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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展开

2017-08-09门洪华

社会科学 2017年8期
关键词:中国

摘 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国际战略布局,积极推动和塑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社会发挥战略引领者的作用。习近平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运筹建立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它以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为基点,其基本战略指向是,强调国家重心,推进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优化;拓宽全球视野,推进中国国家利益全面布展;强化地区依托,维系东亚和平发展局面。中国全面推进全球战略拓展,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等方面大力创新,提出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实现了国际战略在各重大领域的全覆盖和深入发展。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主要特点是:全面运筹,强调顶层设计;聚焦发展,强调共同利益;同舟共济,强调国际合作。

关键词:中国;国际战略;全球布局;国家战略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016-15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上海 200092)

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创新的新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实现了国际战略布局的新發展,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中国体现出主动的战略态势,进一步强调“有所作为”,并审时度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世界经济贸易和东亚全面合作等领域发力,中国战略引领者的新角色为国际社会所高度关注。

一、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核心

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运筹建立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以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为基点,包括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等相辅相成的三个层面。其中,第一,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国家战略以基本国情为基础,以完善国内战略布局为核心目标。国家战略以富民强国为基本追求,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民本思想,为国民谋福利,确保国家战略资源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完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以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法制完备、文化繁荣、生态平衡为目标指向。第二,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国家需根据国情和国家利益需要,制定适宜的全球战略,抓住全球提供的发展机遇,参与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同时防范其风险。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以参与、分享为基本诉求,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第三,地区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而言,大国地区战略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获取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在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之下,大国地区战略路径转而追求地区共同利益,将开放地区主义作为战略工具,将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脉络,将地区秩序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愿景1。科学完备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体现出国家重心、全球视野、地区依托的重要特征。

1. 强调国家重心,推进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优化

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中国国家战略的长期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宏大战略目标是全面的、综合的,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等诸方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步提出和付诸实践,形成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主线的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即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明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2,以此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向前推进。

其中,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再确认是一项极其关键的战略举措。十八大报告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中国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外交战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始终如一3。面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率,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调存优增,发展动力从资源要素转向创新驱动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提出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面对供需关系的明显变化和结构性失衡,针对供给侧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的现状,为解决生产要素向有效需求领域和中高端领域配置,果断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迫任务,作出精准扶贫决策,吹响了脱贫攻坚的进军号角。应对经济新常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党中央关注的核心国家发展战略议题。

应对经济新常态成为引领各领域思想创新、战略调整的关键点,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的重要抓手。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四个核心的内容,即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4。党中央在形成和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国家治理战略构想,即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制体系、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体系,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6。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1。

2. 拓宽全球视野,推进中国国家利益全面布展

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当前,中国的全球战略以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更美好世界为基本理念,体现出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基本特征,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为主要策略,以寻求和扩展共同利益为目标指向。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崭新面貌活跃在世界舞台,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转变。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诸方面推出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正在实现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

首先,中国向国际社会重申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积极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成为全球国际秩序变革和地区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中国如何处理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極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习近平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的自信和自觉”2。

当前,国际形势变革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国际秩序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共有观念形成的结果。中国崛起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和谐世界、世界梦等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创立,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

中国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中国提倡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提倡综合安全观,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提倡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在具体部署上,强调在全球层面上倡导综合安全观,强化合作安全规范与制度保障;在地区秩序层面上,积极促进地区塑造能力,构建地区新秩序,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创建地区基础、提供可借鉴的范式。中国抓住了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塑3。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主张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在全球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延伸其国际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金融国家合作机制的搭建、“走出去”战略的强化,努力寻求把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中国塑造国际秩序,着力于从技术性较强、透明度较高、中国有一定优势的领域开始,如通过主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变革。概言之,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和金融秩序两大领域发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中国国际角色的积极转变。在中国迅猛崛起与世界快速转型并行的时刻,中国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全球战略定位: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受益者、建设者、贡献者,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建设,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深化新兴国家治理合作,重视发挥区域治理作用。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定位和责任,并提供“中国方案”。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9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2016年10月16日,习近平出席印度果阿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讲话指出,“继续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继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继续做国际和平事业的捍卫者,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可视为中国能够积极承担责任并展现领导力的重要领域。在近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克时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坚定帮助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应邀向IMF等国际组织增资,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必要的国际制度来保障,完善确保和平发展的国际制度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追求,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的作为体现了上述意愿,“一带一路”战略的付诸实施体现了中国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化努力。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1。发达经济体刚出现一些好转迹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集聚,经济增速普遍放缓。要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加强制度化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是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有责任推动建设统一、开放、普惠的全球大市场,营造有利于各国发挥特长、实现优势互补的贸易环境,以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活动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提出系列倡议并带头作为,为中国推动国际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6年堪称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元年,中国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推动各方把创新和结构性改革作为开创世界发展新局的主线,扩大了中国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提升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引领了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

再次,打造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网络,拓展中国全球朋友圈。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不断深化完善,迄今与84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多种伙伴关系,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家层面上均取得积极成效。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作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作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的拓展。它以实现共同利益为基准,以促进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国际合作为路径,与同战争、强权、奴役等血腥气息相联系的传统大国崛起方式截然不同,代表了中国崛起的和平、合作、共赢路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最直观的全球意义则在于,提供一个对话合作的战略框架,从而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作为一项基于双边而遍及全球的战略部署,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和特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動,中国处于二者的结合部,堪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桥梁2。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既是大国与小国之间互动的范例,同时又能够加强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连接作用,推动“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向着新的更好的方向发展。在伙伴关系战略的框架中,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实力或许是非对称的,但政治关系却始终平等。发展这种双赢乃至多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实现由国际事务的一般性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转变。习近平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中国始终不渝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解决世界与地区热点问题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在热点问题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为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2。中国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促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促成阿富汗政府国内和解并援助阿富汗发展、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推动解决南苏丹冲突、缓解巴以冲突紧张局势、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反恐等诸多事务中,都发挥出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中国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公平正义,反对战争和强权,中国特使的穿梭外交每每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为国际热点降温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强化地区依托,维系东亚和平发展局面

地区战略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东亚是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地区战略的核心。东亚是中国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集中的地区,是中国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舞台3,而立足东亚是中国长期国际战略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逐步并明确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东亚地区战略调整,并与地区内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进入21世纪初年,因领土领海纠纷加剧,加上美国战略东移和其他外来力量的更多渗透,日本加速右转,某些东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前,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东亚巨变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东亚秩序处于重构之中。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日、东盟、美等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

鉴于此,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致力于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东亚开放性合作,通过制度化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开放的东亚秩序。中国深刻认识到东亚地区机制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于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国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积极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开放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奉行开放地区主义,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抱持战略耐心。

促成东亚合作机制的丰富和发展,中国重视东盟的战略价值。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从对话伙伴到战略伙伴,双方逐步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对话合作机制和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屡有创新,通过政治互信发展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成长为地区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范例。检视冷战结束至今20余年来的中国-东盟关系,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双方高层建立了定期接触和互访机制,就中国-东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展开对话。习近平多次访问东盟国家,通过首脑外交、峰会外交等多种外交形式推进中国-东盟的稳定发展。中国-东盟关系的成功推进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当前,共克时艰、共享发展仍是中国-东盟关系的主流取向,双方对深化合作抱有强烈的期待。中国顺势提出与东盟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缓解东盟疑虑,凝聚共同利益,力争在新一轮东亚乃至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中国抓住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回应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和实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可以有效地弥补现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在减轻现有金融体系负担的同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的金融需求。

中国地区战略必须处理好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中国强势崛起与日本实力相对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崛起的效应深刻影响了日本对中国的认知。1980-2016年,中国GDP规模从仅相当于日本的27.9%迅速扩大到日本的3倍;中日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升降对比明显,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赖度大幅下降,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大幅上升。面对综合国力日趋强大的中国,日本采取了颇为高调的姿态,利用意识形态、军事等因素遏制中国的意图彰显,尤其是肆意挑起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安倍政权深刻认识到,单单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同中国抗衡,故而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战略支点,意图借势强化日美军事合作,拉美国入局来共同围堵中国。日本认为某些中国周边国家有相似的想法,积极拉拢某些中国周边国家为战略依托,并促成以日美同盟为核心遏制中国的松散联盟。概言之,日本为平衡中国崛起对自身地位和影响力的冲击,推行明显带有新冷战色彩的对华外交政策,为中国的发展设置外部障碍,造成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导致战略相持期和战略对冲期同时来临,双边竞争性因素突出。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总是处于麻烦之中。尤其是2012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判断持续消极,中日关系步入谷底。2014年,中日均相对明确表达促进双边关系稳定的期望,习近平应邀与安倍见面,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2015年11月1日,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并应邀与安倍会见,安倍表示愿坚定不移地按照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沿着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以此为契机,中日关系从谷底起步,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均逐渐出现和缓迹象,防止中日恶性冲突的底线开始铸就。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会见安倍,指出两国关系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管控矛盾和分歧,扩大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稳定改善并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中日关系取得的进展不过是消除紧张冲突之后的部分后果,中日关系很难在短期内回到战略互惠的轨道上,双边关系的稳定尚需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强东亚战略对峙,形成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既高度相互依赖,又在诸多领域竞争加深,双边关系分外敏感。可以说,中日战略性碰撞和角力的时代刚刚开始,双边关系尚未完全定型,中日关系将继续经历一个不稳定的复杂调整。当然,两国管控危机并进而淡化敌对,维系和平共处并逐步实现和解,仍存在着较大的塑造空间,中国有必要为推进中日关系稳定做出努力。

中国地区战略并不局限于东亚,而是把眼光延伸到全世界,加强与重要地区的双边合作,体现出整体性视野。例如,中国致力于发展中非关系。中非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中国秉承“真、实、亲、诚”的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推出更多契合中非发展需求的合作举措,强调中国将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提升非洲的国际地位与内聚力,以此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中国致力于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强调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相互信赖,共同建设中阿合作论坛,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中国大力提升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水平,加强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中德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诸多成果,堪称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新型伙伴关系的范例,并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中欧合作的深入。更具特色的是,中国加强与中东欧16个国家的关系,推动中国-中东欧(16+1)首脑会晤,与中东欧领导人确立共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16+1”是中国开拓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模式,它因应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市场需求,积极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既提升了中东欧国家地位和影响,也提升了中国欧洲布局的平衡性和中国地区战略的国际影响。此外,中国的中东战略也呼之欲出。在积极注重发展与中东国家双边关系、积极开展穿梭外交的同时,中国积极筹划中东地区战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6年1月19-23日新年伊始,习近平踏上复杂敏感的中东大地,成功访问沙特、埃及、伊朗和阿盟总部。尽管上述国家之间不乏严重矛盾,但习近平的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访问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总体而言,中国地区战略以东亚为核心,以全球為视野,体现出共谋发展、各有侧重的基本特征。

二、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重点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国际战略布局思想,在全面推进全球战略拓展的同时,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等方面大力创新,提出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实现了国际战略在各重大领域的全覆盖和深入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重点体现在周边、大国、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等方面。

1. 以亲诚惠容为指引,稳定并持续发展周边关系

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鲜明地把周边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这不仅因为周边地理位置的重要,还在于诸大国着力在中国周边布局,中国周边情势变得异常复杂,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中国深刻认识到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新一届政府把周边外交放在外交全局中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上。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就任后首访首站都选择了周边国家,中国同周边21个国家开展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交往,基本实现了高层交往全覆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习近平就加强周边合作提出了共同维护和平安宁、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安全合作、不断巩固人缘相亲等战略建议2,得到了周边国家的积极认同。

中国决策者为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制定了宏伟蓝图,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倡议,呼吁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大力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从周边角度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其核心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为中国战略依托地带的巩固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实际的周边战略运作中,中国致力于命运共同体建设,强调把周边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把中国置于其中,形成一个互联互通、利益密切的大区域,进而中国把周边地区视为走向世界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它意味着不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安全威胁的根源,而是安全的依托3。基于此,中国强调与周边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与周边国家继续密集高层交往,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彼此利益融合不断深化,相互理解逐步加强。2016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进一步巩固。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后,改变了前任政府与中国对抗的做法,中菲关系华丽转身驱散了多年笼罩在中菲上空的阴云,使得南海争端有效降温。以此为基础,中国致力于把东南亚地区打造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核心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与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稳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将实现更加高度依存、互惠互利的区域战略经济联盟1。与东盟国家共商、共建、共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双方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力争实现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目标。

中国不断增大周边投入,积极推进周边互联互通,探索搭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平台,大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两大自贸区谈判,积极开展双边和地区海洋合作,把周边海域营造成和平、友谊之海。同时,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夯实睦邻关系的社会基础,并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拓展与周边国家的防务与安全交流。在周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解决上,中国积极做各方工作,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关系达成原则共识,中日恶性冲突的底线基本铸就;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推动与有关国家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议问题2。

2. 以新型大国关系为抓手,推动大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大国关系是中国国际战略不变的关注重点,而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的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巨大,导致大国关系急剧调整,尤其是美国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纵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军事同盟更加紧密,中国与美日关系尽管尚处于可控范围内,但面临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同美欧日的关系处于恶化状态。在此情势下,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更为必要。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因为旧的、充满竞争和怀疑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如果不妥善处理,就会被轻易地转化为敌对关系,即使双方都努力抑制竞争并扩大合作领域,双边关系也有可能进一步恶化3。中国强调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通过增进互信、聚同化异、避免对抗、互利合作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互不信任、相互敌视、相互排斥、相互为敌的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为国际关系发展输入正能量。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效。中国所寻求的新型大国关系始于、基于中美关系。对中国而言,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至关重要。正如戴维·蓝普顿(David Lampton)指出的,“未来20年,预计仍是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因而北京的首要任务便是处理好与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坚持不懈地建设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观念实力”4。对美国而言,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其战略谋划和实施能力面临的核心考验。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发生冲突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5。可以说,打破大国争霸宿命,开创新型大国关系时代,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并位移至世界变革的重心,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当前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图景。中美关系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典范。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以共同利益为诉求,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两国之间建立的双边机制达90多个,每年定期举行会议,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战略共识。

当前,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普遍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应对当前、谋划未来的不同战略思路所导致的特殊碰撞1。总体而言,中美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高度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对中国而言,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对美国而言,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其战略谋划和实施能力面临的核心考验。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反之则会导致世界处于动荡之中。可以说,打破大国争霸宿命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

中国提出并积极落实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重要原则,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兼顾对方利益并促进共同发展,力避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元首先后举行庄园会晤、瀛台夜话和白宫秋叙,引领两国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确定方向,有效稳定徘徊在“修昔底德陷阱”边缘的中美关系。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的是要努力避免相互对立和“你赢我输”的零和关系,共同建立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交往机制2。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必须加强战略信任建设,努力消除误判,妥善应对重大分歧,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坚信宽阔的太平洋、蓬勃的全球化足可容纳中美两国合理的利益诉求,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加强亚太良性互动。

当前,中美关系大体上保持了稳定,两国交流机制正常运转,但在南海问题上美方加大介入力度,不顾中方反对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成为东亚安全的重大不稳定因素。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被视为世界政治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新政府有可能在安全领域缓和对中国的围堵,在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强化同中国的竞争,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挑战。

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成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中俄关系成为中国大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其战略地位高度凸显。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3。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且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促进两国发展、确保国家安全、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可靠保障。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领土完整、安全,防止外来干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保持历史、文化、道德价值观等核心关切上巩固相互支持和协助,国际战略协调与合作提升到新高度。

习近平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把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以俄罗斯为中国外交之优先,表明了中国选择对外事务中最优伙伴的标准4。两国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邻国间、大国间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5。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准运行并发挥着战略引领的作用,在能源、高铁、航空航天、军工、金融等领域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借重、密切配合,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进一步夯实。更具开创性的是,2015年5月中俄共同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和《中俄两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史无前例地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使彼此合作更具实质意义。在美国和欧洲同俄罗斯关系陷入困难之际,中俄的热络互动显得相当突出抢眼。中俄关系是21世纪颇具典型意义的一组大国关系,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两国有坚实的互信基础,有能力理性处理问题,既不需要借共识掩盖分歧,也不会因分歧而影响共识。中俄关系的最大进步在于,双方能承认和有效管控分歧,同时不断扩大共识1。2016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将“不具有结盟性质”作为界定两国关系性质的重要原则,强调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推动“基于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积极推动无敌国外交,使得中欧关系从达赖窜访和人权争端中摆脱出来,双边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善。尤其是中欧关系的新定位、中英关系的改善和中德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引人注目。2014年3月底至4月初,习近平对欧洲实现了历史性访问,明确提出中欧要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并将之写入2014年题为《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国对欧政策文件之中。这是对中欧关系做出的新的战略定位,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内容,开拓了中欧关系的新领域与新的合作空间,得到了欧洲的高度认同。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合作的范围与影响已越来越超出双边的范畴,共同促进区域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已成为中欧合作的新领域与新目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积极响应中国的倡议,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欧洲高度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欧洲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对接,这些都表明中欧双方在区域与全球发展方面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拥有共同利益3。

中英关系因2013年卡梅伦访华而重回正轨。2014年以来,中英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2015年10月19-23日,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创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成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深化互信与合作的标杆。中德关系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作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中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中德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均取得诸多成果,堪称中国与发达国家进行战略合作之范例。2004年,中德两国建立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中德两国将既有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双方将其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欧洲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则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当前,中德合作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各领域、各层面交流对话活跃,成为中欧关系的领跑者。与此同时,中德伙伴关系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发挥着积极效用,两国在地区争端解决和全球性危机应对等问题上长期保持一致。可以说,中德伙伴关系既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促动大国关系、欧亚关系乃至南北关系良性互动的关键力量。

中国重视与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大力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使之成为新兴大国合作共赢的典范。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缘起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新兴大国通过建立高端对话机制扩大共同利益、深化交流合作的积极愿望,伴随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地区经济发展需求而发展。2009年迄今建立了定期首脑会晤机制,以政治合作为基础,以经济合作为目标,并将其合作延伸至金融、安全、科技等领域。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反对设置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变革,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未来关注的重要方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型,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Inclusive Change)”4。中国高度重视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将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列为外交优先领域,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向更加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发展。习近平强调,加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完善、国际关系更加民主1。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领头羊,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推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规范,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 以义利兼顾、政经并举为核心,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

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重要基点。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作关系曾经也将继续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保证。中国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同时积极探索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新思路,進一步通过经济合作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经济繁荣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经验,将共荣、共赢作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重经济轻政治、重近利轻大义和重取轻予的倾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交流和共识呈现下降趋势2。有鉴于此,习近平提出正确义利观,旨在改变这种局面,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把中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战略性投入,寻求共享发展、安全、与繁荣。中国强调,发展中国家只有团结起来,相互合作、协调,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国把坚持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视为基本的战略选择,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利益诉求,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

与此同时,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崛起对发展中国家的震动性影响,以及中国自身发达成分在增加、欠发达成分在减少的总体趋势,积极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鬼谷子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3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和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国处于二者之间的结合部,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桥梁,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与合作,承担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积极争取者和维护者的角色。

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发展中国家是基础,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可以称为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中非关系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典写照。2013年初,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非洲,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郑重宣布中国永远做非洲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为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提出中非“461”合作新框架,充实了“真、实、亲、诚”的对非外交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向南苏丹派出维和部队,在西非地区出现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之后第一个驰援,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和平发展的责任与担当。2015年,习近平同非洲近50个国家领导人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把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为此做强和夯实“五大支柱”: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坚持经济上合作共赢,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坚持安全上守望相助,坚持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

与此同时,为促进中非合作全面发展,双方着力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和安全“十大合作计划”,不断充实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4。作为中国外交和战略的重要支点地区,中非在经贸、政治、安全及社会领域的合作发展引人注目,显示出中国在非洲义利并举的“仁厚兄长”形象1。中非首脑互访成为世界关注的热潮,双方在对方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建设起高度的政治互信,进而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三访拉美,推动中拉关系迈上新台阶。2014年,习近平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中拉关系史上首次领导人会晤,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为中拉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搭建了新平台,实现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2015年,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成功召开,为中拉整体合作搭建了新平台。2016年,习近平再访拉美,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深化,中拉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历史新时期。此外,中国积极推动与中亚、南亚、阿拉伯国家、南太平洋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往来,以顶层设计和首脑外交为直接推动力,促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加深入、全面发展,积极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拓展互利合作的新领域、新模式。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倡议与设想付诸实施,有力推动了南南关系的总体发展。

4. 以共同利益为诉求,推进“一带一路”深入布展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纳入党中央施政纲领,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相关战略规划随即进入制定和实施阶段。中国领导人通过国际外交场合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各部委制定了所负责领域的一带一路战略落实规划,各相关省市区制定了相关战略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促进连接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推动国内国际共同发展的态势形成。“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迄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成效惠及世界2。

“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改革开放关键期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期的大战略谋划,是密切结合全球视野、地区重心、国家基石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加快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格局指明了方向,为所涉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一则着眼于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二则着眼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中国拓展对外开放的重点、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目的地、资源能源的重要來源地,“一带”着眼于加快西进战略的实施,“一路”着眼于海洋强国建设,二者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布局的先手棋,体现了中国主动、主导推动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战略意图。

“一带一路”构想以经济贸易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外交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欧亚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具体地说:第一,利用战略机遇期和宝贵的时间窗口,实现战略转向,推动国际竞争的全面铺展,防止国际竞争与冲突聚焦于东亚和海上,打破美国、日本着力构筑的对华遏制包围圈,实现中国国际合作的新突破。第二,深化周边合作,有效扩大对外辐射。“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在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东南亚十国、以及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涉及的南亚诸国。“一带一路”以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基础,可以逐步形成连接东欧、西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可以巩固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同时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振兴势必会形成对阿拉伯和东欧国家的辐射作用,扩大中国西部的发展空间。第三,进一步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理念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同中亚及东南亚各国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发展经历,文化相通,合作基础坚固。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推动周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为中国战略依托地带的巩固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第四,统筹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和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和战略契合点,营造新的合作机遇,展现良好意愿,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塑造负责任、可预期、勇担当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一带一路”倡议是密切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打造新疆、福建两个“核心区”,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统筹西北、东北、西南、沿海开发,统筹港澳台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合作,是一个覆盖全国、因地制宜、同心协力、共襄盛举的举国一体战略,是一个由国家主导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宏大构想。“一带一路”是中央吸引地方参与最为成功的对外经济合作倡议,超过20个省份直接涉及到“一带一路”构建,此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外交倡议能吸引如此多的省份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地方高度关注,主动与“一带一路”进行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60多个国家的共同愿望。中国与沿线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一带一路”沿线不仅包括与我国休戚相关的周边邻国,也有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陆上交通枢纽与海上咽喉;不仅有与我国保持多年良好合作关系的贸易伙伴国,也有市场资源潜力巨大的待开发地区,“一带一路”的宏大框架全面对接东盟、欧亚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欧盟、非盟、阿盟等占据重要战略区位的六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因此,“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实施,中国能否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继续与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深化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开放性经济体系,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关键着力点1。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迈向世界大国之路。“一带一路”的核心价值观是开放、包容、共赢,使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合作共赢”从理念落实到了操作层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伴随着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国际制度的构想与落实,中国建设性参与者、积极引领者的角色进一步凸显。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参与,推动发展战略对接,为欧亚大陆带来新的生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国际公共产品推进,通过经济手段经略周边,积极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实现了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展。

三、中国国际战略布局的主要特点

第一,全面运筹,强调顶层设计。国际战略重在谋划设计。中国国际战略布局以顶层设计为抓手,着重处理以下三个统筹议题:其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2。其二,统筹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战略谋划和政策设计的核心。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在迅速向全球拓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乃至渗透愈加深入,加上国内全面转型亦在加速,国内和国际因素的互动增强,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外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环境更趋复杂、国家利益不断拓展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相对薄弱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的结构性矛盾,其脆弱性和敏感性进一步显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因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挑战1。随着中国国家利益触角的延伸,当今世界的主要政治、经济、安全热点问题均处于中国国家安全维度之内,且其关联性趋于密切。在全球层面上,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安全利益触角向全球延伸,与西方大国的传统战略利益(如美国在拉美的传统利益、西欧在非洲的传统利益等)出现冲突性矛盾;在地区层面上,或从周边安全状态看,作为亚洲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的战略主体,中国在亚洲尤其是东亚面临的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严峻;在国内层面上,外敌入侵中国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但外部破坏因素的渗透却愈加激烈,外部势力愈加积极利用各种民族分裂势力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中国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带来国家安全形势的优化。有鉴于此,统筹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至关重要。统筹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就是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促进安全,以强有力的安全体制和能力维护发展。中国倡导正确义利观,致力于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并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2。其三,统筹陆海。中国既是大陆国家也是海洋国家,依陆向海是中国的地缘特点和优势,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陆海两分法,实现陆海统筹谋划、统筹发展。

第二,聚焦发展,强调共同利益。发展不仅在国内战略中是硬道理,在国际战略布局上也是硬道理。习近平强调独木不成林,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3。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主导筹建亚投行,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开放的主动赢得了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

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根本性追求。所谓共同利益,不仅仅是指共同收益(Shared Benefits),还包含着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和共同挑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各国不论是在地区还是全球层面上,均面临着一系列关乎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威胁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必然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其核心在于弘扬正确义利观,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把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國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寻求共享发展、安全与繁荣。

第三,同舟共济,强调国际合作。世界和平发展仍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4。在此情势下,同舟共济而不是同舟共“挤”是各国明智的战略选择。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指出的,“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5。

中國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外部世界利益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强调和衷共济、互利共赢6,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表述。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是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任何合作都存在互利共赢的问题,要做到互利共赢,就要承认有同有异,并争取做到大同小异、求同存异、增同减异7。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进而影响和塑造世界,逐渐走出一条以合作方式实现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中国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积极的探索。中国国际合作理论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奉行以国际斗争为指向的合作思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从经济合作起步,逐步向低度国际政治领域(Low Politics Issue-areas)延伸,进而向安全合作层面发展,渐进形成了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构想。

与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秩序偏好不同,中国不仅寻求国家能力提升和国家形象重塑,更要融入国际社会,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中所认可的成员,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变革。与西方合作理论通过权力、制度和文化等体系因素实现合作不同,中国的合作注重内外结合,即对内加强能力建设,对外依托融入进程,把合作建立在学习交流、规范法治与构建集体认同的过程之中。概言之,中国的国际合作思想以变革自身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内外兼修推动国际合作的展开与深入,体现出后来者应有的谨慎和大国应有的气度。

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向。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在于,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际合作以共同利益为前提,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为共同利益的增长创造了物质基础,中国谋求与世界全面合作,将中国自身发展融入世界的整体发展,在推动国际合作中创造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共赢为目标,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意所在1。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为重要条件。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合作者的地位平等,并致力于分享发展红利,适当让渡非战略性利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责任编辑:潇湘子)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Overall Arrangements and Achievements

Men Honghu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CPC Central Committee centered 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makes a new overall arrang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pushing forward and reshaping China's new strategic timing period, and plays a strategic leading role in international arena. Coordinat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China's new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ims to set up a scientific and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 and the main points for which is: to focus on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deepen global vision, and push forwar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 in global arena; to strengthen regional foundation, and maintain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China expands its strategy globally, and makes innovations in its relations with great powers, peripheral stat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key strategy. The paper renders tha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re: focus on overall arrangement and top-level design; focus o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interests; focus on same-boat spiri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Global Layout; 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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