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

摘 要：赢得国际政治话语权是当前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具体表现为它是应对国外对中国道路负面解读的需要、化解周边安全不良舆论与思维的需要以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与维护海外利益的需要。就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发展特征而言，中央高层的重视是直接动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内政外交上的丰富实践为它的创新孕育了肥沃的思想土壤，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持续繁荣和媒体对外传播工作的继续进步为它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体现在总体学术研究能力仍有不少欠缺、媒体传播质量有待继续改进和海外资源需要进一步利用等方面。对此，应在避免误入错误话语陷阱的同时，继续提高中国国际政治话语的科学水准；加强话语传播的针对性，优化主动议程设置能力；充分利用华人华侨、企业和学术沟通等渠道，打造国际政治话语传播的海外支点。

关键词：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国际话语权；构建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031-11

作者简介：黄 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讲师 （广东 广州 510420）

随着崛起的中国正迅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对于了解中国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非但没有随着实力的提升而得到显著改善，在某些领域和地区反而出现恶化的迹象。皮尤调查的数据就显示，2013-2016年，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率一直維持在52%-55%的位置，而在此之前的2005-2012年，它除了在2008年为42%以外，其余年份均在40%及以下，其中最低年份为2006年的29%1。这种现象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虽有所进步，但仍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其中，中国国际政治话语权的不足是核心，也最为紧迫。

一、赢得国际政治话语权：当前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议题

毫无疑问，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也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但是就当下而言，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建设必须放在最为重要的核心位置，它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国内治理、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和中国参与全球事务与维护海外利益这三个层面。

第一，建设国际政治话语权是应对国外对中国道路负面解读的需要。

“中国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话语呈现，是要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为何能够成功及其对世界的意义。”1中国道路内涵丰富，但在本质上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境外对此做了大量错误和负面的解读。

一方面，外界忽略甚至否定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和优势的理论观点仍广有市场。有人认为中国走的是“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并以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大量群体性事件来论证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2；有评论认为中国走的“既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种特殊的包含这两种要素的第三条道路”3，他们质疑这条道路不伦不类，与社会脱节，基本可以确定会失败；也有人认为中国走的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道路，即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商人联合在一起组织了强大的关系网络，用权力以非正常的方式推动了经济发展，也为自己谋取了巨大的非法利益，这甚至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因而必然是没有前途的4。一些人甚至试图将中国崛起的原因归咎为自身体量和享受全球化便车的缘故，认为中国的崛起只体现在物质层面，与社会主义优势无关，仍然急于将中国融入西方价值体系5。

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攻击的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除了在理论上继续用普世价值观这个尺子来衡量中国的发展之外，它们更加注重利用中国国内治理的具体问题来寻求话语权势。例如在反腐问题上，西方舆论首先质疑其动机，认为它不过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清洗对手和政治异见者6。即便是目的很好，也不可能取得根本成功，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和中国选举制度的内在缺陷，其言外之意仍然是只有西方道路才能救中国7。再比如，近两年随着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的暴涨，境外反华媒体也借此对中国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和炒作，指责高房价是政府有意为之，旨在借助房地产业的繁荣来掩饰国家经济问题并掠夺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鼓吹中国经济崩溃论，煽动社会不稳定因素诱发街头政治。

第二，建设国际政治话语权是化解周边安全不良舆论与思维的需要。

美日在经济层面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加大了与中国在周边国家中争夺政治话语权的力度。在菲律宾发起的针对中国的南海仲裁案中，美日在背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奥巴马于2016年在访问越南公开演讲时，一边强调人类尊严、自由和法制等价值，一边影射中国对于东南亚和平的负面影响1。目前，美国政府特别注意打航行自由这张牌来攻击中国的南海政策，为自己扩大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进行舆论造势。在南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声称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印巴之间的矛盾、煽动二者对抗来抑制（Check）印度的崛起2。在2016年度的外交青书中，日本政府反复指责中国缺乏军事透明度，在钓鱼岛和东海防空识别圈问题上侵犯日本主权，在南海议题上只顾自己利益单方行事，而置国际法于不顾，强调它既影响了南海航行自由，也加剧了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并试图拉拢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抱团与中国进行对抗3。

在周边国家当中，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强权政治思维同样广有市场。虽然诸多国家和中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然而在安全上他们却越来越多地倒向美国，希望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维持对中国的均势局面。新加坡是周边国家中奉行平衡外交政策的代表，它一直视美国为“善意的强权”，也希望日本和印度更多介入东南亚尤其是南海事务，以借此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15年3月，新加坡国防部长更是公开直言“希望印度在南海问题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4。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泰国选择了同时强化美泰同盟的方针，选择和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韩国同样在安全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甚至决定部署“萨德”这一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的政策5。

第三，建设国际政治话语权是中国参与全球事务与维护海外利益的需要。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关键，这其中美国又居于首要地位。2011年之后，美国在对华战略上存在着明显的战略“失语”现象。奥巴马政府没有提出专门的对华政策表述，只将其放在“亚太再平衡”的整体战略之下。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求，它选择了冷处理的方针6。特朗普上台后，尽管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反复表示，“过去40多年的两国关系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指导的，美国愿意继续本着这样的精神努力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为未来50年的中美关系确定方向”7，但实际上直到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美结束，特朗普政府也没有清晰的中美关系定位话语。美国学术界对新兴大国关系的负面看法同样很多，布拉德·格洛瑟曼（Brad Glosserman）就认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美苏两极政治和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类似，“相互尊重”不过是要求美国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开空白支票，方便中国在亚洲奉行类似的“门罗主义”。而值得注意的“新”则是，中国试图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逃避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对此，美国当然不能答应8。

在全球稳定和发展事务上，除了旧的“中国不负责任论”、“新殖民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等观点之外，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大量海外投资的担忧、批评与指责尤为值得注意。美国一直担心亚投行与自己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庭抗礼，“一带一路”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试图在中长期建设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霸权秩序9。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心存疑虑，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消极，对于中国在斯里兰卡的行动更是紧张1。非洲的毛里求斯虽然在政府层面很想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但并未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国内人口的70%为印度裔，而亲印的政治倾向导致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正面效应难以产生共鸣2。近几年，境外也发生了一些专门针对海外中国人的群体性反华事件，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86%，又特别以亚洲地区为主。原因固然很多，但海外企业、华人华侨在当地社会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无疑是重要因素3。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发展特征

毫无疑问，形势的需要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没有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就无法在国际社会说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统，让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欢迎中国倡议，支持中国立场，接纳中国方案。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也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不断走向前进，其主要发展特征如下：

第一，中央高层的重视是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发展的直接动力。

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既不是源于研究层面的学术自觉，也不是源于传播层面的媒体自发，而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4。同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更是第一次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明确“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强调应“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5。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直接就如何增强国际话语权做了大量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这一重要论断，再次要求“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多种形式“让中国故事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统筹好内宣外宣工作”，兼顧“国际影响”和“国内受众感受”6。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出“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和“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习近平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发挥作用就应当“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7。以上论述虽不完全针对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但却毫无疑问地指明了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也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反复强调，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发展机遇的。

第二，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内政外交上的丰富实践为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创新孕育了肥沃的思想土壤。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存在一些令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在内政外交上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大反响。可以说，它们既对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它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是孕育其发展的肥沃思想土壤。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成绩非常显著。例如，从GDP的角度来看，2013-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3%，明显高于2.4%左右的世界同期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2。就总量而言，它已经远远甩开了日本和欧洲传统强国，与第一大国美国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中国GDP2015年占美国比重约为61%，且有望在2029年超越美国3。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新的世界中美两极格局正在形成4。在社会公平正义度方面，中国的扶贫工作就卓有成就。其中2013-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5。在反腐上，越南共产党和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甚至已经在借鉴中国的经验。当然，这其中也不是没有教训和不足，比如数年积累的M2货币超发，房价不稳定与“高投入、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生产模式”6仍旧在持续，贫富差距较大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反腐长效机制有待建立，等等。对此，如果能够从各方面做出理论上的科学总结并对外广泛传播，为他国提供学习中国经验的有效方案，帮助他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少走弯路，中国国际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必定能够上一个新台阶。

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共十八大以来，对内，中国正形成并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外，则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7。可以这样说，这些实践及其背后的概念、思想与理论构成了当前中国国际政治话语的基本框架，中国完全可以围绕它们进一步打造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理论并健全体系，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推动实践工作的发展。

第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持续繁荣和媒体对外传播工作的继续进步为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保障。

要想在根本上解决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弱势问题，话语质量的提升无疑处于关键地位。在这其中，学术研究又起着基础性作用。不仅如此，即使有了高质量的成果，没有好的对外传播，话语权仍会处于弱势。中共十八大以来，二者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这为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保障。

学术研究层面，在人员上，2016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已经有了将近80万人，其中高校队伍占80%1，可以说规模很大；在成果上，截止2016年底，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出版学术著作1.3万部、学术论文15万篇和研究报告2.7万份，数量也足以自豪2。其中，中国政治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自身也取得了不菲成绩，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近几年理论研究自主创新的意识与力度明显强化、国别和区域研究迅速发展与新型特色智库大量涌现，等等。

媒体传播的进步则表现在：利用新媒体和落户海外的意识明显增强，比如人民网、新华网和央视等七家主流媒体已经登陆西方网络平台Twitter并产生积极影响3，中国媒体在非洲驻地的工作投入力度4也有了很大加强等；媒体传播的形式发生了积极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手法和创意，越来越“接地气”，注意利用视频和歌曲等轻松活泼的方式并与海内外民众广泛互动5；政府、学术界与新闻媒体的对外传播协调机制建设达到了新的水平，信息供给能力增强，在一些重大国际舆论战中能够做到主动出击并取得胜利6；在西方媒体中的影响有了改善，比如“对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法新社等18家国际主流媒体的统计显示，人民日报2014年被引用、转载的报道量达920篇”7，等等。

三、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

虽然存在各种有利因素，但從整体来看，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8的境地，与日益崛起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这种弱势一方面与外界的不理解和负面攻击相关，一方面与体系建设本身的诸多问题有关。比如，心态上的不成熟就值得注意。除了既有的自卑心态外，一些人在奋发有为的整体外交环境中又呈现出自负的倾向，已经“开始醉梦于中国的‘世界领袖地位，甚至有文章扬言中国已经成为‘救世主”，“对某些中小国家表现出的不屑、轻视和某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过度渲染“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色彩”并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等等9。当然，目前以下方面最为急迫。

第一，总体学术研究能力仍有不少欠缺。

目前，研究起点较低、管理体制不合理和人才培养“严进宽出”等方面的问题，从客观上限制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学科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也还很突出。这都导致了中国在内政外交上虽然有诸多好的话语，却缺乏足够的学理研究作为支撑，因而说服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甚至沦为政策宣示的尴尬处境10。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虽然它的实践在丰富和发展，高层也不断强调该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但学术界并未就此做出在水平上能够与之相匹配的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1。又如，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上，官方从原则上阐述了它的基本特征，明确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且在实践中将重心放在中国与美国关系上2。然而，对于新兴大国关系的概念、目标、内涵和具体实施路径，以及中国与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怎样定位大国关系，是否也要走“新型”道路，学术界众说纷纭，自然也无法就此对外做出有效的沟通3。再如，在外界炒作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自己没有影响“航行自由”，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较大缺位，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多为就事论事的分析，让中国话语有着被对手误导的风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尚未厘清“国内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与世界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4，导致内外政治话语存在脱节的“两张皮”情况。在分析国内建设成功的经验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但在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的弱势地位就凸显出来。传统的研究范式导致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与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如何共存始终说不清楚，极端者更是主张中国再次组织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它又有走向另外一种极端的倾向。有学者通过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预测的集体性失明，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无序混杂”，是“构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奇形怪状的基石”之一5。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构想当中，影响最大的两条路径是，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古为今用”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路径相比之下则小很多6。在价值观方面，虽然中国在国内非常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阐述却很少7。尽管官方提出了“正确义利观”这个词，但它显然不够。

第二，媒体传播质量有待继续改进。

虽有所进步，但中国的媒体国际传播中仍不足以影响西方的主导地位。环球舆情调查就显示，2016年外国公众“通过‘中国传统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电视、广播、通讯社、报刊杂志等）和‘中国新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等）了解中国相关信息的受访者比例仅为11.3%和8.6%”，与2015年相比甚至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他们愿意通过国际知名的相关媒体（主要是西方媒体）了解“发生与中国相关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比例则分别高达31.1%和30.2%8。目前，传播质量上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引起更多注意。

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的内容与外界关注的焦点和接受能力尚有错位的地方。比如，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道路的关注主要有以下几个点，即中国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否一党独裁、中国如何解释和解决当前的贫富分化以及中国经验对其有何帮助等，其中环境治理、食品卫生安全、反腐和房价泡沫等热点与敏感问题则成为重要载体。然而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中国的主流媒体将大量笔墨放在中国道路的内涵、科学性、必然性和优势等宏观理论层面，且超出对方知识背景所能消化的范围，而对于他们所关注的核心信息则缺乏有力回应。大数据也显示，在中国拥有国际影响的智库专家中，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研究的学者占了绝大部分，而国内政治研究学者则几乎被忽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政治研究并没有在对外传播上产生积极影响1。除此之外，在权威声音不足的情况下，一些中国媒体对具体事件的叙述甚至有着不少错误，比如将房价过高归咎于国进民退导致的实体经济不振，将食品安全问题归因于市场化和私有化等，误导了国际舆论。

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的主动议程设置能力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阐述和解读中国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时，中国智库和媒体所习惯的仍然是紧跟政府步调，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着自己独立的规划和行动。比如，近些年西方国家的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以自己的标准制定和发布了大量带着有色眼镜的政治评价体系，比如“民主指数”、“腐败指数”与“和平指数”，等等，且诸多排行榜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放在不利位置。对此，中国缺乏自己的评价体系并使之产生影响力，自然也就难以辩驳对方的非难2。更为尴尬的是，诸多时候中国甚至只能引用他们的评估结果来衡量自身工作的得失，也陷国际政治话语建设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第三，海外资源需要进一步利用。

中国方面的政府官员、学者和媒体固然是话语传播主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除此之外，海外尚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

“目前，中国在海外有6200万的华侨华人，有上千家的华文媒体，许多华文媒体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3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些力量，中国国际政治话语的传播无疑会事半功倍。其中，外国华人精英的作用尤为突出。比如早在1971年，时任特拉华大学教授吴仙标与美国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杨政宁就受邀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阐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4。目前，熊阶、郑永年和李成等外籍华人政治学者同样在涉及中国的关键事件和敏感问题上拥有不菲的话语权，帮助中国赢得了理解和支持。不仅如此，他们在中西政治對话过程中还能够发挥重要桥梁作用，促进两个世界更好沟通5。可以这样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华人华侨的影响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许多人甚至已经在当地参政议政，并取得了不菲成就，他们在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传播中的作用自然需要进一步关注。

企业在国际政治话语传播中同样能够发挥积极作用。“20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基础上激增30%，达到188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地方企业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6总体而言，这些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在当地一边经营和建设，一边参与其社会的各种活动，在推动这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也展示了自己的良好形象，可以说是传播中国政治话语的绝佳平台。不仅如此，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随着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作用也开始凸显起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达沃斯国际论坛上有关美国将资金过分投入战争和金融业，而非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改善民生，从而导致自身衰落的观点就在西方世界引起过强烈反响7。再者，西方国家的公关公司在其国家的政治游说活动中有着独特作用，它们对于帮助别国在自己的国家进行危机公关、政策解读和塑造形象方面也颇有经验8。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如何发挥他们在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作用，相关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满足不了需要。

除此之外，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智库也需要加大在海外活动的力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已经通过与国内高校合作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活动并为中国政府提供智力成果，影响国家决策1。韩国和俄罗斯与日本关系虽然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两国学术界却通过与日本方面在“慰安妇”和“北方四岛”问题上开展联合研究的方式，推动安倍政府同意在“慰安妇”问题上谢罪并出资赔偿、“北方四岛”议题上于放弃“固有领土论”的前提下启动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谈判2。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显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四、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思考

搞好中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建设，就必须以成熟稳定的大国心态，努力在话语的内容和传播上做好工作。当前，应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避免误入错误话语陷阱的同时，继续提升中国国际政治话语的科学水准。

一方面，应避免误入错误话语的陷阱。首先是不能教条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它集中体现在指责中国走的是“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和主张用“彻底革命”的方式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秩序”的看法上3。这种观点特别喜欢从单纯的阶级斗争视角来分析问题，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决定了“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具备现实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之上，苏联的经验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胜利，但应当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如果用教条的眼光来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根本就没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不仅如此，历史上有过三次国共合作，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和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携手建立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美联合对抗过苏联的霸权扩张，等等。虽然毋庸置疑的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但这不能改变当今世界主题是寻求和平与发展的现实。在这个大背景下，追求国内外的“和谐”是可能的，而且经过努力也应当是“可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更是不容否定。其次是避免误入西方政治话语的陷阱。对于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的观点必须谨慎对待，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轻易接受。其中，对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应加大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晰这一话语的核心所在，防止上当。另外，西方有关指责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假借了“气候科学”的外衣来为自己赢得道义的制高点，这一点也不可不察4。

另一方面，继续提升中国国际政治话语内容的学术水准。就重点而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内政外交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它们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有关中国道路、新型大国关系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相关论述更是焦点。对此，应该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将它们概念化、逻辑化和体系化，使其能够经得起严格的学术审视。在这过程当中，必须增强国内外联动意识。因为随着国内政治的国际溢出效应和国际政治的国内渗透效应日益突出，内外有别的话语和价值观、甚至骑墙的态度必定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此，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要义，学会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眼光来看待变化的中国和世界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关系学界，一些学者用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错误或者过时了，至少它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一系列论述在冷战后仍然被反复证实，而这是“民主终结论”所没有预料到的。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尽管中国的国力不强，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等理念，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话语权和尊重。相反，在进入21世纪，尽管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迅速提升，但在国际话语上却常常处于弱势，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二，加强话语传播的针对性，优化主动议程设置能力。

必须进一步跟踪国外媒体的舆论风向，在热点和敏感问题上大胆发声，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将道理说透，既要将中国的发展成绩转成实实在在的话语优势，也要将其中的经验教训解释清楚，澄清疑惑，有效化解对手的负面攻击。为此，中国应当着力对外推广一批优秀的智库、专家和学术成果，保证外界能够及时听到相关领域的权威解读，一方面防止舆论被误导，另一方面也可以预防西方社会对政府根深蒂固不信任这一现象的出现。其中，打造一批优秀的解读“中国道路”的平台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在这过程中，还应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虽然说“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核心是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践”1，但事实的情况是中西差异太大，“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2。这时，应学会根据受众的具体情况，舍弃部分自己的信息，而运用对方所能听懂的相近话语，以尽可能取得最大成效。不仅如此，中国还可以用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自己正名。比如，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同样出现过大量的政治腐败、贫富差距过大、食品与药品污染和生活环境恶劣问题。不仅如此，美国还发生过严重的种族冲突，英国也有过激烈的宗教对立，这两个都是中国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面对外部世界时，美国不负责任的孤立主义思潮更是几度兴起。然而，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们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并在国际舞台独领风骚3。中国完全可以在对外交流中用这些历史比照自己当下所遇到的问题，增强国际政治话语的说服力。

中国国际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可以沿着以下两条路径。一是另起炉灶。比如，中国可以尝试在借鉴西方国家相关手法的基础上，科学打造自己的各种政治评价体系，并对外发布。又比如，在国际空间站即将停摆，而中国空间站有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在轨空间站之际，中国可以适时对外倡议自己的国际空间治理方案。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揭示西方话语的内在缺陷。在这方面，普世价值观就是很好的突破口。冷战结束之初，西方国家对它的推介尚可只用理论描述就可以占据巨大优势，“历史终结论”的流行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这种优势随着自身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受到了强大挑战。其一，西方国家用军事经济手段强行推行普世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失败，使得它在非西方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也让自己丧失了发展机遇。其二，金融危机后，面对自身和世界发展的难题，普世价值观束手无策，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泛起、保护主义回潮、逆全球化思想得势、分离主义发展与恐怖主义上升4。在对待自己一手造成的中东难民问题上，许多西方国家甚至抛弃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5。其三，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迅速发展超越了西方既有知识体系的解释范畴，普世价值观同样无法自圆其说6。对此，中国完全可以用鲜活的现实，对它的逻辑矛盾与现实困境进行解构，将其降低为只属于西方的特定价值观，指出它必须经历反思和修正，才能帮助西方实现自我救赎的出路。

第三，充分利用华人华侨、企业和学术沟通等渠道，打造国际政治话语传播的海外支点。

国际政治话语的传播应当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一是强化打造自己的传播品牌，使之真正具备世界影响力。二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甚至让第三方主动为我说话。就后者而言，广泛利用各种条件，打造话语传播的海外支点显得尤为重要。在华人华侨方面，要在帮助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國做出贡献的基础上，多对他们介绍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成就与困难，帮助他们客观认识中国国情，对当地社会说出真实的中国。这其中，尤其要注意建立和加强与海外华人媒体和社会精英的联系、沟通与对话机制，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发挥其积极影响。在企业方面，既要大力扶持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教育他们遵纪守法，为两国合作多做贡献，也要帮助它们自我组织起来，用整体性力量开展公关活动，增强话语传播能力，消除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在这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利用大型跨国公司在塑造国际政治话语中的独特作用，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形势与政策培训，帮助它们认清国内外大势，增强其战略分析与话语传播能力，从而切实提升它们将经济实力转化成国际政治影响的能力。对于在西方国家中有着政治影响的公关公司，也应当密切跟踪，做好沟通、学习与合作。中国学术界应加大主动出击的力度，通过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与国外学术界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联合研究等方式，用高层次的知识对话与对方达成共识。这样既能对当地的社会舆论产生积极影响，也能够帮助两国政府减少误解与纠纷、促进具体问题的解决。

（責任编辑：潇湘子）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ang Zhong

Abstract： The core issue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is to w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power， which concretely embodied in the need of China to cope with the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from abroad， the need to resolve the adverse surrounding public opinion and thinking， and the need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afeguard its oversea interests. In terms of the mai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direct impetus is the attention of the central high-level leadership， and the lesson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ich practice of internal and political diplomacy have enriched fertile soil for its innovation. While the continued prosperit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media external communication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t.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are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overall academic research ability， the quality of media communic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overseas resources needs to be further utilized and etc. About this issue， 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standard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while avoiding stepping into the wrong discourse trap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levance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optimize the initiative of agenda setting； and we also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channel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o build abroad pivots of sprea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Keywords：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