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端平

一、莫作浅妄书

开卷第一篇为《浅妄书》，篇首指出俗间所传《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等书皆浅妄可笑。《开元天宝遗事》存在太多谬误，如：称姚崇开元初任翰林，实则在武后时即为宰相；称宰相张嘉贞欲纳郭震为婿，实则郭震死后十年，张嘉贞才任宰相；称张九龄不肯登杨国忠门，实则张九龄去位十年，杨国忠才仗势得官；称张九龄评苏颋为“文阵雄师”，实则苏颋为相时，张九龄还未显达。闽南莆田一带学舍刊《遗事》和闽南平学舍刊本《散录》在当时暴得大名，但洪迈认为均属浅妄之书，应该予以销毁。

如今某些作家嗜好杜撰历史，正如李建军所批评：“最近十多年，中国影视圈和文学界的一些人，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或耗费巨资，拍了大量‘某某王朝的影视，或费力劳神，写了不少‘某某大帝的小说。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热衷于历史叙事的人，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他们习惯于凭着任性的想象，以虚假而夸张的方式戏说历史，甚至怀着无限的崇敬和向往美化封建帝王，美化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些“某某王朝”和“某某大帝”全都浅妄至极，绝然可笑，也应予以销毁。

二、矜夸过实不可取

石鼓文最初并不被人注意，到唐代才开始有人称赞；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时期的鼓，到周宣王时才刻上文字；韩愈则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鼓和文。鼓上所刻的字可见的约465个，从能见的零星诗句，如：“我车既攻，我马既同”等来看，与《诗经小雅》中叙写田猎、获禽以饮酒作乐的《车攻》《吉日》很相像。韩愈《石鼓歌》极度拔高石鼓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拾，《二雅》褊迫无委蛇。”欧阳修撰《石鼓文》提出三点置疑，并称：“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

将《诗经》三百篇比作星宿，将石鼓文比作日月，韩愈作文也真大胆。《容斋随笔》卷四《为文矜夸过实》对韩愈进行了批评，认为：“‘《二雅》褊迫之语，犹非所宜言。”《诗经》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公元前1100-600年间）的诗歌305篇，周宣王卒年于公元前782年，期间的诗歌肯定都会进入采诗官的视野。石鼓上的诗歌没有收入《诗经》，可能是因为文学价值并不为当世所看重，或者影响并不大而被忽略。如果《小雅》只是星星，石鼓文断然只会是夏夜银河里的一点微光，怎么也算不上日月。

洪迈称：“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一个“虽”字，说明还是肯定韩愈之成就的。连大文豪尚且难免矜夸过实，我等小辈作文自当谨慎。时下“捧杀”式文艺批评正是矜夸过实的典型，终究只会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笑柄。

三、文学爱好者应该学些什么

前脚离文学门槛还有一段距离的杜温夫大概觉得自己文才不高八斗，也能用斗来量，遂三次致信给柳宗元。柳宗元未为之延誉，而是在回信《复杜温夫书》内批评：“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容斋笔记》卷七《孟子书百里奚》分析道：“（《孟子》所用助词）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

杜温夫终究未能写出什么名堂，在文学史上没有留下只言片字。究其原因，还是基本功不扎实，水平还不够弄懂《孟子》助词之妙。如今的某些文学爱好者很像杜温夫，经常拿着习作参加一些研讨会、座谈会、讲座，表面上是请一些名家指正，其实是想求得几声赞美或帮助发表。他们往往得不到柳宗元式大师的指点，所以迷津永远是迷津。因为基础薄弱，就算有人讲解文字之妙，他们也只是云里雾里，真的是“难以为温夫辈言”。

四、绝唱不可和

东坡自称是第一个追和古人者，在给苏辙的信中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瘦而实膄，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如今读苏东坡诗词，觉得写得最好的还真不是“不甚愧渊明”的那部分。王义山《读东坡和陶诗有感》有诗道：“此门西掖傍丹墀，此正坡仙得意时，不是惠州饭难吃，如何去做和陶诗。”苏东坡和陶诗是因为仕途遭遇跌落，被先后贬到黄州、颖州、惠州、儋州四地，故笔下的田园色彩没有陶渊明的那么天然。

《容斋三笔》卷三《东坡和陶诗》指出，东坡《和陶归田园居六首》中第六首所和的其实是江淹的《陶征君田居潜》（“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东坡误以为是陶诗，可见江淹才是第一个追和古人者，且他的和诗出神入化，将东坡这样的大家也蒙住。不过，江淹比东坡谦虚多了，在诗序中称：“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

在《容斋三笔》卷五《缚鸡行》中，洪迈指出杜诗《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 而朋友李德远和诗《东西船行》：“语意绝工，几于得夺胎法，只恐怖‘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语。”杜甫末句：“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李德远诗末句：“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两者真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语”之评已给足了朋友面子。

绝唱和得不好还可能变成抄袭。黄巢作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菊本安祥之物，嗜好血腥者用菊花杀百花。朱元璋从放牛娃成长起来，做过和尚，靠打打杀杀混出个名堂，语文水平自然不能支撐写出佳作，但为了显示豪气和才气而作诗曰：“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朱诗在当时肯定得到不少掌声和喝彩，但改朝换代后却成为笑料。张鸣在《无知者无畏》中讥笑朱元璋写诗是薛蟠体，菊花诗涉嫌抄袭。

五、比较研究法

中国文学批评源远流长，很多批评方法已非常成熟，但往往被认为发端自西方，被“泊”来津津乐道。比较批评法在宋代即已经非常盛行，《容斋笔记》卷十五《连昌宫词》比较元稹的《连昌宫词》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两诗均写天宝年间有关唐明皇与杨贵妃淫乱误国之事，洪迈认为《连昌宫词》优于《长恨歌 》，理由为：“《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连昌宫词》）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一首诗如果只述写个人感情，而不上升到普适的情感，断然算不得上乘。

六、无避讳方能诗歌兴盛

《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避讳》称：“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讳。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文中举出大量例子，如：白居易《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词》、杜甫《兵车行》《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孤》《公孙舞剑器行》、张祜《连昌词》《元日仗》等三十篇、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

洪迈叹道：“今之诗人不敢尔也。”事实上，越是不繁荣的时代，越是钳制言论。北宋后期，间或有文字狱发生，如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皆寻章摘句引申曲解，因言论而致人罪行。洪迈所处时期，经过靖康之难，國家元气已大伤，文人的言论空间大为缩小。满清入关后，将文字狱发展到极致。特别是在康乾一个多世纪里，文字狱发生的频率达到颠峰。从綦彦臣《中国古代言论史》的相关标题即可知满清制造了怎样的“盛世”，“第十二章 清代：文字狱的颠峰”，小标题：“康熙：宽容的假象”“雍正：文网的绝对紧缩”“乾隆：疯狂的常态”。如今电视里康熙、雍正、乾隆从善如流，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还容忍老百姓撒些小野，其实完全是浅妄之作。

至于“国家不幸诗家幸”说法，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在不幸的时代，诗家因为敢于言志而受到打击甚至殁命，他们怎么可能幸运呢？百度百科“文革知名人士死亡名单”共列出147人，其中文艺界人士近一半，诗人、作家、评论家近40名，可见在人类文明与反文明的冲突中，文艺家作为“喉结”，最先遭受“割喉”的悲惨命运，又哪来的幸运呢！只有像唐朝那样经济发展、政治清明，又言论自由，毫无避讳，方可催生文学的盛世、诗歌的盛世！

七、史汉书法的重复与不重复

《容斋续笔》卷九《史汉书法》指出《史记》《前汉书》所书汉高祖诸将周勃、夏侯婴、灌婴、傅宽、郦商等的战功，采用不同的叙述方法，各为一体，书法不同，毫不重复。“受诏”两字在《史记灌婴传》连用六个，在《汉书》里连用三个，“尤为重复，然读之不觉细琐，史笔超拨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字封戎奴为从平侯。”而《前汉书》如此写：“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容斋随笔》卷一之“文烦简有当”指出后者少二十三字，但不如《史记》朴赡可喜。

叙述方法不能重复，而行文反复却可能成为一种美。如今的文学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方法上总是“涛声依旧”。诗歌口水化即是写诗方法匮乏的结果，在毫无新意的喃喃自语里大量复制廉价的抒情。小说克隆故事当然是缺乏技巧的表现，追求新奇趣也掩盖不了叙述方法的捉襟见肘。而作家们似乎对语言的热情已锐减，不愿意精雕细琢，故令人耳目一新的反复难得一见。这也许是一种本末倒置。

八、曲笔修史要不得

魏收在魏为太学博士，后入北齐除中书令兼著作郎，性自负而褊狭，为史多凭个人好恶褒贬论述，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因为秉笔未必皆公，他被起了个外号：“惊蛱蝶”。对于一同修史的诸人，不论是否真值得入史，他均饰以美言。而对于夙有怨者，他毫不犹豫地湮没其善。他对自己的家世也进行一番修正，从西汉时受封为侯的魏无知至他已经七百年，而他自称为七世祖。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代，他为了抬高自己，不惜将一代的时间拉长三倍多。

魏收所修之书问题太多，有的家世职位被遗，有的贤者不见记录，有的贤者被妄毁，因而投诉的人很多，不得不两次修订。曲笔之恨尤其深，北齐灭亡后他家被抄，他的坟也被人掘了，尸骨被挖出来。如今某些人率性褒贬，古代圣贤孔子等遭泼粪，千古罪人秦桧等被美化。妄改历史的罪过不亚于魏收曲笔修史，这些人就不怕被掘坟抛尸么？在文艺批评界，“捧杀”和“棒杀”都是魏收式的举和按，遭到耻笑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