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政治：汉代交阯刺史部治所变迁及其原因

2017-10-28江田祥

社会科学家 2017年4期

关键词：永和建安刺史

江田祥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空间与政治：汉代交阯刺史部治所变迁及其原因

江田祥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汉代交阯刺史部（交州）的设置是中央王朝加强对岭南统治的重要举措。本文在辨析相关文献与前人研究基础上复原了两汉交阯刺史部（交州）的治所变迁历程，西汉后期其治所由靡无定处到固定于苍梧郡广信县，永和三年（138）从苍梧郡广信县迁至交阯郡龙编县、建安八年（203）迁回广信县、十五年（210）再迁南海郡番禺县，黄武五年（226）交、广分治后复迁龙编县的过程。两汉时期交阯刺史部治所（交州）的几次变动背后，体现出王朝经略的转变以及岭南地区政治势力、自然环境的多重作用。

王朝经略；交阯刺史部；治所；汉代

一、问题之提出

近几十年来，“空间”已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与关键词，空间脉络下的中国史研究愈加深化，这在历史政治地理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不少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政治地理最关心的是地理区域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这一研究方向也规划了历史政治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中，政区又可分解成层级、边界、幅员、形状、地理区位等多个要素，作为政区的要素之一的行政中心（或称政区治所）一直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点。[1]本文以两汉交阯刺史部（交州）为研究对象，从行政中心（刺史部治所）的确立及其变动切入，探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两汉州制已发表众多成果，一般认为“州”起初主要作为监察区，随着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逐渐地方官化，成为准高层政区，至东汉末最终正式成为一级高层政区。西汉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在全国设置十三刺史部，交阯刺史部（交州）位于汉帝国南部边疆，地域涵盖今两广地区、海南及越南大部分地区等。两汉时期，交阯刺史部经历了从“交阯”向“交州”名称之转变，这实质上体现刺史“地方化”的进程及岭南高层政区之最终形成。学界在汉代岭南边疆策略、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等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而关于交阯刺史部治所变迁的史料与观点不尽一致。由于汉代交阯刺史部治所的选址及其变动，直接关系到王朝在岭南地区的经略与控制力度。因此探究交阯刺史部治所的设置及其变迁，对讨论交阯刺史部性质以及两汉州制变迁都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在细致考订两汉时期交阯刺史部治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刺史部治所变迁背后的帝国经略与岭南地方势力等因素。

二、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及其变迁

岭南地区纳入帝国统治体系始自秦朝。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秦汉之际，赵佗占据此地，自立为南越王，元鼎五年夏（前112）汉武帝出兵南征平定南越。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武帝开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至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部”，在岭南地区置交阯刺史部，目的是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在两汉时期刺史部逐渐“地方化”的进程中，刺史部治所的选址与变动是值得考察的内容，然而史籍关于汉代刺史部的治所主要有两种见解：其一认为西汉刺史居无常所，至东汉始有定处；其二则认为西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具体到交阯刺史部治，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交阯刺史部治何时有固定治所，二是交阯刺史部治所如何变迁。

（一）固定治所

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运作实践来透视汉代刺史制度，认为西汉前期刺史部治所靡无定所，至后期逐渐形成定治。西汉刺史由秦朝的监御史演变而来，初设之始其权高位卑，其主要职责为监察地方的官员及王国，“周行郡国”，“秋冬入奏”，不必要设固定的治所来增加财政的支出。其次，刺史无固定的治所，可降低刺史与地方官员结党的几率，提高监察力度和效果。到西汉中后期，随着刺史权力不断变大，日渐干预地方郡国事务，其职权广泛扩展至地方军、政、民、农、贡士等多方面。刺史在逐渐地方官化的进程中，不仅设有自己的掾属，也形成了固定的治所。元帝时朝廷根据州辖区范围及事务设置属吏数量，应劭《汉官仪》载曰：“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2]，《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载有州治所，朱博迁冀州刺史，出明敕告吏民曰：“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师古注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处”[3]。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言“大抵刺史之制时有演变，元封五年始制，容或本无治所，然巡案与奏事各有定时，倘无定居，殊为不便，因时制宜，渐有定治，此亦理所必然也。”[4]

交阯刺史部初置时并无固定的治所，苍梧郡广信县应是交阯刺史巡部的临时治所，东汉时人胡广曰：“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5]。在元帝、成帝时期刺史部治所逐渐固定的趋势下，苍梧郡广信县也逐渐成为刺史部固定的治所。

（二）治所变迁

至东汉一朝，交阯刺史部治所不仅固定于一地，还经历了几次移动，然而不同时期治所究竟在哪里，是如何转移的、出于何种原因。关于不同时期治所地点这一问题，《汉官》、《宋书·州郡志》、《交广春秋》、《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史籍上存在多种记载，我们先将这些不同记载汇集一表如下：

注：时间乃笔者根据文献内容添加；“宋志”指《宋书·州郡志》，《汉官》为《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晋志》指《晋书·地理志》，《元和志》指《元和郡县图志》。

综合上表各说，汉代交阯刺史部治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说为苍梧郡广信县，以东汉胡广为代表。

一说主张在广信、龙编、番禺之间迁移。以《宋书·州郡志》所载最为详细：“交州刺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百越，交趾刺史治龙编，汉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及分为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领郡八。”[6]

一说主张在羸、广信、番禺之间迁移。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县，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诏书以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7]

除第一种观点只有广信一地外，大多数史籍都认为东汉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不止一处，且不出苍梧郡广信县、交阯郡羸、龙编县，南海郡番禺县这四个地方。东汉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究竟如何变动，不同史籍记载矛盾及不明之处，下文结合史实进行辨析。

1.东汉初至永和二年

东汉前期交阯刺史部治所当为苍梧郡广信县，除东汉中后期人胡广所记“令持节治苍梧”外，胡广还曾曰：“汉平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列诸州，治苍梧。”[8]这些史料皆称西汉及东汉前期交阯刺史部治苍梧郡广信县。鉴于胡广家族与交阯刺史部有着深厚的渊源①《后汉书》卷44《胡广传》追述其家世，“值王莽居摄，（先祖胡）刚解其衣冠，县［悬］府门而去，遂亡命交阯，隐于屠肆之间。后莽败，乃归乡里。父贡，交阯都尉”，中华书局1965年，第1504页，其父亲为交阯都尉，此时治麊泠，如果交阯刺史部治所已迁至龙编，则胡广当不会忽略，他所记当为西汉时期或东汉永和前交阯刺史部治苍梧的情况。，如果交阯刺史部迁治交阯郡的话，则胡广当不会忽略不计。因此推测《汉官》与胡广的《记》成书时间当在永和之前，或仅记载永和前之事。

2.永和三年至建安八年

永和年间，交阯刺史部治所的迁移实与交阯地区今越南境内的频繁变乱息息相关。《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建武十六年（40）、永元十二年（100）、元初二年（115）、永和年间等多次变乱：

至永和元年（136）底，交阯南部又爆发了自马援征服二徵之后的最大一次变乱，兹摘录原文如下：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扬］、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

……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9]

这一段史料对把握交阯刺史部迁治原因与帝国的岭南经略至为关键。永和二年初，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前去镇压，但这些安逸的兵士“惮远役”，居然以兵变抗拒，士兵们虽被安抚，但战事因“兵谷不继”。顺帝征求方略，李固建议“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朝廷于永和三年（138）以张乔代樊演任交阯刺史，最终底定了变乱。

从上引史料我们可知，永和二年交阯刺史为樊演、三年交阯刺史为张乔，张乔到任后当遵从朝议，刺史与太守皆“共住交阯”，此既暗示之前交阯刺史与交阯郡守并不共处一地，更在于表明此后交阯刺史深入交阯郡，并将刺史部治所从苍梧郡移至交阯郡，以及时应对交阯、九真、日南三郡的地方变乱。那么交阯郡治是何时迁移的？

《汉书·地理志》所记“交阯郡”首县是羸，而《续汉书·郡国志》所记“交阯郡”首县却是龙编，羸居其次。按该志“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的体例，龙编即东汉交阯郡治。《续汉书·郡国志》的时间断限一般以司马彪自注为依据：“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四百一万八百二十七”，清人钱大昕却以为在冲帝永熹与质帝本初之间，但李晓杰先生提出在顺帝永和五年前后。②《后汉书·郡国志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3389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4，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中华书局2014年，第270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15页。

本文倾向于永和五年前后的说法，则交阯郡迁治龙编县在永和五年之前，而永和初年交阯南三郡的动乱无疑是交阯刺史部及交阯郡迁治的重要原因。永和三年朝廷任命张乔为交阯刺史、祝良为九真太守，同时“一切徙其（引者注：指日南郡）吏民北依交阯”，祝良“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关于交阯迁治的记载，见于不少唐宋地理典籍，《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八《岭南道五·交州》“羸故城”记载曰：“在（宋平）县西七十五里。本汉县，属交州郡，有羞官。后汉交趾刺史理于此，后徙龙编”[10]，此言东汉交阯刺史部治由羸徙龙编，记载不太准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岭南道十四·交州》“龙编县”条明确记载太守周敞迁郡治于龙编，“汉交趾郡守治羸。后汉周敞为交趾太守，乃移治龙编。言立城之始，有蛟龙盘编于江津之间，因为城名。”[11]

这里须进一步讨论周敞求立州、任刺史的具体时间。上文已辨析永和九年肯定有误，有史料记载为永和元年与二年，也有学者主张为永和六年，严耕望先生将周敞任刺史订为永和五年，依据史料虽是《晋书·地理志》，但径改“九”字为“五”字，或不是笔误。①《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十四《交州·土产》引《南越志》云“顺帝永和二年，周敞为交州刺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3251页；《安南志略》卷7云“永和元年，守交阯”时上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62页；《晋书斠注》疑“九”为“六”字，《晋书》卷15《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注释引，第471页；胡守为《岭南古史》一书也采用此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页；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周敞何时任交阯太守，《安南志略》卷七记载交阯太守周敞上书曰：“交土既远，处九围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12]。综合上述观点，周敞先任交阯太守、后任交阯刺史，可能他在永和五年交阯太守任上求立州，六年接替张乔为刺史，三年满后由夏方继任。

因此，永和三年交阯郡由羸迁治龙编县，交阯刺史部随之迁移，但交阯郡迁治由最初谋划到最后落实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可能由交阯太守周敞最终完成。依据《续汉书·郡国志》时间断限及周敞任太守、刺史时间，交阯郡迁治龙编当在永和三年至永和五年间，此后交阯刺史部治所即常驻交阯郡龙编县（故城在越南北宁省同太县同江南岸）。不过，交阯刺史部仍然是一级监察机构，刺史具有巡部的职责，巡部则有临时治所，所以史籍中也有交阯刺史驻苍梧郡广信的记载：交阯刺史周敞曾行部宿苍梧郡广信县鹊巢亭，“仓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鹊巢亭，为亭长龚寿所杀，及婢，致富，取财物埋置楼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觉寿奸罪，奏之，杀寿”[13]。延熹五年（163）四月，《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记载了同一件事：“夏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李贤引《东观记》注曰：“时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14]这说明交阯刺史侯辅当驻扎在苍梧郡城内。

在永和至建安八年间，交阯郡龙编县虽是交阯刺史部的固定治所，但因龙编过于偏远与自然环境不理想，仍有一些刺史行部时选择驻扎在苍梧郡广信县。

3.建安八年至十五年、建安十五年至黄武五年

建安八年，交阯太守士燮、刺史张津共表立州，朝廷遂升交阯为交州，张津为首任州牧。明确记载建安八年交阯刺史部改治广信的史料有《宋书·州郡志》与《舆地广记》，建安八年交阯刺史部升为州后，从龙编县迁治广信县。

此时士氏家族已占据了交阯、九真、合浦、南海太守（士武先卒）等职位，“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当时贵重，真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15]。至建安八年交阯升为交州时，因有前任刺史朱符的前车之鉴，以及士氏家族在交州南部的强大势力，加上张津还不时与荆州牧刘表交战，“次得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16]因此东汉朝廷答应张津升为州牧，提升其职权地位，或有制衡士氏的考虑；同时州治北迁至苍梧郡广信县，则当与北抗荆州刘表集团有直接关系，随后交州刺史赖恭及步骘都驻扎于苍梧郡。

建安十五年（210），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在擒拿张津余部及苍梧太守吴巨之后，十六年迁治于南海郡番禺县。史籍记载迁治时间略有差异，王范《交广春秋》称“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17]，《宋书·州郡志》称“建安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或许《太平寰宇记》可解释这一差异：“建安十五年，孙权使步骘为交州刺史，诱（苍梧太守吴）巨斩之。苍梧人衡毅、钱博兴兵拒战，毅与众败死。骘往番禺，观相土地，乃徙州居番禺。”[18]因此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为站稳脚跟，着意将州治从苍梧郡广信县徙至南海郡番禺县，至建安十六年（211年）最终落实。

为取得士氏力量的支持，孙权一直采取隐忍态度。黄武五年（226）士燮卒后，孙权即分交州置广州，交州刺史还治龙编，领交阯、合浦、九真、日南四郡，广州刺史治番禺，领南海、苍梧、郁林三郡，任命了新刺史与郡守。广州刺史吕岱与交州刺史戴良共同平定士氏家族后，“复还并交州”，即省广州入交州，显然分置广州只是削弱士氏家族的权宜之计，交州仍治龙编。

综述两汉交阯刺史部治所变迁如下：西汉武帝后交阯刺史部并无固定治所，苍梧郡广信县只是临时治所，至元、成帝时期才逐渐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东汉永和年间。因永和初交阯南三郡发生变乱，朝议交阯刺史部应迁治交阯郡内，因此永和三年刺史部治随交阯郡迁至龙编县，永和五六年才最终由周敞完成。永和至建安八年间，刺史部治所虽固定在龙编县，但一些刺史巡部时依然选择驻扎在广信县。建安八年交阯刺史部升为交州，州牧张津将州治迁回苍梧郡广信县，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又迁至南海郡番禺县，黄武五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交州还治龙编县，平定士氏家族后又并广州入交州如旧。

三、影响两汉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变迁的因素

两汉时期刺史部主要作为监察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刺史不断侵夺地方郡县权力，实际上已逐渐地方官化了，刺史部成为郡之上的准高层政区，汉末最终成为一级高层政区。同时，刺史部治所也经历由临时到固定的变化，日趋演变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王德权先生曾指出代表国家行使政府职能的行政中心是“地方社会实力者政治行动的空间与分配政治资源的舞台”，因此一个区域政治中心的确立及其变动，“国家的主动选择诚然最具关键作用，但也可能是地域社会自主力量的呈现，更多的是国家、地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与结果”[19]。两汉交阯刺史部治所的选择及其变动，即是基于地缘结构下王朝力量与地方势力博弈的结果。两汉时期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的确立及其迁移的因素即包括王朝策略、地方政治势力因素及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等。

1.王朝策略的转变。两汉时期王朝对南方边疆经略发生了一些转变，最明显的一点即表现在加强帝国力量在南方地区的渗透。西汉时期自武帝征服南越以后，推行初郡政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甚至在无法维持时采取废郡弃民的收缩策略，如罢儋耳、朱崖二郡。入东汉后，沿袭“以其故俗治”的策略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岭南土著部落地区的行政控制，推行教化政策，采取军事威胁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推进边疆内地化的步伐①参阅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一书，第29－40页。。这一王朝策略的转变也体现在交阯刺史部治所上，即采纳了永和年间李固提出的“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这一建议，部治所由西江流域中游的苍梧郡广信县南迁至交阯郡龙编县，此举试图改变交阯南三郡变乱频繁、控制力薄弱的局面，可被视作帝国对南方边疆策略的一大调整。至孙吴黄武五年交、广分治，但这一举措只是孙吴政权力图削弱士氏集团力量的权宜之计，交州刺史还治龙编县，待吕岱平定士氏后即复还广州并交州。

2.地方政治势力因素。自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立交阯刺史部后，起初部治所并没有固定于一地，逐渐选择苍梧郡广信县，既是出于其地缘优势，也当与苍梧固有地方势力力量薄弱有关系。至东汉末年建安八年交州治所由龙编县迁回广信县，以及建安十五年步骘从广信县迁至南海郡番禺县时，则明显受地方政治势力的影响。建安八年交州首任州牧张津自交阯郡北迁至苍梧郡，实际上有制衡南部士氏政治集团的考虑，也有北抗刘表的政治意图。建安十五年当孙权任步骘为交州刺史时，遭到苍梧太守吴巨等人的抵制，“巨既纳骘，而后有悔；骘以兵少，恐不存立”[20]，所以步骘在擒拿吴巨及其部将后，主动迁治南海郡番禺县。汉末士燮家族盘踞岭南，更是孙权集团忌惮及着力消除的对象。总之，地方政治势力一直是两汉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转移的重要因素。

3.自然环境与区位条件。秦汉时期，北方华夏人群畏惧来到帝国南疆的岭南地区，他们不适应南方高温、潮湿的气候，认为南方瘴气是引发疾病或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前引东汉永和二年李固的奏疏称：“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曾追记汉代交州刺史登高来规避瘴气：“土有瘴气杀人，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高处。今交土调和，越瘴独盛”[21]。

因此，西汉至东汉永和间，交阯刺史部治所多选择苍梧郡广信县，重要原因之一是苍梧郡处于岭南地区的中心位置，拥有优越的交通条件，正所谓“居百粤五岭之中，连九嶷七泽之胜。北接湖湘，而为唇齿之邦，而有咽喉之势。”[22]同时与它拥有刺史“辄避高处”可规避瘴气的自然环境相关，故在永和至建安八年间，依然有刺史选择广信作为临时治所。番禺作为另一中心，为秦汉时期岭南形胜之地，“负山险，阻南海”，也具有成为治所的优越地理条件。

（本文得到广西梧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李金霞的帮助，在此感谢！）

[1]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五讲[M].中华书局，2013.16－22.

[2]太平御览（卷 263）.职官部六一[M].中华书局，2011.1230.

[3]汉书（卷 83）朱博传[M].中华书局，1962.3399.

[4]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A].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C].1990.282.

[5]汉书（卷 28）地理志[M].中华书局，1962.1543.

[6]宋书（卷 38）州郡志[M].中华书局，1974.1204.

[7]后汉（卷）郡国志五[M].中华书局，1965.3533.

[8]太平御览（卷 173）州郡部三[M].中华书局，2011.762.

[9]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M].中华书局，1965.2837－2839.

[10]元和郡县图志（卷 38）岭南道五·交州[M].中华书局，1983.957.

[11]太平寰宇记（卷 170）岭南道十四·交州[M].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