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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体认和鉴赏古代文学作品

2017-09-25过常宝

中国大学教学 2017年11期
关键词:阐释文学性

过常宝

摘 要:古代文学作品因其历史而在知识性、文学性、经典性等方面有其特性。中国古代作品的文学性内涵更为广泛,既包含各类社会思想的精神实践,也包含个体或集体的情感体验,还包含具有匠心和美感的文本形态。古代文学的经典性体现在人文精神、美学品质、创造性三个方面,是在交流、教育、欣赏、批评等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当代鉴赏者首先必须有丰厚的古典语文知识、历史意识、文学史知识。在继承和发展“知人论世”的鉴赏传统的同时,要以自己的心灵体认其精神内核,以现代话语阐释其超越性意义。鉴赏者还必须从历史的真实、逻辑的真实、情与意的真实三个维度,来维护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古代作品;文学性;经典性;体认;阐释

中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学是塑造民族文化和传统人格形态的重要力量,是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精神的巨大宝藏。今天,古代文学已经失去了它的鲜活性,成为一种历史遗产,作为一种古典知识被学习和传承。但是,古代作品的文学意味并未减弱,它所展示的思想、情感、意境,它多样而精美的形式,仍然令当代读者流连忘返。植根于悠久历史中的知识性和萌发于伟大心灵的文学性,是古代文学的双重特质。所以,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既要指出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知识形态,还要重新激活它的文学感染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古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一、文学性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态是书面文学。自文本出现之始,就被赋予了各种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性,从而与人们的生活语言有了明显的差异。文学就在这差异性中萌生、滋长。中国古代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传说等,历史更为悠久,内容也非常丰富,它们很早并一直受到官方或文人的关注,被载录而成为书面文学的一部分。在浩瀚的中國古代文献中,我们很难清晰地划定文学的疆域,差不多所有的文本都有着人文和精神的内涵,也都追求形式的美感。我们可以认定一首诗是文学的,但它同样也可能是政治的或教化的;而一篇奏折或家书,也许有着更多的文学性。所以,谈到古代文学,人们往往关注各类文本的文学性,而非仅限于当代文体学意义上的纯文学文本。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古代作品的文学性是如何界定的呢?大致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精神文化内涵,二是形式美感,三是文本的应用和传播方式。

精神文化内涵通常是指思想和情感。思想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观念和价值,情感则是个体的存在性感受和反应。思想是各种认知学科的对象或成果,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各类社会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社会现象判断、个体精神实践和社会传播等方面。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伦理气质,所有社会、政治、自然、哲学的观念和意识,都要求社会个体的精神认同,同时被赋予情感内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思想”都必须内化到个体的生命中,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过程。这就是“教化”。孔子论诗之功用在“兴、观、群、怨”,认为诗可以认识社会、认同社会、批判社会、改造社会,使某种思想成为一种充满伦理情感的个体体验。这一过程,在文学中是通过“兴”来实现的,也就是文学对个体意志的感发,即审美感化。古人认为,仪式、歌咏、音乐、绘画等,都有着移人心志的力量,就是因为其中的价值和观念因体悟、涵泳和某种戏剧情境的设置,而具有了感动性体验,也就自然地内化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教化”就内在地包含了文学性的体验,与此相应也就出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认为文学应该以传播思想和观念为目的。

个体独特的精神和情感经验,是文学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体现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在主流思想之外,也留给个体精神和情感一定的空间。出于个体生存体验和感悟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在“文以载道”的范畴之内,但也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被人们认同和传诵。无端而起却飘缈如烟的爱情,季节变换中莫名的兴奋、忧伤甚至是煎熬,山水花树里摇曳的寂寞、感动和彻悟,还有总也无法左右的命运……这些独特的感受和领悟,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使人意识到此在生命的丰富性。那些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的人,往往又能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将人的精神空间伸展到更为幽深之处,并借此追问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人可能重返现实,并从切实的政治实践和伦理经验中找到一份温润和安宁。这些情感活动和精神实践,通过隐喻、象征、启示性等手段表现出来,从境界上拓展了人生的空间。

形式美感首先体现在文体上。中国早期文体形成的原因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文本的应用方式、应用场合、应用者等决定了文体的形态。《诗经》中的风、雅、颂由于采集的地点不同、应用的场合不同,其文本特征也有不同。先秦其他文献,诸如典诰、铭文、史著、语录、论辩等,各有功用,因此在文体上会相互区别。后世文体新创也往往由此而形成,如祭吊文、“古文”、文人乐府、笔记等,这些都包含着不同的实用目的和文化功能。在文人创作传统形成之后,对形式和技巧的追求,也会导致文体的创新,如骈体文章、律诗、词曲、拟话本等。因此,求新、精致化、表现力、受众等,成为后世文体发展的动力。语言形式的规范化——韵律、对仗、习用语、结构、篇幅、语体风格等文本因素的统一,就形成了文体的形式特征,也构成了文本形式的美感。纷呈的文体,显示了文本写作的创造性和机趣,也刺激了人们的接受愿望。

作品形式的最基本单元是词语、句子和句群,它也是修辞术的应用范围。文章的辞藻、譬喻、句式、韵律、叙事和描写等,诗歌中的叠句、联章复沓、用韵、对仗等,以及它们的变化形态,能给人新奇和优美的惊叹。而在这所有的元素中,对仗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修辞方法。它不仅出现在诗歌中,也出现在文章里。对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内容的对称,尤其追求错落有致中的均衡。就诗歌而言,对仗的形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当句对、错综对、蜂腰对、偷春对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流水对,“缈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是扇面对,“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是当句对。加上多种平仄组合,可以说,对仗是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美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当然,其他修辞方法也有着各自的美学效果。此外,文本表达的深刻性、生动性、丰富性、隐喻性,文本风格的典型性和个性化,文本的结构或诗歌意象的独特性,等等,都是人们从文本中获取美学享受的重要来源和途径,也是判断一个文本是否具备文学性的重要的尺度。文本形态虽然是文学性的重要标志,但古代并没有明确哪种形态属于文学,哪种形态不属于文学。一般来说,只要具有形式美感,都会被认为具有文学性,如疏奏是纯粹的公文,但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就因其抒情性和突出的语言风格被公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

同样,以文学作品表达政治观点,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儒家以《诗经》的温柔敦厚之风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要求在劝诫和批评时,怀着关切之心,采取委婉迂回的方式。于是,以诗讽谏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手段。如白居易作新乐府诗,议论社会现象,并希望能够传达给皇帝,从而消除政治弊端。作诗讽谏,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而优雅的景观,也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份责任和凝重。诗歌还用于教育。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大多是以诗的形式编纂的,如晚唐胡曾所撰写的150多首《咏史诗》,均为标准的七言绝句,每一首咏一个历史故事,每一个历史故事也都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教育的意图十分明确。除此之外,《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虽然不是纯粹的诗歌,但也是韵文,诗歌意味浓厚。这些用于政治、教育的诗歌,大部分都应该算是文学作品。

诗歌还是文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春秋时期,贵族们通过赋诗言志,并借以判断出吟诵者的性情和命运,显示了上古诗歌神秘的宗教特征。后世以诗交友,是相信诗歌可以进行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间得以进行超越现实的精神交流。白居易《问刘十九》是一首邀请朋友饮酒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中洋溢着亲切温馨的气氛,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人生意趣,非常生动。中国古代有唱和、雅集、集社、投赠、干谒等多种诗歌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意义,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唐代以诗艺选拔官员,政治生活也变得浪漫起来。史载朱庆余很得名诗人张籍的赞赏,在进士考试后,朱庆余作诗问张籍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而张籍作诗回答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这段载录,可以看作是这个诗歌盛世的政治形态的一个典型的个案——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优雅的隐喻中,并且被艺术化地呈现。古人以诗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艺术化,也使得诗歌生活化,富有无限的情趣。

综上所述,我们很难以现代的文学观念,给中国传统的文本和欣赏活动划定一个确切的界限。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活动无处不在,文学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文献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诗词小说等集中在集部,但经、史、子三部也都有被认为具有文学性的。准确地说,对于以上所说的诸多文学性因素,只要有任何一项有突出之处,就会被当作文学文本进来欣赏。

二、经典性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一般都是经过历史汰择,而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经典的作品。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作者所赋予的有意味的内涵和有美感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有赖读者的选择、传播和再创造。姚斯说:“文学史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史,其主角当然是接受者——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也经受了多番的选择,可以说,那些至今仍然廣为传播的古典名著,是真正的经典。

文学的经典性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作品在它诞生之初就受到关注,并广泛传播,从而成为人们欣赏、模仿的典范。西晋作家左思撰写的《三都赋》,甫一问世,即声名远扬,“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此类作品或契合当时的审美情趣,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或作者本人已拥有巨大的声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只有在历史大河中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名作。如初唐上官仪的诗,时人争相仿效,有“上官体”之称,但一时的喧闹之后,就再无反响,与经典无缘。而有些作品则会错过自己的时代,要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其价值才会被人们逐渐认知,如陶渊明的诗,自其创作之时,甚至经过整个唐朝,都不为人们所重视,直到北宋时代,经苏轼大力推崇,方能大放光芒,成为不朽的名著。

就古代文学而言,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不外乎两种:教育和欣赏。教育包括一般的素质教育和文学教育。春秋以后,人们对《诗经》的传诵和学习,是读经,也是一种典型的素质教育,诗歌在这里虽然也是审美的对象,但更是政治观念、伦理思想、行为规范、名物知识的教材。不独《诗经》,中国古代以文学形式进行社会教育的情况很多。前文所说的胡曾的《咏史诗》,以诗歌的形式讲述重要历史故事,阐发政治、伦理价值,对幼童进行启蒙教育。晚清时,黄遵宪等提倡小说创作,主要目的是要启发民智,宣传新的社会理念,等等。素质教育偏重于思想性,所以一些思想价值高的作品会被挑选出来,并在历代的教育行为中成为经典,如《出师表》《师说》《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赋得古原草送别》等。

诗文创作,是古代文人最为重要的技能之一,长期被视作个体才华的评价标准,由此导致了文学教育的发达。文学教育离不开对典范诗文的学习,这对确定文学经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宋代编纂的《千家诗》、清代编纂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教材。实际上,这些文学教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数代诗文教育的积累。吴乘权《古文观止自序》云:“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显然,这几部选本是历代诗文教育家的经验总汇,文学教育实践也造就了作品的经典性。

更多的文学选本是出于欣赏或研究的目的,它们对文学作品的经典性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诗经》是春秋时代编辑而成的诗歌总集,《楚辞》编辑于汉代,此后,历代皆有诗歌总集和选本问世。散文编纂的历史也同样古老。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及策士文献等就已经被收集和传播,尤其是策士文献,是供揣摩和模仿用的。及至南朝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其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有意以内容和形式的美感区别于经史著作,是文学性很强的选本。《文选》之后,历代皆有各种形式、各种标准的文学选本。这些选本虽然取舍尺度和趣味各不相同,对具体作品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但它们在确认作品价值方面,有着更高的专业水平,也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力。一个好的选本,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和倾向应该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它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些受众群体、某种美学观念的共同抉择。民间口传也能为文学作品赢得广泛的声誉,尤其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作品。《集异记》载,唐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饮酒,遇伶人会宴唱曲,三人云:“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结果,王昌龄以数多、王之涣以质优取胜。又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广也。”可见,王昌龄、柳永的作品,首先就是在市井的口头传播中获得声誉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文学评论活动,它以多种标准和方式对作品进行评骘,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文学经典。比如,楚辞以其浓烈的情感色彩、独特的地域文化、神奇的诗歌意象等,奠定了其抒情诗歌的经典地位。但在汉代,文学理论水平有限,并且受限于意识形态,司马迁和王逸等只能以儒家的思想和比兴方法来标榜楚辞。今人可能质疑这种方法,但在当时,它对确定楚辞的地位,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如,钟嵘《诗品》以上中下三品衡量诗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分辨出文学经典来,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形态、创作过程、欣赏过程等方面的论断,对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有着理论奠基的作用,《文心雕龙》中所褒扬的作品自然也就有了经典性。唐代元稹论杜甫诗“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对杜诗经典性的高度概括。这些评论起着确认作品的经典性的作用。也有的评论者或赏析者能独具慧眼,从乱石丛中挑出宝石,对塑造文学经典有着独特的贡献。陶渊明在《诗品》中列为中品,到唐朝也一直名声不彰。杜甫曾注意到陶诗,他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之三)也就是说,唐人认为陶渊明对道的体认不够完善,文笔也不够丰满,评价并不高。但到北宋时期,苏轼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正是苏轼高超的鉴赏力,以及独到而深刻的评点,使人们体悟到陶诗的深厚的内涵和隽永的形式,它们在平实质朴这一风格中,得到完美的统一,是诗中的至上妙品。此后,陶诗被普遍接受,成为无可动摇的诗歌经典。此外,基于某种特别的文学理念,如古文运动对于先秦汉代散文的推崇,北宋西昆体对李商隐诗的推崇,等等,这些理论性的活动,也会造就出一批经典作品。

总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除了依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外,还特别依赖传播过程,取决于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接受状况。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谓的古代文学名篇,差不多都入选过各种形式的选本,也都经过古代学者的评点,或是被某个文学流派所推崇。经典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有着普遍的意义,同时,它也具有时代、群体、个体等特殊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经典。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对经典的目录进行补充、删减,打造出属于我们时代或我们自己的经典来。文学名篇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经典性”这一角度,大致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

第一,必须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首先,人文精神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反思,包括其历史性和现实性存在、社会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特质和美学理想,等等。一个优秀作品,必然会以自己独特的侧面折射出民族文化的璀璨光芒。其次,人文精神还包含着对个体存在的深切关怀,对独特思绪和个性精神的呵护和坚持。袅袅秋风中凛冽的洞庭之波,深夜秉烛却又不知所往的末世多士,舉杯邀月共醉花丛的凌乱光影,豆棚瓜架下令人迷恋的秋坟鬼唱……这些,到底是缘于人性的脆弱,还是现实世界的虚幻呢?正是屈原、李白、蒲松龄们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界中,揭示了此在生命的丰富性,开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赋予短暂的生命以特别的意义。缺乏人文精神的作品,是空洞而乏味的,是不能成为经典的。

第二,必须具有优秀的美学品质。中国古人对情感的体验深度和表达方式,对文字和声音形态,对多种多样的传播途径,都有着非常敏锐的追求。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完善并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技巧,创造出优美而繁富的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美学大花园——高楼孤月的忧怨,大漠飞雪的苍凉,金銮大殿的惶恐,古庙荒刹的宁静,村野市井的絮语,高山大河的激荡,历史深处的感慨,沙场横刀的悲歌,心系百姓的嗟叹,穷途末路的恸哭,才子佳人的温情,舐犊情深的慈爱,草末的露珠,深秋的蝉鸣,智者的思绪,狂者的怒吼……无论多么平凡的生活,都么琐碎的事实,多么刻板的道理,多么短暂的感受,都在作家的笔下有了美感,都成为引人共鸣、让人沉湎、发人深省的审美对象。所以,经典著作是赋予现实生活以美学品质的魔盒。文学名篇的语言技巧、文体创造,对读者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文学是用方块字垒成的世界,再加上汉语音节的特点,特别容易造成形式上的美感。中国文学作品讲究练字造句,讲究文字和语言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更讲究表达的精确性、独特性,也讲究表达的模糊性和通俗性,因此,形成了多种风格和文体。中国韵文学在句式和韵律上的追求,形成了诗、词、歌、赋等多种形态的名篇,自然也是语言和形式美学的典范,如宏阔而精致司马相如赋,严谨而独具匠心的杜甫诗等。钟嵘《诗品》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形式美感是经典最重要的滋味之一。

第三,必须具有不落窠臼的创造性。一个经典作品不能人云亦云,而要独出心机,并且是真情实感。同时,在语言运用、抒情方式、文体形态、表达风格等方面,能够别出心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后世的典范。杜甫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苏轼说:“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可以说,伟大的作家都有着可贵的创新意识,能够将自己的个性、学识、感悟和独特的形式融为一体,创作出新鲜的作品,开拓人们的意识领域和审美境界。如李白的古风所表达的超人般的意志、宏阔的自然境界、酣畅淋漓的抒情方式等,都非前人所能比拟。又如,李贺的诗作,探幽烛微,在宇宙自然的阴暗面,在人类心灵被遮蔽的深处,孤独经营,描绘出震撼人心的杳渺意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还有那些在文体或风格上创新,如柳宗元散文、苏轼词作等,都是独创性的代表。我们也可以说,大凡名篇,都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独创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典型性和独创性是统一的。

经典作品有着广泛和久远的影响力。那些艰涩难懂、极端个人化、风格怪异的作品,接受程度低,也就难以成为经典。首先,优秀的作品必然被普遍地接受,前文所说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普及的,才是真正的经典。如孟郊的《游子吟》,就非常经典地表达了母爱和孝道这对永恒的情感,它因为通俗,更因为隽永和醇厚,而成为普及性很高的经典。其次,经典因高标独树而成为竞相模仿和借鉴的对象。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除了模仿其情节和文辞而出现的《东墙记》《梅香》等,《倩女离魂》《牡丹亭》《娇红记》甚至《红楼梦》,都受到《西厢记》的影响和启发,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再次,经典因其历久弥新的影响力,而经常被注释、改编和续写。古典诗文名篇被注释者非常之多,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原作。有的被改编或续写的,如《三国演义》被改变为多种戏曲形式,《红楼梦》身后有三十多种续书,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在不同层次上对经典的需求,也说明了经典著作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

三、鉴赏方法

古典名篇有着自己的特征,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欣赏方式。为了很好地领略古代文学,我们必须做多方面的准备,尽可能多地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在逐渐熟悉、深入了解和反复的比较中,磨练自己的文学感受能力。同时,一些古代名篇经过了前人的赏析和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欣赏传统,这个传统会丰富、制约、引导着我们的理解和鉴赏。因此,还必须充分学习、认真揣摩前人的评论,做到既要把握和继承传统,又要独立思考,信任自己的真实感受。熟悉作品及其相關评价,是我们领略作品的前提,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鉴赏者,不能止步于前人的理解。

当代鉴赏者必须扎实地掌握古代语文知识、文化知识和文学史知识。古典作品是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即使是所谓白话小说、通俗戏剧,也与我们当下的语言差距很大,何况用文言文写成的诗词歌赋,尤其是远古的作品,如《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等。如果没有很好的古汉语水平和古代文化知识,理解都很难,更何况要感悟它、欣赏它呢。经典名篇是古代语言的桂冠,其语言运用的技巧和呈现出的风格,语义的丰富性、隐喻性,语言形式的创新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领会文学经典对我们的语言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此外,古典名篇是历史文化的精华,因此,对古典名篇的理解要有历史意识,不能简单地套用今天的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逻辑来衡量古代作品。古代的民族关系、德义内涵、自然观念等,并不完全符合今人的标准,甚至有抵牾之处,但我们要从古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思想发展水平来理解它、评判它。每一篇古代经典都是文学史的产物。古代作家特别注重对前代作品的继承和学习,并期望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更多地体现或蕴含着文学传统,或者归属于某一个文学传统。因此,掌握更多的文学史知识,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对我们充分了解经典作品内涵和形式特征,也十分重要。

在古代,文学阐释活动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鉴赏者往往关注作品中所蕴藏的政治意义和伦理教益。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的“观”“群”“怨”意在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治和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孟子的“知人论世”(《孟子·万章》),《汉书·艺文志》所谓“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都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或社会认知功能。这是古代文学鉴赏的主流理论,也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古代作家大多有着“有益于世”的自觉意识,将文学创作看成是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和人生寄托。因此,深入了解历史和作家本人的思想及现实处境,是充分、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的重要前提,也有益于当代读者认知民族文化传统、塑造人格情操,有益于当代文化建设。因此,“知人论世”的鉴赏传统,应该在我们手里得到继承和发展。

古典名篇同时也是美学的典范,它的美学价值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却能超越时空,触动当代读者的心灵。文学的超越性,是指作家对生死、苦乐、悲喜等各种生存困境的深切体验,以及对这些生命体验的理解、领悟和超越。古往今来,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精神状况却有着相似性、相通性。很多古典名篇在尝试突破人类自身生命有限性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探索,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永恒的美学魅力。文学的美学阐释,目的就是要引领读者以诗性思维面对并领悟这种诗意境界,以诗性情怀栖居于世。而作家的生命体验具有深刻、神秘、个性化的特点,“知人论世”的方法难以完全把握这些特点。所以,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心灵,直探其超越性的精神内核,揭示其美学价值,这样才能赋予古典名篇以当代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段话说的是诗人对于这个世界的体验和思考,但对文学鉴赏也有启发。在文学鉴赏活动中,“入乎其内”是指鉴赏者必须进入作家曾经的体验当中,以求把握作品的内蕴。面对一个过去的文本,我们必须认真“聆听”它,真切地揣摩作家当时的真情实感,捕捉那曾经电光石火般的灵感,和瞬间照彻古今的生命境界。相当一部分古典名篇诞生于作家独特的精神体验,也必定依欣赏者的生命体验而“活着”。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阐释者也必须是一个敏感而丰厚的精神体验者,必须全心投入,以体验的方式“入乎其内”,重新捕获作家当时的生命感觉。所以,古典名篇的鉴赏,在本质上是对作家和鉴赏者所依附的社会环境的双重超越,在一个更深层次上求得“人同此心”,展现一个的“心同此理”的精神世界。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巧”,是说困境和困境体验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而当代鉴赏者很少有机会重新立于古人的境地,那么,如何才能“入乎其内”呢?我们相信,精神和文化积累也可以达到这一境地。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常常进行反思,并通过阅读体悟他人的经验,就同样能够深刻地理解人生和社会,从而与那些伟大的作家站在同一个台阶上。鉴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鉴赏者的感性,依赖鉴赏者对文学的敏锐感觉,也依赖鉴赏者对人生的玄思和领悟。

传统鉴赏以评点为主,主要是感悟性、启发性、总结性的三言两语,言简意赅,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评点法已不能适应当代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对审美的唤醒作用也大不如从前。古典名篇不能再以感悟的方式阐释,必须使用严密而细致的现代话语,因此理论素养对于当代鉴赏者十分重要。当代学者在研究或鉴赏古代名篇时采用了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理论,探讨作品中所表现的生存之境、审美机制、精神状况、文学形态等,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过分依赖自身的主观体验,有可能使得阐释游离文本本身,从而损害了阐释的可信度。同样,当代话语中的概念、表达方式等,是理论发达的产物,虽然它们可能更精细、更有体系性,但它们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幽微要眇的体悟活动毕竟存在着距离。所以,当我们以现代学术概念或表达方法来传达古典名著的意境时,就可能会出现偏差,形成阐释不足或者阐释过度。

为了使得古典文学的鉴赏更加可信、更有意义,我们必须为鉴赏设置一个限度,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鉴赏应尊重历史的真实,这是古典文学鉴赏的文化限度。任何生存之境和超越形式,都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内的存在。古典名篇的精神虽然可以超越时空,但它的存在本身必定依赖于一定的文化氛围,反映了作家当时的文化处境和生存认知。所以,理解作品一定要从作家特定的文化处境开始,并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实。其次,鉴赏应尊重逻辑的真实,这是文学鉴赏的学理限度。鉴赏活动离不开鉴赏者的主观性情和意愿,也就必然允许一定的“误解”存在,所谓“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但“误解”必须是合乎人情、合乎逻辑的。人情和逻辑本身并不意味着事实,但却是一个可接受的限度。人情在常识范围之内;合理与否,则取决于当下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念。再次,应尊重情与意的真实,这是作家情感和思想的个性特征所给定的限度。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中,作家的情感和思想必然受到一定限制,鉴赏者不能逾越这一限度,将不属于作者时代的情感方式、思想状况,强加于作品之上。最后,鉴赏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作家的人格、性情、认知水平等个性化特征,使得所阐释出的情感、意志、思想仍然具有作家的个性特点。

古代经典名篇,是在当代读者面前展现出的一个历史性存在,无论是其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层面的真实性,还是情感和精神层面的真实性,都有忠实于历史、超越历史的双重性质,而揭示出这双重性正是我们鉴赏的目的。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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