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彦青，张竞琼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晚清及民国时期陆军军服的近代化

胡彦青，张竞琼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依据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相关文献与档案，梳理与分析了我国近代陆军军服的近代化进程。以1905年新军服制为军服近代化的起点，以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结束为终点，选取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军服制式，讨论了军服色彩、结构与军衔制的近代化过程，及其近代化的原因与必要性。

军服；制式；近代化；影响因素

晚清时期通常指1840年至1911年，民国时期通常指1912年至1949年。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中，我国军队担任战斗主力的始终主要是陆军，且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其服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军服演变的节点，来分析中国陆军军服的近代化进程。

一、军服近代化进程

1905年颁定的新军服制是一个起点。当时湘、淮陆军虽身着传统号衣并缝勇字号补，但已注明营队番号及姓名，这与西式的官衔制有点接近。张之洞操练的自强军，使用统一的制式军服，以号衣为基础参仿德制；袁世凯操练的新建陆军，开始使用肩章作为番号标志，同时还使用了简单的西式官衔制。所以1905年编制的新军服制是洋务运动以来长达几十年西化积累的结果，是近代军服的先河。据《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摺》记载，“大礼服仍遵旧制，新军军服分为礼服和常服两类，军礼服仍戴翎顶豺纬帽，军礼服军常服操帽各项，品以三等析为九级”。[2]这说明初期的变革并不彻底，军常服改为新制，军礼服维持旧制。

1910年宣统皇帝重新组建的一支皇家军队——禁卫军，颁布了《奏议：禁卫军大臣奏订禁卫军服色章记折》[3]。禁卫军服制实现了完全改革，抛弃朝冠，改用军帽。官长穿皮靴，士兵头戴军帽。“然军服靴帽取材之精美，当世无双，军人服装之彻底革新，当以此为始”。[1]如果说1905年的新军服制是为近代军服的进程播下了种子，那么禁卫军服制则是彻底革新的开端。

1912年袁世凯谕陆军总长“再定军服”[4]。由于北洋军阀脱胎于清末北洋六镇新式陆军，因此此制基本延续了清末新军军服式样，但为了改朝换代的需要，又在军衔徽章上进行了重新设计。陆军服制分礼服和常服，尉官以上才有礼服，士兵只有常服。礼服和常服的军衔也不同，各种章式的规定也更加详细。1916年袁世凯死后，军阀分成好多派系，其军服也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192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陆军服制暂行条例》[5]，1927年又有了更为详细的《陆军服制图说》[6]。在这些条例中分大礼服、军常礼服与军常服详述了陆军军服的制式与章式。至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军队军服才逐渐统一。

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实行《陆军服制条例》[7]，陆军服制仍分大礼服、常礼服、军常服三种。对陆军服制的用料、颜色、制式、章式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同时还规定陆军服制所用原料均采用国产。

二、军服制式近代化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过程，就是采用西法练兵与作战方式的过程。所以军服近代化的过程，也是军服制式西化的过程，具体反映于军服色彩、军衔标识与形制结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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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服色彩近代化

近代战争实现了由冷兵器时代向枪炮时代的转变，作战方式由近距离作战转为远距离作战，因此军服的隐蔽性成为军服色彩的主要考量。而传统军衣华丽的颜色与前后的圆布，刚好成为敌人瞄准的靶子，所以必须摈弃。与传统军服相比，近代化后的军常服色彩更加注重官兵在行军打仗时的隐蔽作用，即采用保护色。故晚清时期新军制军常服冬用深蓝色、夏用土黄色；北洋政府时期直系军队常服用茶青色；国民政府时期直系军队第一次常服用灰色，第二次常服用草黄色。这些土黄、茶青、灰色与草黄色与野战条件的自然色更加接近，由此可见常服更加注重在行军打仗过程中起到的辅助作用，说明国民政府时期军服在色彩上更加注重考虑现代战争的需要。

而晚清时期军礼服则用天青色，北洋政府时期直系军队军礼服[8]亦用蓝色；国民政府时期直系军队第一次礼服用蓝色，第二次用黑色。这是因为礼服与常服穿用场合不同，礼服颜色更加注重外观美感与仪式感，看起来更加庄重严肃。

(二)军服军衔制的近代化

据记载：“京畿内外各军华兵见洋官照例行礼，洋兵见华官则以服章不辨不相敬礼”[2]，即清朝军官见了洋官要照例行礼，但是洋官见清朝军官则以不清楚军衔为由而不行礼。于是“自官长以至兵目，各按等级次第，分设记号，务使截然不乱。”[9]即仿照国外，将本国的官阶制改为军衔制，再通过服装标识将不同级别的军衔表现出来，此也是军服改革的重头戏。据《政书通辑卷三·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摺》[2]、《奏议：禁卫军大臣奏订禁卫军服色章记折》[3]、《法制：陆军服制》[4]、《陆军服制图說》[6]、《陆军服制条例》[7]、《法制：陆官佐礼服制》[8]，其军衔标识具体表现于领章章式、肩章章式、袖章章式三处。本文以领章章式为例进行详述，不同时期的领章描述见表1-表4。

表1 晚清1905年新军服制领章章式表

表2 北洋政府时期领章章式表

表3 国民政府第一次改革领章章式表

表4 国民政府第二次改革领章章式表

表4续

分类将官校官尉官军士军常服与军常礼服式同军士领章与尉官同,其金线改为蓝线。立体三角星表示官阶上士三颗中士二颗下士一颗。军兵领章除不嵌篮线外,其余与军士同,上等兵镶立体三角星三颗一等二颗二等一颗

据表1-表4可知：

a)晚清时期军队开始模仿了西欧式的军衔制，以飞蟒珠色分等、以横金辫分级，但是其军衔标识的纹样依然保留了传统元素，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与皇权意识。

b)北洋政府时期起，开始用所缀五角星颗数分级，与以团蟒、珠色作为辨别标识相比，后者外形更加简洁明了，容易识别，且制作工艺更加简单。用五角星图案代替飞蟒图案，表明了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及其在军服上的反映。

c)至国民政府时期，军衔制及其相应的标识进一步完善。领章是距离面部最近的军衔标识，相比较肩章和袖章，更加醒目。国民政府第一次制定军服领章时，大礼服完全照搬北洋时期领章章式，且军礼服无领章，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不易区分和辨别。1936年第二次军服改革时的领章章式如图1所示，用将、校、尉与国际接轨的军衔制，代替了之前以上、中、下(初)分等的做法。采取了以领章所缀五角星颗数分级，并且军常服、军常礼服取消了肩章与袖章。首次借鉴的不合理性，于是在第二次改革之时，进行了重新取舍与完善。更加完善的军衔制及其标识，使将士等级更易辨别，更加有利于作战指挥。

图1 国民政府第二次改革领章章式图[7]

1905年新军服制以军官军衔的三等(上、中、下等，每等三级)九级制取代旧的官阶制。军官之外另设军佐，军佐的范围涉及军需官、军医官、执法官、军乐官、马医官等，类似于后来的文职人员，与军官合成“官佐”。旧的官阶制将九品以下职位都称为不入流，对底层人员没有详细的分类。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不仅将职位分配得更为详尽，且在《陆军服制条例》[7]中对底层人员的常服制式进行了规定，而在以往的服制条例中，都不曾纳入底层人员的服制。

(三)军服结构近代化

军服结构的近代化也是军服结构的西化，最显著的特征有以下两方面：

1.肩袖结构

人体肩前部外观形态上出现两侧高、中间凹陷、肩后部呈圆弧形态，肩部体表外观由于颈侧根部向肩峰外援倾斜，它与颈基部构成了10°～30°左右的夹角[10]。中式传统军服肩袖为一条直线，衣身与衣袖没有分开，为宽松型连袖，弱化了人体的肩部结构。上肩没有肩缝，前后衣片相连，甚至连衣袖也是从衣身中连出。西化以后的军服，衣袖与前后大身分离，为合身型两片袖。西化以后的军服遵从人体肩部形态，肩缝处呈倾斜状。军服结构与肩部的合适，不仅影响外观，也关系到士兵穿着时的舒适与上肢部活动。比较科学的裁剪方法使得服装袖与大身的连接更合理、更贴近人体的肩臂曲线，使整体服装紧贴人体，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便于人体手臂运动。

2.胸腰结构

中式传统军服如图2所示，以模糊人体曲线为准则，服装版型宽大且不贴体。即使是凹凸不一的胸腰部分也没有做过多处理。穿上以后松松垮垮，既不便于士兵行军打仗，还显得军官形象拖沓。而西化以后的军服如图3所示，则模仿西式服装，多处采用打褶和省道处理等服装工艺手段，比腋下省、腰省、侧缝、后背缝，做到紧身且贴体。西化以后的军服更加合乎人体形态与体型，这将会直接影响士兵在行军打仗过程中的着装舒适性、运动范围、温度及外形的美观。*图2、图3为笔者依据相关文献绘制。

图2 中式传统军服的形制与结构裁剪图[11]

图3 西化以后的军服形制与结构裁剪图[12]

总之，传统中式军服与中式服装一般，一样均采用平面裁剪，直线状、整片式的平面型状态，以通袖线(水平)和前后中心线(竖直)为轴线组成“十”字型平面结构，宽大而缺乏立体感。衣服有许多多余的地方没有被去掉，穿在身上平直宽松。而西化以后的军服，采用了西方服装的立体裁剪，呈分割式、曲线状的立体型状态，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做肩缝、装衣袖、前后衣片分离的分割式衣体结构。且利用打褶和省道处理等服装工艺手段，使服装紧贴人体，达到合身的效果，具有更好的体表一体性与可动作性，对于士兵在行军打仗过程中的运动动作，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

军服的西化并不是一个盲目改变的过程，而是一个择优过程。军服色彩、军衔章式与军服结构的近代化，都是在模仿与摸索的过程中，一边吸收外来因素的先进与合理之处一边使本土军服，进一步趋于完善与合理。

三、军服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一)根本因素

军服的近代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一股“西风”刮向中国。随着“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等口号的提出，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发生变化。军服的近代化也是近代中国整体近现代化的组成一部分。

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洋务派开始了以“御外”、“安内”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因为其目的是抵抗国外侵略势力和镇压国内农民的反抗，所以洋务运动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是近代军事工业的起点。甲午战争中北洋军队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是洋务运动对于我国近代化的进程，客观上有积极作用。为了适应军事工业的近代化，军队制服也需要作出相应改变。

甲午战争后，朝野上下兴起了“西法练兵”。袁世凯操练新军时采用洋操，中国传统的松松垮垮的号衣和中长宽口裤，不方便操练过程中的分、合、进、退与旋转等动作，故在《军服制略》[9]中对军服提出新的需求，即军服需窄小贴身。因为作战方式由冷兵器时代向枪炮时代的转变，所以作战武器也由近距离的大刀、长矛换代为远距离的枪炮，因此军帽帽檐应稍微加宽，不仅可以遮阳避风，还有利于作战过程中的瞄准命中。

军事工业的近代化与作战方式的近代化，对近代军服提出了新需求。这是军服近代化的根本因素。

(二)其它因素

一是各军阀的财力因素。北洋军阀时期，各军阀部队都要依靠当地财团解决粮饷问题，各地贫富不均，因此军阀间财力差距极大，最后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军服差异上。

从直系中分裂出的孙传芳部，入浙前装备简陋。后来占据了富庶的长三角洲地区，拥有了上海兵工厂和金陵兵工厂，军需供养相对充沛。还建立了军服原料和制成品的验收制度，采用了新里、新面和新棉花的“三新”军装[13]；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称西北军)也是从直系分化出的，地处贫瘠的西北，后勤供应不上。穿着中式大裆裤，土法染就的粗布军装，冬天的光板羊皮御寒坎肩，都是西北军的服装特色。官佐与士兵服制基本一致，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及部下的师长们头戴八角帽，冬天戴三块瓦的帽子，身穿对襟七扣，上下各两个口袋的粗布军装，脚穿布底梁鞋[13]。由此可知国民军的军服在各部队中算是最简陋的。这些财力因素也影响了军服近代化的推进进程。

二是军队将领个人因素。近代中国军队将领作为军队的领导者，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军阀。将领因各自的受教育背景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在军装上呈现出不同的倾向。

1905年颁定的新军服制，一开始完全效仿德国。禁卫军统领良弼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第三期毕业生，后来又担任了禁卫军的训练大臣，他吸收了一批留日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14]，同时禁卫军军服也更加倾向于日式军装。而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明确指出要“详考西法”[15]。具体做法是，军礼服制式采取欧式，其领、肩、袖、裤、帽各章标识与北洋常备军最早采用的德式军礼服几近相同，而军常服的制式与徽章则基本照搬了日本陆军。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军队服制法令中的军衔、军制，亦全是效仿日军的军衔、军制。这与蒋介石少年时期东渡日本，受日本文化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是外交因素。一个军队背后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而近代中国军队的资金支持有一些来自国外财团，这也成为影响军服的重要因素。

东北奉系张作霖创建的东北军，从创立之初就受到日本财团支持[16]。1924年在东北实行新军制，即以日本军队为范本，军装为呢质黄色，竖式肩章[17]。夏服基本与日本关东军一致。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是与美国交好，于是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的救济物资，所以当时有部分直系军队身着美式军服。

四、结语

从1905年新军服制的颁布到1936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军服改革，这其中的近代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晚清的军队经历了由完全中式向西式靠拢的过程。在皇权统治下颁布的1905年新军服制与禁卫军服制，虽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意味，但它作为由古代军服向近代军服迈进的重要一步，其价值是不可否认的。民国时期颁布的《陆军服制》中徽章制式的更换，体现了近现代文明的到来。军服受外部因素的推动，即在模仿西方的过程中“取长补短”，融合本国特色，制定出更加完善的军服。军服的近代史也可以称为军服的西化史，是构成整个近代中国“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的重要部分。

[1] 佚名.朝冠改用军帽我陆军服装之革新[J].军事杂志，1937(104)：180.

[2] 佚名.政书通辑:卷三: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摺[J].政艺通报，1905，4(3)：1-2.

[3] 佚名.禁卫军大臣奏订禁卫军服色章记摺[J].南洋兵事杂志，1910(43)：1-15.

[4] 佚名.法制：陆军服制[J].安徽公报，1912(16)：52-55.

[5] 蒋中正，谭延闿.令发陆军服制暂行条例[J].军事政治月刊，1926(4)：2-7.

[6] 佚名.法规：陆军服制图说[J].政府公报，1927(4093)：12-21.

[7] 佚名.法规：陆军服制条例[J].海军公报，1936(80)：56-130.

[8] 佚名.法制：陆军官佐礼服制[J].安徽公报，1912(16)：50-52.

[9] 佚名.内政通纪卷：军服制略[J].政艺通报，1905，4(3)：12.

[10] 潘健华.服装人体工程学与设计[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2008(1)：52.

[11] 允禄.皇朝礼器图式[M].扬州：广陵书社，2004(1)：643.

[12] 经理署生产司.陆军冬季服装制作说明书[G].1947：12.

[13] 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88，116.

[14] 张敏孝.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人物简介[M].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部，1981：223.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军服图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2.

[16] 季鑫泉.世界与中国150年[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44.

[17] 徐平.中国百年军服[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38.

(责任编辑： 任中峰)

Modernization of Army Uniform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Yanqing,ZHANGJingqiong

(Institute of Textile and Garment,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nd files about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odernization course of Chinese army uniforms. The new uniform system in 1905 serv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rmy uniform modernization, and the end of governance by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erved as the ending point. Typical military uniform styles were chosen in this period to discuss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olor and structure of military uniform as well as military rank system. Besid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reasons and necessity of army uniform modernization.

army uniforms; style; moderniz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10.3969/j.issn.1673-3851.2017.02.008

2016-09-30 网络出版日期：2017-01-19

胡彦青(1993-)，女，四川自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饰文化方面的研究。

张竞琼，E-mail：j.q.chang@126.com

TS941

A

1673- 3851 (2017) 01- 0051-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