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

[摘要]自1979年田纳西州首次推行绩效资助政策至今，美国高校绩效资助政策的发展就呈现出极大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究其原因，一是受到了外部政治力量变化、经济财政收支状况骤变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二是因为绩效资助政策本身在指标设定、绩效结果评价方式、绩效资金拨款方式等方面存在缺陷因素。为保证绩效资助政策发挥激励性作用，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绩效资助政策：控制政府政治干预力量，增强绩效资助的公信度；确立绩效资金预算相应的法律地位，保证稳定绩效资助资金投入；合理设置绩效指标，提高绩效资助政策支持度；公平评价绩效成果，以进步性原则进行结果测评

[关键词]美国；绩效资助；困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7）06-0142-07

自1979年田纳西州首次在美国境内采用绩效资助政策至今，绩效资助政策在美国的发展就呈现出极大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比如，Dougherty和Reid指出：“在1979年至2010期間，美国有一半的州都通过了绩效资助相关法案，但后来有12个州在这期间终止或重建了该政策。”[1]其中，科罗拉多州在1994年引进了绩效资金，但在1997年将其终止，在2000年又再次被重新使用。引起这种不稳定的因素既包括外界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也有政策自身设置存在缺陷的原因。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各州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的财政压力，导致州财政整体预算下滑，各州继而停止了继续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绩效拨款。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发现，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政府机构对绩效资助政策的支持态度也大不一样。比如，David ATandberg在2010年的研究中指出，民主黨的州长要比共和党的州长更加支持绩效资助政策。同时，州内其他利益集团为求发展而使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关注转移到非高等教育领域，稀释了高校绩效资助的拨款份额。内部原因主要是由绩效资助政策本身设置问题而引起。比如绩效拨款份额的多少、绩效成果评价的方式以及绩效指标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指标设置不合理，增加了高校组织之间的不公平感，使其失去了高校组织机构的支持。当然，问题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政策改进的最好着力点，因此，对美国绩效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国得到借鉴与参考，以便更有效地实施绩效资助政策。

一、外部困境因素

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影响绩效资助政策最主要的两个外部因素，因此，国外很多学者围绕政治、经济对美国绩效资助问题展开研究。在政治方面，主要涉及州长个人权力大小及其党派属性、立法机构党派属性以及决策模式、州政治文化及政治文化偏向等因素对绩效资助政策实施的影响。在经济方面，David ATandberg和 K McLendon等人在研究中指出：经济危机是导致绩效政策消亡的最主要原因，州政府整体财政预算限制给实施绩效资助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其次，越来越多的非高等教育利益集团对州有限资源的稀释也是导致绩效资助政策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因素

美国是个典型联邦制国家，各个州政治背景并不相同。特别是其多党制的治理结构，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一直存在，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已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民主党和共和党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持有不同的看法，集中式与分散制的管理模式对教育资助也有明显的影响。此外，州内不同氛围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对实施绩效资助政策也有明显的影响。

1州长个人权利大小及其党派属性的影响

州长个人权利主要是指其预算权力和决策权力。Beyle开发了基于六个组成部分并广泛用于州政治研究的州长权力指数，包括权属、否决权、预算、任命、政党控制和组织的正式决策权力[2]。州长个人权力越大，也就意味着其他权力主体部分权力，其中就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对政策的立法权、经济预算权和组织决策权的缺失。Barrilleaux和Berkman的研究则发现，州长权力大小与高等教育资助多少呈现出负相关。也就是，州长权力越大，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就会越少。因为，州长有更大权利时他对立法更多是审核而不是参与，他可能要面临多领域资金权衡[3]（即在总的支出总额一定的前提下，要对不同领域进行资金分配和竞争选择，这就意味着一些领域的资金的增加是建立在另一领域资金减少的前提下）。而高等教育资金（特别是像绩效资助这种没有纳入州基本支出预算的附加性资金）相比其他机构来说是更容易权衡。州长个人权利越大，在资金权衡及预算和立法审核与行使否决权方面的个人影响会弱化校内基层学术组织建议，呈现出“一言堂”的决策趋势。

Michael K McLendon等人通过对各州横向序列上的比较进行分析后，指出州长的党派属性与绩效资助的份额有着较大的关系。他们指出：“共和党州长更倾向于减少对州高等教育的支出。”[4]这与David A Tandberg通过财政框架分析后得到的结论相吻合，因为David A Tandberg认为“民主党州长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份额是产生正面影响的”[5] 。同时，Burke 和 Modarresi的研究表明，对支持绩效政策州长的更替，会导致绩效资助份额的减少。因为每个州长都想在其有限任期内对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做出贡献，但很显然的是，并不是每一位州长都很重视高等教育。总的来说，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加支持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McLendon 等人在解释州长党派属性对绩效政策的影响时说道，政府机构的政党力量与国家的政策态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例如，市场导向的政策与共和党人有关，而教育方面的更多支出与民主党人有关[6]。换句话说，共和党人士更加看重经济效益和效率，民主党人更看重的是公共服务。由此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州长个人权利越大对绩效资助的实施越不利，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更有可能减少对绩效资助的拨款份额。

2州立法机构党派属性及决策模式的影响

Rubin指出公共预算过程的性质意味着他是“内在和不可减少的政治过程”。Rubin总结了关于预算过程中考虑政治的五个主要因素，包括改革主义、增量主义议价、利益群体决定论、过程论和政策制定[7]。而立法机构的党派关系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主张不同的改革主义以及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这是立法机构所具有的党派关系构成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如上所述，不同党派在对州内优先事务的排序以及侧重上有所偏差，因此，在制定决策或审查法案时会有不同的价值考虑和过程。立法机构的党派属性对绩效资助政策实施的影响作用与州长的党派属性影响相同，当立法机构成员中有更多的民主党代表时，就更有利于绩效资助政策的实施。Mclendon、Hearn和Deaton等人指出，绩效政策是由政治因素推动的，而且还与其政治背景有关。他们提到，在一个立法机构中，共和党成员百分比含量较高和在一个具有分散管理系统的州更有可能实施绩效政策[8]。在集权制的决策模式中，决策者对公共事务的顾及范围比较小，难免会对绩效资助政策有所忽视。同时，分散管理决策模式可以通过任命不同领域负责人对其进行追踪式的关注，并能在州级大会上对此提出改进的建议。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绩效资助政策的主要两种类型——委托型授权型和非委托型授权型[9]——来给予解释。委托授权型对应的是集权制的管理决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立法机构直接对是否采用绩效政策作出决断，并控制着绩效资助的主要内容（比如拨款数额、指标设置等，佛罗里达州和肯塔基州就是运行的这一模式）。非委托授权型对应的是分散管理决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立法机构较少干预绩效资助的实施，而是将其交给高校机构、第三方协调机构以及来自学术机构的代表共同管理决策，他们能独立决定绩效拨款政策的数量及绩效拨款模式[10]（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就是采用的这一模式）。由上，可以看出，当立法机构中有更多民主党成员时，则越有利于绩效资助政策的实施；而集权式的决策模式不利于绩效资助政策的实施。

3州政府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治文化的影响

McLendon等人将政治意识形态定义为“与政治方向保持一致的程度或是对政治的态度”[11]。简单地说，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个人、组织对某一政治观点、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的认可度。如果州政府与州内公民都比较支持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建设，那么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就更容易通过。Berry等人认为公民意识形态是指一个国家所有选民对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一联合体的平均立场倾向，且认为公民具有更多的自由主义形态与更多的高等教育资助有关。当然，当公民越倾向于保守主义时，就会对新的政策持以抵制的态度[12]。Erikson 等人也认为：“国家政策主要是公共意识形态的结果。”[13]即公民的公共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州的甚至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州或是国家的政策也代表了大多数公民的意识倾向——这与Mclendon和Berry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另外，Hero 和Tolbert指出：“州政策也是政治文化的影响产物，他们认为州的政治文化与高等教育获得资助多少有关，而州的政治文化是由民族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决定。”[14]他们指出，当一个州内具有更少的民族和种族时更有利于在共识上能达成一致，这减少了州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阻碍。同时也有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的多样性增加，共识将会减少，因此也将减弱对高等教育政策领域支持[15]。也就是说，州内政治意识形态越统一，对绩效资助政策越有利。

（二）经济因素

行动理论者将绩效资助政策类比为商业管理中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利益集团，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涉及的资金数额足够大，将会使高校机构产生强烈的回应来提高其绩效。同时，委托代理理论指出：“为了将高校机构的目标与政府建设相统一，政府就會通过货币激励来完成高校与政府利益的统一”。[16]不管是行动理论还是委托代理理论，他们都是以经济刺激为前提的。经济刺激是建立在更多的资金来源和稳定投入基础上，但在绩效资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相比经济刺激更多的是经济限制。特别是在州财政面临重大经济危机时，这些经济激励几乎全部消失了。

1州的整体财政预算环境（以伊利诺伊州为例）

Bob 和Alan 在分析伊利诺伊州高等教育绩效资助的预算背景时介绍道：在1996年至2011年期间，伊利诺伊州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问题。在公立大学普通资助资金方面，总的拨款金额从727%下降到471%。而如果以现在的汇率来算，减少的总资金达45亿美元。这一期间，在社区学院普通资助资金方面，州拨款资助金额总体比例从282%下降到174%，同时，学费却不断增长，从279%上升到约400%。由于经济大衰退的影响，使得州政府财政收入面临巨大的赤字，导致原本紧张的预算环境持续恶化。现有的预算赤字加上经济大衰退使得伊利诺伊州在财政上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除了拨款下降带来的挑战外，伊利诺伊州还面临着由于州整体收入远远低于总支出，所以存在严重的延后支付问题，使得州在履行其财政义务方面比较落后。据统计，2012年度州级财政应为公立大学拨款总额近13亿美元，但截至下一财年9月，州仍未向大学支付的总金额超过了55亿美元，推迟支付占了总体该支付金额的4231%。根据2013年利诺伊州财务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在2013财年第一季度末，州积压的未付账单超过20亿美元[17]。这给州内顺利开展活动带来了较大的限制。

当然不仅仅是伊利诺伊州才出现了这一现象，Boyd根据美国最近相关分析指出，直到2013年，美州面临严重财政收入不足的困境。其中，有3个州（怀俄明州，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收支赤字超过10%，26个州面临超过5%的收支赤字[18]。Kevin和Rebecca在对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密苏里州绩效资助走向消亡的原因分析中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基本都是在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时终止了绩效政策（虽然后来佛罗里达州又重新启动了新的绩效资助政策）。比如提到，密苏里州在2002年度的财政总收入比2000年度的财政总收入下降了60%，因此，在2001财政年度和2003财政年度之间高等教育拨款削减了97%[19]，所以，在2002年后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取消了对高校绩效资助的预算拨款。当州经济出现下滑，绩效资助就会受到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绩效资助拨款大多数是以一种附加条款形式存在的，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纳入到高校正常拨款范围内，所以当经济状况下滑，这一部分资金就会被取消；二是因为政府认为高等教育资金是易于权衡的，因为通过提高学费和增设创收型项目就可以抵消一部分国家资助的减少；三是因为高校机构还可以从外部获得额外的补给，比如，校友捐赠和慈善集团捐赠。同时，国家立法者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可能会看到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可以在需要资金时自身产生虹吸[20]，所以在面临经济危机时，政府会觉得高校能通过其他手段获得资助来弥补政府资助的缺失。

2州内非高等教育利益集团的影响

首先，Jacoby和Schneider发现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和强度水平影响了州对一般政策领域或具体的政策领域的倾向性（如为贫困人群提供援助）[21]。即当州内非高等教育利益群体数量增多或者是利益集团种类划分越多（高等教育本身也被当作一种或多种利益集团[22]）时，对州内政策制定及政策实施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当州内公共医疗机构增多时，州政府就会通过对高等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各自的拨款需求游说进行权衡，但不管谁更有胜券，这些都给高等教育资助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和不确定性。其次，Gray 和 Lowery发现当一个利益组织能更好地与国家优先事务相联系时，这个集团获得的资助就会增大。显然，州内其他優先发展项目排序是波动的。比如，医疗、军事、义务教育等这些利益集团在各州内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优先排序上有所差别。高等教育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优势，因为高校产出带有极大模糊性、滞后性和主观性，这与州政府需要准确、效率可预期的发展项目上的期待存在较大的差距。再者，Tandberg也发现，当非高等教育相关利益群体的数量增加时，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将趋于减少[23]。因为在州总资金不变（或许还在减少）的情况下，机构数量越多，高等教育能够分到的份额会越少。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州内利益集团的种类、数量以及其与政府优先发展事项关联度影响了州内资金的划分。当州内的利益集团数量和种类越少，并与政府优先事项保持高度统一时，利益集团将会获得更多的资助。

二、内部困境因素

绩效指标设置及成果评价、绩效资助拨款方式及资金来源是实施绩效资助的重要保障。现有研究中却发现，美国绩效资助政策消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政策本身缺乏高校机构的支持，缺乏支持源于绩效资助政策自身设定存在诸多不足。比如，绩效指标缺乏针对性，导致机构之间产生不公平感；绩效成果评价不科学，使绩效资助失去了激励性；政策设置过程中缺乏与高校机构的沟通，使得绩效指标与高校自身发展指标相冲突；绩效拨款方式不合理，使得绩效资助失去奖励性功能；绩效资金额度过小、资金来源不稳定，使得高校对提高绩效失去了动力。

（一）指标设置及成果评价因素

1指标设置影响

绩效指标设置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衡量绩效成果取得、效益变化情况的基准线，是对高校绩效拨款与否的基准，同时也指定了评价的方式及内容。指标牵涉到的主体有政府、高校和社会。因此，在指标设置上要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联。Burke发现美国很多州之所以终止绩效资助政策是因为政策制定本身存在问题，得不到高校机构的支持。如果在制定绩效指标方面更加强调的是企业、立法者以及政府的任务而缺少与大学代表的协商，这样的指标很难得到大学机构的认可[24]。因为相对于外界人员认为提高效率才是提供资金的目的而言，高校更看重是质量的提升。其次，政府过多的参与到绩效制定过程中会对高校的自治带来一定的冲击。比如，Michael等人通过访问反对绩效资助院校机构的人员得到了以下结论：州级官员会在政策中更多的强调能带来更多直观经济效益的技术类学科发展，迫使大学放弃了诸如幼儿教育或其他文科类的支出[25]。政府通过提供额外资金以及获得资金的条件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大学管理当中的这种双方“妥协”的形式被Doyle等人称为“大交易”，其中，大学组织可以在使用资源、活动组织上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以换取更多来自外界的压力来完成外界指定的结果，以构成绩效管理的基础[26]。再者，绩效资助政策指标没有注意到不同类型高校职能与使命的差异。Naughton指出绩效资助指标更多的是由本科教育相关的措施驱动的，没有与研究相关的因素，因此研究型大学对此表示怀疑[27]。再如Berkner和Choy指出，社区学院学生组成与四年制大学学生组成上是有差异的。他们对9个不同社区学院入学者的调查中发现，只有16%的两年入学者及6%的四年入学者表示有获得学位及证书的倾向[28]。这就意味着，来到社区学院的学生可能还没有为获得学位而做好相应的准备，但在有些州却在学生毕业率上采用同样的指标去衡量不同学院的“任务完成度”，这导致了社区学院的严重不满。因为不同高校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有不同的定向，用同一个指标评价不同类型机构的同一产出给高校机构带来了严重的不公平感。

2绩效成果评价影响

绩效成果评价涉及到评价机构对高校组织绩效提升的肯定以及是否获得额外资助（或减少资助）。绩效成果评价方式对支持绩效资助政策实施有较大影响。绩效成果评价可以分为横向评价和纵向评价——横向评价是将高校机构绩效成果与整个州的其他高校机构在同一阶段绩效提升的比较；纵向评价则是将高校之前表现水平与现有绩效水平相比较进行的评价。Kevin等人在对佛罗里达州绩效政策消亡的原因进行分析中总结道，他们不反对高校机构在衡量大学的绩效成果指标上将现在绩效与过去比较，但反对将他们的成果与其他大学放到一起比较[29]。因为，就算一所水平一般的大学经过努力提升了自己的绩效，但如果其他大学表现得更好或者有更多的高水平大学参与这一指标中，这部分大学还是得不到绩效提升的奖励。原因在于，对于水平较高的大学，他们只要能保持现有的产出就能很容易达到州内所有大学产出的平均水平，绩效对于他们来说起不到激励和改善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而言，对于水平层次较差的大学来说，即使他们提高了绩效，但如果达不到州内所有大学绩效的平均水平，他们一样会失去绩效拨款的份额，绩效资助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Burke也指出，将大学绩效成果与资助拨款联系起来的公式（即绩效成果与拨款多少之间的比例换算）是非常不清楚的，这引起了高校机构对此制度的反对[30]，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高校的绩效产出和绩效提升是很难界定的，如果要在不同高校之间对绩效成果进行比较只会在高校之间产生跟多的不公平感。

（二）绩效资助拨款方式及资金来源因素

首先，美国绩效资助政策主要拨款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高校机构基本运行拨款之外增加一定比例的额外资金；另一种是在整体拨款份额中扣留一部分，然后根据大学后期绩效表现来挣回这一部分被扣留资金。前一种拨款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是奖励性，一所高校获得绩效资助多少不会影响到其他高校的基本运行资金多少。后一种带有严重的惩罚性，某一机构额外资金的获得是建立在减少其他机构基本运行资金基础上的。比如，华盛顿州在1998年—1999年这一期间，总共预先扣留了1265万美元高等教育拨款资金作为绩效资金，其中包括4年制大学的1060万美元和2年制大学的205万美元[31]。这种将预先扣留一部分机构基本运行资金作为绩效资助金额被许多机构认为是惩罚性的，这只能激起负面的效果強化。佛罗里达州也是采用的这种绩效拨款方式，并要求高校机构通过完成由政府机构制定的各项指标来获得这笔资金。南卡罗莱纳州也是采用的这一方式，该州规定只有完成或超过政府指定指标的高校才能获得与上一年相同的拨款资助，低于这些指标高校获得的资金将会在去年的基础上被缩减3%—5%的拨款资助[32]。也就是说，提升绩效的高校并不会得到额外的绩效拨款。其次，绩效预算来源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立法将绩效资金纳入到州正常的拨款预算当中，使其与州经济周期性波动相隔离而保持稳定投入；另一种是以附加预算条约存在的，根据州的财政情况去划分绩效资金的多少，这就是在经济危机时有一半的州会终止绩效资金拨款的原因。

三、借鉴与思考

高校绩效资助政策实施的初衷是想通过资金刺激来提高大学机构的活动效益，增加高校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虽然美国绩效资助政策实施背景与我国高校绩效资助政策发展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但有一些共性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比如，政府政治力量的参与程度、绩效资金保障、绩效指标设定、绩效成果评估模式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一）控制政府政治力量影响，保证绩效资助政策的公信度

首先，政府政治力量对绩效资助政策的实施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政治力量在政策推广与支持以及资金资助等方面對绩效资助政策有着积极作用。高校常常将政府提供的拨款资金视为机构财政的中心来源，而非政府的资助代表不期而至的意外收获。但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府控制了高校大部分的资金，所以会在经济危机时期出现政策大范围的终结。究其原因，是在于没有将绩效拨款资金与州其他预算相互分割，使其随着经济发展周期性出现大幅度波动。其次，虽然我国政治体制中不存在美国两党分权而治的情况，但政府机构统一管理模式，对绩效资助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在统一绩效管理模式中出现了学术功利化、结果大于过程、考核缺乏第三方的公信度、导致机构人员不公平感增加以及教育与科研失衡等现象。因此，对于我国实际而言，要控制政府政治过强的干预，给予高校和利益相关者更多的发言权，允许不同主体发出不同声音。特别要注重政府对高校自主权限的下放，保障高校机构对绩效资助的充分参与，以获得高校机构对政策实施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因为对于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要将外部压力与内部活动协调起来才能体现其规划功能，如果只按照外部压力来规划则会变成一种治理工具，这不可取。

（二）确立绩效拨款的法律地位，保证稳定资金投入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间，导致美国大部分州终止绩效资助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经济危机而引起的资金短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绩效拨款的资金并没有通过立法形式被纳入到正常的教育预算之中，很多州只是将其视为一种附加的条款，仅仅随着州内财政具体情况对绩效拨款金额作出相应的权衡。这不但会使绩效资助失去经济激励功能，还会使其失去高校机构的持续支持。这给我国推广绩效资助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对绩效拨款资助应进行专款“隔离”，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纳入到教育正常的支出预算当中，以保证稳定的绩效资金投入。我国目前政府对大学额的拨款是以“综合定格+专项补助”模式为主，这个模式的缺陷之一就是缺乏公共问责和绩效考评机制。从这一点可看出，我国对绩效资助拨款设立并不明确，也没有对绩效拨款作出相应的规定。二是对于绩效资金的拨款方式要以奖励性为原则，避免高校机构间对绩效资金的竞争，同时合理设置绩效拨款的份额以调动大学机构完成绩效的能动性。即绩效拨款不会影响到高校机构正常拨款份额，但又要足以引起高校机构的争取意识。

（三）合理设定绩效指标，提高绩效政策执行度

绩效指标设定是否合理决定了绩效资助政策能否推广和能否延续。绩效指标设置问题主要涉及指标争对性、指标包容性、参与指标设定主体多样性等。首先，指标的争对性是指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机构要有合理区分，对于像毕业率、就业率、更高学位获得率、留学生比重等指标并不适合所有院校“一视同仁”。因此，在制定指标时是充分考虑不同院校本身教育投入以及其特殊使命因素。其次，指标的包容性是指在指标设定中不能仅仅涉及促进社会产出以及政府建设方面的目标，还应考虑到高校学术性发展的指标设定等，因为大学活动的参与者更多的是与教育活动项目相关联的。再次，参与指标制定的主体要体现出多样性。在设定指标过程中，要考虑到高校机构实际和适应性，广泛听取高校代表有关绩效指标设定的建议，不能只由立法机构或者是政府单位单方面对此作出规划。

（四）公平评价绩效成果，遵循进步性原则

机构对绩效成果评价方式的认可度可以反映出政策的公平性。评价原则应该遵循进步性奖励为主，鼓励其成果的获得与改进。绩效资助的初衷是促进教育活动参与者提高积极性，增加其活动效益，评价结果不但要公平、公开、公正，其评价方式和评价主体也应该体现出公信度。对此，在评价方式上应该将本机构目前取得的成果与之前获得成就进行比较，采取进步性原则给予褒奖，而不是将其与其他横向上的机构比较，因为每个机构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地理位置不同，这对于成果产出会有不同的影响。评价主体最好以非盈利性目的为主，同时邀请具有权威评判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这既可以减少绩效实施的成本也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评价结果的公平。在这一方面，我國既缺乏第三方机构的建设和参与，目前的做法又不够完善。

参考文献：

[1][19][24][25][28][29][30][31] Dougherty， Kevin J. Natow， Rebecca S.|Vega， Blanca E. Popular but Unstable： Explaining Why State Performance Funding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Do Not Persist.[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12， 114（3）：41.

[2][3][6][13][21] David A.Tandberg.Politics， Interest Groups and State Funding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J].Res High Educ .2010（ 51）：416-450.

[4][18]Michael K. McLendon ，James C. Hearn ，Christine G. Mokher.Partisans， Professionals， and Power： The Role of Political Factors in Stat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9，80（6）： 686-713 .

[5][15][23]David A. Tandberg.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The Politics of State Funding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J].Educational Policy，2010，24（5）：735-778.

[7][17]Bob Blankenberger， Alan Phillips.Performance Funding in Illinois Higher Education： The Roles of Politics， Budget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Actors in the Process[J].Educational Policy 2016， 30 （6） ：884，915.

[8]Hillman N W， Tandberg D A， Gross J P K. Performance Funding in Higher Education： Do Financial Incentives Impact College Completions？[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4， 85（6）：826-857.

[9]SEBRA M A， BURKE J C. Meet Performance Funding Challenge： A NineState Comparative Analyses [J]. Public Productivity &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 157-176.

[10]羅新祜，陳亚艳.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的历史嬗变：以美国两个州为例[J].复旦教育论坛， 2016，14（2）： 99-106.

[11]McLendon， M. K.， Hearn， J. C.， & Mokher， C. G.. Partisans， professionals， and power： The role of political factors in stat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9 （6）： 686-713.

[12]Berry， W. D.， Ringquist， E. J.， Fording， R. C.， Hanson， R. L. Measuring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state[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8（1）：327-348.

[14]Hero， R. E.， Tolbert， C. J. A racial / ethnic diversity interpretation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states of the U.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40）：851-871.

[16]Kevin J. Dougherty， Sosanya M. Jones， Hana Lahr， Rebecca S. Natow， Lara Pheatt， Vikash Reddy.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Performance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Organizational Obstacles， and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Impacts[J].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6，2（1）： 147-173.

[20]Delaney， JA， Doyle， WR.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tate budgets. In： KS Shaw & DE Heller （Eds.）， St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research： New methods to inform policy and practice.Sterling[J].VA： Stylu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eries， 2007： 55-76.

[22]Ferrin， E. S. Tasks and strategies of in-house lobbyis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vancement，2005（5）：180-191.

[26]Amanda Rutherford，Thomas Rabovsky.Evaluating Impacts of Performance Funding Policies on Student Outcomes in Higher Education[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14， 655 （1）：185-208.

[27]Naughton， B. A.The efficacy of state higher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 progra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J]. Digital Dissertations AAT，2004.

[32]Performance Funding Guidelines in South Carolina [EB / OL]. Http： // www. Che Sc. Gov / Insti-tutionsEducators / Licensing / PerformanceFundingGuidelines. Aspx，2017-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