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俊香

苏洵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儿子苏轼、苏辙并称为“三苏”。《三字经》里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经历了年轻时的落拓不羁和幡然醒悟后的潜心攻读，他大器晚成，文章受到歐阳修、韩琦等人的赞赏，名扬天下。在苏洵生活的时代，北宋的边患主要是辽和西夏，他们既觊觎中原的富庶，又看出北宋军事上的软弱，不断袭扰边境。在强敌环伺的国际局势下，北宋统治者一忍再忍，步步退让，赂敌求和以求苟安一时。书生苏洵看清了国家的政治危机，他痛心疾首，寝食难安，怀着拳拳爱国热情和对天下黎民的责任感，他在《权书》中系统讨论了战略战术问题，《六国论》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篇。

文章开篇就亮出主旨：“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用一“赂”字先声夺人，用一“赂”字贯穿全篇，用一“赂”字警示世人。因为“赂”，一些国家力量亏损，导致灭亡；因为“赂”，不贿赂的国家失掉了同盟军，独木难支，所以六国灭亡的原因就不容置疑了，论述周密，一气呵成。以下围绕“赂者”和“不赂者”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在论述韩魏楚这些国家赂秦而亡时，苏洵用了近乎漫画式的笔法，极尽夸张挖苦之能事。先极力突出赂之多：依赖别国的贿赂，秦人又“获邑”，又“得城”，已有百倍之多；再极力渲染赂之频：先辈们筚路蓝缕，创业艰难，不肖子孙无能败家，“如弃草芥”，割让频繁，丢城失地，损失惨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乞讨来的和平时间却极其短暂，又用“奉”之繁、“侵”之急来突出敌我之间矛盾尖锐，强调矛盾之不可调和；紧接着这幅对比鲜明让人啼笑皆非的画面之后，作者不失时机地点出赂之后果：“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不战已被人屈，战斗还未打响，结果已经注定；最后水到渠成地引出危害：“至于颠覆，理固宜然”，最后被亡国，一点也不奇怪。至此已把赂之弊端显而易见地呈现于大众面前，但苏洵还意犹未尽，还要火上浇油，又用“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的比喻来说明敌方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我方则如履薄冰、如坠深渊、战战兢兢、不知何日是头的艰难处境，把赂之丑态、赂之危害阐述得穷形尽相，淋漓尽致，表达了作者对赂之方针的彻底的否定，态度决绝，旗帜鲜明，使读者不难想象赂者之无能、赂者之窘境，文笔老辣，讽刺意味极浓。一味贿赂与一味送去何其相似，至此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拿来主义》，鲁迅先生曾用辛辣的文字对一味“送去”进行嘲讽：“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好一个丰富与大度！耐人寻味。为使世人警醒，鲁迅还用辛辣反讽的语言尖锐地指出了一味送去的恶果必将是子孙后代沦为亡国奴，落个沿街乞讨的结局。而当时北宋的统治者，为求眼前的苟安，正是在一味地送去，用大量的金银赂敌以求和。据记载，北宋在建国后与契丹、西夏的60余次作战中，败多胜少，所以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20万两，绢30万匹；向西夏纳银10万两，绢10万匹，茶叶3万斤，这样“陪邻”的结果使北宋国力不断衰退，并且“至于颠覆”的结局不幸被苏洵一语成谶。就在苏洵去世六十年后，发生了著名的“靖康之变”，北宋被后起的金国所灭，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虏走，国家灭亡，后世子孙竟然真的沦为亡国之人。读至此，我们怎能不赞叹苏洵眼光之犀利，见识之深远？

既然贿赂之途不通，那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在阐述“不赂者以赂者丧”这一分论点时，苏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远略”，即“用兵”“用武”。他先分析了齐国未尝赂秦，却也灭亡的事实，认为是“与嬴而不助五国也”，齐国对其他国家遭受秦的侵略，袖手旁观，结果唇亡齿寒，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自己也成了秦国吞并的对象。显然作者对齐国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在接下来说到燕国和赵国时，作者却饱含敬重赞美之情，他不吝赞美之词，浓墨重彩、不遗余力地赞扬他们守卫国土、“义不赂秦”的行为，认为正是敢于兴兵抵抗，才使燕国这样的小国最后灭亡，回顾赵国与秦国多次作战的情况，深深惋惜其“用武而不终”的结局，他认为燕国赵国灭亡是由于处于秦“革灭殆尽之际”，国际大环境不行了，拼死抵抗之后才灭亡，对燕赵之亡充满同情。他劝诫统治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意味深长地指出“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历史就是镜子，后人应以史为鉴，切莫重蹈覆辙。所以他鼓励北宋统治者如燕赵国君那样，用动兵代替贿赂，诉诸武力而不是一味仁义退让。苏洵为什么要鼓励北宋统治者改弦易辙，兴师动武，与敌斗争呢？这一观点在苏洵的《权书》引言中说的很明确：“《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书》，为仁义之穷而作也。”他认为仁义没有办法实行时就会用到自己的《权书》了，也就是说《权书》是因为仁义技穷而创作的。在苏洵生活的时代，北宋是儒家文化的中心，若能以王道仁义使四方安定是最好的，但在当时的局势下，蛮荒地区不讲儒家仁义，强敌窥视，屡犯边境，既然仁义不得已，那么只好权变，用武力对抗代替贿赂苟安，这是一介书生苏洵的书生意气，也是他拳拳爱国之情、忠贞赤子之心的流露。只可惜，以“黄袍加身”的统治者，惧怕江山不稳，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在经历“杯酒释兵权”的风雨后，又怎敢贸然动兵？

有人认为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并非赂秦，以此质疑苏洵的《六国论》。还有人诟病苏洵没有准确评价六国史实。其实，六国灭亡的原因很多，这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但他要的不是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为了自己心中表现，他要在繁杂的史实中，去粗取精，为我所用，为其针砭时弊服务。苏洵在《上韩枢密书》中说：“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面对屈辱求和，积弱积贫的北宋现实，苏洵绝不是为评论历史而评论历史，他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怀着对江山社稷的密切关注，对天下苍生的自觉责任，他借古喻今，借题发挥，痛陈利弊，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历史事实来指斥时弊，希望统治者能“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正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不但是继承了前人“文章合为时而著”“唯歌生民病”的传统，也与后来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同声相应，也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谋而合，充分彰显了苏洵的赤子情怀。

无怪乎历次高中、中职学校语文课本修订，却总是将此篇保留了下来，除了其纵横捭阖、炉火纯青的语言，严密规范的论证结构，其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应该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就是要通过艺术形象把自己的情感态度，把自己的理想愿望传达给读者，进而影响读者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作用。苏洵的《六国论》确能充实读者精神，提升人们的人生境界，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里说苏洵“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这可谓是知人知言之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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