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的变奏：农村空心化治理模式研究

2017-10-28宋凡金谷继建王东强

社会科学家 2017年4期

关键词：实体化空心化农民

宋凡金，谷继建，王东强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402160）

破与立的变奏：农村空心化治理模式研究

宋凡金，谷继建，王东强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402160）

农村空心化不是单纯地依靠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所能解决的复杂问题。期望通过消除农村空心化概念无法根本上解决空心化的内涵问题，因此提倡通过城市化和城镇化解决农村空心化的建议一定要厘清问题，探寻根源，精准施策。现有研究的不足证实，解决空心化问题必然要从农村本身入手，实质是进行实体化构建。鉴于此，文章提出坚持依据农村、立足农村、发展农村的基本理念，从农村内部发展出发找到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对策。

空心化；实体化；“我”的问题；深圳模式

一、引言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心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引起学界和政界的极大关注。不过，政府尚未有更多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面对该世纪难题更加困惑，即便是借鉴有过类似发展经历的欧美国家，数年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归根结底，在相当程度上亦可归因于学界政策咨询服务的建言有失偏颇，因学界或者操作者动辄便以欧美、日韩、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为照搬模板为政府提供所谓的政策建议。殊不知，在庞大的资源配置上，中国根本达不到这种调配的潜在能力和完善的市场调节机制。鉴于此，农村空心化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采取中国化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要着眼于国情中的人力资源配置、行政资源调配、市场资源调动和文化资源重置，本文认可华西村实体化运作模式，而非简单的并村、搬迁、进城等方式，发展农村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农业产业至关重要。以近20年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大量文献为载体，精心选择了部分重要期刊和部分学者的对策建议部分作对比研究，发现研究者们关注农村空心化的视角与政策建议，不外乎以下方面：（1）平等权落实。高一飞、向卿青等从户籍制度下造成的医疗、教育、文化不平等的平等权没有得到落实出发，论证了农村空心化问题应如何解决的根本原因。但具体、明确的操作路径并不明确，他们没有明确地回答农村空心化是产业问题还是法律问题；（2）产业回归农村研究。冉光和、刘永飞、刘远风、王介勇等分别提出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途径是“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美丽村庄”，合作社、土地流转、回乡创业、龙头企业等农村产业聚集化打造为依托出发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以产业导向为突破口，培育新的农业资源体系；以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培育农村非农产业。但是，家庭农场容纳农民就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有限，对于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只是杯水车薪，推进过程和资源回流又会带来新问题，同时需要配以其他的工业化措施才行之有效；（3）救济式填补农村空心化。梁银湘、黄建等认为用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器物下乡的对策建议；戴桂斌认为应从经济、政治、文化、服务协同共建的角度重建农村社区改变农村空心化本文认为这偏离了农村空心化的本质。但是，无论农村社区建设到位程度如何，器物如何下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和资源外流现象，无法可持续发展，也只能是“救济式扶贫”的再现，宏观性建议难有实效；（4）资源集中论。袁海涛从法制到金融对农村进行再造，张春娟认为部分土地资源市场化就能改变农村空心化，张茜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就能解决空心化问题，周春霞提出农村要进行内源型建设，包括回流的务工人员；（5）政府管理论。周学馨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管理的角度试图解决空心化。然而，这种仅仅关注某个层面的农村空心化治理模式过于单一，特别是强调宏观建议的部分很难有实质性解决办法。当然，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很多研究没有找到农村空心化的本质所在，无论是农民进城、新农村建设还是土地流转、农业合作社发展等方式，均难以从本质上彻底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本文在合理吸收学界合理化建议的基础上，通过提出解决农村空心化的具体路径，即通过实体化建设，以产业主导与资源回流方式坐实农村经济基础，实现自发式资源配置，形成人、财、物的聚集，从而扭转农村的空心化问题。

二、农村空心化现状及问题提出：空心化问题的实质界定

要研究农村空心化首先界定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实质：工业化社会造成大量的资源配置到中心城市，进而使农民的生存环境恶化，特别是经济环境，导致他们为了追求社会生存空间，优质劳动力资源被迫逐渐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农村人口逐渐变得“稀薄”，基本上是留守的老、弱、病、残、幼苦苦守候着基本的心理诉求和器物载体象征，“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乡村人口65656万人，乡村人口比城镇人口少3423万人”（饶静，2013）。从该定义上看，农村空心化问题存在5大有待认真定性的难题：（1）规律定律的使用范畴不一样。工业化社会的推进一定会造成农村空心化问题，但界定空心化不能是完全依据欧美、日韩、新加坡的标准，中国难以与之形成实质性比较，二者人口、资源、体制、文化等差距太大，中国农村空心化的标准不能抄袭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模板，向卿青调研的1755个农户中3667个劳动力发现：65.1%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流向一二线城市，留守在本地打工的人员只有13%左右。但仍有22%的“老、弱、病、残、幼”留守在农村，坚守着熟人社会的阵地，而不是欧美国家的全民动员，无论老少，皆在生人社会中流动，如美国2012年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每3个乡村中就有1个面临消失。再者，绝大多少的人最终还是要终老在农村，这种“孔雀东南飞、终究燕归来”的行为模式说明了农村空心化的本质不是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生活迫使的缘故，也是叶落归不归根的具体表现。恰恰是这种表现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内在不同；（2）城市可以反哺农村，却并非必然。市场化行为导致的资源大量集中在中心城市，1952年到1978年农村被剪刀差的存量大约是6000－8000亿元，而1978年到1997年每年剪刀差造成的农村经济资源流失大约达千亿元，随后这种剪刀差的功能才逐步减弱，但并不是不存在。于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目前为止，农村资源扭曲性地专业到城市的经济总量接近2万亿元[1]。但到目前为止，城市反哺农村的实际表现微乎其微。虽然，反哺于农村的根本原因或者说问题的源头被经济史发展规律证明了是可行的、应然的。从原理上看，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甚至消弭农村的空心化，关键问题是操作路径与调控力度。当政府奉行城市中心主义时，农村难以得到反哺，也是现行的政策导向弊端的结果；而相关智库人员不停地呼吁我国城市太少，按照日本1亿多城市人口，有787个城市计算，中国应该至少在654个城市基础上大约再建7867个城市，这是标准的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势必带来更严重的农村空心化；（3）大量的农村优质资源流向城市导致市场规律压缩了农村优质资源的生存空间使然，仅仅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流动到各个城市的数量就达2.3亿之多，这种劳动力红利的释放是城市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因此，调节市场规律的弱点由谁责任运行与补充是要定位的，这就是政府责任中的宏观调控部分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城市化进程加快时，忽略了小城镇建设的就地取材优势，即便是现在120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也只不过是原有县城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即便现在倡导的小城镇建设，也仅仅是城市化外壳的物化，而不是资源的分梯级分配与产业的差异化布局，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快农村空心化的进程。（4）泰然自若、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式生活方式难以再始终如一的在广大农村延续，农民的社会生存空间被挤压的越来越小，他们有权利追求原本还属于自己生存空间，但促使大量农村资源特别是优质人力资源拥往城市的洼地效应在政府层面上如何规制与优化布局必须认真对待。（5）空心化的农村对农民心理的象征意义应提上日程，它代表着近9000万老弱病残幼在守候着空间上存在的基本心理诉求和器物载体象征，是所有农民（包括外出务工的2.3亿人员）精神家园，需有个定性和交代。这五大特征构成了农村空心化的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要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必然从这五个方面入手，但五个方面的主轴、重中之重是资源回流与劳动力留守相结合。否则，就无法做到由空心化转向实体化的构建。

三、一个长期研究判断：农村空心化的六个判断

基于对学界研究的商榷和对农村空心化、农业产业化问题的长期研究，进而得出如下6个判断：（1）“百善孝为先”[2]传统文化和家庭养老保障体系造就了农民为回报父辈们，唯有千方百计地寻求收益可持续的均衡发展状态，忍辱负重地承担着双重心理枷锁，即城市谋利、心向家庭。但是工业化进程打破了原本的农村生活节奏和均衡的生态环境，使大量农民为了养老、敬老和提高老一辈生活质量在纠结中走向城市，以及为了几辈人的生活品质（80年代以前并没有这个概念）改善而无奈地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但分析发现，上述状态只能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初级自然反映，实际上，大多务工农民在心理上对城市有一种排斥感，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回归乡村的潜意识一直很强烈，这为从空心化转向实体化奠定了原动力；（2）农业资源外流诱变着农村空心化，几乎所有的优质资源被中心城市吸纳，农村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威胁。但也有例外，他们的农村实体化固若金汤，如江苏的华西村、永联村，山东的南山村、沈泉庄村，陕西的东岭村等以第一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特色型、地域性的第一产业，将资源回笼；进而，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进一步夯实其实体性，有效克服了农村空心化问题；（3）农村产业发展严重失衡（见表1），农业作为农村发展的核心支柱已经不能再体现其原有价值，似乎成了城市工业的附属品，农民遇到前所未有的“存在”压力，缺乏主导产业——农业的依赖，故而农民也只好追随其他产业的转移而转移；（4）农民对自身的生存感已经产生了不确定趋势和渺茫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他们四处寻觅，不自觉中走向了强大魔力的工业化城市，在这里有他们渴求的生计收益和满足前述3点“受损”的些许安慰；（5）社会经济差距带来的一种挫败心理，这种心理致使农民走向资源集中地——城市，通过争取最大化的收益以弥补这种挫败感，表现为回乡过年时一种炫耀与攀比，但在内心深处，共同道出了一个本质问题所在，那就是挫败心理的补偿与无奈。（6）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本质是“流离失所”的农民重回农村、重建农村的“雁归来”模式，即农民不想离开农村，因为心在农村、身在城中是农村空心化的本质体现。在我们访谈的数百人中，认定如果农村像城市一样拥有大量资源可供参与劳动致富，表示坚决不外出的占了89.2%的比例。

表1 部分省市农业所占国民经济比例

四、传统研究框架外的原因分析：农村空心化实体性构建的反思

传统的研究框架是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理性研究，大量的引经据典对农村空心化进行论证。本文不使用这些学理性研究框架，而是坚持人类学与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一般描述作为对问题原因的梳理。研究发现，造成农村空心化的原因至少有4点：（1）一种生存需求。一是表现为国家生存的需求致使在一定时期内抽离了农村一切可以为工业化服务的资源，转移至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能够优先发展起来为国家更好地生存服务的中心城市，预期可视的未来可以反哺农村。但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没有反哺，却在无形中更加剧了资源向城市的集中。于是通过行政调解杠杆对农村进行资源调配，但要真正填补农村空心化的庞大资源需求，无异于饮鸩止渴。所以，还需要更优化的资源调配机制，包括行政调节杠杆，本文不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德国在房地产方面的政府干预是较多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严格受到政府管制和大量政府干预的市场，远非自由的市场”[3]。二是农民的生存需求，农村的资源大量外流导致农民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生存压力迅速增大，此背景下他们不得不离开农村，到资源集中的中心城市去务工，离开的结果导致了农村空心化的表面现象的产生，即只剩下老、弱、病、残、孕，实质问题是生存压力使然，而非简单地追求物质化的收益；（2）一种发展权的维护。杨明洪[4]在《压抑与抗争：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损失，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就会对此做出反应，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的视角来阐释农民的发展权，本文深以为然。不过，除却理性经济人的利益关系之外，发展权还意味着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如回乡创业等方式）带动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发展农村，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在访谈的数百名农民工中都有一个心声，归纳为“今日进城、忍辱负重，为了发展、拼命积攒，有朝一日、回乡创业，兄弟姐妹、左邻右舍，共同发展、一起致富，共建我村、村村如城，扎根农村、守候家园”的发展诉求，即便清华大学2010至2013年中国城镇化调查中，超过七成的农民工表示“‘不打算回乡就业’，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愿意回家务农者更是寥寥无几，分别仅占7.3%和3.8%”[6]。数据如此坚定值得怀疑，因为这种静态数据的可采信程度在动态变迁中会打折扣，特别是他们不停地遇到种种无奈时，情况甚至会大变，不知道“本地非农务工和非农自营人数所占农民工人数比重之和为61.2%，远大于外出从业所占比重”[7]，与清华大学的调研相比，哪个值得采信？（3）一种无奈的面对。这其中有三层意思：一是对学界的无奈，大量的研究者对农村空心化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学理解释，深入农村或者与农民（工）长时间打成一片，深入思考问题的时间不够、力度不够，导致人们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倾向于简单梳理和理论阐释；二是农民对社会的无奈，因为农村资源空心化导致农民只好跟着资源流动的方向走，否则会让自己面临困境，多重“走出去”的结果就是农村空心化的体现，这实质上是农民对社会的无奈和一种不知所措的适从；三是对基层政府的无奈，广大的农民期望基层政府有所作为，可以使农民不离土，也不离乡。不过，基层政府多行使基本的政治管理职能，忽视了包括创业、就业、再培训的经济服务职能；（4）一种撕裂的体现，表现在：一是一种精神家园与物质诉求的撕裂，农民很想守住农村作为精神家园的一种安详，但物质的生存需求被割裂之后，又只好去追求基本的经济收益，本质上割裂了这种人性内在需求，二者选其一的时候，农民选择了生存，当利益诉求得以解决之时，回乡守候家园的概率自然会大幅提升。二是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撕裂，中国“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7]，恐怕没有多少农民愿意到生人社会中去刨食，又有多少农民适应生人社会的生活，各种研究发现农民工对生人社会的适应程度较差，且不间断遇到其各种权益被侵害的现象，这是割裂表现，造成的不适应更值得研究，这也是农村空心化在人性上的内在体现；农村人权利与城市人权利不平等的撕裂，农村空心化之前的农民对资源外流只是感觉不公平，迫使农民的生活更为困难。但务工之后，无论是身份歧视、消费歧视、收益歧视等等都表现得过犹不及。这种撕裂导致了农村空心化的心理割裂效应，即便由空心化转变为实体化，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以华西村为代表的“村集体村党委依旧是企业的直接控制者，尽管华西村企业集团拥有了多家上市公司，华西村村民的股份却不具有多少流动性，吴仁宝等领导层也并没有在股权上成为绝对的控制人，与此同时，至少从表面上看，华西村的发展并未受到什么影响，而是又上了一个台阶”[8]，其发展历程就是从特色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两手抓、两手都硬”开始，一直坚持与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相结合，进而不断充实农村的一切资源要素，能够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

五、农村空心化转向实体化路径研究：中国特色的实体化再造

鉴于上述农村空心化表象和内在原因的不同，本文拟以中国为背景提出5点建议，构建农村空心化走向实体化的路径：（1）既然农村空心化的首要问题表现在农村资源的外流，而其中最主要的资源是农业生产有关的资源，那么就要坚持农业发展、不离粮离农，充分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价值和产出收益。在政府生产补贴杯水车薪的背景下，可采取“国家主体＋成都市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提升模式，“以家庭农场为农地资源整合的初始平台，在强化农民对农地产权属性的同时，引入各类资本参与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分工变革，鼓励农地与资本的互补性结合，使农村改革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9]，把大量的农业收益分享给农民，相关的管理者则从中分享更少的收益，前提是生产经营达到收益预期，如效益能够达到农民每人每年纯收益不低于2万元，解决空心化问题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一半；（2）以整合农户规划为基础，将新整理的土地在不危害粮食安全的原则下用于工业开发，克服目前以占用农田为主的工业开发模式，将农户分散占用的土地资源，如宅基地、空闲地、大片坟地，或者对接城镇化建设，实行并村、迁徙土地整合后发展小城镇，以小城镇为基础，周边围绕着农业产业发展、工业发展，用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产业、手工业等升级型的乡镇企业，重现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繁荣盛景，就业人数达到9500万左右，产值也突破了万亿大关，这自然会使农村福祉大幅增加。由此势必推动农村充分就业，完成农村空心化的人口回流，推动农村空心化转向实体化奠定基础；（3）政府倡导小企业进入农村，因为它是吸纳农民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农民增收并替代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途径，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趋向，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带来的农村繁荣就是典型例证，1969年吴俊宝在华西村创办的小五金厂，到2006年的华西村集团公司就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榜样。因此，借鉴中国早期乡镇发展的经验和优点，在新的形势下找到更高层级的发展模式，倡导凡适合在农村发展或者原材料来源于农村的企业须回流农村，此举既能缓解城市资源、人口、交通等压力，又能保持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但前提是维护好农村发展环境，即必须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规定的一切标准。这就要求：（4）国家辅以金融政策、创业政策、资金配套、税收减免等政策的支持，为进入农村发展的企业从税收、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减少或者终结优质企业外流。另外还可以复制深圳模式，由一个边陲小镇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大都市，28年年均GDP递增26.9%，2008年人均GDP达到13000多美元。这其中必然是国家通过良好的金融政策、创业政策、资源集聚手段、税收减免优惠等措施增加农村对企业的吸引力，才是一个小镇迅速地成长为一个超级大城市。它既然是所有农村发展的样板，就有必要学习深圳模式的精髓，重新移植于现行条件下的农村建设；至于学者们考虑的什么区位优势并不是农村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开放市场体系下资源配置到位就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5）克服欧美化倾向，中国的社会问题要根据中国实际解决问题。中国以目前的资源承载力还无法完全解决城镇化问题，更无法根据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只有靠导致空心化的资源回流才能“填平空心化”造成的问题，由空心转向实体化是真正解决该问题的最好途径。首先，要解决人口回流问题，而不是“大力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发掘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潜力和资源”[10]的问题，无论是社会基础、大众心理、生活习惯、人心所向等都不支持欧美化倾向，而是按照我国特有的社会思维推动农村建设，以实体化建设克服空心化带来的弊端。

总之，在中国就要根据中国实际，深入研究农民的心理状态，充分掌握他们的真实生存现状和生存内在需求，不要动辄借鉴欧美日韩新加坡，中国有深圳作为农村空心化治理借鉴的源头样本，又有类似于华西村这样的实体化运行模式，因此，探寻源头，治理源头，坚持中国问题中国办是我们治理农村空心化的基本立足点和根本路径。

[1]衡爱民.被征地农民土地发展权益的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6（02）：90－94.

[2]（清）王永彬.围炉夜话[M].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3]李稻葵，伏霖.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演进轨迹及其中国镜鉴[J].改革，2014（3）：112.

[4]杨明洪.压抑与抗争：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分析框架[J].财经科学，2004（6）：24.

[5]余晓洁，詹婷婷.24%的新生代农民工没干过农活 90 后愿意回家务农者仅 3.8%[EB /OL].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228/c70846－24497781.html，2014－02－08

[6]颜婧.六成成都农民工打工不再往外走[J].现代人才，2013（4）：8.

[7]夏玉珍，刘小峰.费孝通与“熟人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22（19）.

[8]莫之许.政企合一：吴仁宝身上的中国模式[Z].中国网，2010－01－22.

[9]刘晓忠.农村要素资源外流的困惑[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12－25.

[10]林孟清.推动乡村建设运动：治理农村空心化的正确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10）.

1002－3240（2016）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