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昕

志怪“小说”研究一百年
——以文学、史学与文化史的研究转向为线索

王 昕

志怪小说研究历来有文学性研究和历史研究这两条路径，各有其理路与困境。志怪的文学性研究发源于《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传奇出于志怪”、“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判断，受到近来研究以及出土简牍的挑战。这重困境根源于志怪小说定义与性质认识上的模糊。志怪“小说”乃是“子”“史”之间著述性的“小说”，文学性研究不能完全地阐释和评价志怪的整体性价值与意义。把志怪放回到国学体系的“子部小说家类”之中，进行知识史、记忆史等多角度的文化研究，或许是我们重新认知志怪小说的一条路径。

志怪；子部小说； 研究方法

一、志怪的文学研究史

志怪虽得名甚早，却是一个边缘的文类，历来研究薄弱。“志怪”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齐谐”通常被认为是书名或者撰述者的名字。魏晋六朝小说以《志怪》为名者就有多部*晋代和六朝以《志怪》为名的小说大多散佚，鲁迅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所辑佚文有十一条，或非出自一书。宁稼雨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认为，东晋六朝以《志怪》名者有九部，分别是：晋殖氏《志怪记》、晋无名氏《志怪》《志怪集》、晋许氏《许氏志怪》、晋无名氏《杂鬼神志怪》、晋孔约《孔氏志怪》、晋祖台之《志怪》、南北朝无名氏的两部《志怪》，未知何据。，后人为了以示区分，往往在书前冠以姓氏名字，如《孔氏志怪》《许氏志怪》《曹毗志怪》《祖台之志怪》等。唐代也有无名氏《志怪录》(见《太平广记》卷三二六“长孙绍祖”)；宋代有张师正《志怪集》；明代有祝允明的《志怪录》等志怪之书。胡应麟认为：“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他将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发现的《汲冢琐语》十一篇称为“古今小说之祖”“古今纪异之祖”。胡应麟说《琐语》为“古今小说之祖”的这个“小说”，并非文学的虚构叙事，而是“子部小说”。

胡氏的定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最早的“小说”大多是记录怪异之事，志怪为诸“丛残小语”中的大宗。志怪的定义与范围，之所以较为模糊宽泛，是因为历代史志中并没有“志怪”之属，名为《志怪》的小说与其他在今天被视为志怪的作品，或为史部杂传，或为子部小说。再者,志怪数量庞大，渗透到各种著述之中。志怪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中占据了大半的内容。以四库馆臣所分的三类小说而言，属于志怪的包括“异闻”和“琐语”两类，而第三类的“纪录杂事之书”中，也含有志怪的内容,如张华《博物志》、任昉的《述异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属于“琐语之属”，《西京杂记》属于“记录杂事”。

在近现代小说学确立的一百年间，志怪研究的主要疆域是在文学领域。研究者从文献整理、题材主题、表现手法等文学史的维度建立起研究的基础。

首先，志怪小说的辑佚与整理工作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

鲁迅《古小说钩沉》首开先河。主要以史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家类”为目录，并将“隋志”杂传类的《殖氏志怪记》、《宣验记》等收入，从各种类书、方志中共辑古小说36种、1 400余则，此为百年间大陆与海外志怪小说研究之文献基础。其次是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书中考“晋郭璞注”《山海经》十八卷、“旧题汉东方朔”《神异经》一卷、“齐王俭”《汉武故事》一卷、“旧题后汉郭宪今考定晋葛洪撰”《汉武帝内传》一卷、“旧题后汉郭宪今考定为梁元帝撰”《汉武洞冥记》四卷、“旧题晋干宝”《搜神记》二十卷、“旧题晋陶潜”《搜神后记》十卷、“宋刘敬叔”《异苑》十卷、“隋颜之推”《还冤志》三卷，共九部魏晋小说。其三是李剑国先生的志怪传奇“史”、“叙录”等的系统研究整理。他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1986年)、《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年)、《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1993年)、《宋代志怪传奇叙录》(1997年)成为研究者的案头必备文献。此外，还有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1993年)、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年)。志怪小说叙录也从明清拓展到了清末民初，如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等。具体作品的辑校出版，则有中华书局的“古小说丛刊”26种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后者包含从汉魏六朝至清代的笔记小说159种，志怪占了相当的篇幅。其他如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罗根泽整理的《西京杂记》、郑学弢校注《列异传等五种》、郑晚晴辑注《幽明录》、许逸民的《酉阳杂俎校笺》、《金楼子校笺》、王叔岷《列仙传校笺》、齐治平《拾遗记校注》等等。

台湾地区的志怪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其文献整理的工作大都是对单本著作的校注与研究。如许建新《搜神记校注》、王富祥《博物志疏证》、周次吉《神异经研究》、唐久宠《博物志校释》。王国良从1984年起先后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六朝志怪小说考论》、《冥祥记研究》、《颜之推冤魂志研究》、《神异经研究》、《海内十洲记研究》、《续齐谐记研究》、《搜神后记研究》。各部志怪集虽名“研究”，实际上大多是以目录、版本、辨伪等文献整理为主。[1](P48)

其次，志怪内容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对作者、题材和主题等考证与分类上。

志怪内容庞杂，从秦汉、中古到宋代已还，所志之“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给庞杂的志怪作品分梳出演进的线索，鲁迅根据魏晋志怪作者的身份将魏晋志怪划分为文士、方士、佛徒之作三种题材类型。后来研究者如刘叶秋、李剑国等则作了更为细致合理的题材划分。题材分类是各类研究的基础和认知框架，题材分类的日益深细，决定了志怪小说单纯的文学性的阐释方向。盖作者身份、题材一类的认知，隐含着主观性和塑造性；也就是志怪由什么身份的人来写，就决定了志怪在现实素材基础上，升华、结晶为文学性作品的程度和优劣。这种划分对志怪的“实录性”重视不足。

志怪小说的文学性研究，始于鲁迅1924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的“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下两篇，对六朝志怪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在题材上，鲁迅依据作者身份将志怪分为“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今人据此，将“志怪小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文士之传志怪”，包括曹丕《列异传》、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吴均《续齐谐记》等；第二类为“释家之明因果”，包括王琰《冥祥记》等；第三类为“方士之行劝诱”，包括王浮《神异记》、王嘉《拾遗记》等。鲁迅的划分依据是作者身份，所以在讨论作品时，首先关注的是作者的动机，如评“释氏辅教之书”说：“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至于方士，则“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苦空者”；而“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刘叶秋、李剑国、陈文新等学者对志怪小说类型的划分各有发明，如刘叶秋首先提出“研究魏晋南北朝小说，该以《搜神记》、《博物志》和《拾遗记》为重点，先阅读，后推及其他”的论点。以这三部小说为核心，他将志怪分为三种类型：“一，兼叙神仙鬼怪，不专谈某种宗教或方术，夹杂着零星琐碎没有故事性的记载，以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二，兼叙山川、地理、异物、奇境、神话、杂事等，而着重宣扬神仙方术，以晋张华的《博物志》为代表，乃《山海经》系统的延续。三，专载神仙的传说，以人系事，体同纪传，以晋葛洪的《神仙传》为代表，乃汉刘向《列仙传》的模仿和扩大。苻秦王嘉的《拾遗记》，为古代野史杂传之发展，尤具特色，自成类型。”[2](P6-7)其后，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分志怪小说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杂记体志怪小说；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将志怪分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等分类，大致延续了刘叶秋的分法，基本脉络是依鲁迅的志怪题材分类法来划分。这种分类法的潜在认识是把志怪视为一类文学的粗胚和前文体，这样才会用到文学题材这个视角。

在题材划分的基础上，志怪的主题、人物、情节和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的进展[3]，但志怪既为文学性发育不完全的文体，则这类研究终究受限颇多，成就难卓。近年来，以女性主义批评、诠释学研究志怪内容的著作问世[4]，相对淡化了文学性研究的色彩。

其三，志怪的形式研究，主要成就在叙事学与志怪文化意义的研究方面。

小说叙事学是近二十年间国内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热度也传导到志怪小说之中。志怪的叙事研究可分两个层面：第一是经典叙事学理论的应用，如以叙事角度、叙事人称、叙事结构、性别叙事、叙事范式、叙事技巧、叙事智慧[5]等来揭示志怪的艺术规律与特征，加深了我们对志怪这一文体的认识。[6]但这种研究的问题很明显，西方叙事学是为分析复杂性的艺术作品而创建的，施诸志怪，反而缺少了针对性。因为志怪如果叙事技艺精湛，敷衍细致曲折，就脱离了它的基本文体特征，变成以传奇之法而志怪的《聊斋志异》模式。如纪昀、俞樾那般坚持以“著书者之笔”写作，有意地抑制文学性笔墨，颇使研究者感到理论工具不得施展，有勉力强说之嫌。第二是志怪叙事与历史、政治、伦理的关系研究。将志怪视为隐喻的叙事形式——所谓“导异为常”[7]。研究者认为志怪是“将幽冥间的灵奇怪物等怪异非常之事，通过志怪叙记的传述，使得原本陌生、遥远、恐怖不可知的对象，纳入‘怪异—揭露—权衡—惩处—回归秩序’的固定叙述模式，使之成为熟悉、接近、可以掌握的博物知识”，“这种秩序的追求，其实源自于此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即是‘道’的体悟与实践”[8]。“异”所代表的危机和不安，在史书与博物式的叙事结构中，转换为“常”——博物知识或者天人感应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所关注志怪叙事的角度，是将志怪视为“子部小说”或者说是初步的“人类学文献”这样的边缘文体而言的。

二、志怪文学研究遭遇的“挑战”

志怪小说研究的奠基性学科门类知识，来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提出的“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判断。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志怪小说研究开展了近百年。刘叶秋先生对志怪的历史作的概括，基本代表了近百年间志怪历史叙事的主流意见：志怪“肇始先秦，奠基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而专集遂多，体例渐立；因缘际会，盛极一时。其后，发皇变化于唐，继承沿袭于宋，繁衍演进于明清，源远流长，相沿未断。爰及近世，馀绪犹传”[9](P11)。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这些志怪文学性研究的基础知识，受到几个方面的质疑与挑战。

首先，传奇是否源出志怪。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昀认为，传奇出自史部传记，与称为“著书者之笔”的志怪小说并非承继关系。志怪之“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后者当属于史部。[10](P472)即使是对清代学者的“著书者之笔”概念不以为然的现代学者，也难以忽略唐人传奇与史部的关系。鲁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有修正。在写成《中国小说史略》十几年后的1935年，他在《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一文中，就指出了六朝杂传与唐传奇在做法上的“相近”：“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肇为之赞，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陈鸿《长恨传》置白居易的长歌之前，元稹的《莺莺传》既录《会真诗》，又举李公垂《莺莺歌》之名作结，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11](P323)

近几十年来，随着文体学研究的兴起，传奇源出志怪说又受到更多挑战。盖从志怪之“粗陈梗概”到传奇的“叙事宛转”、“备述其本末”如何转变，其间在文体、辞章、叙事模式等方面沟渎甚巨，如何有说服力地弥合二者差距，是很费周章的事情。[12]因而，六朝杂传对唐传奇的影响日益引起关注。李剑国认为“六朝志怪并不是唐传奇的唯一源头，虽然它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先唐的历史传记小说”[13](P18)。王运熙从“题材、内容”、“篇幅和叙述”、“语言和句式”等方面论述了汉魏六朝杂传作品对唐传奇的影响[14](P1-10)；孙逊、潘建国的《唐传奇文体考辨》从人物杂传的文体特征、杂传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等入手，认为“传奇就是继承人物杂传的文体传统。结合唐代其他文化、文学因素而诞生的一种新文体。传奇和人物杂传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文体渊源关系”[15]。陈文新、王炜《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认为唐传奇融传、记与辞章为一体，在传、记的叙事框架内着意经营出传奇文体。[16]这些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展开了对唐传奇与杂传承续关系的研究。[17]除了史部杂传之外，学者们还把视阈放宽，提出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对传奇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唐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在确立“人”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作品的观赏娱乐性质、真人假事的手法等方面的相似特征，说明两者有密切的联系。[18]海外的研究者如美国汉学家倪豪士，从探讨“传记”与“小说”的“文类”规范与写作形态的角度，表达了唐人传奇本于史传或经籍这样的判断[19]。

其次，志怪是不是文学性的小说。这个问题关涉到志怪的定性，较为复杂。虽然研究者接受了鲁迅所构架的小说演进史——传奇源出志怪，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志怪之“粗陈梗概”属未曾进化完全的“前小说”，但在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中，很多学者直接把志怪视为文学性的小说。这本是由志怪性质的模糊引发的混乱，很容易产生各种表述乃至认识的歧义。

志怪认识的模糊性所带来的问题，可以从清华简《赤鹄》篇的研究反映出来。

笔者认为，虚构叙事有很多种，像证词、回忆录甚至历史书写等等，并非所有的虚构叙事都属于文学叙事。《赤鹄》的内容类巫者之言，是巫讲述的历史，既为巫者之言，则其中虚构就不能视为文学创作。《妄稽》的文体已被研究者归为西汉长篇俗赋[24]，而放马滩志怪更是下层官吏——“邸丞赤”向职司记事的“御史”报告地方异闻的文书，它恰恰证明志怪还具有某些官方记录的性质。所以据目前发现的简牍，还不足以认定先秦就产生了有意虚构的文学性小说，并进而动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确定的小说进化史观的基础。

其三，志怪小说研究方法论的转换问题。一方面，在文学性研究上，志怪的文学性作为核心要素被过分强调；另一方面，基于这个认识的史学研究，则尽可能摒弃志怪对古人情感、文化的表现，把它们作为不可靠的史料有限制地运用，使其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近年来，随着方法与视野的扩展，志怪研究也面临范式的转换。

三、文化史的转向与研究价值的提升

文学研究之外，志怪也是历史研究当中价值不高却经常使用的非正统史料。在史学家当中，逯耀东以“来自民间的社会史料”对志怪所做的定义[25](P171)，可以说是对志怪价值有较高评价的代表。他的方法是还原魏晋志怪的杂传与子书性质，从志怪与史书的关系，以及志怪作者的史家身份等方面入手，看待魏晋志怪的史料价值，这也是目前志怪史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且成果颇丰。如以志怪为史料，研究整个古代史各阶段的宗教信仰、五行志、地域社会、文化宗教、谶纬、工匠生活、城市与农村生活等。史学研究对志怪的认识只集中在人、事、物品、典章制度等“硬材料”的利用上，很少把它们看作一个复合的、包含着物质文化与情感精神两方面意义的历史文献。故对志怪的价值发掘有待深入。

文学与史学阐释力的不足是志怪小说研究文化史转向的根由。文学与史学的研究从各自的立场阐释小说，难以揭示志怪的全面意义与价值。只有将志怪放回到原有的历史语境当中，才能对其“小说”性质有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有两种“小说”，一个是从先秦诸子就有的“丛残小语”小家珍说，历代史志专门将它们划为“子部小说家类”，数目庞大；另一类是借学术的“小说”之名并从中发展而成的虚构的叙事文学，如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明清章回体的小说等等。这两类作品因为长时间地共用“小说”之名，引起很多观念与类属的混乱与纠缠。在古代的学术体系中，志怪小说是属于子史之余的著述，在隋唐之前的史著中属于史部杂传，北宋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艺文志》则将之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因之，志怪本身的面目就是兼具子史性质的、包容性强的一个文类。

我们试从志怪的文类特征、历史情境和研究成果三个方面来论述其文化转向之意义。

一是从志怪的文类属性上讲，文化史角度的阐释更能契合志怪的性质与特点。志怪小说是介于“子”“史”之间的边缘化的著述。其文类属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志怪小说的著述方式是记录与抄集书籍，内容包括史学、社会学、博物、地理、文学、考证等诸多方面。从文学性小说的虚构和创作意识的角度，无法提供恰当的阐释与理解框架。作为国学体系中的“杂传”或者“小说”，志怪小说并非文学的创作，而是记录、编辑性质的著述。以《西京杂记》的作者考证为例，可以看到这部志怪的文献汇辑的性质。《西京杂记》的作者历来有刘歆作*刘歆说：葛洪《题辞》言《西京杂记》文字出刘歆；葛洪说：唐张柬之、刘知几判断《西京杂记》是葛洪伪造，宋代晁公武、清代孙诒让从此说；刘歆作，葛洪录说：董作宾、谭正璧持此说；吴均说：段成式《酉阳杂俎》提出；萧贲依托说：南宋王应麟、清梁玉绳、倪豪士《再论〈西京杂记〉的作者》持此说。、葛洪作、刘歆作葛洪录、吴均作、萧贲依托共五种说法。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西京杂记”条、劳干《论〈西京杂记〉之作者及成书时代》、洪业《再说〈西京杂记〉》、古苔光《〈西京杂记〉的研究》等文章的辨析考证，一致认为《西京杂记》乃是葛洪杂抄西汉至东晋以前的各种旧文、史册、杂记、小说、短书，编纂而成。后来的学者如程章灿在《〈西京杂记〉的作者》中所做的结论也支持了这种说法。

因为志怪小说强调有闻必录，事必有证，其中累积着大量的信息，学者们正是以志怪小说抄集书籍的著述方式为线索，才能厘清《西京杂记》作者之谜团。干宝《搜神记序》称，其材料乃耳目所闻睹，访行事于故老；洪迈《夷坚志》中故事的提供者有公卿士大夫，更有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有异闻至，必欣欣然受之。现代的民间文学学者，如刘守华就把《搜神记》、《夷坚志》、《青琐高议》、《咫闻录》等志怪看作魏晋、宋代、清代的民间故事集成，汪玢玲有专著论述《蒲松龄与民间文学》，这些都显示了志怪小说记录异闻的编纂性质。志怪小说集内容之庞杂，正合乎它们所处的“子部小说家类”的类属特征，而志怪小说集之所以包含如此杂多的内容，“大概是因为编者本人很少作为创作者参与，几乎全是把各方面裒集而来的话题不经创作润色就记录下来”[26](P376)。只有将编纂性质作为志怪小说的根本特征予以接受和研究，才能清晰地揭露出传奇类文学性小说与志怪故事在根基处就是不同的。

其二，志怪的性质有似小型的“类书”或者学人著述，子部小说的庞杂琐碎自不待言。宋代以后，作者以怪异为论据，成一家之言的倾向也很明显。清代纪昀及其追随者秉持用“著书者之笔”来“志”怪，也不是纯粹的创作，而是编纂记录，是学术生涯的遣兴与补充，某种程度上，是在作者学术精力不足时的替代性著述。如洪迈、纪昀、俞樾都是如此。洪迈著《夷坚志》虽历时60年，但其勤力于志怪乃在晚年，著述速度惊人，自称“老矣，不复著意观书，独爱奇气习犹与壮等。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27](P795)。此年洪迈已73岁，一个儒生的事业功名既已达成，“故搜采异闻，但绪《夷坚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28](P613)。俞樾《春在堂诗编己辛编》《筑右台仙馆成落之以诗》题之三：“正似东坡老无事，强人说鬼在黄州”下注：“及右台仙馆成，不能成书，姑成笔记十二卷，聊述异闻而已。”《右台仙馆笔记·自序》：“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其年冬……‘右台仙馆’安得无书? 而精力衰颓，不能复有撰述，乃以所著笔记归之。”[29](P1)

其三，志怪搜奇记异的文类特点，并非出于文学性的求异式的独创，而是一种为大众所普遍运用的讲述手段。[30]就其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六朝志怪的地理博物、宗教内涵以及谶应灾祥，都是在某种知识框架中的“小说”，即某种知识或者经验见解。宋代以后志怪则接近民间见闻与传说的记录。无论哪一种，志怪都算不上是自觉的虚构。只有突破单一的文学的框架，才能尽可能还原其人文意涵。

二是只有从文化史的角度，才能整体性地还原和认识志怪产生的历史语境。

志怪小说不但是从先秦的《山海经》、秦汉间的竹简文献，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的一类特殊的体裁与文类，还是唐宋之后众多传奇与白话小说的题材府库。同时，述异语怪更是古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从文化史的综合角度，探讨志怪小说中包含的各种要素，以理解和阐释志怪的整体构造或其中隐藏的深层意义，也会为文学性研究拓展视野与思路。在这个方面，民间文学研究者通过比较神话学研究志怪，就已经做出可贵的探索。如R.D.詹姆森、李福清、刘守华等学者的以民俗和故事类型来研究志怪[31]，但是目前这种研究还限于故事类型或者个别故事主题研究，尚未扩展到对志怪整体认识的层面。这种整体性的认知，应该包括志怪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如古人的知识视野、思维方式以及志怪与政治、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

首先是古代知识视野中的研究。从先秦到隋唐的所谓“神文时代”[32]，也就是谶纬、数术、博物之学作为政治常识的时代，正是志怪小说的繁盛期。宋代以后志怪同博物知识一起被边缘化、民间化，所以志怪小说是编织着古代社会与自然知识碎片的一条知识演化脉络。在荒唐、夸诞的面目之下辨析其知识性的内核，是还原这些面目模糊、仅余只言片语的“小说”的历史语境的有效方式。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33]从古代旅行者跋越山川和止宿之旅舍所遇精怪人鬼，对精怪产生的物质原因进行辨析考论，认为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志怪是古代一种以记录其形以躲避神奸的多识之书，是教旅行者如何克服和适应旅途中碰到的障碍和麻烦的实用书，其中的技术和知识正可以使我们窥见古代生活真面目之一端。

从魏晋到清代，志怪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博学之士，他们用纪昀所谓的“著书者之笔”来记录志怪，这是在古代知识视野中理解志怪的又一条线索。魏晋志怪小说作者大都是博学之士，如张华，他不但“论《史》、《汉》靡靡可听”，且“图纬方技之书，莫不详览”；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干宝生平著述极丰，达22种，涉及经史子集各类。[34](P36)宋代以后的志怪小说作者知识背景相对单一，但也多是通儒硕学。洪迈见于《宋史·艺文志》的著述约有三十种，尤以史识史论见长；《明史》称祝允明“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所著有诗文集六十卷，他杂著百余卷”[35](P1316)。纪昀主修《四库全书》总持天下衡文之柄，生涯则“生死书丛似蠹鱼”，人称“与书无所不通”(《国朝汉学师承记》)，因之而言“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尝著书”[36](P729)。故其耗费十年之工，写成《阅微草堂笔记》，将其学问、阅历沉淀其中。清代以《阅微草堂笔记》为典范的志怪小说集作者，大都是当时的名儒学者，如俞鸿渐、俞樾父子等。这些学人本以治学为生，不长于创作，所“志”之怪，可视为轶事旧闻的记录，非有意虚构之幻怪。不同时代的作者具有相似的身份与学养，也是理解志怪知识性基底的一个视角。

其次是大众文化视野中的研究。志怪不但是传统学人边缘化的著述——属于“子部小说家类”，还是古人建构的关于环境与自身、过去与现在等历史记忆的关联和诠解。江晓原将古代博物之学所包含的“怪力乱神”同西方的分析传统对比，认为一个能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充当当下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37]文学研究者通过古代文人的说奇语怪，从精神生活窥视中国文士的性情、癖好、知识结构等问题，这类研究尚需从一个整体性的视角深入展开。由志怪内容和志怪作者的著述态度可以看到，志怪小说具有成分复杂的文化学意义，作为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补充，对志怪小说的研究需要引入知识史与精神生活的两个文化维度进行还原性的认识与阐释。

三是文化史的视角拓展了志怪研究疆域，揭示了志怪小说研究新的意义空间。

西方汉学家将志怪看作文人雅士们以一种原始的“人类学者”的角色所搜集的民间和口头文学的研究方式[38]，逐渐被国内学者所认识和接受。如汉学家薛爱华在其《撒马尔罕的金桃》《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等著作中，用了很多志怪作为史料，他在考索史料记载的真伪之外，更“着眼于史料记载背后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以及从这种思想观念中所投射出的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39](P10)。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也是将《聊斋志异》的内容作为民族心态与精神史的材料来运用的。中国近十年来的史学研究中，对志怪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旧有的模式和取材视阈被打破。各种新史学、文化史研究使得志怪、笔记小说在更多的层面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孙正军以 “猛虎渡河”“飞蝗出境”两种志怪书写方式探讨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40]，余欣探讨的中古博物之学[41]、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42]。这些都属于文化层面的历史研究，通过物质生活内容、知识史的梳理，研究当时的社会及其文化状况。史学中新兴的知识社会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为志怪小说研究打开了一扇门，盖历来的志怪小说研究，都是无视它们的历史语境和知识的传承背景的。志怪所言之怪，历来被认为是主观想象、夸诞之言或者迷信思想，很难给志怪小说研究还原一个具体的、在古人那里是不言自明的意义与价值判断系统。在还原中古知识系统的史学研究方式中，志怪小说的性质、内容与体裁样式可以得到更为切近的描述与理解。

这些都将为提升志怪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开拓新的空间。

[1] 谢明勋：《六朝志怪小说研究述论：回顾与论释》，台北，里仁书局，2011。

[2] 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3]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 刘苑如：《身体性别阶级：六朝志怪的常异论述与小说美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黄东阳：《唐五代记异小说的文化阐释》，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刘苑如：《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学诠释：六朝宗教叙述的身体实践与空间书写》，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5] 杨义：《〈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智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2)。

[6] 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阳清：《先唐志怪叙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张玉莲：《古小说中的墓葬叙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康韵梅：《唐代小说承衍的叙事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5；刘绍信：《聊斋志异叙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 刘苑如：《六朝志怪的文类研究：导异为常的想象历程》，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

[8] 刘苑如：《形见与冥报——六朝志怪中鬼怪叙述中的讽喻》，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6(39)。

[9] 刘叶秋：《源远流长的志怪小说》，载程毅中编：《神怪情侠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10] 盛时彦：《姑妄言之跋》，载纪昀著，汪贤度点校：《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 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2] 康韵梅：《从‘粗陈梗概’到‘叙述宛转’——试以两组文本为例展现志怪与传奇的叙事性差异》，载《台大文史哲学报》，2004(61)。

[13]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14] 王运熙：《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载朱立元、裴高主编：《中西学术》，第2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5] 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6)。

[16] 陈文新、王炜：《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

[17] 熊明：《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5)；武丽霞：《论唐传奇的杂传实质》，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郝敬：《唐传奇名实辨》，载《文学评论》，2015(4)。

[18] 邓裕华：《唐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关系浅说》，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

[19] 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北京，中华书局，2007。

[20] 石昌渝：《魏晋志怪小说的鬼魅意象》，载《文学遗产》，2001(3)；杨义:《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载《齐鲁学刊》，1992(2)；刘楚华：《〈广异记〉中的幽冥情缘》，载《文学遗产》，2003(2)；马振方：《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的小说品格及小说史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21] 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

[22] 何晋：《北大汉简〈妄稽〉简述》，载《文物》，2011(6)。

[24] 何晋：《文学史上的奇葩——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妄稽〉简介》，载《文汇报》，2015-12-18。

[25] 逯耀东：《志异小说与魏晋史学》，载《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

[26] 川合康三：《〈宣室志〉和李征化虎谈》，载《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7] 洪迈：《夷坚支乙集序》，载《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

[28] 洪迈：《容斋四笔序》，载《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9]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0] 王昕：《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史实与话语建构》，载《河北学刊》，2014(4)。

[31] R.D.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丁乃通：《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宁稼雨编著：《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32][42]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3]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34] 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35]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6] 陈鹤：《纪文达公遗集序》，载纪昀著，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37] 江晓原：《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38] Kenneth De Woskin.“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In Andrew Plarks(ed.).ChineseNarrative:CriticalandTheoretical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39] 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0] 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载《历史研究》，2014(3)。

[41] 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张 静)

The Research on Chih-kuai Novels in the Last 100 Years

WANG X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Generally, there have been two paths of research on chih-kuai novels.Each has its own theoretical ideas and dilemmas.Literary study of the novel originated from Lu Xun’sHistoryofChineseFiction.Lu Xun’s judgment that “the legend has its origin in chih-kuai” and “In the Tang dynasty, people began to consciously create novels” had been challenged by recent research and the unearthed bamboo slips.The dilemma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ambigu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chih-kuai and its nature.Chih-kuai is narrative “novel” betweenZi(Hundreds of works in pre Qin Dynasty) andShi(historical records).Literary studies cannot fully explain and evaluate the overal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ih-kuai novels.Grouping them back into the “Zinovelist category” and conducting cultural studies form multi-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history of memory would turn out to be an approach for rediscovering chih-kuai novels.

chih-kuai;Zicategorynovels；research method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学子部小说研究”(15ZDA36)

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