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刘毓庆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十四《春秋》：正名分而明责任（下）

山西 刘毓庆

《春秋》是“经”又是“史”，它开创了以坚持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为核心的中国史学传统，使史学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监督系统；它也开创了以文化而不以血统为原则的多民族国家传统。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就是九个字：定是非，正名分，明责任。《春秋》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

《春秋》 经学 史学 “春秋大义” 价值观

《春秋》的文化意义

关于《春秋》的文化意义，主要谈两点。

第一，它开创了以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为核心的中国史学传统，使史学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监督系统。中国古代的史官其实就是一个监督系统，《尚书》就是由史官记载的尧舜禹及三代帝王的言行录。到春秋时期，各国也都有史官记录君王言行，所谓“君举必书”。历代皇帝也大都有《起居注》，就是皇帝言行起居的记录。而我们古代也在制度上保证了史官工作的独立性，不受包括皇帝在内的掌权人物的干涉。对于记录的内容，史官有权不让皇帝本人看。这项权利也基本上是有保障的。也正是因为史官有相对的独立性，皇帝不能随意看史官的记述，更不能篡改历史档案，所以很多皇帝都有所畏惧，不敢肆意妄言、妄为。《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褚遂良负责记录皇帝言行时，唐太宗曾问他：“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未闻天子自观史”，这反映了古代的史官制度，其目的就是要保证记述的真实性及不可篡改性，而且使君主“不为非法”，坚持道德原则以行事。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答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从褚遂良不卑不亢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古代史家的传统。司马光《涑水记闻》里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恱，赐金帛慰劳之。”由此可见，史官是作为一个监督系统存在的。

不但如此，中国古代还建立了一种“秉笔直书”的修史品质。孔子就曾评价春秋史官董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在“赵盾弑其君”的事情上，董狐就以“明责任”的态度，让赵盾承担了弑君的罪名。而在“崔杼弑其君”的事件中，史官因书“崔杼弑其君”，连命都丢了。《左传》记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史官是杀不完的，崔杼只好放弃了。可除了他们，居然还有人为这事儿找上门来送死的。《左传》记载：“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就是那个时代史官的责任和风骨。这种风骨传到司马迁这里，他依然为了记史而含垢忍辱，最终完成《史记》。《汉书》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也是史官的优良传统。

第二，它开创了以文化而不以血统为原则的多民族国家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以前说《春秋》有“夷夏之辨”，但是《春秋》的“夷夏”观，它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血统为标准的。所以唐代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你是夷人，但你用的是中国的礼，我就把你当中国人来对待；即使你是中原诸夏的人，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夷礼，我也照样把你当夷人对待，把你推出去。所以，孔子以文化作为判断标准。《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对于这个句子，现在通常的解释是：夷狄就算有君，也不如诸夏没有君。就是说夷狄之人不懂得礼义，是野蛮人，即使有君也不懂君臣关系；而诸夏即使无君，仁义礼智信也能让诸夏的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正常运行。是这个意思吗？我认为不是。孔子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夷狄是有君的，不像诸夏连君都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之礼，其大纲便在君臣、父子、夫妇之别，但诸夏篡弑频仍，大夫目中无国君，诸侯目中无天子，像鲁国的“三桓”“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这本身就是眼里无君的表现。礼已失去了对权贵的约束。而在儒者的眼中，“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语）。所以孔子对诸夏有“夷狄之不如”的斥责。孔子的“夷夏之辨”，其实是在礼上，即文化上考虑的，而不在血统上。这是孔子所开创的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如今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恐怕和这个传统是有关系的。

《春秋》里有很多相关的例子。《春秋》僖公二十七年“经”文：“春，杞子来朝。”《左传》详注其事：“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子本来是夏人的后代，被迫到了东夷。杜预注曰：“杞，先代之后，而廹于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故杞子卒传言其夷也。” 杞桓公本来是一个中原人，只不过流落到东夷而已，孔子为什么不称其“杞桓公”而要称他为“子”呢？就是因为他用的是夷礼，所以要贬他，称他为“子”。

这就是《春秋》的文化意义。我们对其意义的发掘，不仅有助于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参照，其所蕴涵的精神更可供今人思考和借鉴。

《春秋》与西方价值观

事要论是非，人要讲名分，名要担责任，这代表着《春秋》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是非，还是名分、责任，都是为了群体内部的秩序建立与关系和谐而定义的，其根本点是保证社会全体的最大利益。一个人办事要有是非原则，如此，才能保证行为的道义性；人在家庭关系或社会群体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和角色，名便是标识这角色与位置的；在一定的位置，充当一定的角色，就有一定的责任。人只有承担起自己名分所赋予的责任，演好其在群体关系中的角色，才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这个价值体系中，一个人的价值是与他在家庭结构及社会结构中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价值的意义主要在于维护社会的和平秩序与永久稳定。

“名分”“责任”作为一种价值观，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为中华民族全体所认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成为一代年轻人信奉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所强调的也是责任，谁的责任心强，谁的任务完成得更好，谁的精神境界更高，成为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的荣耀。这与我们所谈的“名分”“责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螺丝钉精神”片面强调人的政治性，而忽略了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在社会中选择角色的自由空间，等于是把所有的人都拴在了政治的战车上，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后，“我很重要”的口号劈空而来，女作家毕淑敏《我很重要》一文振聋发聩，火了很多年。这篇文章之所以“热”，之所以被人们喜爱和推崇，就在于它唤起了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我”，让人们将曾经被固有的观念缩小的“我”重新放大，让那些曾经卑微的生命在内心深处有了顶天立地的尊严。这似乎是给年轻的人们吹响了“实现自我”的号角。

然而就此以降，西方价值观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个人主义高扬，强调“名分”与“责任”的传统价值体系被颠覆。当下，“实现自我”“实现梦想”“自我价值体现”，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我最强”“我能”“我要”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最强音。的确，每一个人都需要把自己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做最好的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能深入思考，想一想这种价值观所带来的中国式危机，想一想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一个中国人肩上应有的责任，又会怎样决定自己的行为呢？

比如，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在家庭中作为儿女，就是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就应该承担起做儿女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尽孝”。父母是给自己生命的人，是用生命呵护自己成长的人，是对自己最有恩的人。我们如何用生命去爱护他们，回报他们，给他们以生活上与精神上的安顿，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别人不能代替，也无法代替。因为对现在高收入的家庭来说，父母并不需要儿女的钱，而需要的是儿女的陪伴，是多见几次儿女的面，这个别人能代替吗？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讲的就是儿女对父母的责任。但是现在，为了“实现自我”，多少年轻人毕业后要到北、上、广，甚至出国实现梦想，“生活在别处”，让父母过着“空巢”生活，孤独老人死在房中多日甚至几月无人知晓的事情不时见诸媒体。请想一想，一个人连自己该尽的责任都不能尽到，又怎么能奢谈价值？你的价值应该是在你完成责任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出国不归，作为父母，大都抱这样一种心态：爱孩子却不要求孩子为自己做什么。正如《老子》中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这是一种大情怀，只要孩子发展好，什么都无所谓。但是这些长大的年轻人，是否就可以弃父母于不顾，为了所谓的理想和梦想而将父母置于孤独无养的境地？准备让谁替代自己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父母为了让孩子减少顾虑，往往说“别担心我们”，但孩子是否真的可以不需要担心他们？“70后”以前的人还好，有兄弟姊妹几个，出国的这一个可以在国外把钱提供上，让哥哥、姐姐帮助自己履行孝顺父母的职责，但是如果没有兄弟姐妹怎么办？

我们不妨细读毕淑敏女士的《我很重要》，她认为“我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生命来之不易，“我们的生命，端坐于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因为“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因为“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因为“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因为“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因为“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所以，“我很重要”。在这里，强调个人重要性，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个人对于自我、父母、爱人、孩子、朋友、事业的不可或缺，强调的是一种不可逃避也不可推卸的责任。

比较两种价值观，“名分”“责任”，是要把一个人融入群体中，让他意识到自己在群体结构中的角色和位置。“实现自我”“自我价值”，是要把自己从群体中剥离出来，强调自己的独立存在。前者关注的是人的道德性，希望人能在道德原则的坚持中，很好地完成社会赋予自己的责任，在责任的履行中，体现自己对于社会、家庭的意义。甚至在“假如没有我，祥和就会失去”的设定中，来体会自己存在的价值。后者关注的则是人的创造性的一面，希望人能通过充分的、没有约束的自我才能展现，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展示个性生命的姿彩。前者是把家庭、社会的和平、稳定放在首位，追求的是万世太平；后者是把自己的成功、幸福放在首位，追求的是自我才能的体现。前者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放弃责任；后者是宁愿抛弃家庭，也要追求成功。对社会来说，我们更需要哪一种人？这就是我们学习《春秋》的意义。它要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认识自己的名分，明确自己的责任，而且思考如何做得更好。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雅颂新考》《诗经图注》《从经学到文学》等专著二十余部。

编 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