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深度融入国际体系，尤其是从国际体系的边缘逐渐进入中央区域，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因此，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都不断创新。当然，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既有理论前提又有实践基础，形成了以共生、共存、共治、共享、共建为内容的五大外交理念，以共同价值、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利益为内容的外交价值，以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多边外交、新型周边关系、新型的对发展中国家关系为内容的外交实践。而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逻辑纽带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即通过“一带一路”推进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来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然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一带一路”以及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都将会遭遇诸多风险。也正因為如此，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必将永远在路上。

关键词：十八大；中国外交；外交理论；外交实践；重大创新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003-13

作者简介：胡 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20）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最大表现在于，中国不仅融入国际体系，而且从国际体系的边缘已经进入到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一方面，中国继续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坚定维护者，更重要的是也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因素不断嵌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创新。换言之，一方面，中国的外交理论是随着外交实践深化和不断创新的；另一方面，新的外交实践对新的外交理论也产生了新的期待。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性中，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都实现了重大且富有远见的创新。

一、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前提

任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都是有前提的。历史积淀永远是创新的基础。近70年的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是当今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前提。首先从理论前提来看，当今中国外交的理论前提主要有：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当今中国外交的理论大前提，迄今为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外交的理论血脉。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形成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就一直是中国外交理论的源头，也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所不同的是，对外开放前与对外开放以后，以及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在实践中也有不同的意蕴。在对外开放前，中国在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更多地强调领土主权安全与独立自主。对外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领土主权安全仍然是重要内容，但中国可能更多地强调在国际体系之中获得必要的尊重。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外交理论实践中不仅没有放弃，相反得到加倍的重视。同时，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中，一方面继续强调领土主权安全和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尊重；另一方面，中国也强调自身的对外行为要尊重他国的领土主权安全、尊重他国，尤其强调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等。也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从内涵来看，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的。

第二，不结盟理论。中国最初是结盟外交，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于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这就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冷战时期的结盟外交。但实际上，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就开始奉行不结盟的外交。1984年邓小平就给中国外交进行了定位，即“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中国放弃结盟外交的主要原因是对结盟外交反思的结果。邓小平在1984年就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结盟的外交理论最终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世界的不安全，更导致了既有意识形态的对峙更加尖锐。因此，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放弃了以意识形态为分水岭的外交方针，以国家利益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的指导下，中国不仅能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建立起新型的国家间关系，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基础上构建平等、开放、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新型合作关系。中国长期以来（至少在上合组织成立15年以来）就一直在将这种新型合作关系从中亚推进到亚洲，从亚洲推广到整个世界。

第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呈现的一种世界趋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并没有真正认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种趋势，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事实上也加入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之中，并且是一个自为到自觉的过程。在自为阶段，中国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看法是非常谨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体系的牺牲者，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西方主导的，所以在没有真正实现崛起之前，中国担心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中国的安全伤害。然而，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之后，中国深深地体会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好处。因此，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并且努力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四，现代化理论。鸦片战争使中国第一次遭遇到西方现代化的压力。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始寻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但是，无论是魏源、林则徐还是洋务派，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找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再次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航程。但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现代化究竟是具有世界性的共同内涵，还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曾经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显然，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是有本质区别的，因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就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尽管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这似乎揭示了现代化的一般内涵，但马克思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对现代化的认识水平。当今，现代化的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路径更是充满了多样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开创了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目的也在于向世界讲好中国的现代化故事。不过，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及其理论成果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故事来源。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外交理论是实践的创新，更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创新。从实践前提来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实践包括：

第一，对外开放的实践。对外开放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实践，也是中国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融入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这两个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两者相互促进，但归根到底，外交实践是为经济发展的实践服务的。反过来，丰富的实践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最鲜活的实践材料。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拓展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包括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与国际制度的关系、与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的关系、与国际体系主导国之间的关系等，都远远超越了1949年建政以来的任何时段。这就是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在促进中国市场化取向并取得经济上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了中国外交从内敛型的外交转变为外向型的外交。这种外交实践也为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利益（或者说是海外利益）也会因对外开放获得大大拓展。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维护国际制度的权威性、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等都已经成为中国的国际利益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自2010年以来，每年有超过1亿人次的中国公民出境，他们出境旅游观光、投资贸易、工程承包，以及中国的各类驻外机构的代表等，这些人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等也都是中国国际利益的一部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领土主权之内的国家利益了。国家利益内涵和外延都大大拓展，因此，外交的责任、内涵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也因此会进行重大创新。

第二，世界和平发展的实践。虽然早在邓小平时代就认识到时代主题已经是和平与发展，但由于两极格局还存在，冷战还没有结束，因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受到这两大因素的挑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大国之间的协调逐渐取代了对抗，尽管小规模、地区性的冲突仍然存在，但这并不会冲击到大国之间的协调，特别是世界各国都在追求自身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外交从以意识形态为分水岭来划分国家间的关系，转变为国家利益的外交；从追求中国自身的利益转变为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外交；从追求中国自身安全的外交，转向追求共同安全的外交。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上，十八大确定了中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

第三，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中国的大国成长即中国的崛起进程与西方大国崛起的进程有非常大的不同。西方大国崛起主要是以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崛起为主要内容。当然，支撑军事实力崛起的基础是工业经济实力。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探讨了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崛起的情形，他所考察的最重要的国力要素就是工业经济实力。工业经济实力崛起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然后是对外军事扩张。其结果不言自明，那就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從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崛起的进程来看，这些国家崛起后最终又被别的国家所取代。中国的崛起既有硬实力的崛起，也包括软实力的崛起，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展的崛起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制度性崛起1。和平崛起的实践需要和平外交理论创新；同时，和平崛起的实践也为和平外交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四，中国现代化战略新布局的实践。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战略提出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布局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句话的内容后来也演变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合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市场要素，积极建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十八大以后，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内容又发展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表达不同，但内容相同并有重大发展。所谓“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在基础设施、体制机制、文化等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也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为了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外交无疑要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二、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内容

传统的外交理论认为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西方外交理论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毫无例外地认同这个观点，并且始终用外交来拓展纯粹和狭隘的国家利益。然而，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理论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外交并非单纯地追求国家利益，而是把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的共同利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使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并行不悖，共同发展。为了这样的目标诉求，中国的外交理论实现了外交理念和外交价值的重大创新。

在外交理念上的创新，表现为共生、共存、共治、共享、共建五大外交理念。

第一，共生观。所谓共生（Commensalism），在生物学中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共生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于资源所形成的关系。”1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简而言之，共生就是相互成为利益攸关方。共生现象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人类社会也普遍存在。当今世界既不同于中世纪到近代历史的社会体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世界从两大阵营的冷战状态分裂转变为冷战后的大国合作。在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大国挟持着各自的盟友进行争夺，使世界成为一个核桃的两半。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国家间的冲突可能比冷战时期的频次更多，但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的冲突和小国之间的战争；而且，这些冲突基本上都伴随着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全球化的负面问题。大国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没有发展成为直接的武力冲突。即便大国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对抗，但都在理性和可控的范围内，在双方或多方的协调下，大国之间很快又走上合作的轨道。即便是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各大国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都能走上理性的谈判桌。因此，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已经进入一个合作的长周期，至少冷战结束20多年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恐怖平衡”，而是因为世界进入一个紧密型也即互利的共生系统之中。

第二，共存观。世界从冷战初期形式上的合作走向了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在冷战结束初期，大国之间的合作基本上还是在形式上，缺少实质性的内容。主要是因为相互间的隔阂并没有立刻消除，而且双方主要的成员在欧亚大陆上继续保持着地缘博弈的态势，特别是要消化苏联解体后的诸多问题。因此，双方有合作但更多的仍然是竞争。然而，随着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主权国家市场的不断开放，各主权国家的利益通过市场的方式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交织、叠加在一起，导致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尽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取向；英国正式脱离欧盟；法国等欧洲大陆重要国家也在极右势力的搅和之下而正在对欧盟进行解构，等等。一时间，众多观察家都认为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但是，全球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正在引领全新的全球化进程。

世界从利益依存到命运攸关。随着传统安全问题重要性的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利益的最大危害。例如，环境保护、气候问题、技术异化问题（黑客）、恐怖主义、重大灾难的应对问题（如地震、海啸、核危机、生化危机、流行性疾病）等。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跨国性、不可预测性。如果在某个国家发生，不及时治理就会很快遍及其他国家乃至更大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之下，相互依存的利益各方就成为命运攸关方。全球问题必然要求全球范围的跨国治理、合作治理和综合治理。这两大变化决定了世界各国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方面都处于一种共生、共存的基本范式之中。

第三，共治观。全球化遭遇挫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性问题催生了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权力分配的日益不均，而国际各种亚政治行为体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环境、流行疾病扩散等，这些客观上要求国际社会携手共治的问题，但由于國际治理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全球治理产生巨大“赤字”1，因此，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把这一切都怪罪于全球化本身。最初，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各国民间，但英国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以及欧洲大陆的反欧洲一体化思潮等，这些迹象表明，反全球化的力量已经从民间力量转变为政府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遭遇巨大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要回到封闭孤立的状态，全球化在全球超大规模资金的带动之下仍然呈现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利益的相互嵌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深。因此，即便全球化出现逆动，但全球共治既是客观的要求，也是各国利益的共同诉求。

在世界主要大国正日益走向孤立的情况下，中国高举全球主义和全球共治的大旗，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使中国治理的方案成为全球共治的方案。2017年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好评，截至高峰论坛结束，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的相关文件。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这就表明中国方案已经成为全球共治的方案。

第四，共享观。中国长期以来就坚持共享的外交实践观和经济发展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句话是指中国希望通过分享世界的发展成果来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在外交上则倡导“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这就是中国要把自己的发展主动分享给世界各国尤其是给周边国家。不过，中国所倡导的世界共享观不只是经济上，还包括安全上、文化发展上，乃至整体的利益上都主张共赢共享。因此，坚持共享观，就必须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

毫无疑问，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但在当今世界，狭隘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构建全球治理机制的最大束缚。因为，狭隘的国家利益纵容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就会促使国家背离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格局将整体性地受到危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领土争端问题、资源争夺问题等，很大程度上都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在作祟。因此，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要。坚持共享观，就必须摒弃狭隘的国家安全观。

从历史上来看，传统的国家安全观都是以牺牲他国的安全来追求本国的安全的，这是受传统的国家利益观所影响的。传统的政治学是权力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就是追求绝对的安全：我之所以感到不安全，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因此为了实现我的安全就必须消灭你。然而，当今世界，单纯追求狭隘的国家安全无助于安全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当今世界，安全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共享的公共品。只有通过合作追求共同的安全，才能实现自己的安全。坚持共享观，就必须摒弃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就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随意践踏国际法等行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共享之道。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又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主张。这都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和世界各国共享世界发展的外交新观念。

第五，共建观。中国不仅已经进入国际体系，而且已经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央区域。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国的美国一定会发生冲突，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国际体系不可能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持续性的收益，中国将会成为现有体系的不满现状者而要求推翻既有的国际体系。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不只是纯粹的参与者，而且还是积极的建设者。虽然现有体系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形，但中国通过融入既有国际体系而实现了自身的成长，而且中国会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以改善既有的国际体系，并使之为中国乃至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国提供秩序性的收益。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中就与所有的相关成员国一起为变革国际体系贡献中国的智慧。

共生、共存、共治、共享、共建五大外交理念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统一整体。但是，五大理念的实施条件必须是：其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是共生的前提。共生是一种互利关系。这种互利关系建立的前提必然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战争与冲突意味着你死我活，不可能建立共生关系。其二，开放的世界。世界的共生系统不是某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共生，而是整个世界的共生系统。即便是某两个行为体建立的系统，那么整个世界将会有众多的共生系统。这些不同的共生系统又会在不同层面上建立新的更大的共生系统，从而构成整个世界的共生现象。如果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共生系统，则是一个封闭的共生系统；那么，不同共生系统之间就会因封闭而产生不信任（没有实现能量交换），因不信任而产生对立和冲突。其三，合作的格局。共生、共存、共治、共享、共建必须在一个合作的格局中实施。任何一方的生存都是以另一方的生存为条件和前提。因此，相互之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方选择不合作即拒绝为另一方提供生存条件时，那么另一方也同样不会为前者提供生存条件，结果将因不合作导致利益冲突。而冲突的结果，要么是以一方的失败告终，要么是两败俱伤，让旁观者获益。其四，共赢的博弈。五大外交理念的关键是共生，共赢就是在共生系统中相互从对方获得（营养）利益。假若只有一方获益的利益格局，那么这就不是共生系统，而是寄生系统。在寄生系统中，只有一方获益，甚至获益的一方是靠攫取另一方而生存的，也就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其生存前提的。当牺牲利益一方的膏脂被掏尽时，获益的一方最终也会因营养枯竭而死。因此，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的利益格局是难以维系的。只有在共赢的利益格局中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在外交价值上的创新表现在中国的外交价值追求的是共同价值观、共同发展观、共同安全观和共同利益观。

第一，共同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规范，是以“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平等、民主、自由”观念的普及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这并不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也不是不可超越的價值观。中国古代的“仁、义、礼”近似于现代的“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者分别是高于“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大国，中国应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1。实际上，十八大报告已经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使其在国际上反映中国话语内涵，并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2。尤其是十八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体现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3。继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后，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这是正式场合中第一次阐述中国外交的“共同价值”思想。对此，有学者认为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解读：“和平、发展”反映了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公平、正义”反映了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反映了人类的政治价值观2。这三方面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3。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

第二，共同发展观。中国的外交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但又不只是为中国自己的发展服务。因为，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中国从来就不是把发展视为一种零和的博弈，而是强调多赢博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并迅速崛起以后，中国则希望为世界经济贡献更大的力量，尤其是强调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习近平提出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原则就包含了“惠”，也就是一种共同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习近平就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条件下，金砖国家发展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4。

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就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来推进欧亚大陆乃至非洲、拉丁美洲等国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四年的推进，已经产生了众多积极的成果，相关国家的一些项目已经产生了重大收益。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相关合作项目实现普遍性的收益以后，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真的成为关于世界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因而也会通过这样一种公共产品对国际秩序至少对欧亚秩序进行和平重塑5。

另外，在追求共同发展的同时，中国外交理论也努力促进各国的共同崛起。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就指出，中俄关系发展有着相似的历史经验，两国在共同崛起的战略目标之下承担共同的全球性责任。2014年9月，习近平在印度《印度教徒报》和《觉醒日报》同时发表题为《携手共创繁荣振兴的亚洲世纪》的署名文章，提出中印携手共创“亚洲世纪”，并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领导人就共同崛起达成重要共识。当然，中国在外交上与各国尤其是金砖国家共同崛起，但并不主张构建一个集群性的力量来改变国际秩序。

第三，共同安全观。邓小平当年曾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6这句话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说出来的，但邓小平并非是指中国一个国家的情形，而是指所有主权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中国外交共同安全观的思想萌芽。在传统政治学中，主权国家始终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但中国外交以共同安全观为诉求，彻底摆脱了传统政治学的“安全困境”。尤其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内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就是构建新安全观即共同安全观的重要原则。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深化了“上海精神”的思想，他就周边外交工作做出指示，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落实‘上海精神，不断增进成员国互信，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各成员国人民利益和诉求”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所说的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就是要通过把发展和安全并重来实现持久安全。

第四，共同利益观。中国外交的共同利益观，一方面秉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发展2。特别是2013年以来，习近平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都阐述并践行互利共赢的“义利观”；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习近平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所坚持的“义利观”。

例如，在非洲访问，用“真、实、亲、诚”来表达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3；在韩国的演讲，则强调通过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思想观念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4；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5；在塔吉克斯坦，习近平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6。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又提出，“二十国集团成员要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做好朋友、好伙伴，积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格局”7。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共同利益观。

共同价值观、共同发展观、共同安全观、共同利益观，是在21世纪全球治理不断深化、全球化出现震荡的形势下，中国为走出金融危机阴影，谋求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这“四观”也是中国用自己的智慧把“中国方案”转化为“世界方案”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中国外交实践创新，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创新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新角色而实现的。现代化的实践使中国国家实力整体增强，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实践必须要进行新的创新以服务中国的战略大局。中国外交实践的创新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国际关系层面；二是在国际战略层面。

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大国关系的创新、多边外交平台的创新、周边外交的创新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实践创新。

第一，从大国关系来看，中国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首先是在对美关系中提出来并在实践中努力践行。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把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但中美双边关系不时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台海危机、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美国炸毁、南海中美撞机事件、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萨德反导系统入韩，等等。此外，还有美国政学两界刻意构塑的有关中国的话语，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挑战论”等，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然而，中美关系由于是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且相互依存度非常高的双边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又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不仅要避免中美关系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新兴崛起的大国，中国要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也就是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鉴于此，中国以“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为内容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推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当然，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不能依靠中国单方面的退让，而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建设。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在对美外交实践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外，后来习近平在访问英国、澳大利亚等重要西方国家时，也都反复强调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四年来，中国外交实践在新兴大国关系的建设上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包括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等大国的支持。这正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际成效。

第二，从多边外交平台建设的实践来看，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深化既有的多边外交平台，尤其是进一步对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舞台进行完善。例如，习近平强调要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上海精神”深化和拓展该组织内的各项合作，2013年9月13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3次会議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的发言中表示，中方将在上海政法学院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愿意利用这一平台为其他成员国培养司法人才。在未来10年，中国将向成员国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因此，2014年5月20日，上海合作组织首个“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在上海正式成立，司法合作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的重点合作领域，加大力度推进相关合作，对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乌法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成员国领导人一起推动，出台了上海合作组织新战略，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为该组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启动了扩员程序，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强化了安全合作，包括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6至2018年合作纲要》，批准启动《反极端主义公约》制订工作，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应对毒品问题的声明》等。总之，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6年来，在中国和其他各成员国的共同推动之下，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不断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地区多边外交舞台的重要名片。

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也实行了升级。2015年11月22日，中国与东盟10国政府，在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近两年来，《议定书》对深化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以及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十八大以来，还创新了一些多边舞台，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金砖国家也日益机制化并在实践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金砖国家成为“构建维护世界和平的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

第三，从周边外交实践来看，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特别重视周边外交。2013年10月，中央专门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

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中国周边外交，一方面延续了此前宏观周边外交“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十八大以后又提出了全新的理念，如“亲、诚、惠、容”等，也就是在周边外交中要重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血缘关系，要以诚待人，要使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国家，坚持文化多样性、坚持包容互鉴。

第四，从对发展中国家关系来看，中国的外交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发展传统友好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所以十八以来，中国外交依然强调要继续发展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非传统友好深深扎根于人民。中非人民深厚友谊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社会基础”，“中非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流的‘软助力。人文交流将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营养，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1。

二是在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世界减贫，促进世界共赢发展。过去60多年，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新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将继续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世界各国一道推进世界减贫，担当国际道义。因此，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2。

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任务，为此，中国通过“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之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3。

在國际战略层面的实践创新，包括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实践创新，在国际体系建设上的创新，在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上的创新，以及在承担国际责任上的实践创新。

第一，从全球治理的实践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从学习、适应到全面融入的过程。由于全球治理体系是西方大国俱乐部的工具，中国最初处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边缘。但是，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以及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进程4。从此，中国开始用自己的实践来创新全球治理。中国创新实践在于：

其一，身体力行地建设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并且通过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描绘了“路线图”。在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富国俱乐部的矛盾日益突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面临瓶颈，区域贸易安排丛生，导致规则碎片化，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越来越依赖于二十国集团。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与各方一道，通过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5。

其二，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共赢格局，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方案逐渐上升为世界方案。2016年3月，安理会通过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第S/2274号决议。决议第22款规定，“呼吁加强区域合作进程，包括采取措施促进区域贸易和转口，包括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区域发展举措，订立区域和双边转口贸易协定、扩大领事签证合作和便利商务旅行，以扩大贸易、增加外来投资并发展基础设施，包括基础设施的连接、能源供应、运输和综合边境管理，以加强阿富汗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在阿富汗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第23款又进一步规定，“为此强调，必须加强那些有利于连通的地方和区域运输网，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和自我维持，特别是完成和维护地方铁路和公路路线，制订区域项目以进一步加强连通，提高国际民用航空能力”。这实际上是为推进“一带一路”而强调确保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凝聚援阿共识，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向阿富汗提供援助；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并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是联合国大会决议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从这两个文件来看，这意味着“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正式成为一个世界方案。

其三，以“国家自主贡献”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一直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排放欠下了巨大的历史债务，所以它们有义务率先减排，以维护国际气候制度的公平原则和共同性原则1。然而，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出现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中国“自主性”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尤其是在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积极信号，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2。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做出“铁腕”治理环境的国内外承诺。

其四，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制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其中包括：一是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而且经过中国多年的努力，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通过了将人民币纳入SDR国际储备货币篮子的决定，并规定人民币在SDR中的份额将仅次于美国和欧盟，达到10.92%，这表明人民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标准；二是完善金砖国家银行，中国倡导推行的金砖银行平分股权的制度设计，就是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以合作共赢理念完善现存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重要体现；三是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补充和完善既有国际金融体系。

第二，从国际体系建设的实践来看，中国长期以来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当前国际体系仍然是由大国主导的，大国关系和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动力。中国在其力量上升过程中如何处理同唯一的世界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就成为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也是美国战略界当前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3在大国主要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之中，中国要力避与美国产生冲突，就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西方也要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的崛起需要国际体系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崛起进程提供动力。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因此，中国不会做一个纯粹的参与者，还要做国际体系积极的建设者，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1。在中国的积极建设之下，国际体系将为中国崛起提供持续性的动力。这种实践无论是在西方大国崛起进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崛起进程中，都是没有的实践。

第三，从亚洲地区秩序的构建实践来看，无论是国际秩序的构建还是亚洲地区秩序的构建，中国一直坚持不对抗、不冲突的立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洲的安全秩序一直是美国主导的。但是，中国不主张在美国的安全格局之外建立另外一种安全秩序，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构建以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亚洲经济秩序。一是通过市场对接的方式，把中国的市场与亚洲各国市场也包括与美国的市场进行对接，使中国与亚洲各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经济格局。二是在利益上与亚洲各国的利益也包括与美国的利益深度嵌入。從而使中国与亚洲各国包括美国在亚洲地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2。尤其是通过实现亚洲国家的联动发展、经济开放和通过“一带一路”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最终在亚洲地区建立起“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3。虽然中国也提出过“亚洲安全观”，但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是一种“普遍的安全”、“平等的安全”、“包容的安全”、“综合的安全”、“合作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4。

第四，从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实践来看，存在着连续性和一致性。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责任主要还是内部建设，尽管邓小平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5。但是，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内部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国际上有不少人指责中国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仅仅作为一个“搭便车者”。正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中国责任论”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被炒作起来。但是，当时中国仍然是从国内的需求和能力来回应“中国责任论”的，仍然主张通过承担好国内责任来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6。这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国际责任尽管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身份派生出来的，但国际社会成员身份是由国内生活“管理者”身份派生出来的，没有这种“管理者”身份，国家也就丧失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响应身份。也就是说，国家的国际责任是其国内责任对外的特殊延伸7。

然而，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三个“更加积极有为”来体现中国的国际负责：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三个“更加积极有为”的理念和促进中国外交转型1。

总之，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创新，而联系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逻辑纽带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即通过“一带一路”推进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来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然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将会遭遇诸多风险，如政治风险（政局安全、政权稳定、政治精英的更替、政府的履约状况、与中国的有关关系等）、环境风险（文化多样性风险、民族和种族多样性风险、宗教多样性风险、地缘风险等）、经济风险（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发展类型、知识产权保护状态、项目收益等），以及能力风险（经济竞争力、科学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国家创新力、企业家素质等）。由此可见，实践创新不易，理论创新更难。但是，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之外逐渐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无论从世界权力转移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担当的国际责任以及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情形来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都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为未来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之梦开辟了美好的前程，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此，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必将永远在路上。

（責任编辑：潇湘子）

Major Innovations in Chinese Diplom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 Jia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hina has continued to deepen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especially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been further enhanced. Therefor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iplomacy are constantly innovating. Absolutely， there ar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emise of Chinese diplomacy innovation， including the five diplomatic ideas of Commensalism， Co-existence， Co-governance， Sharing and Co-construction， the diplomatic value of common values， common development， common security and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 diplomatic practices of developing the new type of power relation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neighboring diplomacy and relationship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ogic connec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i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mely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R" to build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the community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is goal，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foreign theory and practice will encounter many risks. Because of this，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diplom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will always be on the road.

Keywords：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Diplomacy； Diplomatic Theory； Diplomatic Practice； Major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