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成，冯俊文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4）

环境规制对我国开发区运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邱 成，冯俊文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4）

开发区作为城市工业的集聚区现已成为三废的主要源头，对其环境规制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文章基于2008－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体效应模型，从单位工业产值三废排放和三废治理投入两个维度出发，控制开发区的规模和资源投入，分析环境规制对开发区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对开发区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有负面影响；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可显著提升东部地区创新绩效，但对中西部地区则有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运营绩效；创新绩效；开发区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建设经济特区、开发区等方式，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开发区在带来集聚化发展优势的同时，其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是最严重的。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调查，大多数沿江沿湖开发区涉嫌污水直排江湖，部分开发区甚至紧邻重点流域和饮用水源地。此外，固体废弃物污染、重金属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方面开发区也是污染源头。近年来民众对环保的关注不断增多，各国对产品环保要求提高，我国无法继续走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道路；另一方面，发展经济仍是各地政府的首要任务，激进的环保政策同样不具可行性。因而，我国应走“边发展、边治理”的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渐增强环境保护力度，实现粗放式发展向绿色经济的平稳过渡。

在环境污染逐年恶化进而影响到居民生活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及其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例如，新古典学派认为要求企业承担公共治污费用的环境规制方式会挤占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入，导致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降低；而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不应关注短期效果，长远看环境规制可提升企业经济和创新绩效。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两种观点都获得了数据支持。从政府视角看，如何趋利避害，平衡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冲突已成为公共治理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对我国而言，政府担心过强的环境规制会影响外来企业入驻，进而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因此开发区在前期招商引资过程中有时“烟囱角逐效应”非常明显。

然而，已有实证研究在处理环境规制问题时通常以国家或省级层面入手，并未细化到开发区层面[1]。实际上，开发区作为环境污染大户，其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对所在地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最为敏感。为弥补已有实证研究不足，本研究以27个省会城市开发区为样本，揭示环境规制在开发区层面对运营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属于政府对于环境保护采取的规制手段。政府通过经济性或社会性手段，对管辖区域内的各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和改善，以减弱环境污染外部不经济性，实现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环境规制的影响是全面的，下面分类进行文献综述。

（一）环境规制与运营绩效

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随着环境规制研究兴起，关于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先展开，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典观点：

（1）遵循成本说。当采取企业承担污染治理费用的环境规制方式时，该方式会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生产效率，从宏观层面看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代表人物包括Jorgenson和Wilcoxen[2]，他们的实证数据显示环境规制导致GNP下降2.59%，尤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的高污染行业（包括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及造纸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Gray和Shabegian[3]指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减少污染所消耗的成本，间接提高企业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例如购买更优质的石油、煤炭及天然气），因此，企业实际生产率与污染治理成本负相关。

（2）创新补偿说。以Porter[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产品创新，这不仅会抵消成本损耗，甚至会因技术扩散和结构升级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实现降低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波特认为不应静态看待环境规制，而应将其作为激发企业创新的工具，许多学者纷纷利用本国数据予以验证，实证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绩效的确正相关，但存在1～2年的滞后期。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研究采用环境专利数量表示技术创新，但如果放宽到专利数量，而不仅局限于环保领域，这种促进作用将减小但仍显著。

（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波特假说”是核心研究内容，数十年来学界一直围绕其展开研究，探讨其理论依据和适用性。在中国，张成等对1998年至200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后，指出环境规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治污水平，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双赢给予技术支撑[5]；马富萍等比较分析了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于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激励性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均有促进作用，且二者的技术效应效果好于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6]；余伟等比较分析了直接管制（命令－控制）、经济手段（市场激励）、软手段三者对技术创新绩效激励效应的差异性，指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同一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存在地域差异[7]。原毅军和刘柳则将环境规制工具进一步划分为信息型、合作型、经济型、管制型四类，且经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驱动外部成本内部化上效果显著强于其他几类[8]。

综上所述，学界针对环境规制的影响聚焦两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二是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中介传导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然而，各方面的结论莫衷一是。实际上，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必须考虑研究对象所处实际环境，包括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教育等，仅仅通过静态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通常不具普遍性。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层面，以开发区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这两点研究不足，本文试图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开发区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为政府制定开发区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假设、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环境规制政策既可直接影响开发区运营绩效，也可通过影响创新绩效；同时考虑创新绩效和运营绩效可能互为中介变量，其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基于此，本研究以我国27个省会城市开发区为研究对象，考察所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开发区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运营绩效的间接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H1：环境规制对开发区运营绩效有显著影响；

H2：环境规制对开发区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

图1 环境规制的影响机制

生产函数法是目前处理环境投入最恰当的方法，本文将环境规制视为一种环境投入纳入生产函数框架，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开发区运营绩效Yit和创新绩效Iit，解释变量为政府环境规制工具Envit；与此同时，为控制劳动力数量Labit、资本规模Capit对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设置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描述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开发区绩效通常包括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9]。针对运营效率一般采用工业总产值和净利润衡量[10]。为了更加全面考察开发区运营状况，本文增加了产品收入指标，即采用工业总产值、产品收入、净利润三个指标衡量开发区运营绩效。针对创新绩效，专利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但专利只是研发环节的中间产物，无法完全代表开发区层面的创新绩效（专利未商业化之前不产生经济利益），适用于衡量无实质经济活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次，新产品销售收入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指标[11－12]，既体现了生产工艺创新改进的价值，也能反映开发区研发投入的商业化产出水平，其不足之处在于新产品收入存在不确定性的滞后性，其增加值未必是当期研发投入的结果，且这一指标完全忽视了开发区企业的“四技”相关收入（包括技术转让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技术咨询收入及技术开发收入）。基于此，为克服这些指标不足，本文拟采用技术收入来衡量开发区的创新绩效。

（2）解释变量

由于环境规制工具的多样性，学界研究环境规制影响机制时通常选取了多类指标（表1）。

表1 环境规制变量选取

从开发区层面看，其作为工业集聚区而存在较多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渣、废气），也因此最主要的环境规制对象，其环境规制水平主要体现为其所在行政辖区政府的环保执行强度与环保投入。因此，本文选取排污税额比例和单位工业产值三废排放量两个指标衡量环境规制水平。

（3）控制变量

（1）开发区规模，包括企业规模和人员规模。顾丽娟指出开发区运营绩效与其人员规模呈正比关系[13]，因此，为控制不同人员规模对开发区运营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开发区人员数量、研发人员数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控制企业集群效应对开发区运营绩效的影响，采用企业数量测度开发区规模。

（2）开发区资金投入，包括生产性资金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足够的生产性资金投入是开发区企业改善生产工艺、实施转型升级战略的重要前提条件，而研发资金投入则有助于提升开发区的创新绩效[14]，因而，本文采用生产性资金投入和研发资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

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变量均为不变价，研发资金投入包括科研劳务费、非基建的固定资产投资等。本文参考周立群和邓路[15]的做法，设立研发资金投入价格指数为（其中P是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W是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本文的折旧率参照了王孟欣[17]的做法，本文以2008年为基期，假设东、中、西部的研发资金投入折旧率分别是18%、15%、12%），得到最终的研发资金资本存量如下：RDit＝（1－δi）RDi（t－1）＋Eit。

（二）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6个省会城市的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会城市开发区发展报告、《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另有部分来自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

以省会城市开发区为研究生样本是因为：（1）该地区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一批国家级开发区，发展较为成熟，各开发区成立时间也比较接近，便于比较；（2）省会城市开发区的相关数据较为完整；（3）该开发区在所在省份相对所在省内其他城市开发区更具代表性，便于对东、中、西部进行比较分析。

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是2008－2014年；与此同时，为比较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本文按惯例将全国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方法

为保证估计的可靠性，防止虚假回归或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的出现，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表3可看出，所有基于相同根LLC检验和不同根IPS检验的变量序列检验结果，都表现为平稳，所以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是可行的。

表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本文面板数据是短面板数据（n＝26，T＝7），观察26个城市的三废排放和环境规制政策时发现其时间趋势不尽相同，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环境规制逐渐严格，单位产值三废排放量逐年降低，部分城市呈现先高后低的局面（如武汉、重庆等），另一些西部城市开发区出于招商引资需要，粗放型发展的同时，并未同期开展环境规制措施。因此，样本个体之间差异比较显著。

首先，对比普通标准差和聚类标准差发现，二者相差不大，而聚类标准差在做豪斯曼检验方面存在不变，因此本文选取普通回归；其次，比较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检验发现大部分变量存在个体效应，因此只能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接着采用豪斯曼检验，由于检验结果拒绝个体随机效应形式，本文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本文运用STATA12.0进行的数据分析。

三、实证结果

本文通过建立4个模型阐述环境规制与开发区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1－4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总收入、净利润及技术收入，模型内部分别从单位工业产值三废排放和三废治理投入两个维度分析其影响。表4的结果显示，单位工业产值三废排放中，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对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和总收入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显著水平为1%），而工业废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粉尘）对开发区净利润和技术收入有显著负面影响；从三废治理投入视角看，工业废水处理投入对开发区总产值和总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显著水平1%），而废气和固废处理投入则对开发区的运营和创新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其中固废处理投入对开发区技术收入的弹性系数达到－1.43）。这表明，环境规制经济投入规模对开发区运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比单位产值三废排放的影响大些。

从控制变量看，人员规模越大，开发区运营绩效越好，而人员规模对创新绩效影响略小些，企业数量对开发区净利润和技术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投入方面，生产性资金投入对开发区运营和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资金投入对开发区运营绩效则有负向影响，因为如果企业加大对于研发的投入，那么会相对挤占生产性资金的投入，进而会削弱该地区企业的部分总收入和净利润；可以看出，研发资金投入能促进开发区的创新绩效，投入弹性为0.06/0.02，但并不显著。综上所述，工业三废对开发区运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从环境规制看，针对废弃和固废的政策执行力度与开发区运营和创新绩效成反比关系，而针对废水处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则能促进开发区提高运营和创新绩效。

表4 环境规制对开发区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开发区所在省份为基础进行地域划分，剖析不同地域开发区创新绩效受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经豪斯曼检验依旧采取个体固体效应模型。

表5显示，从工业三废排放维度看，除单位产值工业废水对西部开发区创新绩效有负面影响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从环境规制投入维度看，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治理投入和工业废水治理投入分别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开发区的创新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5.60和－0.34，显著水平1%）。这表明，环境治理投入占用了研发投入，阻碍了相关地区技术收入的提升。略感意外的是，在西部地区二者影响正好相反，加强对工业废水处理有利于提升西部地区创新绩效。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数量、人员规模、研发资金投入和生产性资金投入对各地区开发区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表5 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开发区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从工业三废排放情况看，仅单位产值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与开发区运营绩效正相关，而环境规制治理投入则不利于开发区的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提升。二是环境规制对开发区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是东部地区依赖的主要方式，开发区正逐步向集约化和绿色产业发展，单位产值工业三废排放减少，因此环境规制政策对其运营和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时，主要依赖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提升运营和创新绩效，单位产值工业三废排放增加，与其运营绩效成正比，同时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然而，过强的环境规制将会挤占原本用于再生产和研发活动的资金，因此对运营和创新绩效有负面影响。

各地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措施时要分类管理，在东部地区推进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实现集约化和绿色生产；而在中西部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则可能严重干扰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和研发活动，并最终对开发区运营和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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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A

1002－3240（2017）04－0084－06

2016-12-30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要素有效供给研究”（71673135）；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技术惯域对企业持续创新的作用机制及转化模式研究”（71262164）；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基于过程的企业能力系统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0YJA630031）

邱成（1966－），江苏徐州人，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政工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决策分析；冯俊文（1960－），山西太原人，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决策分析。

［责任编校：唐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