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芳　苗雅静

作者简介：伍芳（1992-），女，汉，安徽潜山县人，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创意产业与社会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管理。

苗雅静（1990-），女，汉，安徽泗县人，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创意产业与社会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体传播与管理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建立与完善，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面临着结构变化、管理主体分化以及价值观念落后等诸多考验，社会管理的弊端开始显现，如何保证中国社会朝着合理有序的方向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社会治理创新。近年来，社会治理创新已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其研究成果仅局限在国内视角下，与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思维模式相比过于狭隘。本文主要站在社会整合理论的视域下来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借鉴其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有益启示，针对性的提出适合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全新路径。

关键词：社会治理；困境分析；新路径研究

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下中国，尽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却依然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这些矛盾的凸现，客观上要求我们创新社会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1]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从社会整合理论这一全新视域来解读中国治理创新，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盲点，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新领域。

一、社会整合理论

社会整合理论亦称社会一体化。是指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成为一个协调统一的社会整体的过程。最先提出整合理论思想并致力于研究社会整合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杜尔克姆，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进一步发挥了社会整合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应用的较为普遍是在文化整合、政治整合以及经济整合功能上。三大整合功能并驾齐驱，共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社会治理”：新语境下的解读

“治理”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曾出现，治理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逐步兴起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2]在我国，学者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俞可平等人，俞可平曾提出“善治”，“他认为善治是一种良好的、健全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治理的最突出特征和最终归宿。尽管“治理”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在全球化背景的当下中国却赋予了一种全新语境下的深刻解读。当前，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问题，把社会治理放在重中之重，深入践行治理理念，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

三、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在我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实践过程中也不可或缺的遇到了一些障碍和困境。

第一，“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多元化治理主体目标实现困难重重。“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成为了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障碍。在古代，最高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核心，统治阶级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运用权威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管理。这就极易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对社会治理造成极大的隐患。

第二，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还不能让社会力量参与渠道畅通，这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我国行政体制中治理过程不够透明，这极易导致民众的误解，更有甚者，会出现“暗箱操作”的现象，使社会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主导公共事务的意识根深蒂固，缺乏监督和批判精神，公民参与决策与治理的能力低下，公民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自身缺乏一定的自主性，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容易盲目跟风，这无疑会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

第三，对社会治理理念认识不清。国内学者对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治理的内涵和实现路径中。然而，“社会治理”从开始被研究到现在站在国家的层面来倡导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过程，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不同对象对社会治理理念的认识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清晰的认识治理理念的深刻内涵，而是将其与“社会管理”相混淆，必然会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造成严重的后果。

四、基于社会整合理论的视角对中国治理创新提出新的路径

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过程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问题也是如此。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摸爬滚打中不断吸取教训和经验。国内外学者对于治理创新问题研究大多集中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域下，而本文主要从社会整合理论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提出了以下解决路径。

（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保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

我国坚持“依法治国”，无论是法治中国、法治政府还是法治社会都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就突出了法治理念的重要性。在西方社会整合理论中，强调规范和制约的作用，其中就表明：“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在广义上对人们发挥控制、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3]在社会整合理论这一观点的角度下来分析社会治理创新，就应该加强法治体系建设，践行法治理念，提高法治能力。

（二）充分重视社会治理中的文化整合功能，加强文化道德约束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建设

社会整合理论不仅强调道德在维系社会团结中的重要作用，还重视共同情感的纽带作用，主张构造一种非契约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依靠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宗教的联结作用。尽管该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与不切实际，但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创新依然具有启发性的建议，通过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用文化道德约束当前法治中所存在的漏洞以及站在法治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创新。

（三）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

西方在社会整合理论中重视人的作用，其研究的“个人中心化”虽然带有西方传统的文化价值，但是其在发掘人性的意义和提升人的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是单向追求社会秩序的实践，同时也是“尊重人、重视人、服务人”的一种理念更新过程。将其应用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重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不断发展和培育社会民间组织，从而壮大社会治理多元化的主体实力。（作者单位：徽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全面解读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70-271.

[3]吴晓林.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J].国外理论动态，2013（02）：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