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

2016年2月，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离世，中国知识界反应较大，并且频繁提及他的经典作品《叫魂》。这本著作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获得高度赞誉，而且在整个读书界影响卓著，甚至被许多人反复阅读。一本书，能被反复阅读，若不是出于某种实用因素，必然是出于文本自身的魅力。这种情况通常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较常见。比如《红楼梦》被反复阅读，并不在于它的实用，而在于文本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是通过叙述过程来实现的，而非某个具体的、实际的观点。但我们较少反复阅读一部学术作品，原因就在于多数学术作品的价值仅在于它的学术观点。一旦学术观点被提取出来，文本本身就不再有价值了。《叫魂》则超越了这种被一次性阅读的命运。这本书涉及的学术议题，或许与许多人从事的研究领域并无太大关系，即便它有再重大的学术发现，也只需大致了解即可。我们复又读它，完全是出于对文本本身的好奇：孔飞力是如何表述他的学术发现的。换言之，是孔飞力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关怀，使得这本学术专著具有了超额的阅读价值。

《叫魂》是一本极具专业见识的学术著作，但它最终越出了专业的边界，成为一本走向更大读者范围的读物。这其中的魅力，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作者的出色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却不可不论作者在文本经营上的独具匠心。只是许多论者谈及此书，往往忽略了后一个因素。这种情况在当下学术界乃至整个读书界，似乎都不足为奇了。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普遍共享了这样一种假设：学术著作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学术发现，也就是看它发现了什么重要的问题，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观点，至于如何表述这个问题和观点，则有共同的书写规范可遵守，按部就班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被认为是必须的，甚至是一种学术美德。正是基于这个共同的假设，许多人都充分地讨论了孔飞力对晚期中华帝国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精湛理解，而鲜有人论及《叫魂》在文本形式上的出色探索。例如张鸣谈《叫魂》，称“孔飞力此书最精辟的论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这次妖术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体系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恰恰由于‘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1】

张鸣更多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叫魂》的，因此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一般性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体现在一本学术著作中的出色的问题意识。孔飞力在该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曾说道，他最初的计划是要研究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而1768年的叫魂事件无意中成了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理想个案，并且最终酝酿成这本专著的写作主题。【2】由是，正如张鸣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个案研究与一般假设之间，孔飞力建立了某种紧密的逻辑关联，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正是孔飞力具有了一位优秀学者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让他敏锐地抓住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个案的有效性。同时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种设想，如果孔飞力仅仅满足于个案与假设之间的线性关联，迫不急待地推导出一个他想要的结论，那么这本专著的写作效果恐怕是要大打折扣的。但孔飞力没有这么做。他对个案给予了更多的专注，在如何表述个案的问题上倾注了更多的心力。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对个案展开了多侧面的描述，辗转反复，以至于读者一眼望不到结论的尽头。

仅从目录看，《叫魂》似乎杂乱无章。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把全书读完，我们就会发现，前面看似漫无边际的叙述，其实都是在为最终的结论做出层层铺垫。全书隐伏着一个大线条，就是从民间社会到官僚系统再到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中枢，处于不同权力层级的帝国成员对叫魂事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如果把整个帝国看成一个金字塔，从上往下看，那么位于底层的部分是微观的，中层部分是中观的，而顶层部分是宏观的。这也正是《叫魂》的结构层次，有微观，有中观，也有宏观。它们层层相叠，交错勾连，形成一个整体。书中不同层次的材料相互穿插，看似混乱，实则增加了文体结构的有机性和完整性。关于这种有机性和稳定性，可以通过文本自身的拆卸实验得到印证：如果把一部著作的任何一节删除，哪怕只是删除一小部分，都会使该著作出现连贯性问题和结构性缺陷，从而暴露出残缺和混乱，那么这个文本就是有机的，在结构上也是完整的。《叫魂》即是如此。

《叫魂》的写作风格，尚无专业术语可界定，但本雅明曾经批评过的“索引论文”，大概可作为我们理解这种写作风格的反面参照。所谓“索引论文”，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就是一部学术作品只需读一下目录或索引即可，至于内文，实无详读的必要。对此，本雅明嘲讽道：“假如糟糕的内容是这样挤渗到外面来的，那么，一部其观点无需阅读就会自己显露出价值的杰作就会以此方式诞生”。 【3】与“索引论文”相反的一种学术写作风格则是这样的：仅看目录，读者所获甚少，甚至产生迷惑。因为写作者并不诉诸于某种抽象的概括性的语言，而是将结论隐藏在材料以及对材料的叙述过程中。直至你耐心读完作品，方见答案水落石出。也就是说，写作者不仅在乎自己的学术发现，而且在乎如何通过精细的文本形式的构建来表述他的学术发现。前者是一种问题意识，而后者是一种形式关怀。此二者能被放置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学术写作中恐怕只是一个少数派。

从问题意识到形式关怀，孔飞力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衔接与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孔飞力不仅是个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将研究和写作当作两个不同阶段、两种不同性质的作业来完成。当他在完成研究任务时，他必须专注于解决“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而当他在完成写作任务时，他必须专注于“如何来表述一个结论”。他可以开门见山抛出结论，而后逐步阐述；也可以层层设下伏笔，最后万流归一。此中不同，因人因文而异。不管如何，要把研究和写作区分开来，就要求一个学者先有相对清晰的结论及其推演过程，包括对自己的价值立场的妥当处置，然后再下笔成文。这也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達到的层次。

二

《叫魂》不是孤例。许多人在其个人的阅读路径中，可能都遇到过可与之相类比的学术作品。比如林耀华的《金翼》，王铭铭的《西方作为他者》，以及景军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写作的博士论文《神堂记忆》（作者发布在网络上的版本）等等，都是可作类比的。当然，还包括具有类比意义同时又有较大区别的《万历十五年》。之所以挑出这几部作品来说，不仅仅是针对它们的学术价值而言，更是针对它们的文本形式来说的。在这几本著作中，《金翼》在文本形式上的探索是一个极端而典型的例子。作为一部研究中国乡村家族结构及其人际关系的人类学著作，这本书未着一个专业术语，未行一段理论表述，而是诉诸于结构完整的小说形式。作者在语言运用上相当节制，尽去丽藻，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基本素养，而在体式和结构上则完全按照一部长篇小说来运营，布局精巧，浑然一体。《金翼》成书之后，固然要被质疑。它是一部学术著作，还是一部小说？诸如此问，恐怕会一直缠绕着许多读者。但在专业领域，没有人会把《金翼》当作文学经典来看待，而在人类学界它却日益成为一种写作典范。归根结底来说，这是一部学术作品。它只不过是借用了小说的外衣，就像狼披上了羊皮，却也不曾改变了狼的本性。这里面自然就涉及学术与艺术的终极目标之差异，此处暂且不表。

相比之下，《叫魂》对文本形式的探索，并没有像《金翼》走得那么远。即便如此，《叫魂》呈现出来的写作者的形式关怀，也非一般学术作品可比。实际上，很少有学术作品能够达到《叫魂》这般形式精巧。包括许多已经典化的学术作品，它们也仅仅是在学术和思想上做出重大贡献，而非文本形式取胜。这是因为，学术写作，重在内容，而非形式。就此而言，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写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起点。学术写作，从培养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开始，直至学问清明，才有可能转向文本形式的自觉探索。年轻学者，重在对问题的发现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训练，然后逐步进入学术轨道。至于论文写作的形式探索，基本上无须劳神费力，只要服从一整套规范就可以了。这一整套规范，就狭义而言，也是一种特定的文本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是死的，而且它的意义不在形式本身，而是为了抵达学术表达的有效性。其一是确保材料和观点的真实，因此有了注释的规范；其二是确保语义的统一和逻辑的自洽，因而有了行文结构和语言风格的规范。

与学术写作不同，文学写作从培养写作者的形式感觉开始，直至这种感觉神乎其技，才有可能转向对重大精神问题的探索。一个年轻的文学写作者，无论它是写诗，还是写小说，甚至是写“形散神不散”的散文，他首先要面临的，是形式的无限可能性问题。这个形式，有两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语言形式；第二个层次是行文结构。这两个层次是相互参透的，优秀的文学写作者自然能够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初学写作者必须在形式的无限可能性的尝试与探索中磨砺自己的感觉，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古典的诗词写作尚有一套规范可遵循，现代文学写作则无明确的形式规范。当然，只是外部规范被取消了，内在规范却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正是现代文学写作的难度。譬如一个小说写作者，只有经历长期的形式摸索，才会明白一个短篇要在什么时候结束才是最佳的。这个明白，没有什么写作指南可参照，完全是靠写作者对文本形式的领悟。当然，很多人写了一辈子，也领悟不了，所以也不可能写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出来。

相比之下，一般的学术写作则无需承担太多的形式风险。因为形式是固定的，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之内，写作者只需考虑逻辑的严密与自洽。当然，诸如《叫魂》这样的学术专著，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学术写作，有着更高的追求。它与一般的学术写作有什么区别呢？要理解这个区别，可将它与学术界常见的两种学术写作进行比较。一种是短篇论文的写作，一种是由短篇论文机械相加的学术论著的写作。本质上，后者只是前者的复数形式，因此下文将重点讨论前一种情况。

三

短篇论文写作又分两种情况。首先是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篇幅一般在几千字至二万字之间。在形式上，这种论文已被学术刊物的严格规范限定，可作探索的空间已经很少。当然，如果不考虑学术刊物的各种规范，短篇论文也可以在形式上做得精致且富有创造性，这是短篇论文的另外一种情况。但它还是与长篇论文有区别。关于这种区别，在《叫魂》和《万历十五年》这两本著作中可比较出来。《万历十五年》的每一个单篇都非常精巧，其文本形式已不同于一般的短篇论文，具有探索性。但从学术专著的角度来看，《万历十五年》只是一部“半成品”，因为它是由若干精致短篇论文机械集合而成。尽管“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使得这些短篇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在文本形式上，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把其中一篇抽出，并不影响这本书的整体性。把其中两篇对调位置，也不影响这本书的逻辑连贯性。而《叫魂》则不然，每个章节不可删减，亦不可随意调整位置。在文本构造上环环相扣，其整体性和连续性不仅针对学术逻辑而言，而且在文本形态上亦有自足的意义，因此是名符其实的长篇论文，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

关于长篇论文与短篇论文的区别，还可以往下说。当下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说法：论文是干货，专著是水货。言下之意，论文比专著更有价值。所谓论文，是指可以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短篇论文，而所谓专著，是指在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学术作品。这个说法如果是用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有道理的。因为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一旦有所发现，必须以短平快的方式向同行公布其研究成果。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则不然。它的结论可以是简洁的，但其论证过程必须穿越知识和经验的连绵山脉。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内在地表现为逻辑结构的纵横交织，外在则表现为文本形式的曲折繁复。在这一点上，短篇论文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当然，如果你认定了学术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学术性，在于结论的快速抵达，那么这个话题可以就此打住。如果你承认学术写作还可以走得更加久远，应该有广义的文学性追求，那么这个话题就可继续下去。事实上，正如前文举例的《万历十五年》，短篇论文也可以在形式上做得相当精致，也可以有创造性，但与长篇论文比起来，显然不是同一水平的作业。如果把长篇论文比作一个钟表，那么短篇论文就是钟表的零部件。将某个零部件打造得相当精细是一回事，而要将所有零部件组装成一个严丝合缝的钟表，则是另外一回事。后者需要更精确的层次设计和整体把握。当然，上述比喻只能说明一些问题，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钟表是一种机械产品，各部件之间是一种无机联系，可随意拆卸。而好的学术专著应是一个有机体，各部分之间是无法拆离的。现在学术界有一个常见的现象：许多青年学者，为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把博士论文各章节拆开来，稍加修改便可分篇发表。从文本形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博士论文一般不会是上乘作品，因为它的内部构造是一种机械组合。

那么学术界为何普遍认为论文比专著更具有含金量呢？事实上，不仅是学术界，文学界也是如此。在文学写作领域，也有一种普遍观点：写好短篇小说比写好长篇小说更难。这实在是一个糊涂的说法。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学术写作，写不好短篇，当然不可能写好长篇，但写好了短篇，离写好长篇尚有一段路要走。很多人认为学术专著好写，是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形式粗放的学术专著，多由几个缺乏内部有机联系的短篇拼凑而成，就像一个不会走的钟表，或走得不怎么靠谱。像《叫魂》这样逻辑连贯、形式完整的学术专著，其实是比较少的。文学写作领域也是如此。现在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概在5000部左右，但好作品为数甚少。

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也误导了学术界对学术写作的认知，从而产生“论文比专著更具有含金量”的幻觉。许纪霖曾撰文指出，在当下主流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由于受到理工科的影响，重论文，不重著作。著作方面，只须达标，便算及格。而事实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一个优秀的学者，必定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许纪霖：《回歸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81页。]对此，我深以为然。因为过于专注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更高层次的学术写作缺乏足够的自觉和认知。许纪霖还提议，人文社科领域的职称评审，应该建立代表作评价体系。这个建议也非常好。因为以代表作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排除了数量优先的原则，可以引导学者朝着一本真正的学术专著的写作目标前进，所谓十年磨一剑是也。而一本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也更能反映和衡量一位学者的综合水平和学术贡献。

行文至此，似乎要为前面的绝对观点挽回一点余地了。既有问题意识又有形式关怀的学术专著固然是学术写作的最高追求，但并不意味着一般的学术论文的生产应该被排除在学术写作之外。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一般的学术写作，包括在文本形式上并不成熟的学术论著，都可看作是“学术草稿”。它们不是最终的、理想的学术作品，却是通往最高层次的学术写作的必经过程。对于每个学术人来说，这个过程是公平的。但最终结果如何，却又因人而异。

注释：

【1】参见张鸣：《<叫魂>的多余话》，《读书》2000年第6期，第61页。

【2】 [美]孔飞力：《中译本序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

【3】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涌译：《单行道》，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