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龙娇

摘要：墓门是汉画像石在图像配置方面最具有规律性的石构件，其上绘制的门扉图像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以位于第一分布区的皖北地区的门扉图像入手，对比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门扉图像的核心元素——铺首衔环图像，配置规律和形制上呈现的交融和地域特色，探讨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关键词：门扉；图像传播；地域特色；交融

中图分类号：J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2-0061-04

Abstract：Tomb doors， as the most regular components in image configuration of portrait stone in Han dynasty， have conveyed special significance. Starting with tomb door images in the first distribution zone in North Anhui area， this paper compares configuration rules and forms of classis with·ring-handle， the core element of door image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alyzes their mutual influence and specific regional features， and explores the exchanges and progress of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tomb door；graphic communicati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lending

漢代画像石作为一种墓葬艺术， 门扉画像石具有相当特殊的图像意义和价值。近年来，不断有对其研究的成果出现，研究者对从门扉图像的主要元素即铺首的起源、内容和表现形式及演变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分析。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南阳地区。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埋藏于皖北地下的汉画像石不断被发现，逐渐走进学者的视野。其中铺首衔环图像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出土了目前全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铭文的“朱雀一铺首衔环”图（建初四年），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的发现，为我们考证汉画像石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使我们对比研究各地区的风格面貌以及相互的交流和影响提供了依据。

一、皖北地区汉画像石门扉的出土状况

汉画像石在安徽省主要发现于北部的淮北市、宿州市以及定远县等地区。其中淮北市是目前发现汉画像石较为集中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相山南部、杜集区的北山和濉溪县的临涣镇、赵集乡、岳集乡一带。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淮北市陆续出土的汉画像石几乎涵盖了全国汉画像石的所有类型，而且独有的抱鼓石形的汉代祠堂画像石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因为发现的多是石墓画像石，入口由石门、门石柱和门额石组成，所以目前发现出土最多的就是绘制有铺首衔环和朱雀等图像的墓门，高书林先生通过三十年的搜集和拓印而出版的《淮北汉画像石》收录的78块墓门图像，均展现了这些图像。因此，普遍认为墓门是研究淮北地区汉画像石的基础。这些汉画像石多是零散地在生产生活中被发现，几乎没有确切的记载，这些画像石的发现，一方面充分说明淮北地区的分布之多，另一方面印证了学术界汉画像石多出于中下阶层墓葬之中的说法。

宿州市是皖北汉代画像石墓分布的又一重要区域。20世纪50年代开始被发现，数量惊人，褚兰地区、萧县的白土镇、丁里镇、孙圩子乡、圣泉乡以及龙城镇等均发现了汉画像石，仅合徐高速公路建设中，就一次性发掘30余座画像石墓，画像石200块。

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提出：“直接传播某种观念的唯一手段是像。即使传播最简单的观念也必须使用像。因此，一切观点都必须包括像或像的集合，或者说是由表明意义的符号构成的。”[1]汉画像石充分地诠释了这一点。文字和图像一直是我们进行传播活动的重要的两种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代，普通民众难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对于普通民众的教化往往是通过图像进行诠释并加以传播的，而且图象能够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空间，基于此，汉画像石的图像解释和传播功能在汉代得到了最大化的扩展，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地，呈现出南北方民间文化“同构”的现象。

处于安徽北部的淮北、宿州、亳州以及东部的定远等地是处于信立祥划分的汉画像石五个区域第一个分布区是由山东省全境、江苏省中北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东部和河北省东南部组成的广大区域，第二个分布区是以南阳市为中心的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地区。第三个分布区是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地区。第四个分布区是四川省和云南省北部地区。第五个分布区是河南省洛阳市周围地区。

的第一分布区[2]，该区域以徐州为核心。他认为该分布区的汉画像石艺术水平最高，不仅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而且配置规律严谨、类型齐全。但在谈到交流与影响时，信立祥先生以时间为界划分了第一和第二分布区对其他区域的影响，而他唯一没有谈到的就是对第一和第二分布区的影响，因为他把第一和第二分布区同时划分为汉画像石两大发源地。

孙文青先生对铺首著于门上的起因的考证，也佐证了皖北地区为主要的发源地。他说“铺首之制，起于商代，此种制度殆即商民族所遗留。盖商之初民，兴于终南，后至淮北鲁西而发荣光大。故南阳、淮北、山左民族遗制，多有同者，即如铺首街环画像，在清乾隆间宝应射阳墩墓出石门，画像风格与石门略同，亦其一证[3]。尤其是建初四年（79年） “朱雀一铺首衔环”的出土，使我们研究汉画像石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其朴拙的艺术面貌，为研究雕刻技法，风格演变等提供实证。

二、以铺首衔环图像为例看交流与发展endprint

汉画像石的图像从题材到表达形式是延续数百年“永恒不变”，而雕刻技法则常常交替使用，致使在分期和研究其传播的路线上存在一定难度。在此，我们选取门扉图像中较为典型的铺首衔环图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艺术风格的考察，梳理各分布区汉画像石艺术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力的消长。

为什么在广大的汉画像石分布区，铺首衔环图像作为主体图像元素占据着门扉的主体位置呢·

通过对比，全国各个画像石分布区已经出土的铺首衔环图像总体特征相同，用途也基本相似，汉画像石铺首衔环图像的刻饰部位主要放在象征天门的双阔、墓室的出入口，或者棺盖的前端，寓意灵魂升天，极大的反映出汉代大一统的思想。楚汉的黄老思想贯穿于汉画像石的艺术创作之中，粉本和格套等程式化的图像流传于民间艺人之间。

首先，相对固定的位置决定了求吉思想的传播。《黄帝宅经》云：“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犯者有灾，镇而祸止。”[4]把阳宅大门看作是进出阴阳两界的“气口”，所以汉代的民间特别关注门户吉凶，墓门自然也被列为其中，被认为是墓主人灵魂升仙的载体，成为创作者着力表现的地方。各种富有寓意的图像绘制于其上就是希望能驱邪逐瘟，使墓主人的灵魂能够得以升天。安徽定远县坝王庄古画像石墓前室北壁的画像石左下角有用隶书书写的“大吉利”三字，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图像稳定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寄托决定了主题元素的永恒。铺首衔环图像作为永恒的主题元素可以说占据了几乎汉代各地区的墓室门扉的位置，成为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遗物。《说文》曰：“铺首，附著门上，用以衔环者。”《汉书·哀帝纪》：“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常任侠、张志华先生认为铺首当为饕餮的转变，朱庆征先生考证，铺首的“铺”为合体形声字，左形指铺首的属性为金属质，右声发“甫”音。“甫”字的古字形由古文“牛”字的上半部和“用”字组成。“铺”字本意可解释为：用牛或其他大型动物的头骨放在门上，后演变为铺首。尽管对于铺首文化含义众说纷纭，但有一样是共同的，铺首被看做是门户的象征，该图像仍然表达出驱妖避邪、避祸求福的寓意。

从铺首的造型看，各分布区呈现出交融的特征，普遍以兽面的形象出现，即便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图像特征，也同时出现于相近的分布区。如具有人面特征的铺首衔环图像主要集中于山东地区，但在陕西子洲县和四川三台县以及陕北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图像；“龙头形”的铺首衔环形象，是四川地区画像石的主要特色，在山东地区昌乐县也零星出现这一图像。这充分印证了信立祥关于各汉画像石分布区之间的交流的论断，即东汉中期以前，第二分布区的南阳、鄂北地区是画像石雕刻艺术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区域，影响到了第三、第四和第五分布区。到东汉晚期，第一分布区取代了第二分布区成为画像石艺术最发达的地区，直接影响第五、第三分布区的画像石。

由于地方文化的差异，各分布区对于铺首的理解和想象也各不相同，极具特色，大大发展了汉画像石艺术。皖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是面部狰狞恐怖，裂眦圆睛，头顶呈三叉戟形，有的还在两耳鬓处出角，总体在浑朴、严谨的艺术风格中透露出秀美、活泼的气息。南阳地区的铺首面部则更倾向于兽面，形象刻画也比较单一，面部特征表现为没有角，眉毛用一条向上挑的阴刻线表示，圆眼睛，或嘴巴大大张开，或无嘴，个别的还绘有外露的撩牙，鼻子则采用穿环的形式，环内几乎不进行装饰，陕西绥德县延家岔东汉画像石墓的母题造型上明显感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子，铺首为长发，双眼圆睁，长髯飘飘，其北部的画像石中则出现了牛形独角兽、狮型铺首衔环，具有了草原文化的图式特征。此外，四川郸县新胜砖室墓和芦山县石羊上村王晖砖室墓出土的画像石棺上的铺首图像，除面部狰狞外，双臂上增加飞翼。

关于铺首衔环的图形样式，除了具有实际使用功用的部件“环”之外，还有汉墓神话中不可缺少的图形符号“山”字形冠被装饰于铺首的顶部。三山冠的造型，总体看各区域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略有不同，或直接由三个三角形的形状组成，或由头顶中间的“介”字形突出物加上两边对称的突出物共同组成的。

三、从门扉图像的配置规律和形制差别看交流与影响

考察各分部区的门扉图像，其在配置规律和形制上显示出各个地区差异性，同时也印证着以上我们谈到的各个分布区之间存在的交流与影响。风格上来说，皖北的形象概括、简练、浑朴，南阳地区呈现出简练、大气、整体。既然同属于一个时期，同是作为汉画像石的发源地，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两者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分离的，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的关联度，同样受到楚风影响的状态下，它们之间也应该存在着交融。

李泽厚认为楚汉是不分家的，楚文化直接影响着两汉的美学思潮。在楚人看来，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楚庄王曾经就把自己比作一只凤鸟，他们认为人死之后，只有在凤的引导下，灵魂才能够得以升天。因此，凤可以说是楚文化艺术中无可争议的主角；同属于皖北地域的定远和亳州发现的图像中也均以此为主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寿春（今天的寿县）是楚国最后的都城，而其百里之外的定远，处于江淮分水岭北侧，素有“境通八邑，衙通九省”之称，秦汉时期一直到明清，都有南北主驿道过境，成为连接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重要枢纽，在楚文化自南向北的传播过程中，显然皖北地区承接了这一创作母题，并广为流传。

皖北地区的墓门门扉图像，除了极少数鱼、几何纹样、十字穿环图等图案，几乎都以朱雀和铺首衔环组成的图像来装饰，而且图像显示出同一性。朱雀基本上采取简化冠、翅羽、双肢等部位而强化整体造型的艺术处理，形成或翱翔、或玉立、或静栖、或鸣叫等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但总体来说，图像中的朱雀与铺首比例失调，造型稚拙，手法粗疏，线条单一，显示出早期的朴拙之感，同属于皖北地域的定远和亳州发现的图像中也均显示本特征。

南阳处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处，在楚风遗韵的影响下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河南南阳杨官寺和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的门扉画像石呈现出凤皇在上、铺首衔环居中、虎在下的构图格局。画面造型饱满、线条非常洗练，表现出刻工的高超技巧。图像中凤上虎下的格局，反映出楚人尊凤贬虎的心理意识。飞扬流动的线条使我们感受到诡异的楚文化的表现印迹。除了朱雀的形象之外，融入了虎的元素，使朱雀和虎共处一扇门扉，汉代的谶纬迷信之风得以演化。《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相比较而言，南阳地区对于驱邪逐瘟观念的图像转化，比淮北地区更加丰富而富于变化，白虎、青龙均与铺首衔环形成组合，个别组合还附加有门吏、熊、牛和楼阁等。熊为传说中方相氏变形，善于驱除鬼魅，禁辟不祥；鱼则象征吉祥。河南邓州梁寨汉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左刻龙，右刻虎印证了汉代铜镜的铭文上有“左龙右虎辟不羊（祥）”的说法，这与陕西地区常见的“左龙右虎”的布局极为相似。只是龙和虎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从门楣移到了门扉画像石的下部，如陕西米脂关庄三号汉画像石墓。由此可以看出，图像元素由单一逐渐向丰富过渡，组合形式也根据各分布区的观念的转变发生转变，因为从艺术的发展规律来说，总是由简到繁，有朴拙到成熟，这也说明了这一图像元素和构图样式由南向北传播的路线。

陕北、晋西北地区属于第三分布区，是一个独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域，虽然分布范围小，时间跨度短，数量相对较少，但从其成熟的雕刻技法看，显然是移植而来，“朱雀一铺首衔环”图式最为常见，寓灵巧于古拙， 显精致于俗陋，形成细腻飘逸的艺术风格，因此，专家认为其在东汉晚期受到了第一分布區的影，皖北地区出土的灵帝光和五年（182年）的“朱雀一铺首衔环”，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如陕西绥德黄家塔九号汉画像石墓和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两者门扉格局中都是采用凤皇在上，铺首衔环居中，下部则是是用陕西的麒麟代替了河南的虎，并且相向而对。

四、小结

尽管画像石艺术存在的时间很短， 但其存在数量相当多，已经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存在于中国的艺术之林。门扉图像位置相对固定，图像形式较为单一，无论是铺首衔环图像，还是装饰物的演变过程并不统一， 主要的发展线索呈现出分布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别的特点。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它既是艺术美学特征、功能性与宗教意义的综合体现，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的相互交流和融会贯通，体会汉画像石艺术的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1]杭孝平.传播学概论[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3.

[2]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3]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4]常任侠.河南新出土汉代画像石刻试论[M]//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39.

[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