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

闲散文字

季羡林的《留德十年》是一本很耐读的作品，胡适的《四十自述》也不错。我读过不止一遍。而这二人的艰深的学术作品我一拿到手里就发怵，从没读完。钱锺书的《管锥编》也读不进去，倒是读过《写在人生边上》等小书。

搞学问的人，多愿拿艰深的东西当自己的代表作。而他们流传甚广的，是闲散文字。闲散文字是学术著作的外围，跟学术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文笔不拘束，情调随意。没有学术著作成就其人的高度，他们的闲散文字就难以在众多闲散文字中鹤立鸡群地冒出来。而没有闲散文字连接大众读者，他们的学术著作高处不胜寒，就只能站在高处，等待非常狭小的一群研究者来打掃和清理。

这样看来，代表作和闲散文字似乎是对立的。但当代学者中，谢泳是个例外。他的学术作品很少大部头，专门以小文章取胜。其学术作品看似散淡，但并没因短小、易读而减轻了分量。在他那里，所有的作品似乎都是学术作品，而拿流行的学术著作模式去套，还有点扎眼。在阅读越来越被窄化的时代，这样的选择虽然冒险，但有意义。

文字多少

李敖曾批评台静农作品太少。“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 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零点零二三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

以作品多少论学问高低，稍显以偏概全。梁启超极其勤奋，自称“平日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一生著作可达二千万字。不知多少人能够耐心读完。况且台静农写作之外，还要教书、研习书法、刻印。洋洋万言固然可敬，述而不作亦是选择之一。

在今天，一些学术部门要求教授、学者每年必须发表多少文字，且在所谓核心期刊上要占一定比例，让他们大批垃圾文字浪费出版资源。这样的文字还不如台静农干脆不写。

表里

曹操带领大军前行，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将士们干渴难耐。曹操说：“前面不远处有很大一片梅树林，梅子特别多，又甜又酸，到时我们吃个痛快。”士兵们一听，个个口水直流，一下解了渴。在望梅止渴这个故事中，人们佩服的是曹操的智慧，我却佩服曹操的感染力。同样的话，从此人嘴里说出来，就索然无味，从彼人嘴里说出，就让你生理上迅速起反应。你可以设想，他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语速、腔调才能一语中的，全员耸动？

我更佩服将士们的敏感。再怎么说，那也不过是一句话。他们根据曹操的提示，立时进入情境，可见平时沟通之频繁，互相了解之深入。

一个出色的作家，既需要本身的实力（即感染力），也需要有一批忠实拥趸。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我对汪曾祺的文字爱不释手，只要见到，一定买来，可算其忠实读者。周围不少朋友亦如此，有些甚至不是文学圈内的人，他们只把汪曾祺的散文当休闲读物消遣。写作时，你要具有什么的内涵，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态度、什么角度才能把文字打造成如此锦绣？汪曾祺的绵软柔长，随遇而安，诚然不是定例，但一定是可借鉴的案例。他的大批拥趸证明：一个消除了戾气的人才具有恒远感染力，让人愿意走近，与你长久缠绵。戾气也是一种才华，但只让人惊悚，无法让人喜欢。感染不了人，自然缺乏知音。这也是一种表里。

否定

有段时间，“可以说不”成为流行词。其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好像谁都可以说不。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对王安忆说，中国任何一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说不要鲁迅，不要巴金，什么都不要。在德国如果否定谁，不要谁，将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需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否定谁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有非常足够的准备。中国人对前辈作家的否定来得太随意，太轻易。三十年代的否定二十年代的，四十年代的否定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否定四十年代的，一代一代感染下去。现在的否定速度更快了，简直就都是过眼云烟。因此，什么也没有沉积下来，随意地否定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顽疾般的传统。

顾彬说的很透彻，只是有点不了解中国国情。我当年听几个村民在墙根儿下闲扯，一个说，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满屋子红光，一条金龙从天而降。另一个打断他说，别吹了，朱元璋不就是个要饭的吗？咱们若去要饭，没准儿也当了皇上。我们对前辈文化的否定上与此类似。一方面是无原则地对先人、长者顶礼膜拜导致“无知”，一方面是无知者轻易推翻前辈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为什么要否定？因为只要是我们尊敬的，就一定把他当成神，非制造成神不可。然后产生逆反心理，把神从祭坛上拉下来，再踩一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造出各种大师——“国学大师”“音乐大师”“电影大师”，然后很快将其踢翻，让他身败名裂的原因。

太像了

《我与地坛》是一篇非常耐读的文字。一个坐着轮椅的人，一个爱他的母亲，他们在地坛这座废弃的古园旁边，发生的点点滴滴。这是史铁生的代表作。当时的“中国小说年选”和“散文年选”都收入了这篇作品。没人可以明确地给《我与地坛》做个身份界定。它算是小说还算是散文？似乎划入哪一类都可以。跟当年的其他小说相比，《我与地坛》是篇格格不入的小说，而跟其他散文相比，它又是格格不入的散文。

我曾评价一位朋友的作品，你的小说要说好，那是真好；唯一的缺陷，就是太像小说。如果小说太像小说，它就难以从数不胜数的小说中“跳”出来。同理，太像散文的散文也易被淹没。当然，不像小说的小说不见得就好，但太像了，一定没有个性。

唱戏的人有句话叫做：“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坐念唱打，这些基本功必须扎实；但不能拘泥于坐念唱打，要有创新，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写作亦如此。除了《我与地坛》，余秋雨也是个例子。他在1990年代的再度崛起，原因之一就是其“文化散文”跟其他散文文体区别甚大，让人耳目一新。

薄书

很少见到这么薄的书，它是我从旧书摊上淘到的。《荷花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内收孙犁的四个短篇小说。总共才两个印张，不到三万字，小32开，50多页，定价一角三分。经过三十多年的流转，它还是那么秀气，握在手里，舒服极了。

为什么把书搞这么薄？我猜，出版社估计是照顾没钱的人，让他们也能买得起。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从心理学角度看，薄书不压抑，可以很随便地揣进兜里，让读者感到轻松。从审美角度，薄书轻巧、玲珑剔透、唯美，有欣赏价值。19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系列“五角钱丛书”，每本都很薄，几十页，统一定价五毛钱。后来成本增加，提高到一元钱。但跟其他动辄几元钱的书比，仍然便宜。更主要的是，他们组织的书稿内容新颖，角度刁钻，令人爱不释手。

我希望薄书能在图书馆和书店里再现。从经济角度考虑，薄书确实利润低。当下急功近利的书商和出版社都盯着回款快，效益高的书，不愿意费劲巴力地去组织稿件。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寻找一些可读性强的薄书，策划诸如“三元丛书”“五元丛书”，非但可以填补市场空白，并且也不一定就赔钱，没准还大赚一笔呢！

选集即可

我经常买一些大路货的旧书，比如各种选本、选集，价格不高，三五块钱一本，但内容不错。初步检点一下，最近买的就有林语堂、徐志摩、张中行、金克木，邵燕祥、陈从周、李锐、罗家伦、郑振铎、唐弢等人的作品选，此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选本，比如陈平原和钱理群主编的“漫说文化丛书”、郜元宝主编的《胡适印象》等。知识界的共识是，要想研究某个人，某一门学问，最好读全集、全编。诚然如此。不过，纳入研究范畴的必然是少数，而该读该了解的又实在太多，读选本不啻一条捷径。

选本的编者视野不同，选的内容不同，但最基本的代表作总要选进来。像林语堂的随笔选，总丢不下《论幽默》和《秋天的况味》两篇短文。你没有时间和兴趣去领略一个学人的全貌，浅尝辄止便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选本中，精华俱在。读十个人的选集，就如同和十个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若产生了更大兴趣，继续找他其他的作品来钻研，若一言不合，即可分道扬镳，没有什么负担。

因为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对选家的名声也不必太在意。鲁迅的作品由钱理群、孙郁或者林贤治来选编，当然很权威，如果由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手来操作，也不见得没有新意，他们或许给你指出新的方向。所谓选集，除主要篇目外，各不相同，没关系，开卷总会有益。

普世价值

其实，旧书摊上以垃圾书居多，很多书在几十年前是文字垃圾，几十年后，依然是垃圾。那些为数很少的光彩熠熠的旧书，只是因为时代变迁才被忽略，但并非大浪淘沙，被冲到岸边，它们只是暂时隐没于河底，识者一旦发现，往往如获珍宝。巴金在文革结束后出版了《随想录》系列，姜德明先生从这些集子中选编若干文章，凑成一本《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至今仍然值得在孤灯下细品。

日新月异的年代，人们都在往前看。回头瞅瞅，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所思考的，几十年的人们已经在思考了，而且思考得比我们深入。他们可能用词不一样，表达方式不同，但人类的普世情感，比如真诚，比如爱与悲悯，并没什么变化。这些东西不会随着时间消失。新书和旧书，只是载体的区别，只要你的情感真诚，出自点是爱，读者什么时代阅读都能认同。速朽的文字一定与爱无关，与真诚无关。

短小说

我其实很爱读小说。散文和论文，看开头几句就能大致知道后面要说什么。而小说具有不确定因素，悬念丛生，出人意料。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相对老派的，讲究遣词造句、行文结构的那种，而不是口水漫延的网络小说。但我现在也不怎么读小说了。因为我是个急性子，静不下心来读很长的文字，32开本的书，只要超过四页，立时打怵。小说越写越长已成趋势，而只有三四千字的小说才符合我口味，一般情况下，什么故事三四页还讲不明白呢？有人说，那么你只能读小小说了。但小小说我又觉得浅（请写小小说的朋友原谅，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跟短篇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方式上有所不同。

我读书时，常常游丝乱走，看了开头，自己就忍不住设计下面的故事。有时候还真跟作者的构思吻合。我读过一篇古巴小说《罗伦莎》：主人公要去一个村庄采购货物，有人告诉他，那里有一个叫罗伦莎的少女，天天站在村口的小楼上等待出走的情郎。主人公办完自己的事，在村口见到了痴情的罗伦莎，并用一大段文字来描述罗伦莎的美。我想，要是让我来写，我就让主人公成为罗伦莎等待的那个人。读到结尾，竟相差不多。当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大多数时候，作者设计得比我好；也有时候，作者很弱智，真想给他一改为快。

短小说只有一两个线索，可以迅速设计下去，若是长篇，头绪繁琐，一个情节出现无数指向，我读一段设计一组下文，无需读到一半，我就疯了。

我也只能读短小说了。

以文化野

有人在景区见识过日本游客的风采。上百人，人手一个垃圾袋，废弃物随时装进袋子里，走路时齐刷刷的，一声不吭，安静得像蚂蚁。观者心里打了个冷战：这样的国民素质……联想到中国人的乱乱哄哄，上车像打架，吃饭像打架，走路像赛跑，吵吵闹闹，让人无言。

叶圣陶少年时曾就读于苏州草桥中学，当时蔡晋镛当校长。后来，叶圣陶对范敬宜说：“你外公（蔡晋镛）一身长衫，两袖清风，真是为人师表。他不但教学生读书，还教学生品德、礼貌。上百个学生在饭堂里吃饭，一点声音没有，碧碧静，碧碧静。”“碧碧静”是道地苏州话，非常安静的意思。

一百年前，我们居然有这样一群人。一百年后，这样素质的年轻人倒也没见增长。不要说社会是个大染缸之类，如果“碧碧静”的学生多了，也可以把风气“染”回来。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若干像蔡晋镛这样的人，愿意持之以恒地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文化，文化，不就是“以文化野”吗？要不干嘛还学习文化？

活下来才是硬道理

明朝袁宏道有《齐云》一文，仅仅二百字，对破坏环境的人大加挞伐。他说，齐云天门奇胜，岩下碑碣填塞，十分雷人。安徽人爱题字，亦是一癖。本地当官的，已然熏习成风，白榜红字，到处题写。我听说，法律对盗山伐矿者皆有约束，而恶俗文人毁污山灵，法律呢？佛说，种种恶业，俱得恶报。乱写乱画，罪同杀盗，为何没遭报应？青山白石招谁惹谁了，无故黥其面制其肤！

几百年过去了，袁宏道当年指责的那些题字若保存下来，也成古迹了。没准还被像个宝儿似的保护起来。穿越时空留下的，精品固然有一些，但大路货的数量，一定超过精品。好东西人人盯着，战事发生时，先拿它们开刀。经典书籍、著名建筑，一把火烧个精光。社会动荡时亦然。比如“文革”什么的，先砸著名古迹，再烧古今名著，下手那才狠呢！数一数，我们自己的先人和敌人的先人，毁了我们多少好東西？能数过来吗？

今天你在泰山顶峰写上“二狗子到此一游”，若侥幸没被罚款，勒令你擦掉，一万年后，只要还没消失，就是难得的古迹。我们的文化，何曾体现过“优胜劣汰”原则？我看啊，先不用考虑文化优劣，先琢磨消除文化的外部破坏力，让文化能够按自己的方式顺利传播下去，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