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娟

摘 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故事《遗物》是一个关于女性自我发现的故事，最终以女主人公的自杀结尾。本文意在分析为何女主人公在做了种种尝试之后还是走上悲剧之路的主要原因，在传统男权意识的背景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自我意义的发掘仍然面临着重重困境。

关键词： 《遗物》 自我 悲剧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41年自杀，在自杀的前一年，她创作完成了《遗物》这部作品，讲的是青年才俊的议员候选人克兰顿先生的妻子安吉拉如何走上自杀之路的故事。女主人公在自杀前为每位亲朋好友都精心准备了礼物表达自己的情感，留给丈夫唯一的遗物就是自己生前的日记。跟随男主人公克兰顿的视角，读者走入了安吉拉日记的私密世界。随着日记一页页地展开，我们看到了在光鲜的婚姻背后女主人公的痛苦挣扎。尽管安吉拉一路都在努力地学习和成长，不断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作为女人，她最终却难逃这条悲剧之路。

一、迷失的女人

故事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身份地位仍然是作为整体性而定义的，因此社会对女性个体差异性和个体存在意义的意识与探索仍然是缺失的。社会中男性是主体，女性是相对于男性存在的，女性其次的身份尤其体现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她所扮演的传统角色，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首先决定了男女之间主从的经济地位，挣钱的辛苦活儿应该由男人承担，表面上看是社会对女人的宠爱，实则剥夺了女性自我追求和自我进步的权利，使其永久地陷入了被动和不求上进的处境。婚姻中“完美的女人”应该是在料理家务之外，不再参与任何外界严肃话题的讨论。女人不需要了解也不需要思考那么多，她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家庭：照顾好男人和家里的老小，协助丈夫完成他的事业。至于她们自己，她们的悲欢喜乐和个人梦想都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女人无法真正了解社会和他人，更无从谈及了解真实的自我，最终造成了女人什么也不懂的事实。究其原因，是社会过早地剥夺了她们懂得更多的机会，女人受到的社会和家庭教育从未教会她们关注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祖祖辈辈都守着女人理所应当的固定模式在生活，大多数女性都被蒙蔽了双眼，被剥夺了思考和质疑的能力，她们找不到属于自我的意义，也看不到导致她们悲剧生活的根源。

以当时世俗眼光来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安吉拉应该是幸运和幸福的。她拥有美貌，衣食无忧，没有工作负担，也无须为老人或孩子操劳，丈夫还时时买礼物逗她开心，在节假日带她出国旅行。然而如果安吉拉一直是幸福和满足的，那么怎会在后来被另一个男人打动，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她的日记反映出她婚姻生活的真实状态。多年来，安吉拉整个生活的圆心就是她的丈夫，在一切人看来，作为一名政治官员的妻子，她的首要任务便是尽全力帮助丈夫完成他的政治追求。她一直生活在对丈夫的仰视中，她没有明白婚姻真实的意义是夫妻间相互关爱和扶持，這个关系里面包含了夫妻双方的感受和追求，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或占有。安吉拉最初对自我、对丈夫及他们之间关系的认识都是片面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的。她为什么选择克兰顿，是因为他的财富还是他的地位？她爱他吗？然而故事从始至终并未显现出他们之间有过真正的心灵交流。她只是一味地、盲目地、按照传统要求地付出和奉献，却从未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放入两个人的关系考虑。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根本不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在最初选择嫁给一位地位显赫的男人，或许仅仅由于盲目或虚荣心理作祟，然而事实证明，名利和物质不能带给她幸福。

故事中，安吉拉经历了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在他们婚姻的最初阶段，她为自己能成为克兰顿的妻子感到自豪和满足，并时刻敦促自己要以政治家妻子的身份对丈夫尽职尽责。此时，安吉拉的自我认同（self identification）是偏狭和单一的，克兰顿的妻子是她自我认知里的唯一身份，为丈夫和家庭无私奉献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她自我的感受和私人的意愿都因为种种因素被遮蔽了。换句话说，在安吉拉的意识里，这个阶段的自己和丈夫是混淆不清的，丈夫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丈夫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她生活的一切意义都来自于丈夫。因此可以说安吉拉对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都是不清楚的。

虽然在最初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也许她是盲目的，或说她也难免落入世俗的眼光。可随着时间流逝，当丈夫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工作占据，而她却只能为丈夫而活，她便越来越感到孤独和空虚，反映出她最初自我意识的萌芽。随着无聊和孤独感的与日俱增，安吉拉做出了去参加慈善事业帮助贫苦人群的决定。这个决定标志着她逐步由家庭走向社会，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和世界，眼界得以开阔后才能促使其反观自我，逐渐走出迷失的自我，找到问题的根源。安吉拉与B.M.的交往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B.M.给她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上层阶级的揭露和批判，B.M.是激进和充满破坏力量的，他的生活背景、价值观及他与安吉拉相处和交流的方式都与安吉拉之前的经历大相径庭。B.M.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他与她探讨、与她争论，鼓励她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安吉拉从之前有限的自我认知中逐步开始反省，获得了知识和精神上的成长。

故事中的安吉拉是独特的。她拥有美貌，但她不仅仅是美丽的花瓶，她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她善待周围一切地位和财富都不如自己的人，在与丈夫的关系中，她一直是宽容和无私的。一切以丈夫为重，她照顾他，尽心体贴他，生怕不小心烦扰到他。然而富裕的生活并没有带给她满足，她却在社区慈善工作经历中时时为自己拥有的财富感到不安和耻辱。正因为她拥有美好和博爱的心灵，所以才会选择做慈善工作，才会为底层人民生活的窘迫感到痛苦和不安。因此安吉拉的追求超越了个人私欲的意义。

从安吉拉后来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在她与丈夫情感和价值观日渐疏离的过程中，她想要逃离婚姻的愿望是强烈而明显的。当她在日记的整页都写满“埃及”（“Egypt”）这个词语，如同发疯一般，正是安吉拉对婚姻、对自我达到全新认识的一个标志，是她追寻自我意义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最初新婚的甜蜜和满足，到后来婚姻中日愈强烈的孤独和压抑，直至最终想要挣脱婚姻的欲望。“埃及”一词是对以色列独立历史的影射，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它象征着安吉拉想要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向往。

二、社会与男人

安吉拉的痛苦和自醒都开始于她选择的这个男人克兰顿。从表象上看，克兰顿也算得上一个称职的丈夫，他时常给妻子买一些小礼物，带她出外用餐，节假日带安吉拉到欧洲旅游。然而克兰顿表现出来的仅仅是物质上的慷慨，赢得社会地位、赚取更多财富、为妻子消费，这些都能满足他自我膨胀的心理。实质上，克兰顿的生活一直以他自己为中心，他极端自大和自恋。他选择安吉拉不仅因为她的美貌，更因为他一直沉迷于妻子对他的赞许和崇拜。他对自我的方方面面都感觉如此良好，幻想周围女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爱上他。当天真的安吉拉一度幻想自己的丈夫将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克兰顿更是野心爆棚，坚信自己会将这场政治赌博一玩到底。克兰顿从未真正关心过安吉拉，否则他怎会无法理解妻子渴望孩子的真实原因，他不了解也从未试图了解过安吉拉参加的社会工作，妻子在哪个街区及同谁一起工作，他都一无所知。他更无从体察安吉拉身上发生的变化，他对她的生活和想法是盲目的，他不会理解安吉拉去工作、与B.M.交往及最终自杀背后的真实缘由。换句话说，他永远无法将自己与这一切关联起来。

很显然，安吉拉的丈夫最终也没有明白妻子走上自杀之路的真实原因，因为他只是万千个带着大男子主义意识生活的男人当中的一人，在他的意识里，妻子能嫁给他是她的幸运和荣耀，妻子选择自杀不过是女人天性里不耻的背叛行为。安吉拉从他那里得不到关爱，他们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在克兰顿的意识里，安吉拉的言行都是孩子气的，安吉拉表现出来的单纯和无知正是令他享受的部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一方面，克兰顿不得不承认安吉拉为他的事业追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认为她根本不可能懂得处理她日记里提到的那些社會公益事务，她的生活无非是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由此可见，克兰顿对妻子的了解只是静态和片面的，他从未花时间和精力认真聆听安吉拉的想法，从未将她看作一个平等的伴侣仔细了解。他不会明白妻子的苦衷，他们又有钱又有地位，而她只需要好好享受生活，她还有什么不满足？他也不明白妻子为什么还要出外再去工作，不为挣钱，还要接触那些肮脏贫穷的人群？当安吉拉提出想要去做义工，尽管克兰顿没有直接反对，但他却摆出了冷嘲热讽的态度。潜意识里，他只希望安吉拉一直像一个长不大的女孩仰视他、忠诚和服务于他就足够了，去帮助别人或再要个孩子，这些都显得那么多余。在他们的关系里，安吉拉只是一个工具，克兰顿甚至将妻子的美貌当作他职位晋升的筹码，至于她个人的感受并不重要，她想做什么也无关紧要，她的价值唯一体现在她作为家庭主妇的身份里，为克兰顿、为这个家尽她的一切职责。他不会明白安吉拉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也想要寻找自我生命的意义。在男权主导的意识形态里，女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的意义，她们被剥夺了作为人应有的独立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在这样的社会里，男人只将女人简单化，安吉拉在克兰顿眼中呈现出两个极端：单纯无知的妻子和出轨的可鄙女人。他看不到妻子成长变化的过程，从始至终未能超越他个人阶级和性别的局限性。

B.M.是安吉拉生活中的另一个男人，他来自底层的工人阶级，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主张对安吉拉造成很大的冲击。他对待她的方式完全异于克兰顿，他陪伴她、同她争论、同她交流，鼓励她学习，并将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带给她。或许可以将B.M.看作一个象征或符号，他推动了安吉拉自我意识的觉悟，象征着女主人公历经的挣扎和即将到来的一场精神变革。当安吉拉逐渐把生活的关注点由克兰顿转向别处时，变革开始了。她逐渐开始为自己做决定，尽管丈夫显得漠不关心，但她还是选择做慈善工作，并与B.M.发展出恋情。甚至在很多女性主义读者看来，她最终自杀的选择也是充满变革意义的，是一种对传统婚姻束缚的拒绝，代表着自我精神解放的勇气和独立。从这个意义上看，B.M.在安吉拉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似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笔者认为，尽管安吉拉在困境中没有陷入继续的自我盲目，她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和调整自我，可是她却仍然无法避免走上一条探寻个人意义的悲剧之路，因为从本质上看，自杀依然属于一种社会的禁忌，一种个人的悲剧。安吉拉在社区慈善工作中找到生活新的意义，而在与B.M.交往中逐渐看清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但作为女人，作为个体，要全盘推翻历史，重新开始，又谈何容易？在这样一个充满男权意识的社会里，女人处处举步维艰，似乎怎么生活都是一种错。天性单纯而充满善意的安吉拉总是在男人的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与丈夫克兰顿的关系里，她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处处唯唯诺诺。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她也只能隐忍面对，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深受传统男权文化的潜在影响。由于她们难以摆脱内心强烈的性别自卑感和“从属意识”，以及她们对传统伦理的依附，因此造成她们对自我的认知存在偏差和片面性，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女性的命运，甚至将男权的观念转化成女性自觉意识和行为，造成女性自我的迷失，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种内化的压迫和伤害。

安吉拉与B.M.亲密关系的产生同样无法与这个社会背景脱离，B.M.与她之间的差距带给安吉拉全新的认识和体验，他经历的苦难、平等和自由的主张、对她细心的陪伴此时都是治愈安吉拉内心空虚和孤独的良药。然而B.M.对她的追求最终证明也是自我和激进的，他擅自闯入安吉拉的门户，要求她离开丈夫，甚至以死相逼。虽然安吉拉向往自由，也感到动摇和挣扎，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离婚对于女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选择。作为一个一直传统和善良的女人，安吉拉不仅要考虑离婚她要付出的代价，或许还要担心这个决定对克兰顿政治生涯产生的负面影响。尽管这场婚姻的实质已经在她眼前明了化了，但要轻易结束它还是不容易的，因此安吉拉只能请求B.M.离开他。安吉拉没有选择离婚，却选择了自杀，然而笔者无法从她放弃生存的选择中看到积极的力量，因为事实上她最终是被B.M.剥夺了生的权利，她的善良与单纯是被男人利用的武器。在她逐渐认清她的婚姻只是一个牢笼的事实后，她完全可以从精神上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不离婚，可以继续在帮助别人的社会工作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可是B.M.却以他病态自私的方式剥夺了她开始新生活的权利。B.M.以自己的言行证明他激进的个人信仰，但事实上，他是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安吉拉。在他与安吉拉的情感关系里，他走向了偏执的逻辑，安吉拉必须服从他，她没有拒绝的自由，她没有选择继续保留自己婚姻的权利，否则她连继续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了。从这个层面上看，B.M.和克兰顿是同一个性质的，他们都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却没有将安吉拉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和处置。

故事中的安吉拉总是陷入一个又一个绝境，她始终没有机会做出自由的选择。一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另一面则是传统藩篱的牢不可破。女人永远是受害者，她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利，在男权意识的压迫下，她们的自我被蒙蔽和压抑，她们唯一的意义被界定为“为男人而活”，当她们拨开重重迷雾，试图挣扎为自己而活的时候，社会和男人们都在一起说“no”。安吉拉最终只能用死亡的方式逃离被痛苦折磨的灵魂。

三、再谈女性自我发现之路

历史证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义的发掘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男权思想在传统社会已经成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体意识注定将陷入选择传统还是现代的两难境地。21世纪，当现代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和自由的空间时，重提女性的自我发现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我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包括女性对自我作为女人和个体的人的清醒认知和价值追求，即从性别的生理和心理结构、社会的群体结构及历史的文化结构认识自身，并自觉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同时追求自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义的发掘主要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以女性的身份和眼光对外部世界给予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其次是对自我本质和生命意义的确定，而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女性个体的自主性存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对自身价值确定和追求的理性起点，是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由，发挥其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内在动因。只有完全觉醒的女性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她们的自主能动性，使其形成积极的自我激励、自我评价和自我调控机制，激发出内在的潜力和创造力。因此，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义的实现是通过女性主体对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及自我内部关系的积极探索，形成一种既有客观性又有人文性、既关照人类又充满个性的现代化个体意识，全新的现代化个体意识将对女性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nn Lavine. Virginia Woolfs “The Legacy.”[J]. The English Journal，1986（2）：74-78.

[2]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瑛，译.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4]宋素鳳.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M].济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5]左金梅.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