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斌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许子斌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危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白先勇用文字写下了他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历程。“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湾，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在新的社会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纽约客”是一群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荡的“漂泊者”，当在“别处”生活的梦想实现时，他们却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之间构成了对立，并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DannyBoy与TeaForTwo是白先勇新世纪后发表的作品，展示了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

白先勇;身份认同;追寻;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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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曾在台北一住十一年，可他却说：“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白先勇与“台北人”不一样，他的家既不在台北，也不在大陆。可他的家又不在美国，“他说，在美国七年，一身如寄，回到了自己房间，也不觉得到家了，飘飘浮浮的”。在美国时，白先勇想家，他曾说：“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①客居异国他乡，白先勇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常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与恐慌。在《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中，刘俊认为白先勇前期作品《谪仙记》《谪仙怨》看似在写“纽约客”，其实还是在写中国人，此时的“纽约客”只是纽约的过客，而白先勇进入新世纪创作的DannyBoy与TeaForTwo中的主人公才对纽约有了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因此，这反映出白先勇小说创作立场的变化，即从国族主义立场转向世界主义立场。朱立立则在《个体存在焦虑与民族文化忧患——兼论白先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中指出，在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白先勇产生了对个体生命认同的困境，而长期海外留学与生活的经历，使白先勇认识到战后台湾与整个海外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因此，在小说创作中，他将个体的悲剧融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而本论文更注重的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主人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寻，展示出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生活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在《身份认同导论》中，陶家俊指出，西方身份认同理论历经三次大裂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它建立在人是被赋予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的理解之上，认为人是理性统一体，能够实现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二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它强调各种复杂社会经验对个人存在与意识的决定性；三是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其特征是去中心化，正如霍尔所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②而笔者赞同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认为身份不是天生与固定的，而是一个人在其社会生活经历中，不断形成的对自我的认同，并随着时间与环境的流变，而不断发生改变，因此，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一、台北人：身份失落的挽歌

1948年到1949年间，近两百万的大陆军民跟随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他们“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③，并相信国民党政府的“反攻神话”，认为不久后就可以返回大陆生活。一年又一年，随着“反攻神话”破灭，他们才知道大陆是再也回不去了。直到四十年左右以后，他们“得以返乡探亲的那一刻，才发现在仅存的亲族眼中，原来自己是台胞，是台湾人，而回到活了四十年的岛上，又动辄被指为‘你们外省人’”④。在白先勇的笔下，他们就是“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北，却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自认根在大陆，而大陆却迟迟回不去，脚下的台湾，却又始终没有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身份也逐渐失落，变得模糊不清，遂成了一曲令人哀叹的挽歌。

白先勇被夏志清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其代表作小说集《台北人》写一群沦落在台北的大陆客。在《游园惊梦》里，钱志鹏将军在南京身居高位，钱夫人为桂枝香(窦夫人)请生日酒的那天，“梅园新村的公馆里一摆就是十台，擫笛的是仙霓社里大江南北第一把笛子吴生豪，大厨师却是花了十块大洋特别从桃叶渡的绿柳居接来的”。同时“梅园新村钱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躁反了整个南京城”⑤，由此可知，那时钱夫人的富贵与排场。来到台湾后，钱志鹏将军已经逝世了，钱夫人一个人住在台湾南部，穿着有点发乌、过气的长旗袍，坐计程车来台北参加窦夫人的宴会。这时的钱夫人不仅失去了南京时的富贵与排场，她的身份地位也渐渐失落。在南京时，宴席上的主位，十有八九都是钱夫人占先的，她是钱志鹏将军的夫人，她从来也不推让。可在窦夫人的宴席上，直到赖夫人与窦夫人提醒之后，钱夫人才一阵心跳地去第二桌的主位坐下了。《岁除》里的赖鸣升，在大陆时，他是国军骑兵连长，并以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而自豪。来到台湾后，他从军队退役，三万多退役金被一个山地女人骗得精光。不得已，他来到荣民医院做“伙夫头”，并时常拿医院厨房里的一点锅巴去喂猪。因此，医院的主管常常直起眼睛对赖鸣升“打官腔”。从大陆到台湾，赖鸣升失去的不仅是军职。更多的是，他曾经的身份认同在遭遇现实生活的困境后，逐渐褪去了色彩，渐趋模糊。因而，赖鸣升才选择在除夕这一天，花大价钱买礼物并跑老远去老部下家里过年。在老部下家里，他才能重新确认那已经逐渐失落的身份认同，回味起曾经的军队生涯与光荣往事。《一把青》里的朱青，曾“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⑥。可来台湾后，朱青“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的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着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⑦。在大陆时，原本清纯腼腆的朱青，因丈夫郭轸身亡，来台后，却变得浪荡起来。朱青失去了甜蜜的爱情，她的身份认同随着丈夫郭轸的逝去也一同失落了，于是，她放逐了自己。《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来台湾后，忙着教书、养鸡，积攒钱财，渴望有一天能够和未婚妻罗姑娘完婚。卢先生在香港的表哥谎称可以把罗姑娘从大陆带到香港，并因此骗走了卢先生十根金条。在希望破灭之后，卢先生与洗衣婆阿春姘上了。在捉阿春偷汉子时，卢先生反被阿春打成重伤，并在不久后就去世了。未婚妻罗姑娘是卢先生的希望所在，也是卢先生借以确认自我身份认同的他者想象。当他者想象消失时，卢先生自我身份认同也就失落了，并因此走向堕落。

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美国政府的扶持下，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从农业社会逐渐转变为开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社会在逐渐变化，而白先勇笔下的那些“台北人”却依旧眷恋于过去的美好生活与繁华场景，一个个在台湾的现实生活中败下阵来。钱夫人凭借钱志鹏将军的权势而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随着钱志鹏将军的逝去，钱夫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随着失落。赖鸣升是凭借国军连长的身份和参与了台儿庄战役而自豪，并以此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然而在逐渐资本主义工商业化的台湾，台儿庄战役已无人关注，赖鸣升又从军队退役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伙夫头”，并面临着生活的困境。于是，他在台湾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朱青与卢先生一样，都是由于失去了恋人并远离了故土，感情世界的崩塌而致使身份认同的失落。从大陆到台湾，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演奏了一曲曲身份失落的挽歌。而随着那些大陆人来台日久，他们的子女也逐渐出生与长大。但第二代的“外省人”同样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于是，他们选择了前往远方寻找自我的身份。

二、纽约客：生活在别处的身份困境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将主人公雅罗米尔先后置于性爱生活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考察他怎样从“此处”走向“别处”，又怎样将青春的激情释放。一个人对“此处”的生活过于熟悉，使得他渴望摆脱日常机械化的生活，到“别处”寻找陌生、刺激的情感体验。小说集《纽约客》中的主人公们从台湾来到美国，作为一个“异乡者”生活在“别处”，在新的环境与社会文化面前，他们又该如何确认自我身份？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来美国六年，为攻读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除了出外工作挣钱，就是一心在屋子里读书，过着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他为了省钱，“在城中区南克拉克街一间廿层楼的老公寓租了一间地下室。这种地下室通常租给穷学生或者潦倒的单身汉住。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租钱只有普通住房三分之一”⑧。在拿到博士学位那天，吴汉魂走出了他的小屋，来到芝加哥大街上。“他忽然觉得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芝加哥’和这些陈旧的大建筑，这一群木偶似的扭动着的行人，竟连不上一块儿。”⑨他茫然不知所措，失去了方向。在迷糊中，他梦见了母亲，并拒绝了母亲的召唤，同时用力地把母亲的尸体推落到棺材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他的行为意味着对母亲和中国文化的反叛，他拒绝了回到没有廿层楼大厦的台湾。而他又拒绝回到二十层大厦的地下室，喻示着他与西方文明的隔绝。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之间，他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于是，吴汉魂自沉密歇根湖。《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依萍是一位全职太太，陪同丈夫伟成来到美国生活。她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期望把女儿宝莉训练成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孩。可宝莉才进小学两年，就已经不肯讲中文了，并有时直呼依萍的英文名字Rose。每天吃过晚饭，丈夫伟成与女儿宝莉一起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看电视，讨论电视里的节目，有说有笑，非常开心。而依萍认同中国文化，认为电视里的许多节目十分幼稚无聊，于是“常常在他们身后干瞅着，插不进话去”⑩。在丈夫伟成与女儿宝莉都接受美国文化与认同美国身份的情况下，认同中国身份的依萍却常常融不进家庭活动，并偶尔与女儿爆发冲突，陷入尴尬的处境。而当地的美国太太们为取悦依萍，不断地向依萍询问中国的风土人情，使得依萍更加确认自己是中国人。因此，依萍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又给日常生活带来了烦恼。于是，依萍陷入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谪仙记》中，李彤在美国有着较好的经济收入，也并不缺乏追求者，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却始终没有结婚。与此同时，李彤的好友黄惠芬、张嘉行、雷芷苓却纷纷寻找到如意郎君，挣钱养家，结婚生子，过上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可李彤是特立独行的，她并不想要好友们的那种生活方式，也不认同当时留美华人的身份，就如同她打牌一样，“要就和辣子，要不就宁愿不和牌！”而上海是回不去了，台湾又从未去过，而在国共内战时，父母亲人都在逃往台湾的海面上出事了。于是，李彤寻找不到自我的身份认同，便放逐自己，最终在威尼斯跳水自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开始逐渐起飞，台湾社会疯狂崇拜美国，“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当在“别处”的生活想象成为现实时，“纽约客”们并没有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白先勇曾说：“像许多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的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吴汉魂丢下在台湾的女朋友与母亲，孤身赴美留学，六年苦读终于获得博士学位，而此时母亲已经逝世，女朋友已经另嫁他人。吴汉魂在梦中拒绝母亲的召唤，放弃了自我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而美国女人萝娜却一直称呼吴汉魂为“你们东方人”“中国人”，以美国人的他者形象确认吴汉魂的中国身份。吴汉魂在自我拒绝与他者接受之间，展示了留美华人身份认同的尴尬处境。在《一把青》中，怕依萍不懂美国习俗，美国太太们争着向依萍献殷勤，并为取悦依萍，不断询问关于中国的风俗人情。于是，依萍在参加美国太太们的社交活动时，总得费劲做出一副中国人的模样。因此，在强势的西方文化背景下，依萍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弱势的中国文化形象。而依萍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又使得她在家庭生活中处于边沿位置。在他者建构与现实困境中，依萍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李彤身在美国却无法认同美国，而想象中的故乡却又无法回去，凸显了留美华人无根的漂泊感，展示了留美华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

三、跨文化际遇中的身份突围与超越

《台北人》写的是一群大陆人被迫离开大陆，来到台湾生活。他们的美好回忆全在大陆，而在台湾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中却遭遇一系列挫折，所以他们虽身在台湾，却并不认同台湾。因此，他们是作为一个“异乡者”生活在台湾，他们与台湾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纽约客》写的是一群台湾人在美国的故事。他们大都是主动来到美国留学，并渴望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社会却一直以他者的立场确认他们中国人的身份，而他们与西方文化本身就存在隔膜。因此，他们无法认同美国社会，但却又无法全盘认同中国文化。于是，他们在中国认同与美国认同之间游离，成了一个个漂泊者。所以，他们与美国同样是在而不属于的关系。而在短篇小说DannyBoy与TeaForTwo中，主人公不再是以一个“异乡者”或“漂泊者”的身份客居他乡，而是对纽约有了一种真正的归属感，作品中的“纽约客”不仅有中国人，而且还有外国人的身影。

Danny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在担任教师期间，一直苦苦压抑自己的欲望，终因忍不住而用力搂住他的男学生，不能见容于台湾社会，被迫远走美国。来到纽约，云哥白天在图书馆工作，与一堆旧书籍打交道，晚上则四处游走追逐，在沉沦与堕落中，最终染上了艾滋病。在云哥对生命绝望而自杀未遂之后，他在圣汶生医院里被“香提之家”的义工照顾，并因此在“香提之家”遇见了他一生渴盼的DannyBoy。丹尼是一位年轻的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急需人照顾日常起居。在帮丹尼洗澡、换衣服、注射抗生素等各种事情中，云哥“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动”，“感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都回来了，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在跨性别与种族的人类之爱中，云哥不仅挣脱了欲望的深渊，而且真正对纽约有了认同，并突破了种族与国家的界限，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属并完成了对身份认同的超越。TeaForTwo中的主人公“我”是华人，“我”的恋人安弟是个中美混血儿，东尼是华人，而他的恋人大伟则是犹太人，珍珠是台山妹，百合来自德州。他们都是同性恋者，从世界各地，机缘巧合地相遇在纽约市曼哈顿上的“Tea For Two 欢乐吧”。“我”与安弟相遇于“Tea For Two”，并彼此相爱。在安弟生日那天，“我”送了安弟一架德国徕卡公司的相机，那是安弟看上很久，却由于价格昂贵而始终没有买下的相机。安弟收到礼物非常高兴，每天出门时，第一件事就是把相机放进配套的真皮箱子，摇摇晃晃跑到街上去。圣诞节前两个星期的一天，安弟遭到一个黑人强盗抢夺相机皮箱，在安弟拼命抢回相机时，安弟被强盗推落到铁轨坑道上，被开来的快车撞个正着。当“我”听到安弟的事故时，“记忆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随后不久，“我”离开了纽约，到爱荷华东部一个叫雪松川的小城隐居。安弟曾说过他一直有着身份认同的困扰，大概他幼年时他与他的中国母亲便遭到他美国父亲的遗弃，所以他觉得他身体里中国那一半总好像一直在漂泊、在寻觅、在找归依。可在遭遇抢劫时，安弟拼命也要抢回那象征着爱情的相机。那用生命捍卫着的爱情，使得安弟超越了国籍的界限并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超越。

在DannyBoy与TeaForTwo中，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首先体现在小说名称的英文化。其次，小说的内容开始具有世界性题材，即文中涉及的同性恋与艾滋病。最后，小说表现的主题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爱情。在DannyBoy中，云哥在照顾丹尼时，感觉到了爱与被需要，并因此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超越。在TeaForTwo中，“我”与安弟的美好爱情，更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共相：同性恋是不分种族与国籍的，爱也是不分性别与种族的。在同性恋世界中，他们不再去追问“我是谁?”，是中国人也好，是美国人也罢，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寻找到爱，寻找到一个同性的伴侣。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实现了两次身份的转变，并最终站在世界主义立场上，实现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超越。他的这份独特人生经历，是时代与社会共同造就的，但也必然能够给当下的移民群体提供借鉴。

注释：

①白先勇：《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5-386页。

②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40页。

③④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第229页。

⑤⑥⑦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2册)，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第14页，第20页。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5.006

2017-03-30

许子斌(1991— )，男，硕士研究生。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6YJA751015)

A

1673-0887(2017)05-0025-05

责任编辑：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