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楠

一

袁木匠来到我家那天，是初秋的一个黄昏。小姨如琴正靠在她屋里的床头上，编织一件浅黄色的毛衣。我坐在她的床尾，手里把玩着一把彩色的橡皮筋，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着闲话。

那本是大院里一个极普通的黄昏，四下寂静得令人愁闷，直到谁家半大孩子一声刺耳的尖叫，刀锋一般，在空气中划了一下。尖叫声一过，谁家收音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又隐约传来，和着扫过地面的低沉的风声。我和小姨同时被声音惊动，一抬头，小姨将视线投向窗外。我也扭头向窗外看去，看到母亲领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从窗前走过。很快地，我就听到了暗锁被拧开的声音，继而一片沉重的脚步声，在隔壁屋里闷闷地响起。紧接着，我就好像看到满屋子陈旧而轻盈的灰尘，被惊吓得上飞下窜，相互碰撞，迷住了屋里人的眼睛。那实在是个久被搁置的老屋子了，多长时间没有人住了？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母亲和男人隐约的说话声。母亲的声音清晰些，男人嗡嗡的声音只像是种回音，什么也听不清楚。小姨重又低下头去，安静又专注地坐在那儿织着手中的毛衣。

陌生男人应该是家里请来的木匠了，我想。前些日子，母亲就张罗着找木匠，给家里打制一套捷克式家具。捷克式家具是棕黄两色系的，仅这一点就与一般人家常见的传统家具很是不同。有天我们去父亲的一位朋友家，母亲在那儿看到了一整套嶄新的捷克式家具，眼睛当场就直了，她用手摸着，前后转着，无比羡慕地对朋友的妻子说：“哎呀，这才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家具啊！看看这线条，这颜色，还有这八字腿，啧啧，和一般的老虎腿真是有天壤之别！图纸能不能借我用用？”说着她就扭头满屋子找父亲，当场就要拍板，兴奋得脸都红了。

那天回来母亲就对小姨详细描述了她看到那套捷克式家具的情形。末了她说：“捷克在欧洲。捷克式嘛，顾名思义，你想象去吧。”小姨正手扶饭碗将面条一口一口往嘴里送。她只是嗯、嗯，轻描淡写地回应着。她穿件棉绸小碎花的无袖连衣裙，V字领开得不大，只露出雪白的脖颈和一小片前胸。再顺着脖颈往上看去，一张脸就更白了，玉石一样散发着一圈圈仿佛能用手接住的白光，又凉又温润。

小姨的脸白得发光可不是我的发现，它最初出自父亲之口。我们住的屋子是两居室，两室之间没有门，只开了一个门洞，挂一幅薄薄的布帘子，父母睡在里间大屋，我睡外间小屋。这样的两间屋子自然不隔音了，在一些似睡非睡的夜晚，我常能含糊听到父母之间的对话，比如那一次，他们说到了小姨的瘦。

母亲说：“唉，如琴再胖点就好了。”

父亲说：“不用。她那样正好。”

“正好什么呀，”母亲反驳，“一个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白得像蜡纸，老让我提心吊胆的。”

父亲说：“你担心啥。男人都喜欢。你看她的脸，不但白，还发光，都说不出那光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但人就是能感觉到。”

母亲的声音里似有了不悦：“男人喜欢？男人喜欢有用吗？还发光？不是白发光了一场？”

母亲最后这句话里包含了某种格外的沉重，被一阵叹气声接了过去。

那天说着捷克式家具的母亲倒是兴奋得眼睛放光。心情一好她就举起筷子给每个人的碗里夹菜，“来，吃、吃，多吃点。尤其你，如琴，唉，老那么没精打采的。”

小姨只是垂着眼睑，像平时一样，并不做大的回响。和母亲的急躁与夸张相比，小姨实在不像同胞妹妹。她有种娴静之态，动作中有种天生的慢，但慢得不令人生嫌，相反，慢得有种味道，有份韵致，好像一朵花在静静绽放，让人由衷地觉得急不得，万万急不得。但我也注意到她比较容易发热，汤饭稍微热一点她的额头就会突然渗出细细的汗珠，一向苍白无痕的脸上就会泛起轻微的红晕。这个时候她会掏出口袋里始终备着的一方手帕，轻轻在额头上摁摁，人有些微喘。这时候的母亲似乎总是比较紧张，她紧盯着小姨的脸，不说话，一直等小姨那阵虚热的发作过去，才又心思重重地举起手里的筷子。

因为慢，一切在小姨那儿就显得格外悠长、舒缓。她的头发黑漆漆的，在后面简单地扎成一个马尾，慵懒又沉稳地倚靠在长长的后脖颈上。再配着脸上一副永远都波澜不惊的表情，她就像一只安静的大鸟。我觉得大鸟的比喻太恰当了，她个头高，脖颈长，话少，白亮又文静，坐在那儿，真像一只安静无声的鸟儿，只用眼神与呼吸与外界交流。

那天母亲由家具便说到了请个手艺好的木匠。“本地的木匠肯定不行，”母亲说，“捷克式家具他们肯定听都没听过。”

“那就请给刘军家打那套家具的木匠呗。”父亲说。

“我当然想到了，可那个木匠是南方来的，早回去了。”母亲不耐烦地否定道。

但一个多月后，母亲有天兴奋地告诉大家，南方的木匠请到了，是刘军家的木匠托人找的，过些日子就到。

二

好像从我有记忆起，小姨如琴就住在我们家了。我们住在母亲单位所属大杂院的平房里，她一人住在我们隔壁的一间屋里，不上班，终日待在家里，有时做些零活，多是编织毛衣手套一类的小活计。她的编织手艺极好，能编各种花色和式样的毛衣、围巾、手套。她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去上班？这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肯定困扰过我，可我没有向谁询问。我喜欢小姨待在家里，我怕我一问，她就要被逼迫着去上班了。

不上班的小姨不用像母亲那样风风火火，起早贪黑，脾气急躁。我放学回家后，她就慢悠悠地问我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功课，同学，男老师，女老师。对于我说的有趣些的人事，比如某一位大家都喜欢的男老师，她会再追问得仔细一些，但语气听上去依然是淡淡的，随意的。那些时候我多半就赖在她的小屋里，我坐床尾，她靠床头，手中娴熟地织着毛线。

她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一张木板的双人床，一张简易木桌子，一个半截高的储衣柜，上面摆放着小圆镜和雪花膏等几样小物品，门边一只脸盘架。墙壁是灰白色的，没有一张画或其他装饰，和她苍白的脸色相呼应着。是一间没有多少女性气息的房间。有时候待在那间屋里，我会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我们待在医院的病房里。因为那四下的苍白和单调吗？好像又不仅仅是的。

夜晚那间屋子总是亮着黄黄的一盏小灯。那个时候人们都用上耀眼的日光灯了，一开，扑闪两下，便是通体透亮的极不真实的一片煞白，屋子里没有一处可以隐藏的角落。可是小姨坚持不换。她说她喜欢电灯泡那发黄的模糊的光色。母亲叹气，不再坚持。想小姨晚上最多也就做做编织，不用读书写字，不换也罢。

袁木匠第一次被母亲正式介绍给我们，是他到来后第二天午饭的时候。

虽是初秋时节，不太冷的中午我们依旧将小饭桌搬到屋门口，享受露天吃饭的乐趣，那天也不例外。饭做好了，母亲对小姨说：“多盛一碗，袁木匠也来。”说着她解下围裙，甩甩手上的面粉，朝袁木匠做工的屋子走去。

几分钟后，母亲在前面走着，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一同朝我们走来。我和小姨当时正坐在各自的小板凳上，手举在空中，面对面玩一种套皮筋游戏。小姨的手指头向来又细又白，那时刻彩色的橡皮筋绕在其上，展示在空中，图画一样好看。那十根彩色的手指头很是狡猾地赢了我，我却没恼，反被游戏本身的乐趣逗得咯咯直笑，小姨也难得一脸喜色，抿起嘴唇笑望着我，意思是你输了吧，输了吧？我伸手去揪她手指头上的橡皮筋，逮住一根后猛地往我这边一拉，再急松手，橡皮筋“嗖”地弹回到她手上，她“哎呀”叫了一声。“丽丽！”母亲厉声呵斥了我。我和小姨同时扭头，就看到站在面前的袁木匠。

袁木匠顯得很高很瘦。他站在小饭桌一侧，带着不动声色的表情，静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袁木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小矮凳对于他的个头来说实在有点太小了。他坐得显然很不舒服，活像一只收拢了翅膀的大鸟，临时蹲在沙地上，随时准备着飞走。和陌生的一家人坐一起吃饭，他显然很拘束，只低着眼睑往口里扒饭，半天不好意思夹一下菜。母亲夹一点菜送到他的碗里，随口问他一些家常，为什么要出来做工呀，学木匠几年啦，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他一一简短地回答着，说着带明显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嗓音很好听。他说南方老家日子不好过，县城里的壮年男人都外出寻找活计，不少人跑到广东那边，他和几个会木匠手艺的，互相引领着来到中原、西北一带，帮人打家具。说到家里的情况，他说他有妻子儿子，“娃崽四岁多了，好乖。”说着他垂眼抿嘴微微笑了，好像眼前出现了儿子的模样。我发现袁木匠是好看的，方方的脸庞，双眼皮很深，眉骨高，鼻梁也高，应是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而且显得文质彬彬，不像个木匠，倒有点像我们学校的一位男老师。说话的时候他始终不好意思看我们。小姨席间一言未发，只以她惯有的娴雅之态低垂着目，偶然伸手到小桌子当中夹上一筷子菜。那手葱白如玉的，每一次伸出来，饭桌上其他人的目光都要各怀所思地在上面悄悄停留一下。

小姨隔壁的那间空屋子也是属于我们的，长期以来无人居住，只堆放了一点旧物，袁木匠到来后，它自然成了他的工房兼住处，母亲让父亲搬去了一张行军床，靠一面墙立着，再在门窗之间的位置支起了一副脸盆架，架上搭着条崭新的毛巾，一个简易的工房兼住处就算好了。袁木匠将他的几件换洗衣服从一个小背包里取出来，当枕头，母亲就让小姨和我去给他送个枕头。

小姨捧着枕头走到门口，轻轻叩门。里面的人问：

“谁呀？”

小姨迟疑了一下，小声答道：“枕头。”

门打开了，袁木匠看到我们，轻声一笑：“我说呢，怎么会是枕头？进来。”

小姨脸上微微红了。她抿了一下嘴唇，没再说什么。她径直走到行军床前。在应该摆放枕头的地方，放着袁木匠叠在一起的几件衣服。小姨犹豫了一下，伸手将那叠衣服轻轻挪开，将枕头摆放上去。她依然穿着那件棉绸的小碎花连衣裙，上身搭了件薄毛衣，纯黑色的，衬得她裸露在外的脖颈愈发白亮。袁木匠站一旁看着她一系列低头抬手的细微动作。忽然我注意到在那张床上，在枕头旁边靠墙竖立着一张照片。我走过去细看。显然是袁木匠一家三口了，在照相馆搭的假布景前，他和他女人并排坐着，儿子靠在他胸前，女人拘谨地紧挨在他身边，脸上的表情显得紧张，嘴巴微张，似笑非笑。而照片的颜色，像后期加上去的那种虚假的彩色。“哦，我出来前在照相馆照的。”袁木匠有点不好意思。小姨悄悄朝照片瞥了一眼，就转过头去，向屋子四下望望。屋后的一角堆放着打家具用的木头，一条条，一块块，横七竖八；屋子正中央立着一副长条高脚凳，上面搁着一段被刨得光滑平整的木头，周围的地面上躺着一堆卷卷的刨木花。小姨走过去，目光停在了那堆刨木花上。一股带着湿气的原木的清香就从那儿飘散开来，香气突然向她飘去，她有些轻微的晕眩，一手扶了扶墙。她这一细微的动作显然被袁木匠看在了眼里，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就清了一下嗓子。小姨循声回头，迅速朝他脸上瞥了一眼，他们便四目相对了。她又赶忙低下头去。镇定了一下，她看到了躺在地面上的木刨子。就是要靠那么小的一把刨子打制出一整套捷克式家具吗？

“你多久才能把我姐要的一套家具打好？” 她眼睛依旧停留在木刨子上，问道。

“哦，要两三个月吧，至少。”袁木匠答。

三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就有了些改变，少了一点一成不变的沉闷，多了一点趣味和生机，比如说，放学后，我不会老是在小姨的屋子里耗着了，而是总想去袁木匠的屋里，看看做工的进展：柜子的一条腿搭起来了吗？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做好了吗？母亲每天自然也要去看袁木匠做工的进度，但她的眼光是仔细而挑剔的。她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听袁木匠回答她的疑问，听袁木匠做种种解释。有时候她会叫小姨和我们一起过去，去袁木匠那儿待一会儿对全家便有了点饭后消遣的意味。小姨一般不愿意去。母亲说“走走走，别整天憋在自己的屋子里，”说着还伸手去拉小姨。小姨拗不过，放下手里的活计，跟在我们后面慢吞吞地来到袁木匠的屋里。进门后她也不往里面走，就手背后靠在门旁的墙面上，听我们和袁木匠寒暄，对话，眼睛不看谁，而是落在虚空，或者屋后面的那堆木头上。她那副样子倒更惹人注目了，就好像一副挂在墙上的画，专门供人观赏。

有一次我在袁木匠的床上看到了一只小小的口琴。那口琴歪着身子躺在枕头旁边，像只柔软的小动物，我很难将它和眼前高大的袁木匠联系起来。

“这是你的吗？”我好奇地问。

他看我手指那副口琴，脸上露出很不好意思的神色，没有说是，只抿嘴微微而笑。

“你会吹口琴啊？”母亲闻声扭过头来。同时她清了清嗓子。母亲的嗓音很好，在单位里以清唱电影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出名，一闭上眼，我就能看到被一群男女同事围在中间的母亲，微昂着头，面带微笑，以十分抒情的嗓音高唱着“小小竹排向东流，巍巍青山两岸走”，像歌剧里的江姐一样神气而有光彩。而那一刻在袁木匠的屋里，我和小姨都注意到了母亲下意识地清清嗓子的动作。小姨和我对视了一眼，莞尔一笑。

“你笑什么呀，如琴？”母亲警惕地问。

“哦，没什么。你让袁木匠给你吹个小小竹排吧。”小姨说。小姨很少当着我们的面在袁木匠的屋里开口说话。

袁木匠的脸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我不会吹什么竹排的歌。我只会一点老歌，旧歌。很落后的那种。”

“老歌？旧歌？比如什么呢？”母亲抢先问了我想问的。

“嗯……《秋水伊人》，《苏武牧羊》什么的。”袁木匠答。

“那都是好歌啊，解放前的老歌，你怎么会啊？你才多大年纪？”母亲说着就朝袁木匠的脸上看去，目光里充满了审视的意味。

母亲一定要袁木匠吹一个，袁木匠实在推辞不过，就吹了起来。他吹的曲子我很陌生，但听起来很悲伤，好像一个人在风里慢慢地哭。母亲愣在那里。她脸上的表情起初是吃惊，渐渐变得悲戚起来。小姨则把头扭向一边。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当年袁木匠吹的那支曲子是《苏武牧羊》。

一曲吹罢，母亲隔了下才说：“你年纪轻轻，怎么会吹这种曲子呢？唉……”

袁木匠用手抚弄着口琴，低头尽量含笑说道：“我娃崽不睡觉的时候，我就吹这个，他就乖乖地入睡了。哎小男崽，有时乖，有时匪，他妈妈管不了他时，都是我带他，下河摸鱼上山割草，跟着我就乖了好多。”

母亲显得若有所思：“ ……看得出来你想你儿子的。那为啥跑这么远的地方来做工？唉我也是胡问，原因你不是都说过了嘛。”

袁木匠又费力地笑笑：“嗯，是有原因……我家里情况比一般人还不如，崽他妈生着一种慢性的病，说是治不好的，但趁她还走得动路我想出来多挣点钱，回去好给她治病。治病太花费钱了，她不要治的，可我是她男人，不能不管她。”

母亲和小姨同时看向袁木匠。母亲眼里流露出的是吃惊、同情，小姨看去却是十分难过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小姨脸上的表情永远都那么波澜不惊，恬淡至极，但那一刻她定定地看着袁木匠，眉头微锁，面色凝重，好像要哭。长期与世隔绝的日子为她所滋养出的一份善纯，在那一刻发酵了，有了用武之地，把她彻底又柔软地降服了，她与他的眼睛对视，足足几秒钟，竟是少有地失态了。我也愣在了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天以后我们对待袁木匠的态度似乎都有了些微妙的变化。饭桌上袁木匠还是相当拘谨，母亲就主动为他夹点菜。谈话也不再涉及他的家人孩子了，但有时，粗线条的父亲还会问他南方老家的一些情况，县城里有多少人啊，周围有山吗，离省会有多远，等等。袁木匠一一回答着，说他们南方树木和花草的确比北方多，处处是河流和池塘，池塘里的水一到夏天就很荫绿，水边长着许多青草，开满野花，花草丛里会蹦出青蛙，呱呱地叫个不停。听到青蛙小姨轻声“哎呀”了一下。我知道小姨天生怕各种虫子，尤其觉得青蛙的样子可憎。我就笑说：“小姨你怕啥，你又不會去袁木匠的老家住。” 谁想小姨脸竟“唰”地红了。袁木匠抬头看了眼小姨，口中说着 “莫怕莫怕，” 伸手就将刚夹起的一筷子菜放到她的碗里。这大概是完全下意识的动作了，他明白过来后急忙抬手抹了一把脸，极力掩饰着表情的尴尬。母亲轻咳了一声，说 “吃饭都吃饭，哪那么多可怕的。” 父亲却嘿嘿笑着，兴味十足地说：“其实她小姨整天待在家里，怪闷的，啥时候真到南方散散心倒也不错。” 他话音刚落，母亲扭头就瞪了他一眼。

那晚躺在床上，我满脑子里竟都是小姨和袁木匠。小姨那年二十七八岁了，我从没见她谈过朋友，而大院里比她年轻的女人，大都结婚生子了。小姨长得又好看，她为什么就不和男人谈恋爱呢？袁木匠和小姨看上去样子倒是挺配，可他是外乡人，又有妻儿了，小姨不能找他。这样想着，我竟然心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辗转折腾了好一阵才睡去。

四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推进着。天气凉了，树上的叶子开始在风中不停地飘落，等到十月底的某一天，突然满眼的树木都只剩下干枯的枝干了。

我放学后还是先去小姨的屋里。有一天我比平时回家早些，见小姨靠床织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我顺口就问，“这是给谁的？”小姨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支吾起来，脸慢慢红了，并越来越红。其实，平时她接的编织活里，男人和男孩子的毛衣毛裤总是有的，我为什么要问？我和小姨半天无话。过了一会儿，我悄悄朝小姨望去，发现她平时始终束成一个马尾辫的长头发完全披散在肩膀上了，将她脸的轮廓衬托得清晰好看，好像画的一样。“你把头发放下来了？这样很好看，”我说。这下小姨的脸变得更红，她支吾着说：“哦，我刚洗过头发，还没干……”可我看那头发没有丝毫刚洗过的痕迹。我不再言语。父母下班回家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小姨又把头发束起来了，表情看上去平静无痕，和平时没有丝毫两样。

那之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又逢周末，连着三天大家都没去袁木匠的屋里。到了周日的傍晚，雨意未减，晚饭后母亲却提议去袁木匠那儿看看。小姨找着借口，死活不愿去。母亲望着小姨，忽然说：“嗯，不去也好，不去也好。”

袁木匠的屋门半掩着，我们推门进屋时，他正斜靠在床头上，手握那张全家福在看。见我们进来，他马上欠身起来，将照片顺手往枕头下塞，同时往我们三人身后瞥了一眼。

父母和他说话，他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所答非所问。母亲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小袁，你看上去有点疲倦，是不是没休息好？一个人在外做工，还是要当心身体啊。”

袁木匠的脸上流露出尴尬的神色。他站在那里，双手抱在胸前，侧过头，眼望着斜前方的地面，没有作答。父亲哈哈打着圆场：“快啦，小袁很快打完家具就可以回家了。别说，时间过得还真快！”

父亲的话使袁木匠脸上原本尴尬的神情渐渐收拢。他侧头瞥一眼窗外。两扇窗户都开着的，透过蒙灰的绿纱窗可以望见暮色中的秋雨，淅淅沥沥，响个不停。他忽然说：“没想到你们北方也下这么多的雨。”

五

母亲掐着指头在计算日子。“马上就三个月了，怎么才打好了三件，这样的速度，什么时候能全部打完？”她悻悻地对父亲说。又是在我似睡未睡的熄灯后的夜晚。

我听到父亲好像翻了个身，不耐烦地说：“你别小心眼了。他也没有怠工啊，每天都辛辛苦苦地刨着钉着，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看见？怎么可能都看见呢？白天我们又不在家……”

“如琴不是在家吗？”父亲说。

我原以为这句话又要被母亲顶回去，但母亲长叹了一口气，“唉……你知道什么呀。” 她好像有满腹的幽曲之意，却无法就那么倾倒出来，难受之极。

那之后有天晚上，小姨来到我们屋里。她和母亲聊了几句闲话后，忽然说，她觉得在家待着有点太闷，想找个临时工做做，问父母能否在他们两人的单位里帮她看看。

“哦，你不想在家待了？”母亲问。

隔了下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 ，说：“哦，那也好，也好。我明天帮你问问。”说着她就朝小姨的脸上望去。小姨赶忙低下了头。

小姨怎么突然不想在家里待了？我愣在了那里，一时想不出个缘由。

过了两三周，母亲有天兴冲冲地告诉小姨，她在他们单位帮小姨找了个在传达室做收发的活儿，干多久也没保证，但可以先干着。我原以为小姨听了会十分高兴，没想小姨低头把弄着手指头，支吾了半天才对母亲说：“姐我又不想出去做事了……我怕我做不好丢你的面子，也怕自己累……”

母亲一听就急了，“如琴，你怎么又变了？”接着她又说：“你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呢？我托了关系才好不容易替你找到这个临时工的，你怎么说变就变了？你……唉！”母亲定定地望着小姨。

但是小姨低头不再说话，任凭母亲生气，抱怨，她就是不回应，也不松口。我是头一次见识了小姨的倔强。我只是完全不理解她这次的反常举动，她骨子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我心里疑窦重重。

又过了一些日子。那带走落叶的西北风常常在早晨就任性地刮起来了，紧贴着地面，仿佛有魂灵似的，吹出呜呜的声响。不用去上班的小姨在这风声吹响的早晨，坐在她屋里的床头上编织毛衣，这一次，她织的是那件浅灰色的。嗤嗤嗤、哗哗哗的声音，照例从隔壁那间屋里传过来。她听得分外清楚。那时刻整个大院里都很安静，刨木头的声音便显得格外醒目，如同一首特别的曲子，独为她一个人吹奏的。有一刻那曲子忽然停了，她还未及感到不安，她小屋的门上已经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她惊慌地将手中的毛线和半拉毛衣抱成一团，又急忙往枕头后面塞，心突突地乱跳起来，正不知该如何是好，门就被一只手轻轻推开了。进来的人端一只白瓷缸子，轻声问：“给点热水好吗？”

后来我总在想，这一幕到底是真实发生，还是出自我的想象，抑或只是我的一个模糊的梦境，我说不清了。时光过去得实在太久了，我其实真的已经说不清楚了。

六

天已凉透，我们无法在外面吃饭了，一家人包括袁木匠便围坐在我睡觉那间屋里的圆桌旁。有一天母亲忽然在饭桌上问袁木匠：“小袁，按现在这进度，陽历年前你能打得完吗？要是打不完，我给你找个本地的木匠做下手吧，两个人总归快些。”

袁木匠听了母亲这几句话，一口饭险些卡了喉咙。“啊不用，不用。不用两个人。我自己行。我加快速度。”他急切地说着，表白着，好像生怕母亲已经拿定了主意。

“你要是不愿意找人帮你，那也行，就尽量快点吧，争取下个月把活做完。”说这话时母亲往小姨脸上瞥了一眼。这一眼不要紧，母亲恰好看到小姨的额头上冒出了大颗的汗珠。“如琴！”她慌忙叫了一声。

袁木匠和我们都看向小姨。小姨的脸又开始发红。她放下饭碗，一手按在心口上，一手在上衣的口袋里摸着手绢。坐旁边的父亲赶紧将她扶住。

“怎么了，她小姨？”袁木匠的声音里有一份太过明显的紧张甚至惊慌。

“啊，没事没事。心脏有点问题。”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奔过去从身后将小姨拥住，同时快速瞥了袁木匠一眼。小姨微喘着将头靠在了母亲身上，闭上了眼睛。

多年以后，我总会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我无法忘记我的震惊，因为我头一次从母亲的口中听到，小姨原来是个病人。原来她那些饭桌上发热的表现，她从来不去上班，总是慢悠悠地行动，都是因为她有着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多年以后我有了生活的常识，才明白了母亲当年说过的那句“男人喜欢有什么用”的深意。心脏病严重到小姨的那个程度，是不能有情感上的波动的，更不要说其他。两情相悦时的深度投入，有可能就会要了她的命，但我不知道小姨自己对她的病体是不是有足够的了解，而之后发生的事，让我对此无法判断。我只记得那晚之后，袁木匠加紧了做工的进度。尤其到后期，晚饭后他还要再干上两三个小时。阳历新年来临之前的几天，眼看着几件家具一一立起来了，袁木匠的屋里都有些摆不下了。他的行期，定在了十二月二十八号。

二十六号的晚上，父母和我又走进袁木匠的屋里。小姨推说头痛，晚饭后坚决不肯从小屋里走出来。

到那个时候，除了一件半成品的床头柜，大件都已经完成，父亲很是满意，母亲却表示了担心，问袁木匠：“明天一天，你能将床头柜打好吗？”袁木匠说能，一定能。母亲却好像不太放心，补充说：“小袁，你后天一早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可别干不完，到时候撂个烂摊子给我们啊。”

袁木匠没接母亲的话。他转过身，去整理屋角的一堆剩木头，背对着我们。高个子的他弯着腰，用手一件件地拨弄着那些木头，突然好像漫不经心地对母亲说：“如萍姐，这木头剩下的还不少，我明天要是有时间，就顺手给她小姨也打个床头柜吧，她屋里缺一个。”说这话时他始终背对着我们。

“你说什么？”母亲问。

袁木匠转过身来，看着母亲的眼睛，将刚才的话慢慢重复了一遍。

母亲将脸转向父亲。父亲正背着手乐呵呵地站在屋子中间，迎到母亲的目光，还以为是征询他意见，就很开通地说：“我看可以嘛，反正木头要剩下，给如琴打一个就打一个吧。”

母亲没再言语。她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她没看袁木匠，只用手指着屋角的那堆剩木头，发狠地说了一句：“你明天先把我们的床头柜打好再说吧！” 说完转身走了出去。袁木匠和我们都愣在了那里。

第二天晚饭前，袁木匠彻底收工，并将他的屋子都打扫干净了。六件家具全部打好，一堆剩木头依然堆放在屋后的一角。小姨的床头柜没有打。他来时背的那个旧布包鼓鼓囊囊的，立在行军床上。里面大约是他的换洗衣服吧。

那晚，袁木匠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晚饭。小姨说胃不舒服，提早吃了点剩饭，没有出现在饭桌上。袁木匠一言不发，只顾埋头吃饭，菜也不夹。母亲看着有些不忍，时时抬手给他夹上两筷子。

已是一年的尾声。冬彻彻底底地来了。白天的天空被浓荫重重地涂抹着，夜晚不见半颗星星，唯有寒風在地面上小偷似的嗖嗖跑过，在屋顶上野猫般呜呜哀鸣、撒欢。那晚因为冷，我早早上了床，将自己裹在被子里，睡着了，但过了不知多久又似乎被冻醒了。我睁开眼，四下里静得出奇，也暗得出奇，我知道是夜深了。忽然我好像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正生疑，立刻便感到那声音是在我隔壁屋的门上响起的。我彻底清醒了，竖起了耳朵。我听到开门和关门的声音。虽然轻微之极。然后是更轻微的脚步声。过一会儿，我似乎又听到了别的声音，摩擦，咬噬，喘息，叹息；风声，雨声，说话声，啜泣声……好像什么都有，我分辨不清，我说不清楚。我隔壁的屋子，那夜晚总亮着一片昏黄灯光的屋子，那像一间苍白的病房的屋子，正发生着什么吗？又是谁和她在一起？当我的思维突然好像被一道闪电照亮，我的心突突地速跳起来，和着隔壁屋里不停息的波浪般忽高忽低的摩擦声、喘息声、啜泣声、战栗声，那种种能要了人命的柔肠百结的和声，不知该何去何从。我用被子将头猛地盖住，心跳得慢不下来。那一年，我十四岁。

第二天早晨，袁木匠按时走了。父亲把他送到大院门口。

中午时分，母亲下班回来，发现小姨的屋门轻轻掩着。她推门走进去，见小姨依然在那张双人床上睡着。她走过去，叫着如琴，又摇摇她，一惊。突然母亲扑到了小姨的身上，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号。

小姨已经在睡梦中离去了。她的身体已经有些发凉。母亲抱着她的头大声痛哭的当儿，手臂在她的枕头底下碰到了两样一硬一软的东西：袁木匠的那只旧口琴，和半团剩下的灰色毛线。母亲当场晕倒。

小姨谢如琴，生于一九四九年，卒于一九七七年，享年二十八岁。她被埋在了近郊乡下的一片空旷的半坡上，墓向着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