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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震林和他的电影研究

2017-03-10饶曙光

艺海 2017年2期
关键词:专著电影研究

饶曙光

〔摘 要〕对厉震林的学术历程和专著《电影的构型、表演、文化和产业》的介绍与分析。

〔关键词〕 厉震林 电影 研究 专著

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就认识厉震林先生,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没有很多的交往和交集。只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先生的高足,不仅具有理论思辨和研究能力,而且也有创作才气和能力。在黄会林教授的指导下,他完成了电影处女作品《残笛》和电影文学剧本《落日》,其间创作的上下集电视剧《我们的橄榄屋》荣获“理想杯”电视剧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并且荣获中国戏剧文学奖。后来,拍摄电视剧代表作品有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开漳圣王陈元光》等,发表电影文学剧本《童年方舟》、《芝麻开门》、独幕话剧《都市晨曲》等,参与制作大型现代越剧《玉卿嫂》等。因此,很受黄会林先生的器重。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他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和电影电视学院任教。1999年,厉震林报考余秋雨先生的博士生,并且成为了上海戏剧学院历史上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汲取了多所高校的优良学风,治学厚实、思路开阔”,导师余秋雨教授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对厉震林如是评价。厉震林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伶人性别文化研究》完成于2002年,但一直到2014才正式出版,因此,余秋雨先生为《中国伶人性别文化研究》写的序言也颇有沧海桑田的思绪:“今天,当他(厉震林——引者注)又一次把这篇论文放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几乎忘了。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厉震林早已成为学院教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指导的不少博士生,也都已成为一代学术骨干。于是,他,理所当然,成了‘长辈学者厉教授。他的这篇学位论文,也随之成了‘两个世纪交接期的历史文本。”

厉震林先生在中学学的是理科,大学读的是财政金融专业。1986年获经济学学士以后,曾经在山东大学任教四年。在旁人眼中,这位经济学人经历了八年耕耘,其专业生涯渐入佳境,成功在即,但厉震林却毅然决然决定改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钟情的始终是文学。”知识分子大概都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或许都记得钱钟书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议论:能够在银行谋一个职位,可以保衣食无忧,一生能够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厉震林先生的当年同学,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了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不少是在经济要害部门,能够呼风唤雨,风光无限,但厉震林先生却不为所动,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一个人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特别是热爱的事情,一定有一种旁人不一定能够体会到的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而且,包括电影理论批评在内的电影界似乎有这样一条铁律:凡是从别的专业或者领域转行从事电影的人,绝大多数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高的成就,不管是从事电影创作和生产,还是从事电影研究和批评。与其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不如说是真心热爱是成功的一半,是成功的基础,成功的保证。

虽然说现在戏剧与影视合力成为了一个单独的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戏剧与影视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血肉联系,但戏剧与影视貌似还是“隔行”乃至“隔行如隔山”。即使是影视,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合在一起说,横跨电影电视研究也是顺理成章,但电影与电视之间的巨大差异还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分别具体到电影创作和生产领域,电视剧创作和生产领域,忽视其差异必然会遭到市场无情的惩罚。笔者属于特别保守型的研究者,完全固守电影领域的研究,因此,对厉震林先生的戏剧研究(知道也取得了特别重大的成就)心存敬畏,不敢妄评。

从1993年开始,厉震林先生一直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教师可以说是他的第一身份。他担任的课程包括戏剧影视文学、电视文艺编导、导演、艺术管理等专业的主干课以及全院的选修课,教授的学生则已有多位成为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导演和制片人。特别是他的《电影名片分析》课程,先后被评选为上海市重点课程和上海市精品课程,在上海戏剧学院乃至整个上海都颇有名气。他自己这样认为:我是和《电影名片分析》课程一起成长的。对我来说,《电影名片分析》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它还影响到了我的学术和创作生活,更渗透到了我人生中的价值观和生命观。由于《电影名片分析》课程的文本细读方式,一个画面、一个场景、一个镜头、一个段落地读解和分析,许多名片的修辞语汇构成元素,可以说是烂熟于心,甚至是倒背如流,它对于我自己从事电影创作活动,真是大有益处,可谓是受益终生。总之,《电影名片分析》课程不仅滋养了听过厉震林先生课程的学生,也使得厉震林先生树立了电影美学的标杆,领略了电影真正的震撼和魅力。或许如此,我们看到厉震林先生其后把更多的实践和精力放到了电影研究上面,很快就成为了电影研究“海派”的代表性人物。

厉震林先生的电影研究主要集中在演员文化和导演文化两个领域,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电影表演的。按照厉震林先生自己的说法:因为这是我的研究领域,长期的研究惯性使什么问题都会往表演文化和导演文化方面思考。其实,厉震林先生对电影的本体问题也有着很深入的思考,比如他这样评价巴赞的电影批评及其理论:在一个完整电影艺术活动的终端环节,也就是在银幕前,向观众直接评论电影,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电影评论的终端观无疑使评论回归到本位,在一种最原始和最直接的评论状态中,使评论产生了它原本应该具有的价值。安德烈·巴赞让电影接入到观众,让电影评论接入到电影创作,使得电影创作、评论、接受“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相互制衡”。厉震林先生的电影研究著作《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出版以后,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最活跃也最具权威性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先生这样评价道:《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是一部既有历史回顾又具文化阐释的电影专著。它不但对新时期以来的电影文化思潮、电影本体演变和电影产业状况进行深入而精炼的分析,而且,对电影批评及电影实践诸方面亦均有论述。这是一部具备多视点又实现整合性论述的电影文化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作出了独特的、具有学术意义的阐述。笔者1997年曾经与裴亚莉女士合作完成了一部电影研究著作《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論述的也是1979年到1996年间新时期电影思潮的演变及其内在外在原因。读了厉震林先生的《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有很多新的启发,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遗憾,产生了强烈的重新修订《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的冲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修订工作还仅仅只是“念头”而没有付诸行动。好在关于新时期电影研究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我和裴亚莉女士在《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没有顾及到,或者说论述不到位的情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弥补和完善。笔者曾经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梳理了“重写”与“再写”:所谓重写,似乎意味着推翻、颠覆前人,意味着另起炉灶重新搞一套;而所谓再写,依照笔者的理解,就是在此时此地出发、根据此时此地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并且反映、满足此时此地的需求。也就是说,再写不是推翻、不是颠覆,而是“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前人的所有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后人提供继续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是历史发展长河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实,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电影史也是一个不断再写的过程,不断完善和细化的过程,即“永远在路上”。尽善尽美终究只是一种追求和理想,我们自己今天觉得尽善尽美的东西,但后人肯定会发现有很多遗漏,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是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当我们使用再写概念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放低身段”,意味着不再追求尽善尽美。重要的是,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愧于我们在所处的时代所作出的此时此地努力。

厉震林先生的新著《电影的构型:表演、文化和产业》是他的第八本论文集。厉震林先生自己坦诚: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有因会议主题的,有因媒体邀约的,有因刊物专栏的,有因课题任务的。目的不同,风格却是基本保持一种,即讲真话、有用处、去陈言、务新意。事实上,讲真话、有用处、去陈言、务新意是很难做到的。可贵的是,厉震林先生一直坚持这样做,为电影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规范和范。在《电影的构型:表演、文化和产业》一书中,厉震林先生使用了很多富有想象力和张力的概念,如表演美学的“精神成长影像”,杂糅的“魔幻”表演,表演的“可读性”,表演的“力场”,表演文化的 “流通”阶段,“中国式”的表演文化图景,社会表演的“中国式”形态,等等。这些概念极大地提升了电影研究的想象力,拓展了电影研究的空间,有助于丰富、深化和推动电影研究,并且与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社会场”、“舆论场”有效勾连和贯通。事实上,今天的电影、电影研究都已经不局限于电影、电影研究本身,对电影的过度性的社会解读及其形成的舆论热点、社会思潮,也已经成为电影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独特的中国电影文化生态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甚至成为了中国电影文化生态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电影教学局限于课堂,电影研究局限于书本,纯粹是“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事实上,厉震林先生也绝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局限于书本,而是广泛接触电影业界,广泛参加电影业界的各种活动。2016年,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在邵逸夫故乡浙江宁波召开,作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的厉震林在会上发表《“冲奥”不如冲自己的“东方情怀”》的演讲。他表示,冲击奥斯卡连续19次没有成功,这是一个老的问题,但是至今没有解决。他认为,中国电影以票房决英雄,产品多,作品少,有赢家,无行家,艺人若云,文化人则寥寥无几。中国电影缺乏人生价值以及人类学的精神等级,我们中国电影目前在政治学层级,没有涉及到人类学。电影人的人文素养欠缺,导致对于作品的宏观把握失准,无力构成文化层面的真实。好莱坞把一个很假的故事写得很真,而我们电影往往把一个很真的故事写得比较假。应该说,厉震林先生的这些言论和思想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值得中国电影业界倾听和聆听。

厉震林先生之所以能够超越课堂,超越书本,也与他独一无二的挂职经历密切相关。2005年至2006年,厉震林曾经挂职担任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2016年,厉震林先生作为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浦东实践锻炼基地第六批挂职干部之一,再次挂职担任浦东新区文广影视局副局长。虽是第二次到政府挂职,厉震林先生仍是充满激情,信心满满。能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浦东挂职,厉震林先生感到可学可感可悟之处太多,甘为“小学生”;同时面对上海“文化东进”,浦东文化大建设、大发展,厉震林先生也想好了希望有所作为。为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争取挂职锻炼的双赢效应,厉震林正在牵头浦东新区与上海戏剧学院签订一个全面的文化战略合作协议。“浦东的文化规划一定是国际级的规划,”谈起在浦东挂职期间的计划打算时,厉震林这样說到。他说,浦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文化发展规划方面,浦东也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浦东的文化规划要超出区量级的规划,站在更高的国际化平台。”他已经在心里酝酿着一些高规格、国际化的文化项目,比如,结合上海国际艺术节契机,争取部分单元项目与浦东对接;寻找和发现一批常住在浦东的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形成文化引领聚拢效应。厉震林也没有忘记浦东本土元素,如果有时间的话,他还打算创作一个关于浦东创业的话剧。

集教学、研究以及从政经历于一身的厉震林先生,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他不仅能够在电影教学、电影研究上大放异彩,而且,一定能够写出人生更加精彩、更加绚丽的“电影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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