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兴山，唐宁玉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幸福感：一个基于自我比较和人际比较的视角

郑兴山，唐宁玉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文章提出一个基于自我比较和人际比较视角下的个体幸福感分析框架。首先简述了“比较”及其“比较观”下的幸福感的含义。其次，分别阐述了个体自身在单一事物（财富）之间“比较”、不同属性（情感适应性和内在可评估性）事物之间比较下的幸福感。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个体与他人就单一财富、组合财富（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不同信息状态情形下的幸福感问题。文章认为，通过“人际比较”可以影响到个体自身的幸福水平。幸福度最低的社会状态是“贫穷了解富有者物质财富及其更多有利一面”的社会，而“富有了解贫穷者物质财富和更多不利一面”的社会整体幸福感状态最高。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当个体不知道自身周围存在有利事物、他人却知道己方的这些有利事物时，会降低社会的总体幸福感；当自己不知道自己不利事物、他人却知道己方的不利事物时，则会带来社会的总体幸福感提升。文章还分别提出了个体自身比较和人际比较下对应的幸福提升策略和政策建议。

幸福感；自我比较；人际比较

“比较”是指个体所知觉到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对比，也可称为认知比较。比较几乎贯穿于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感受、自己和社会的标准对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快乐程度进行评价。从比较对象的视角来看，比较可分为“自我比较”和“与人际比较”。自我比较是个体自身就单一事物或者事物组合（产生直接刺激）进行的对比，通过自我比较会产生内在标准下的幸福和不幸的感受。人际比较是个体与他人就单一事物或者事物组合进行的对比（产生人际比较刺激），通过人际比较会产生外在标准（社会标准）下的幸福和不幸感受。通过比较及后续选择，个体心理上会产生正向或者负向激励效果，[15－16]进而有不同的幸福感。基于幸福的判断理论（judgmentaltheoriesofhappiness）或者幸福的比较理论（relativistictheoriesofhappiness），情境或者外部环境因素是决定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幸福感的多少基于其余它事物的比较结果。[17－21]

二、“自我比较”下的幸福感

1.财富比较与幸福①注释：物质财富包括货币财富、实物财富等，本文没有特别说明时，将物质财富简称为“财富”，以与“非物质财富”相区分。

（1）经济领域研究视角。经济领域研究认为，随着财富数量的不断增加，单位财富给个体带来的效用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这一规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根据这一规律，个体得到第一个一万元所带来的快乐将会大于获得第二个一万元所带来的快乐。总体上看，从经济领域研究的角度而言，财富的绝对增加将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效用，只不过单位财富增加后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研究显示，美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其国民的幸福水平却止步不前。[22]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国民幸福的增长的作用正在逐步下降。[23]更有研究证实：个体和国民财富的绝对增加与幸福的增加并不保持同步，幸福的提升步伐远远落后于财富增长的步伐，个体和社会财富及其物质的增长与自我报告的幸福感的增长相关程度出乎人们预料的低。[24]

经济领域研究提出了上述财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出现这一规律出现的原因以及人们可以采取什么方法来尽量克服边际效用递减所带来的效用（幸福感）下降等问题缺少更深入的探究，而幸福领域的研究深化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2）幸福领域研究视角。幸福领域研究方面，一个强有力的解释个体财富与效用（幸福感）的关系理论最初是由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Kahneman等提出的前景理论系统深入地回答了财富及其变化对效用（幸福感）影响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发生随财富增加边际财富的效用（幸福感）下降现象？财富的起点或者参考点与个体的效用（幸福感）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前景理论认为，财富与效用（幸福感）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人们获得财富时，初始的财富会较大提升个体的效用（幸福感），财富减少时，起初会给个体带来较大的不快（“小量财富巨大影响”）；人们对于相对得失大小更为敏感，而对于绝对状况并不那么敏感（“参考点原则”）；个体遭受损失引起的负性体验比相同程度的获得所引起的正性体验更强烈（“损失规避原则”）；个体对额外获得比最初获得更不敏感，但是对额外损失也比对最初损失更不敏感（“额外获得和损失不敏感原则”）。[25]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前景理论属于“自我比较”下的财富与效用（幸福感）关系理论。根据前景理论，个体的幸福感与事物的参照点的比较相关，财富的参照点变化（即财富的初始“比较”点改变）会引起个体幸福感的变化，而改变财富的参考点（初始“比较”点）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当个体财富水平“比较”低时，财富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以后随着个体财富的增加（财富“比较”多），个体的幸福感的增加趋缓趋弱；与财富原点“比较”起来，财富越多，个体的幸福感增加越小。财富水平中有一条“比较”线。在这条线之下，财富的增加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在这条线之上，财富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微弱。

根据前景理论，个体的最初物质财富对于幸福是很重要的，那些缺乏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或者没有达到舒适生活条件的人其幸福感往往较低。然而，随着社会和个体财富水平的快速增加，人的幸福感却不一定同步增加，个体的财富与幸福之间并非绝对正向的线性关系。在生活达到富足之后，个体财富的多寡与其幸福的关系开始出现变化，财富的增加给个体带来的幸福感增加会越来越少，个体需要从现有的财富基础上通过其他行为决策或者寻找其它方式才能导致更多的幸福感。

总之，从自我财富比较的角度，初始财富对个体乃至国民的幸福的确非常重要，但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个体乃至管理层就应考虑收入增长的同时，如何借助这种增长对个体自身或者国民的长远整体幸福产生贡献。

2.情感适应性比较

外部因素刺激个体所带来的情感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同时，这些外部因素可能是容易情感适应的，也可能是情感难以适应的。[26]外部因素或者刺激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容易适应的有利外部因素、不易适应的有利外部因素、容易适应的不利外部因素和不易适应的不利外部因素。不易适应的有利外部因素一般不易产生情感适应，能使个体长期保持愉快心情的外部因素。包括探索未知世界、与亲友相聚、与积极心理的人长期相处等。不易适应的不利外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最大且最持久，包括上下班交通、失业和丧偶等。人们一旦遇到了这一类外部因素，则很容易长时间里陷入情感上的不适；情感易适应的有利外部因素（如，汽车、高档首饰、高级住房）和情感易适应的不利外部因素（如、寒冷天气、恒定的噪音）对个体的影响时间不长，消费这些物质后，个体的幸福感很容易回到原来的水平。

从比较的视角，个体乃至影响个体的外部单位（政府或者社区）可通过增加不易适应的有利外部因素，事先规划以应对不易适应的不利外部因素，并配置好容易适应的有利和不利外部因素，将能带来个体幸福量的增加。[8]比如，个体可以通过增加科技活动中心、博物馆、科普中心等情感难以适应的有利事物的消费数量提高幸福感。政府方面则可以在市政基础设施规划上考虑如何尽量规划，减少那些不太容易适应的不利事物（如汽车噪音、环境污染、失业、上下班交通的拥挤的数量）。在经济能力有限的范围内，个体还控制生活中容易适应的有利外部因素（如高档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政府方面则可以适当提高这些物品的消费税率来减缓人们消费这些物品的意愿和能力来提高整个社会大众的幸福感。

3.内在可评估性比较

内在可评估性是指在没有其他参照物以及从来没有被人们学习、认知和比较的情况下，不同数量或质量的这一事物能够引起个体不同的主观感受程度。按照内在可评估性的不同，大体能够将外部因素分为内在可评估性高的A类事物和内在可评估性低的B类事物。[6]A类事物是指那些不需要任何其他比较信息，其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便能引起不同主观感受的事物，比如饮食、冷热、睡眠时间等。B类事物则在没有对比信息的情况下，个体难以对其好坏程度做出较为准确的评判。珠宝、高档汽车，高级别墅等事物即属于这些事物。Hsee和Zhang认为，对外部因素的评估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独立评估模式（SE），另一个是联合评估模式（JE）。[6]前者，在评估时没有其他事物可以进行参考和比较，而采取后一种评估方法时，有不同数量的其他同类事物进行参考和比较。对内在可评估性较高的A类事物，评估模式的改变并不能改变个体对该事物的性质的感知的敏感程度，而对B类事物而言，评估模式的改变则会改变个体对该事物性质的感知的敏感程度。个体的情感在联合评估模式下会变得更加敏感。由于内在可评估性的不同，个体的效用（幸福）曲线也将会改变，B类事物独立评估时的效用（幸福）曲线在单独评估时将变得更为平缓，而A类事物无论是独立评估还是联合评估，其效用（幸福）曲线都不会改变。Yang等近期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采用特定的相对和绝对幸福感差值的比较分析模型，可以测量和区分事物的可评估性及其相对范围。[27]

现实中很少有完全内在可评估内和内在不可评估性的事物。比如，电脑显示屏的大小只有给人们带来视力疲劳时才是具有内在可评估性变量。由于社会文化、个体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内在可评估内在不可评估的事物还会受到人际比较和外在参考点的影响。然而，AB两种类型的事物的主要区别被认为不在于它们是否受到外在参考点和对比的影响，而在于它们是否具有内在参考标准（一种个体内在基准点比较），即对某一事物上的自我内在比较。内在可评估性变量被认为可能与基本生存需要和满足私密消费更有关而不是和炫耀消费更有关。[28]内在可评估性消费中带来的幸福感是绝对的，内在不可评估性带来的幸福感是相对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实验室和现场研究数据的支持。[23]

基于内在可评估性比较的视角，理性的个体在经济不宽裕的时候应当考虑消费那些内在可评估性高的物品上，不应过多地将货币用来购置那些内在可评估性不高，且影响将来生活物品（如钻石珠宝）上。这是因为，前者的消费能更多地使个体感受到绝对意义上的幸福，而后者所带来的幸福只是相对的。生活中的攀比永无止境，当某人戴了一个不错的钻石珠宝而洋洋得意时，迎面而来的更大钻石珠宝可能立刻使这份得意消逝无踪。

从政府的视角，由于人群的不同（包括不同的地域人群、不同的代际人群、不同的种族人群），财富的增加是否提高幸福感取决于提高内在可评估性的消费。提高具有内在可评估性的消费可以提高所有这些不同人群的普遍幸福感，而提高内在不可评估性的消费则没有这种普遍幸福感效应。因此，政府可通过支持对物品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自然可评估性的研究，为未来的经济决策提供基本的依据。总体上看，对那些内在可评估性高的物品，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更多的投入和建设。比如，政府可以为每家每户享有冬暖夏凉的设施提供便利和支持，可以通过科研立项促进改善睡眠和性生活质量药物的研制，还可以积极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并通过降低民众使用互联网络的费用来提高人际信息沟通的效率和效果。

三、人际比较与幸福感

1.人际间单一财富比较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之间需要交往，并产生信息、财富等方面的流动。著名的约哈里之窗描述了沟通中的个体认识问题。约哈里之窗有四个方块，分别是：自我和他人都知道的——公共的我（Public self）；自我知道，但他人不知道——秘密的我（Secret self）；自我不知道，但他人知道——盲目的我（Blind self）；自我和他人都不知道的——潜在的我（Unconscious self）。[29]用到财富信息的了解和沟通上，我们可以构建“财富信息状态/幸福感约哈里窗”来理解个体间财富比较和幸福感的问题，其对应的状态和幸福感假设如表1所示。

表1 财富信息状态/幸福感约哈里窗

在表1的A1状态，即穷人和富人彼此分别了解对方A1的财富信息状态，它实际上是一种“平等了解”（equal－knowledge）的社会财富状态，这个状态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均知道对方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下社会的总体幸福程度为H1；在B1状态（rich－know－poor），即穷人不了解富人，但富人却了解穷人的财富信息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穷人对富人的财富信息不了解，富人却知道穷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这种状态下社会的总体幸福程度为H2；在B2状态（poor－know－rich），该状态下富人不了解穷人，但穷人却了解富人的财富信息。在这种状态下，富人不了解穷人，但穷人却知道富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这种状态下社会的总体幸福程度为H3。

假设单一财富比较下社会中高消费水平总是比低消费水平更令人心悦，Hsee，Xu＆Tang（2008）认为：上述单一财富下人际比较下富有了解贫穷（rich－know－poor）的社会（B1状态）中，人们平均起来是最幸福的；在贫穷了解富有（poor－know－rich）的社会（B2状态）中，人们是最不幸福的；平等了解（equal－knowledge）（A1状态）的社会中的幸福程度介于前两种社会的幸福程度之间。[23]用上述符号表示即：H2＞H3＞H1。这些研究表明幸福是个体间相对比较的结果，取决于个体获得和参照点之间的差距。

2.物质财富与非物质财富的组合下的比较

根据前景理论及其幸福领域研究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分析同时存在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情形下的个体幸福水平。在这里，我们假定物质财富是可以通过货币衡量的财财富，而非物质财富是用货币难以衡量的财富。

C1状态（poorblind state）：由于无法或者没有同富人比较，穷人仅仅知道自己的物质财富信息，但不知道自己隐含的其他有利或不利的非物质财富信息，而富人知道穷人所有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信息，知道穷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假设这种状态下社会的总体幸福程度为H4。

C2状态（richblind state）：由于无法或者没有同穷人比较，富人仅仅知道自己的物质财富信息，但不知道自己隐含的其他有利或不利的非物质财富信息，而穷人知道富人所有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信息，知道富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这种状态下社会的总体幸福程度为H5。

D1状态（non－knowledge）：穷人和富人彼此均不了解对方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情况。在这种状态下，双方彼此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种状态实际上一种“不被了解”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下双方的平均幸福程度H6。

对C1状态可以进一步深化分析。假设穷人对自己物质财富有了解，但对自己身边有利的非物质财富（如秀美的山川、清新的空气）却不了解，富人却了解穷人以上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信息，我们把这种状态细分为C11，其对应的社会总体幸福感为H41。由于这时穷人不了解富人，但富人却了解穷人物质财富和有利的非物质财富，社会总体幸福感H41应小于B1状态（穷人不了解富人，但富人了解穷人物质财富，但不了解其非物质财富）的幸福感 H2，即 H41＜H2。

其他条件不变，假设穷人对自己物质财富有了解，但对自己身边不利的非物质财富（如缺乏洁净的天然食品条件）却无感觉，富人却了解穷人的以上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信息，假设这种状态为C12，对应的社会总体幸福感为H42。由于这时穷人不了解富人，但富人却了解穷人物质财富和不利的非物质财富，社会总体幸福感H42应大于B1状态（穷人不了解富人，但富人仅仅了解穷人物质财富，但不了解其非物质财富）的幸福感H2，即 H41＞H2。

同样，对C2状态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分析。假设富人对自己物质财富有了解，但对自己身边有利的非物质财富（如城市生活的便利等）却无了解，穷人却了解富人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信息，我们把这种状态细分为C21，其对应的社会总体幸福感为H51。由于这时富人不了解穷人，但穷人却了解富人的物质财富和有利的非物质财富，社会总体幸福感H51应小于B1状态（富人不了解富人，但穷人了解穷富人物质财富，但不了解其非物质财富）的幸福感H3，即 H51＜H3。

同样，假设富人对自己物质财富有了解，但对自己身边不利的非物质财富（如城市污染）却无了解，穷人却了解富人以上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信息，我们把这种状态细分为C22，其对应的社会总体幸福感为H52。由于这时富人不了解穷人，但穷人却了解富人的物质财富和不利的非物质财富，社会总体幸福感H51应大于B1状态（富人不了解穷人，但穷人了解富人物质财富，但不了解其非物质财富）的幸福感H3，即H51＞H3。

从比较的角度看，“贫穷了解富有及其更多有利的一面”的幸福感最低，而“富有了解贫穷及其更多的不利一面”的社会整体幸福感最高。“贫穷了解富有及其更多不利的一面”和“富有了解贫穷及其更多的有利一面”的社会整体幸福感介于前两者中间。总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当自己不知道、他人却知道己方的有利事物时，会降低社会的总体幸福感；当自己不知道、他人却知道己方的不利事物时，会提高社会的总体幸福感。

基于哈约里窗（表1）的信息的四个方块面积是不同的，有些方块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大，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可能很小。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能达到“更多富有了解贫穷更多不利一面，更少贫穷了解富有更多有利的一面”，这种信息流状态将导致社会总体幸福感增加。反之，如果存在“更多贫穷了解富有更多有利一面，更少富有了解贫穷更多不利一面”，这种信息流将导致社会的总体幸福感不断下降。

事实上，由于网络信息的发达及其媒体传播的便利性，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更可能是一个“贫穷了解富有”的社会，或进一步说，更像一个“贫穷了解富有更多有利一面”的社会（C21）。富有者的炫耀动机、奢侈品的狂轰滥炸、外来人口向大城市源源流入、财富分配的基尼效应、拜物教的盛行的社会效应、城乡巨大差别的二元效应等等均使得社会的信息流朝向“贫穷了解富有”或者“贫穷了解富有更多有利一面”，[23]而非幸福领域研究意义上更为理想的“富有了解贫穷更多不利一面”（C12）的社会态势。从财富信息流控制的角度而言，管理层可以采取许多适度的政策举措提高社会整体幸福水平，一些建议如下：

（1）“扩大中产阶层的税收机制”。根据范围－频数理论，[30]在多数微富少数很穷社会中，其成员的平均幸福感最高；在多数微穷少数很富社会，其成员的平均幸福感最低；而穷富对等的社会成员的平均幸福感处于两者中间。[23]针对这一现状，管理层应努力构建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多数人富有的社会。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更为激进的税收方式限制极端富有者的财富剧增，降低极端富有人群比例。同时，管理处应该进一步出台提高社会中产阶层比例的措施。比如，提高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力度、保护大多数中产者的合法财产等。

（2）“强化富裕者社会责任感”。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富人，但更需要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富人。富有者的社会责任感不但与需要富有者的良知有关，还同社会文化、社会赞许、政策上的支持、贫穷者对富有者的情感回报有关。在市场经济社会，只要是合法的就是合理的，富有者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合法收入，社会和政府要鼓励而不应贬低这种行为。为减少嫉富或者仇富的心态，我们的媒体要更多地挖掘宣传富有者的艰辛故事，社会大众要理解和思考富有者光环背后的辛酸。其次，政策上要为富有者回报社会和履行社会责任感创造便利条件。最后，贫穷者应该对富有者的给予适当的认可和感恩回报。从比较的视角看，付出和回报基本对称的社会幸福感应高于不对称的社会状态。

（3）“炫耀限制”。根据前述的分析，“贫穷了解富有的有利的非物质财富信息的社会”的社会整体幸福感最低。因此，在策略上，政府可采取“炫耀限制”的策略改变这种信息格局。炫耀限制可以分为主动性的炫耀限制和被动性的炫耀控制。主动性的炫耀限制主要是通过富人方面采取主动性的措施让己方的富有信息尽量少暴露在贫穷者的眼中。被动性的炫耀控制主要依靠社会和政府管理层的工作来进行。比如，银行可以增加保险箱的数量等方式减少富有者财富信息的外露，市场可以多提供一些保密性强的、特别用于高档消费的会所等。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高档商品消费税、征收奢侈品广告特别税、控制媒体对高收入者高档消费的版面比例等手段减少富有者信息的过多低成本扩散。

（4）“让富有者更多地了解贫穷”。鼓励富人尽可能地了解贫困者的疾苦不失为一个有效增加社会总体幸福感的方法。相比于“炫耀限制策略”策略，让富有者了解贫穷者是一个更可取的策略。在不过多增加社会成本的条件下，政府应鼓励各种媒体大力宣传贫穷者的奋斗和艰辛故事，这既可以让富有者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更可以让富有者感动之余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从而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感水平。

结语

人是比较的动物，我们通过自我比较和与人际比较得到相对的幸福。个体“自我比较”和“与人际比较”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我们在“比较”中感受幸福，我们也可以采取积极的策略来提升比较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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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4

A

1002－3240（2017）04－07－07

一、引言

2017-02-16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2114，“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包容性领导：构思、影响因素和双重作用机制研究”，项目负责人唐宁玉）的资助

郑兴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公共管理结构、主权理论等；唐宁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等。

［责任编校：唐 鑫］

人类是喜欢进行比较的动物，生活中，当个体在感受或评价得失时，往往会借助于比较的手段。[1]我们会比较自己现在和以往财富的多少，我们会比较不同工作带来的乐趣的大小，我们还会经常在各种对象上同他人进行比较。在比较时，个体会评价外部刺激的大小和方向并产生进一步的情感变化。我们可能会在同自己的过去比较时感到高兴和兴奋，也可能会在同他人当前的境况比较时带来失望。我们通过比较获得感受的同时，也会基于自身内心标准对自身整体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总之，我们经常通过比较来获得幸福程度的感受。

迄今为止，幸福领域研究已提出了一个符合多数人的理解、可以进行客观测量的幸福的含义并可以检验其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概念。根据幸福领域研究的理解，幸福是个体根据自己的和社会的某些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2]幸福领域研究认为，幸福是个体对其生活的整体主观评价，财富本身并非幸福，它只是影响幸福的一个外部因素，幸福还与事物的外部表征、个体心理和个体决策有关。[3]分析影响个体幸福的视角很多，研究者从情感适应、[4]外部因素、[5]事物的自然可评估性、[6]时间因素、[7]积极心理、[8]流体验、[9]预测、[10]选择、[11]冲动、[12]控制与理性[13－14]等方面对影响幸福的因素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中，我们基于上述不同视角对个体幸福感知影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自我比较和人际比较视角的个体幸福感知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