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

内容摘要：学院作家首先是教师，然后是作家，是专职教师与兼职作家的统一体。与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相比，他们从事的是非职业化写作；与一般的非职业化写作相比，他们又有学院的背景。当代学院作家的文学创作因其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一些特质。

关键词：当代 学院作家 非职化 写作

学院作家指较长时期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主业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学科研，副业从事文学性的创作，较长时期同时进行教学研究与创作并具有一定数量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世界各国的学院作家伴随高等教育出现，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如罗曼·罗兰、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索尔·贝娄、约瑟夫·海勒、夏目漱石、沃莱·索因卡、司马长风、余光中、叶维廉等。学院作家首先是教师，然后是作家，是专职教师与兼职作家的统一体。与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相比，他们从事的是非职业化写作；与一般的非职业化写作相比，他们又有学院的背景。当代学院作家的文学创作因其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一些特质。

一、创作的相对独立性

金岱较早论述“非职业化写作”，他认为，非职业化写作，一可以避免创作中过于功利的心态，二可以写得较为轻松。非职业化写作为学院作家提供了自由创作的可能性。同时，自由创作的可能性又与知识分子理想的独立品格相契合。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独立自由的表达成为学院作家写作可以企及的理想状态。

新时期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当代学院作家面临考验。迎合市场和大众成为名利双收的赢家，还是潜心学术研究与创作成为默默耕耘的精神守护者？从创作初衷看，当代学院作家总体上坚守写作的独立立场和自由表达的姿态。杨绛、郑敏、宗璞在退休多年高龄之际仍然继续创作，名利已不是他们的人生所需，自由而独立地表达才是他们的精神需求、理想生存方式。阎真也曾明确：“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从作品来看，20世纪60年代末期前出生的学院作家，杨绛、宗璞、曹文轩、金岱、阎真等较少受市场经济、大众文学的牵制。曹文轩的《忧郁的田园》《甜橙树》《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等多是对童年乡村生活的追忆、儿童成长历程的思考，金岱“精神隧道三部曲”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和价值构建的探讨；这与大众喜闻乐见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家庭伦理、商业职场、历史奇幻等类型通俗文学，在内容与意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学院作家，情况复杂一些。格非以先锋文学出道，之后的《欲望的旗帜》、“江南三部曲”等专注于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思考；孔庆东、葛红兵作品的畅销，不能不说其作品与市场需求之间有某些暗合之处。

二、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相互映照

学院作家从事非职业写作，其创作与其从事的职业紧密相关。学院作家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戴厚英的《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金岱的《侏儒》从“人”的角度反思历史，与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相应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已开始创作并初露头角的学院作家如格非、伊沙、海子、徐坤，其作品几乎都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的方法论相契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精神领域的危机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戴厚英的《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杨绛的《洗澡》，金岱的《晕眩》《心界》，宗璞“野葫芦引”系列，马瑞芳的《蓝眼睛 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等，大都探讨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下，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化发展，探寻建构人文精神的途径。

很多研究者推断，感性的形象的文学创作与理性的学术研究可能成为学院作家的内在冲突。阎真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说，“在创作中常常不自觉地把理论渗透到创作中去。我认为这两者无矛盾，是相辅相成的，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于慈江认为，杨绛对菲尔丁、奥斯丁、萨克雷作品的评论，跟她的创作风格一致。品萨克雷如同评杨绛，不能不说，杨绛的研究成果与文学创作有相当紧密的关系。马瑞芳研究《红楼梦》《聊斋志异》，不管是作家本人还是读者品评，都认为其小说、散文深受《红楼梦》《聊斋志异》影响；周国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在散文中对生命哲学的抒写正是对尼采研究的延续和文学表达；郭小东研究知青文学，著有《中国知青文学史稿》，文学作品也主要为知青题材；金岱的“精神隧道三部曲”及其其他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其多年来的文学主张“个人本位文学”“意义的先锋”“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等为互文性的作品，两者互相诠释和补充；曹文轩的多数作品被称为“成长小说”，其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也相应地关注儿童文学；葛红兵对“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新媒体时代文学、“身体写作”的研究，都与他创作《沙床》《我的N种生活》的个体写作，关注并适应都市文化精神相得益彰。

三、创作的精英立场

当代学院作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高校（学院）教师的身份、学者的理性探索，使学院作家的非职业化写作总体上呈现精英立场的价值取向，如人文性、超越性、前瞻性等，与通俗文学的大众性、娱乐性、瞬时性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致力于严肃高雅文学创作

严肃与高雅文学创作者往往创作态度严肃理性，对作品有较高的品质要求和理想追求；内容上着意表达与探索社会现实、人生人性、生存生命、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指向超越现实的终极理想；艺术方面坚守纯文学性，重视文学技巧的实践与创新。

当代学院作家总体上从事严肃文学与高雅文学创作。如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汤吉夫的《大学纪事》《朝云暮雨》，戴厚英的《人啊，人！》《诗人之死》，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曹征路的《开端》《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金岱的“精神隧道三部曲”，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红瓦》，南翔的《无处归心》《南方的爱》，王家新的《纪念》《游动悬崖》，紅柯的《西去的骑手》《如梦令》，西川的《虚构的家谱》《深浅》，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等等，从作品的意义与艺术追求来看，无一不是严肃高雅文学。

当代学院作家的严肃高雅文学的价值取向，与他们的创作动机有关。多数学院作家创作缘于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或知识分子责任感的驱动。金岱在《右手与左手》的附记里写道，我的事业是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思想的本质是精神求索。我必须面对我无可回避的我的使命，我总得尽自己的微力奉献在这一伟大的使命中。李洱“一直想用小说的方式探究知识分了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探究个人存在的意义”。曹文轩说，“我只是想去写一些好的作品。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不朽的，我相信（文学）有恒定的、永远的、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要抓住。”

（二）现实介入与批判精神

从精神层面讲，大多数当代学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精神；从文学创作方面讲，当代学院作家总体上延续了五四文学关注社会的文学传统。

文革结束后，戴厚英先后创作《人啊，人！》《诗人之死》，反思文革期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探讨人与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关系；杨绛创作《洗澡》《干校六记》，反映知识分子的精神改造运动。在20世纪80、90年代思想文化界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前后，南翔的《大学轶事》《哭泣的白鹳》等众多作品指涉民国、文革、当下不同历史时期，关注大学精神、普通人群及生态文化；汤吉夫《大学纪事》深刻批判中国当代大学的官本位文化、非理性的跃进式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江南三部曲”、徐坤的《厨房》《一个老外在中国》，葛红兵的《沙床》《财道：富人向天堂》等抒写了现代人的生存、欲望、迷茫，曹征路的《问苍茫》《那儿》将目光触及新世纪的“工人阶级”而被评论者称为“左翼叙事”或“底层叙事”，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执着中国当代乡村的叙述。

“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不外抗议、疏离、退隐三种……抗议和疏离都是积极的，退隐是消极的。”当代学院作家对社会的介入，不但有抗议和批判，如杨绛、宗璞、戴厚英、汤吉夫、金岱、南翔、阎真、徐坤，也有疏离，如曹文轩、红柯的部分作品追求较纯粹的艺术或通过构建乌托邦表达社会理想。或批判或疏离，当代学院作家总体上具有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通过创作不同风格的作品关注、干预社会现实。

复合职业身份赋予当代学院作家总体上的人文性、超越性、前瞻性，相对自由、独立的写作姿态，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创作特质，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艺术追求，正是大众文学缺失的特质。当代学院作家凭借总体上的精英文化身份和精英品质追求引导大众文化，应是未来文学、文化领域的必然趋势。当代作家由非职业化写作带来的相对自由状态，也或是作家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⑴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

⑵金岱，声景时代与非职业化写作，千年之门[M]，花城出版社，2004：238-242.

⑶杨经建，是作家，又是学者——阎真访谈录[J]，理论与批评，2013.4.

⑷于慈江，取法经典 阅世启智——楊绛小说写作观念[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3.1.

⑸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新星出版社， 2004：229.

（作者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