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反贫困是政府以公平为导向的最大政策选项，制定贫困线是所有反贫困的基础工作，从而贫困线的确定关乎公平与效率的抉择。效率取向的市场可以为反贫困乃至社会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反贫困需要市场经济，但不能依靠市场。贫困线的选择生动地反映了效率与公平的抉择过程：如果将贫困线定得太低，会使贫困人口失去发展乃至生存的機会，有失公平；如果贫困线定得过高，政府的扶贫投入过多，会使国家背上扶贫和社会保障的沉重包袱，最终损失了效率。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刻分析，得出结论：最佳的选择是“效率与公平兼顾”，其关键点在于我们到底愿意以多少效率为代价去换取更多的公平。

关键词：贫困线；哲学支点；效率与公平；再度决断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051-08

作者简介：王荣党，云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 （云南 昆明 650221）

通常人们把贫困线的制定视为一个技术或者政策问题，故而时常受到实践中的质疑，其实贫困线的制定是一个哲学问题。所有贫困线的制定均关乎公平与效率的抉择：确立客观的贫困标准，选择的是公平取向；选择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经济政策其实是对效率取向的抉择；而抉择全社会公平的实现，则仰仗于合理的贫困标准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协调运行。文章从市场机制与反贫困的关系出发，寻找反贫困中的市场机会，进而剖析反贫困中效率与公平的交锋视角，最终挖掘出我国新阶段反贫困实践中效率与公平最优决断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证据。

一、反贫困有市场机会吗？

我国30余年的反贫困实践，实施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战略，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一切，排除市场机制，只用行政手段来反贫困。事实恰恰相反，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如果脱离了市场机制，就失去了效率，达不到反贫困的公平目标。因此很有必要从理论上认真地拷问一个长期被忽略了的基本问题——市场机制能为反贫困带来些什么？

（一）拓展反贫困的资源空间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资源的稀缺性是一种普遍特征，对贫困人口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就更为突出，反贫困资源的有限性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需求的无限性总是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如何开发和拓展反贫困资源，提高和放大反贫困资源的利用效率，是稳步实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建成全面小康的关键，也是持续反贫困的重要前提。我国以政府主导的反贫困模式虽然有注重公平、覆盖面广、资源保证率高、管理制度相对完善和快速改善反贫困区域的基础设施等优势，而且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但随着贫困人口分布的西部化、农村化和分散化，反贫困工作由面转变为到点、到村、到户，截止2014年底的7071万贫困人口都是贫困程度深、脆弱度高、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地区的人口，是难啃的“硬骨头”，人均反贫困成本增高，反贫困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在这种反贫困难度上升，而反贫困资源的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以各级政府审批配置资源的方式日益暴露出反贫困项目效益不高、刚性需求增强和灵活性差等弊端，同时，近年来我国经济下滑压力加大，政府所提供的反贫困资源也是有限。

而由各类企业、金融机构、商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在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他们在回应市场需求，调动和利用各种资源方面具有灵活性高、适应性强和互利共赢的特点1。他们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也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若能将这些优势引入反贫困中，将极大地拓展反贫困资源空间，提高反贫困的效率。因为获取合理的经济利益是所有市场主体发展的动因，这一本质属性会自发地促使各种市场主体会依据贫困地区资源的流量、资源流向、生产要素的市场的供求合理选择扶贫项目，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真正发挥反贫困资源的使用效益。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现在多种市场主体牵引的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协作扶贫、金融扶贫和电商扶贫中“企业（公司）+基地+贫困户”的运作模式已经彰显出其独特效应，成为市场反贫困的主要方式。从大规模反贫困的历史进程也说明市场机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78年我国渐进式推进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农村贫困人口从7.7亿减少至2014年的7017万人，年均减少1945万人；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至7.2%，平均每年下降2.5个百分点2。创造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反贫困大规模脱贫的两项奇迹。这其中政府实施的开发式扶贫起到主导作用，但如果没有多种市场主体创造的丰富的扶贫资源，要实现此成绩也是不可想象的。这深刻地表明，现代社会的公正从来都不是建立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的，只有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动员和聚集充足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为持续的反贫困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社会支持，在迈向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贫困者才不会掉队。

（二）增强反贫困主体的内源动力

我们知道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是商品所有者平等交换的王国，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用等价交换来评判，而不承认任何经济特权，与商品生产和交换者的性别、身份、地位等社会特征无关，公平所包含的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等原则在交换中得到了真实和全面的展现。马克思对此总结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 3这样，成功与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市场竞争的结果，竞争成为市场经济和现代交往的核心常态，也成为现代人评判生存平等的重要尺度。这样商业竞争不仅从制度层面上确立了参与者平等交往的游戏规则，而且从行为层面上也强化了坚守公平交换的道德自律意识。公平的理念由此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被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公平实际自始至终度量着交换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社会竞争的普遍存在，交换决策的自主性和发展的危机感塑造了参与主体人格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个体潜能的全面提升。再次，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孕育出一种普遍同情和援助竞争失败者的社会心态，从而使反贫困具有深厚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些市场竞争中所产生的激发主体的功能投射在反贫困中，将促使没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隔离的贫困人口，极大地提高自身反贫困的主体意识，进而自发地加强个体的反贫困能力建设。市场经济使贫困群体更加明白，反贫困行为虽然政府是关键，但贫困人口自己才是最直接、最坚定、最持久的反贫困主体，外援永远是辅力，只有走内源式反贫困之路，才能最终摆脱贫困。

阿马蒂亚·森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能力剥夺（Capability deprivation）以及机会的缺乏。人们能力丧失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除了人们熟知较少的收入外，还有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不多、社会歧视常发、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等等都是重要因素。在他看来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是对个体基本能力的一种剥夺1。贫困人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需要建设和培育的是两个基本能力：一个是基本的生存能力；另一个是自我发展的能力。前者重点要加强贫困人口的劳动就业能力、身体素质和抵御一般风险的能力建设；后者旨在从根本上改善和提升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生计能力，这就要设计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项目和政策，从长远角度逐步培育个体常态化参与社会的能力，包括社区资源的获取、社区决策和社会就业的参与等能力；从短期则要尽力提升个体的管理能力，主要包括抚养儿童、健康教育、进入市场、获得信贷机会、分配家庭财产、管理资源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在农村反贫困中尤为重要的是培育其计划组织能力，参与市场交换，获取信贷资金能力，提高成人文化素质和生存技能，增强脱贫信心的能力。

（三）挖掘穷人的需求

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不能置之度外，竞争与合作塑造了市场经济极具魅力的两个特征。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和平等精神会使所有社会成员形成一种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参与经济事务的强烈愿望和能力，通过竞争实现自身价值。同时，由于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同，又促成这些竞争者积极主动地进行合作，关注社会问题，实现其社会价值。从而引导更多的社会成员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而为反贫困储备广泛的社会资源。

世界银行贫困问题研究小组负责人迪帕·纳拉扬在《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中指出，扶贫不是慈善而是发展的机会。他将一个成功的摆脱贫困策略提炼为四个要素：第一从穷人的现实出发；第二投资于穷人的组织能力；第三变革社会规范；第四支持那些能够带领穷人发展的领导者2。这四个要素无一例外都需要穷人的参与，也只有根植于穷人需求，反贫困方案才能顺利推行。所以反贫困战略必须了解穷人的诉求，激发穷人的能力，采取有效措施使他们成为发展中最重要的合作者，加强与穷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投资于穷人的财产与发展能力建设，才可能最终缓解贫困。西方流行的社会扶贫、NGO扶贫和世界银行推行的参与式扶贫的社会背景就源于此。

（四）创新反贫困机制

政府主导型、市场引导型和社会驱动型是世界反贫困的三种模式，我国轰轰烈烈30余年的反贫困采取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第一种模式，他在广泛动员社会资源，解决大面积区域性贫困，保障受助群体的公平性，快速降低贫困发生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以骄人的成绩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推崇，在千年发展目标收官之年（2015年），联合国发展集團主席海伦·克拉克高度赞赏中国提前完成多个千年发展目标，并为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巨大贡献3。但随着反贫困向攻坚克难阶段纵深推进，这一模式所累积和伴生的反贫困粘性增强，路径依赖刚性，脱贫帽戴上就脱不下，扶贫主体疲劳，瞄准机制失衡等负面效应也日益彰显出了。而市场扶贫则可在一些非公共物品领域发挥投融资机制灵活，资源整合方式多样；项目运行机制专业化和高效率；利益分配机制较能贴近参与者意愿，充分调动反贫困利益相关者积极性；瞄准机制精度更高；考核和评价机制重心底和动态化等优势，一句话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机制在反贫困资源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有效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激活反贫困各主体的利益，从而创新和完善了反贫困机制。

在中国广大农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业收益一直是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来说，如何提高农产品的收益率就成了打破贫困陷阱的关键。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 采用市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生存性农业或生计性农业转变为商业化农业， 是欠发达地区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 建立以农产品市场化为重点的反贫困机制， 是缓解农村贫困的突破口，也是推进现代农业的基础1。近年来，一些市场主体采取“企业+基地+贫困农户”、“公司+标准+基地+贫困农户”、“企业+公司+基地+贫困农户”、“金融+产业+贫困农户”等多种方式，引入市场机制，依据市场需求状况，有效利用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充分尊重贫困农户的现实需求和发展愿望，精心选择和确定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方向、品种、数量和规模，整合生产要素，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探出一条市场扶贫的新路。它对于弥补政府反贫困资源不足，调动受扶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反贫困项目的成功率，增强持续的反贫困动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在优化反贫困资金的流向和投向，纠正瞄准偏差方面能够有效地打破传统扶贫“大水漫灌”式的反贫困资金配置方式，转而根据贫困地区优势资源和产业发展基础采取“滴灌”式扶贫，真正履行了因人因地施策、因致贫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因此，2013年底国家出台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深化改革，创新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调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 2。这强有力地肯定了以往市场扶贫的作用和地位，也为今后充分发挥市场扶贫为三大主力之一确立了政策依据。

市场虽然可以为反贫困提供物质基础，但单靠市场纠正不了“市场失灵”带来的贫富悬殊、分配失衡、失业、贫困、歧视和老年人的抚养等社会问题。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中用简单的两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市场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就是他反复提到的两个主题：“市场需要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一定的约束。”接着他对市场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说：市场自发地保护我们不受他人侵略的个人自由，并同时约束了官僚主义膨胀的空间。只要竞争处于一个合理的程度，它就会保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发出积极可靠的信号。鼓励实验和发明，允许权力的分散管理都是市场经济钟爱的礼物。最重要的是为市场上那些积极性工作者和生产贡献巨大者提供了持续的奖励动力3。所以，他为市场欢呼雀耀。但这种欢呼是理性和谨慎的，他既区别于要废除市场资本主义的激进派思想家，又区别于总是要扩大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者，他仅仅把市场作为一个权力分散和有效率的系统。他大声疾呼：金钱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我的热情，稍有机会，社会其他一切价值将被它荡平，并自动生成一个自动售货式的社会。并坚定地指出：权利和权力不属于也不能用金钱购买，这必须用完善的制度和健全法律来加以保护，对那些低收入者实施补偿性的援助也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旦这些权利受到保护，经济剥夺便自然消亡了4。这是对市场极为客观、中肯和全面的评价。

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即仅靠“看不见的手”是靠不住的。由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干扰、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经济的外部性等市场固疾的存在，纠正市场的这些缺陷则要靠另一只“看得见的手”了。萨缪尔森在谈到市场与公平的关系时指出：任何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并不一定都由市场来产生，相反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可能就是市场经济一手缔造的1。这主要缘于收入的高低取决于众多与之相关的因素，诸如受教育水平、努力程度、运气、要素价格和继承权等要素。同时商品追随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最大满足，往往一个穷人维持一天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的价值，也许仅相当于甚至低于富人家一只猫一天所喝牛奶的费用。所以萨缪尔森也坦诚地认为，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公平。因此他尖锐地批评道：“无管制竞争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就像丛林中的动物依靠暴力来捕获食物的达尔文式分配一样，充满着随意性。”2 综上所述，反贫困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它离不开市场经济，但不能仅依靠市场。

二、公平与效率的反贫困交锋视阈

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政府的四个主要职能中，前两个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减少经济不平等”，另外两个是“执行国际经济政策”和“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3。可以看出效率和公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是何等的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在政府首当其冲“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又得腾出手来“减少经济不平等”。所以，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一个政府合适的经济目标行动天平上的两个砝码。

反贫困是一个同时兼具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双重特征的范畴，从治理贫困的政策层面上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它极大的提高了人们对反贫困的国家意识和战略意识以及个体的主体意识。就其本身内涵而言，有三个层次的目标指向： 优先目标，也就是常说的短期目标，是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生存。次目标，也可称之为中期目标，是降低在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贫困人口遭遇社会剥夺性的几率，谋求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包容与持续发展，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缩小贫富差距。终极目标，也即长期目标，是着力提高贫困人口个体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任务是使贫困人口在就业、迁徙、居住、医疗和受教育等方面应有的权利得到常态化的保证，维护穷人应有的人格尊严，推进贫困阶层融入主流社会，避免其被边缘化和疏离化，从而减少和矫正全社会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歧视或社会排斥4。这样任何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反贫困战略和财力来进行目标选项。长期目标追求的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国家要从战略和机制体制方面来设计；中期目标强调的是社会稳定的要求，国家要从体制和政策方面来考量；短期目标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家需要从制度规范方面去加强。所以，反贫困是一种公共产品，国家是最主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和最大的反贫困主体。

反贫困本质上追求的是公平取向，但它并不排斥效率选项。如前所述，反贫困需要强大和持续的物质基础，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参与，如果社会生产效率低下，那么反贫困可能很大程度上会停留在口号上。中国的反贫困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是注重效率的结果。所以，公平和效率在反贫困进程中是能够并有效地进行整合和协调的。贫困线是政府为社会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带来的不平等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贫困线制定和实施得到有效的缓解，贫富分化会受到积极的抑制，社会的公平公正会有更好的实现度。所以，贫困线的选择从微观操作层面上最好地反映了效率与公平的抉择：如果将贫困线设置得太低，过分追求效率，国家的资源过多地流向市场，则政府在反贫困领域投入的资源和资金自然就会受到挤压或者大幅减少，反贫困的速度和效率就会受到伤害，会使贫困人口失去发展乃至生存的机更会滋生新的贫困人口，将有失公平；如果将贫困线定得太高，过分注重公平，国家把大量的资源和经费投入反贫困中，则会加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负担，影响其经济建设的热情、动力和发展速度，市场就会受到伤害，扶贫和社会保障的沉重包袱让国家不堪负重，最终损失了效率，西方多数高福利国家的现实发展境况就是极好的例证。

从理论上讲公平与效率的抉择可归结为两种模式三个路径：“优先论”是第一种模式， 有的主张“效率优先”，有的则主张“公平优先”；“兼顾论”也称并重论是第二种模式，即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或者两者并重。支持走“效率优先”之路者认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只要是有效率的东西一定也是公平的，效率自始至终决定着公平。因而一种体制一旦失去效率，一个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那公平就无从谈起。在他们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社会的支撑构架只能是物质基础。只有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累积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全社会的公正和反贫困的充分实现提供必要的方式和途径。喜欢走“公平优先”之路者认为公平决定效率，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会自然挫伤人们提高效率的積极性。因为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无论社会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基座，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均把公平作为普遍的价值追求。秉承“效率与公平兼顾” 之路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政策目标，二者必须兼顾，解决这一问题的金钥匙是如何在效率损失最小的前提下去获得最大的公平，或者用最小的不公平去换取最大的效率。

三、最优决断的理论依据和国际参照

在建国后的60余年里前两条路我们都走过。从大的时间维度和政策取向看，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效率优先”的30年，它使整个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取得两个世界奇迹：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反贫困的奇迹，与此相对应的建国以后的30年奉行的是“公平优先”的30年，发展取向以追求全社会的公平为基调，人们在物质财富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从横向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错过了很多发展机遇，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整体贫困状态，贫困依然没有被消除。到了1978年底如果再继续固守“公平优先”政策根基，国民经济有可能出现全面崩盘，从而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30年。所以前两条路中国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和曲折发展经历证明都不是完全可取的，即反贫困既不能实行“效率优先”也不能实行“公平优先”，那么留给我们选择或者说唯一正确的选项只有第三条路：“效率与公平兼顾”了。那么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在哪里呢？

（一）理论依据：“漏桶理论”和“收入可能性曲线”

从理论上看，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从根本上讲，就是如何调节这对矛盾，如何在既推进效率的同时又在维护公平方面寻找到一个支撑点和平衡点。奥肯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努力，他的漏桶实验分析为收入分配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但是那个人们翘首以盼和愿意普遍遵循的均衡点，受人尊敬的奥肯直到最终还是没有为我们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出这一点。他感叹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世界难题是不可能，当他们发生矛盾时我们只能寻找折中方案。因此，无奈的他，只是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一书的结尾处建议到：“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真正从数量分析上完成这项工作的是现代混合经济的代言人萨缪尔森，他用“收入可能性曲线”进一步完善了奥肯的理论。他的分析方法是这样：首先将人分成两个阵营——穷人和富人，并用X轴表示富人的实际收入，Y轴表示穷人的实际收入，形成图1。图中的A点表明再分配之前没有征税、也没有转移支付的收入情况，即国民产出最大化的那一点，穷人和富人收入完全均等的那一点用E表示。但遗憾的是，在自由放任的A点上，穷人的实际收入大大低于富人的收入，一个理性社会不会放任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于是国家通过增加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进行调整，以到达增进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公平的E点。如果我们的社会再分配意在效率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实现，将A点移向E点的过程就是增进公平的路径，这样国民收入并没有降低，AE线的倾斜度永远保持-450 ，体现了从富人那里转移出的每一元钱正好使穷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元。但实践中，不对效率产生的影响的再分配方案很难找到。如果调整收入分配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分地向富人征收，那么他们进行储蓄、投资、工作和创新的热情就会大打折扣，并最终导致国民总产出的减少。同样，如果社会为穷人提供的社会保障收入的下限高到一定的程度，穷人便失去了找工作的动力和热情，或者干脆靠政府的保障过休闲日子。再加上转移过程中管理成本的上升，这样，再分配这个桶上出现了一个大漏洞。这一切使得代表实际收入边界的AE线向内弯曲变成曲线ABZ。这主要是因为税收和转移支付扭曲和损失了效率，最终既伤害了穷人也伤害了富人。所以决定要牺牲多少效率来换取更多的公平就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发展方式的关键。

由于绝大多数再分配都会扭曲和损失效率，再分配的路径最大可能倾向ABZ，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考量要放弃多少效率来换取自己期望的公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设法避免将经济从B点引向C点的非效率的再分配计划的原因1。

（二）国际参照：打破“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的咒语

从实践上看，公平与效率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永恒命题，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人类社会矢志不移地在这两者之间抉择，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和正义，一直是维系人类社会群体最重要的纽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以群体的形态来推动，社会、国家和组织是其主体形式。为此，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时无刻都不能停止社会生产和物质消费，因而，它必须讲究效率。与此同时，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它也必须关注公平。由此可见，公平与效率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孰先孰后的关系。在某些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之间虽然可能发生矛盾乃至冲突，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是一种暂时和表面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可能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一种既制约又依存的关系，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其根本。从现实来看，这也不是天方夜谭，至今为止有两个国家的成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无论学术界还是实业界美国通常被视为是特别看重效率的典范，十分关注公平的桂冠则给了瑞典。曾有学者在通过深入分析和认真比对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公平与效率并不是我们习惯思维中的对立关系，而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总是贯穿始终。美国和瑞典各自的发展模式之所以成为风格迥异的成功典范，不是他们只择一而居，而是一直都在携手公平与效率前行2。

具体来说，美国虽然被当作自由市场成功的典范，但纵观美国社会的发展历史，美国的发展并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今天美国的收入差距相对要小得多，这个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是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现象，而是完善和强大的社会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追朔美国历史，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罗斯福新政，再到奥巴马时代酝酿的医疗改革，社会公正始终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美国社会各种政策的基本取向。再看瑞典模式，虽然在社会发展中公平一直是优先考虑的目标，但绝不能说福利制度国家瑞典就不讲效率。这一模式的创立者社会民主党在2001年通过的新党章中宣称：一旦燃起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之火，社会民主黨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劳方利益的一方。社会民主党始终是经济和谐发展与资方统治社会的抗衡力量，他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1。事实的确如此，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保证瑞典人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保证了资本的增值。充分发挥了资本和劳动者两个因素积极的作用，较好地协调了劳资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了公平与效率有机地完美地统一。所以说，瑞典模式不是先公平后效率，而是把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典范，确实打破了“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这个咒语，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社会发展模式。

四、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虽然所有国家和民族在资源禀赋、发展起点、依赖路径和政策选择等方面千差万别，但都在谋求进步和发展，发展的愿望和探索的步伐从来没有停顿。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这两个根本问题的完美解答始终绕不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否则就会在发展道路上走偏。从政策层面来看，反贫困虽然是以追求公平为主要政策目标，但同样不能排斥效率这个政策目标，否则就会失去反贫困所需要的物质和社会资源。贫困线的制定生动地展示出公平与效率的艰难抉择过程，事实上二者并不是总是对立的，而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最佳的选择是“效率与公平兼顾”，其关键点又在于我们到底愿意以多少效率为代价去换取更多的公平。在这个政策目标基础上，具体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确定其贫困线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責任编辑：晓 亮）

The Philosophy Pivot Resolution of Poverty Line Optimization from Efficiency and Equity Perspective

Wang Rongdang

Abstract： Fighting poverty is an equity oriented policy by the government and， establishing poverty line is the basis of fighting poverty.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asonable poverty line is a decision about equity and efficiency. The efficiency-oriented market can provide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imination and social equity. In other words， poverty elimination needs the market economy， but it can not depend on the market. The selection of poverty line vividly reflects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equity. If poverty line is set too low， the poor will los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and even the surviving， which is quite unfair. If the poverty line is set to high， the government input to poverty elimination will be too high， which will leads to the heavy burden of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finally loses efficiency. Throug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best option is to accommodate efficiency and equity， and that the key point is how much efficiency we wish to sacrifice to exchange for equity.

Keywords： Poverty Line； Philosophy Pivot； Efficiency and Equity； Second-time Re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