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闻晓

四言诗演变的文体学考察

易闻晓

《诗》四言简质未舒，但以虚字衬贴、叠字形容、章句字词重复间破板质，而且分章合乐适于言志的歌咏。赋在一章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的作用，比兴则仅有暂时性和片段性的功能。《诗》四言与《书》四言散语实字并列及赋体四言散语一顺铺陈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汉代四言参合《诗·颂》和《书》语，愈显典重。汉末以降文人创制已非分章合乐，或自抒怀抱，或受五言、骈体影响，工于属对锻炼，及唐人四言都从拟乐府而来，终乖《诗》体本调。

《诗》四言；分章合乐；《书》与赋四言；乐府与骈语

古人创作，首严体制之辨。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谓“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1](P459)，元佚名《文章欧冶序》谓“不知体制……失于文体，去道远也”[2](P467)，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谓“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3](P21)，都十分强调辨体之于诗的写作的重要性。在中国诗史上，《诗》四言最早成为一体，它以体制的限定与散文四言相区别。汉以降四言之作既少，造语受到其他文体的影响。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四言诗及其演变，可以获得确切的认识和重要的判断。

一、《诗》四言与分章合乐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谓“四言优而婉”，且以“四言大雅之音也，其诗中之元气乎”？又谓“风雅之道，衰自西京，绝于晋宋，所由来矣”[4](P1402)，不仅准确把握了四言句式的特点，而且对于四言体诗的盛衰具有深切的洞察。《诗》主四言，故谓“正体”，要以“雅润为本”[5](P67)，或谓“典则雅淳”[6](P4)。四言以“大雅之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