本来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文字，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更是微乎其微，那么考证民族起源的历史，就是难上加难了，而吕思勉用现有的文献，把很多民族的历史都考证了出来，光这一节，征引书籍达41中。如《史记》《诗经》《墨子》《尔雅》《汉书》《山海经》《水经注》等。

在具体叙述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时，先考证这个民族的名称之由来，尽可能地搜罗古籍中的全部记载。如在叙述匈奴时，首先讲的就是匈奴的由来，一小段，就征引了6种古籍，即《史记》《括地谱》《风俗通》《诗》《孟子》《吕览》，随后证出了各书记载之得失，得出结论说：“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⑥又阐述了民族名称的不同说法：“其名称：或曰猃狁，或曰薰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⑦其后将匈奴族整个兴衰的历史，娓娓道来。在考据的基础上，再进行叙述，把叙述的重点放在匈奴民族发展的历史以及与汉族互相交往的历史方面，这两部分是整个章节的主线。匈奴族虽为北方大族，屡为中国边患，但是也无法避免被汉文化同化的命运：“然则古代之戎狄，至秦汉以后，不复闻其为患者，大抵皆同化于汉族也。”⑧“魏五部，都尉所统，已二万九千余落。晋初归化，武帝使居塞内者，亦辄千万落。此等非同化于中国，果何在哉？然则中华民国国民中，匈奴之成分，必不少矣。”⑨可以说，在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历史上，匈奴是最为强大的一个民族，几次都威胁到了汉族中央政权的稳定，汉族皇室，也有称臣于匈奴的时候。但是这么强大的一个民族，最后也被汉族所同化，其原因便是：“匈奴与汉族关系之深如此，然其文明程度，终不逮汉族者，则汉族久进于农横，而匈奴迄滞于游牧之故也。”⑩对于其他民族历史的叙述，与匈奴一族大同小异，整个叙述的过程，也是先考证民族由来，再考证民族名称，再叙述民族演进的历史，最后都几乎被汉族同化。

所征引书籍，不仅没有局限于古代史书，而且还用到了国外著作，所用材料，不局限于一朝一代，征引范围极为广博。若没有广泛的涉猎，是不可能有此等眼光，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书中就有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三、吕思勉的民族史研究理论

在吕思勉撰写的各种史著中，只要是涉及民族史方面的问题，基本的论述主线便是“同化论”。所谓“同化论”就是以汉族为中心，叙述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的过程和结果，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汉族以优秀的文化对于少数民族的同化，其间有成功亦有失败；另一个是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同化，即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避免本民族同化于汉族，强制推行一些抵制汉化的政策。

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成果颇丰，使得很多民族都被汉族所融合，增强了汉族的民族力。少数民族最初虽以武力征服中原，暂时占据了一定优势，但各少数民族文化落后，必将为汉族优秀文化所融合，经过长期的融合，“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民族。凡大民族，总是和诸小民族而成的，而其所以能为异族所归仰，则全靠其文化的优越。读历史的人，都只注意于异民族和我民族互相斗争的事情，而不知其在平和中互相融合的更多”。“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汉族对于其他民族的征服，并不仅仅凭借武力。正因为汉族文化比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发达，所以汉人的征服是隐形的，潜移默化的，并不是立竿见影的，汉族文化也能够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同。而汉族文化之所以会长时间地优于异族，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相互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最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及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所以说，汉族以文化同化异族的同时，也采纳了一些异族文化优秀的部分，所以汉族的文化也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融入新的元素。

清朝的同化，相对于其他民族是比较成功的，清朝自入关以后至溥仪逊位的二百余年间，所实行的政策，也可以总结为防范为汉族所同化。“清太祖时，排汉的思想，是很厉害的。当时得了汉人都拿来分给满人做奴隶。到太宗时才加以限制，把其余的汉民，另行编为民户。因为他们和满人同居，时时受满人的欺侮，就把他们分开，另选汉人治理。太祖最恶儒生，得到了都要杀掉。”原来有清一代对于汉人竟是如此之野蛮，真是只有其本族人方可享有夺取天下之功了。清代对汉人最为成功的一个同化政策，就是下令强迫人民剃发，这一政令，很多书籍都有介绍，但是尚且不敢深入去探究此一问题，即便时有叙述，有时又不能介绍真实的历史，势必有所隐晦，有时几乎是一笔带过。因为：“凡中国现在国内的民族，从前争斗的事迹，叙述起来，总不敢十分把真相说出，像煞怕挑起民族恶感似的。”所以说，现在研究此等问题，尚且受到很大限制，总是有话不能说，有话不敢说，经常存在着那么一点点的害怕。对于剃发令，吕先生评价道：“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的民族气节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缘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上统治宽松，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至于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然而习俗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固有的民族弃其旧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他加上了一种屈服的标志。这无怪当日的人民，要奋起反抗了。”剃发之策，实为清政权最为满化汉人之政策，用一种看似奴隶的标志，宣誓自己对汉族征服的成功。所以清初严格下达的剃发令，肯定会遭到汉族强烈的抵制，刚刚恢复二百余年的汉服，一朝又要为胡服所代替矣。所以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实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不敢实行的，他向来都是明目张胆地强行推行，就是为了消磨汉族的民族性，让满洲贵族永远凌驾于汉族之上，消磨汉族的反抗意识，想要把整个汉族变成满洲贵族治下的“顺民”。剃发令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当满清入关之时，强迫中国人剃发，打辫子，中国人也曾抵死反抗过，然则满清灭亡时，又有留着辫子，自以为保存国粹的了，其时间也不满三百年。”所以说，同化一个民族，必须把该民族标志性的东西同化掉，满族对于汉族，便是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剃发令和易服令，都是改变汉族底气的一种东西，最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剃发令一下，仅仅一两代人，便不知道前代的发式和服饰了。这种强加于汉族之上的剃发令，表面上效果很明显，但是汉族对于满人政权暗地里的抵抗，随时都在不断地上演着，因为民族气息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得到了一步步的提高。满族想要完全同化汉族，达到自己稳固统治的目的，又谈何容易呢？宋儒的理学，已经深深地把一种民族性根植于每个汉族人的心中，“明末遗老所以百折不回，事虽不成，然仍深藏着一个革命种子于民间，至近代革命时犹收其效力，还不能不说是此种议论的影响”。顾亭林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论，早已为民众所信服，至此，中国人方普遍分清国与天下之别。此功亦当归功于宋儒：“其所为国，实指王室而言。所为天下，似指国家，然中国人于国家的观念，向来不甚晶莹，亭林所云天下，与其说是儒家，无宁说是指民族。”所以“中国之民族主义，植下深厚的根基，异族的压迫愈甚，我族之反抗亦愈力”。

在同化上，汉族通常是以文化的优越性，对少数民族进行融合，而少数民族，经常以武力迫使汉族人屈服，这种同化是互相进行的，能够使双方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双方都能了解对方的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吕思勉在民族史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采纳了前代学人或者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以往在民族史编撰上的框架，在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见解和观点。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很令人信服。他的民族史专著和论文，都为后来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③④吕思勉：《论考证》，《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3页，第75页。

⑤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80页。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5.003

2017-04-10

葛稳(1989— )，男，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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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887(2017)05-0012-05

责任编辑：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