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老鬼

艰难问世的《血色黄昏》（下）

北京 老鬼

1982年春，我结束了在北大的四年学习生活。当年夏天，在北大南门与文学专业的张曼菱无意相遇。过去从没与她说过话，鼓足勇气，主动跟她打招呼，并问她能不能给我看看稿子，提提意见，张曼菱爽快答应。她是北大知名人物，在校期间就发表了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轰动全国文坛。

很快，张曼菱给我写了封感人的信：

三天阅读，在热梦之中，又尝到了流泪的痛快。至此阅毕，到水房洗一把凉水，窗外绿树入目，才意识到这是在1982年夏，美丽的北大。说不清是在怀念苦难，还是怀念青春？这是近年来我所见过的最生活、最痛苦、最倔强的灵魂，这是别一种艺术，别一种价值……

她对我说如果把这本书拍成电视剧，白镇日本的《姿三四郎》。

她特别热心，立刻就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写信，推荐我的稿子。李小林回信表示有兴趣看，我即把稿子寄去。过了段时间，李小林回信了：

马波同志：

你好！

稿子看完了，它使我很激动，这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而是用这一代青年的血和泪凝成的。当然，在艺术上作品还显得粗糙幼稚。但它却有真情实感，内容厚实，不少章节写得十分感人。这如你在扉页上写的，献给这一代青年。我想，你的小说是会引起这一代人共鸣的。

我虽然比你长几岁，但作品中写的一些事，我也曾经历过。尽管比起你来，我要轻松多了，但你的心情、境遇，我完全能理解……

下面我谈一些意见，只是我的直感，不一定正确，供你修改时参考吧。

……

总之，作品还需要进行很好的艺术加工，恐怕还得多下些功夫，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把它改好的。你有感受，有激情，有力量，作为一种真实的记录，作为一种历史的回顾，你也有责任把它搞好。因为忙，看得匆忙，写得也很匆忙，耽误了这么久，实在抱歉得很，只能再次请你原谅了。

问母亲好。

祝好！

李小林

1983年2月24日

事先对手稿在《收获》上发表根本没抱希望。所以收到李小林的退稿，很平静，没一点脾气。我与她素不相识，能给我写密密麻麻七页纸的信，就够我激动的了。况且，信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友好和信任，温暖扑面，心里非常感谢她。

我当时在文艺出版社做编辑，想碰碰运气。就把稿子给文艺出版社主管小说的蔡编辑看。他在出版社内有威信，自己也有著作。很快答复：稿子不错，能读下去，但粗糙，文学性差，目前这个样子无法出版。

与蔡同一个办公室的女同事张章（张天翼的女儿）听说我的稿子被否定后，又主动帮我推荐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熟人那里给看，可最后依旧没戏。张章平日与我甚少来往，却有副热心肠，乐于助人，不图回报。

虽然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却没给我碰气馁，因为手稿在朋友中传阅了几年，反映极好。绝大多数都是一口气看完，其中不少人还给我写了读后感。比如，曾在山西插队的小平头刘迪说：

书稿有吸引力。看完一章，以为没什么可写的了。接着看下一章，仍有东西，还能看下去。看完下一章后，又以为没什么可写的了，但读了再下一章，还不失望，总之能抓住人。看完后觉得饿，总想吃饭。我本不喜欢看武打，太假。但看了《八年》后，里面打架的场面虽不少，能看得下去，感到了一股血气。

老吕，后来的《狼图腾》作者，也给我写信说：

我一口气读完《八年》，有十几年了，我从没有一连气看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了。第一印象是粗野、真实，感情充沛，让人一连几天满脑子全回荡着《八年》，可能是勾引起了我自己的经历的缘故。我觉得这是一部能够打动千万人的作品，它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反响的。我从来没有读过这种粗野、真实的作品，我觉得你的作品是开创了文学上的“野兽派”。愤怒到疯狂的地步，才能真实表达出千千万万“反革命”的感情。总之，你的作品比我想象的要好。我都想不惜代价油印，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这些热气腾腾的文字，大大减轻了“儿子”被人一次次瞧不上的心痛，大大坚定了自己的自信。咬牙继续修改，一有闲空就改，争取改得更好。一定要让我们内蒙古这一大帮褴褛的、肮脏的乡巴佬一样的知青走进高雅洁净的文学殿堂！

……

1984年春天，我拿着最新的修改稿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许岱站起来，热情与我握手。

“这次修改，我注意增加了光明面，你看看能不能通过。”

“好，我找个时间看看。”他恳切地说：“马波，你放心，我再说一遍，不论中央下来什么文件，我们出版你稿子的决定都没有改变。将来，即使我不在这工作了，我也会委托别人盯着这部稿子。”

“那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出呢？”

“这不好说，还得要等一等。我们因为出了《晚霞消失的时候》，整天都写检查，一遍一遍地写还通不过。现在要再出你这本，那就更热闹了。对不对？报上老批你，那滋味好受吗？ 咱们不能干这傻事。”

许岱的脸上带着饱经风霜的皱纹，他眼睛看着我时，总流露出忧郁和同情。

“马波，我倒有个想法，你可以给个刊物先发一下，看看反映；也可以送给评论界的一些权威看看，比如冯牧，只要他点了头，我们马上就出。”

“好吧，我试试。但我跟冯牧素不相识，我找找其他人吧。”

1984年3月，春暖花开的季节。母亲从南方回来开人代会，住在王府井的总参招待所。我去看她时，她关心地问：“你的书稿现在怎么样了？”自从听说中青社要给我出书，母亲已改变了态度，不再反对我写。

“中青社还说要出，但要等机会。他们同意我可把稿子给其他地方。”

“中青社胆子小。当年，我的《青春之歌》给他们，他们说出又不敢出，拖了很长时间。对，你完全可以多找几个地方试试。”

趁母亲心情好，我请她给我向花城出版社介绍介绍，她与花城的关系密切。母亲答应了。不久，她让我去香山见花城出版社小说编辑室主任李汗。李汗对我说：“小伙子，你放心，我准备让一个比较‘冲’的年轻编辑看你的稿子。”

不过，大失所望。最终结果是手稿被退回，里面还附了一封信：

马波同志：

您好！

大作已拜读。作品试图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来反映那个特定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生活，有一定意义，也真实可信。但依我们看来，作品明显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以致影响了作品的成功。

一、主人公及其一伙本来是怀着要做一些事的朦胧意识来到生产建设兵团的。而到内蒙古之后，却很难看到他们几人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行动。全书笔墨都集中在主人公惹事，受迫害，非人待遇，平反等一系列过程。这样作为一部写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主题内涵是不是显得过浅？

二、在描写上，比较过多地叙述事件，忽略了个性刻画，因此作品中人物大多缺少性格特征，或者说性格特征不明显。

三、结构比较散，文字表达也比较一般。

以上几点，不一定对，谨供您参考。考虑到稿子离出版要求尚远，故退回给您，请查收。

谢谢您的支持！

花城出版社 文学编辑室

1984年7月5日

这编辑真“冲”啊！我的主题怎么浅了！表现千千万万知青那段艰辛难忘的生活，揭露兵团一帮现役干部胡作非为，这主题怎么浅了？我们下去后，听党的话，狠抓阶级斗争，冲锋陷阵在第一线，如果错误也值得后人借鉴，怎么叫“惹事”呢？光我们一天脱五百块大土坯，从早干到晚，累得跟死猪一样用棍子敲才能敲醒；光我们背一冬天大石头，磨烂一双大头鞋，砸掉几个脚趾甲，我们就值得歌颂！一点不比中学生的恋爱故事差。包括李小林看完后都很感动，给我写了长信，怎么你就这么贬低踩祸？

花城的信让我很生气！为表抗议，我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寄回该出版社，并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纯粹奶油小生之见！”

但我把该退稿信全文抄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留作纪念。

不久，母亲听说这件事后，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个劲埋怨：“嘿呀，你这个愣头青，即便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也没必要把信退回去哇，多没涵养！你太鲁莽了，长此下去，你把我的关系都要得罪光！”

好不容易老妈给推荐了一次，结果白生了一肚子气，以后再也没找老妈帮忙。花城出版社是母亲唯一帮我推荐的一家出版社，也是最惹我愤怒的一家。

……

北大同学张曼菱还在持续关注着我的书稿。听说中青社一直迟迟不敢出，又给我出主意，她认识山西大型刊物《黄河》的副主编，可推荐给他看。

于是，我的手稿就到了《黄河》副主编的手里。看完后反响极其强烈，类似李小林，给我写了封长信，述说感想。还在北京与我长谈一次，竭力劝我大改，觉得这样才能镇过他的书稿，否则他就镇过我。我说大改就不真实了，现在这个样子是最真实的。镇不过你，我不在乎。但他的理由很多，他是清华附中的好学生，学识渊博，我说服不了他，就请刘辉宣帮我说服。刘对我的手稿评价不低，他口才好，见多识广，善于雄辩，又很哥儿们，终于帮我说服了他，不用大改。《黄河》副主编给我提了些具体意见后，让我抓紧改，《黄河》副主编准备出一期增刊全文刊发。最令人感动的是他还预支了我两千元稿费。这是1985年，我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

我于是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许岱，告诉他我的稿子要在《黄河》上刊发。

许岱说，好啊，让他们登吧，随后我们出书。

于是，我告诉《黄河》副主编，中青社同意先在刊物上发，随后他们出书。

他说，书他们也要出。他已跟山西文联出版公司说了这事。

我说中青社早就跟我说好，要出我的书，我也同意了，我不能食言呀。

他说，我对你的稿子够看重的了，都预支了你两千元稿费。中青社开空头支票，一直说出，却一直不给出，你完全可以收回承诺。

我说，我答应了中青社出书，就不能变卦啊。

他问，是不是嫌我们山西的出版社名气不大啊？

我点点头，是呀，中青社是国家级的大出版社。你们那儿的出版公司太小。

《黄河》副主编脸色变了，没想到你这么势利。

我说，我承认自己势利。明摆着中国青年出版社比你们山西文联出版公司有影响。换了别人，也会这样选择。

他瞪着我，冷笑道，好吧，那你就找你的大出版社出吧。

我瞪着他表示，作者也有作者的尊严，绝不处处逢迎巴结你们编辑大老板。

我们遂不欢而散。

虽然与《黄河》副主编争吵，但我猜他不会变卦，毙了我的稿子，因为稿费都预支我了。但过了几个月，迟迟不见《黄河》发表。我很着急，就利用出差机会去太原找他。听说他在临潼陆军疗养院，就又连夜赶到临潼。

他坦言，自我们争吵过后，他很郁闷，一次喝酒时把与我争吵的情况跟编辑部几个同事讲了。编辑部弟兄们觉得既然我这么势利，成不了朋友，发稿还有什么意思。再加上省委有指示，要控制出增刊，增刊申请也批不下来，他们就不发了，书也不出了，等于白白送给我两千元稿费。

我这个沮丧啊，真如晴天霹雳，目瞪口呆。但他还挺友好，说他认识上海《小说界》的一个熟人，他想推荐到那里试一试。他劝我继续找中青社出书，并答应给许岱写封信说明情况。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临潼陆军疗养院。

回到北京就去中青社找到许岱：“《黄河》因为批不下增刊号，出不了了，《黄河》副主编让我再来找你，看看你们能不能先把书印出来？”

许岱呆呆地望着我：“他的信我也收到了。说真的，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你的稿子这么不顺利，暴露了我们出版制度上的许多问题。出版社并没有真正的自主权，一切围着上面的指示转，一个时期一个政策，一个时期一个重点，老不稳定，结果出一本好书很难很难……可我们出版社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上面的事。目前小说很不景气，全国书店里积压了十二个亿。大批小说卖不出去，只好折价出售。我们社今年计划二十一部长篇给压缩到九部，砍了一多半。你这部稿子压了多年，我也很不踏实。你能不能再跟《黄河》说说，他们先发一下。”

“《黄河》副主编说他们已不可能了，才让我找你。”

许岱眼神忧伤，很发愁地说：“今年计划已定，我把别人的书稿砍下去，上你的，别人不同样有意见吗？不好办呀。”

我无言以对。真是欲哭无泪，白白空欢喜一场！

我也不想拿出陈登科的信来压许岱，估计压也没用。

……

《今天》老友徐晓是我最早的读者之一，她听说了书稿的遭遇后，把我的手稿推荐给作家出版社的潘青萍。在给潘的信中说：“这部稿子已在下面流传几年了，很多看过的人都流了泪。青年出版社、《黄河》等都曾准备出，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出成。此书绝对有商业价值，就真实性来说，在中国小说中首屈一指。”

潘青萍看完稿件后，向我表示：“你的稿子确实很真实感人。我也下过乡，勾起了很多回忆。但我认为还得再修改。现在这样子是不可能出版的，有些粗糙。”

我说：“文学不能全都一个样子，应该有细也有粗，我要的就是这个粗粝。”

她很为难地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但作家出版社管事的不见得有你这种看法。恐怕我就是同意了，上面也很难通过。”

我知道没戏了，抱着自己的稿子默默离开了作家出版社。不禁想起了一凡的话：你的手稿缺少文学性才更突显了它的真实，缺点反而成了优点，要保持住。

狡兔三窟，其间，我还曾给在美国留学的一位热心读者叶娃写信，请她帮忙在海外出。叶娃说她的一个亲戚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让我把手稿给她亲戚寄去。我费很大力气才把稿件寄给她亲戚（当时寄往海外的稿件要去海关办繁琐手续）。但等了很久很久，她亲戚来信表示香港三联书店没看上。

还得硬着头皮再去找出版社。

有人建议我找找王小平，她是我北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负责长篇小说。我很快把稿子送到她的办公室。自忖：稿子曾感动过北京出版社的吕果，或许也能感动她。三个星期后，王小平来信了，承认这部稿子有很强的可读性，能一口气看完。但又说了很多意见，主要是欠雕琢，必须大改，否则出版无望。

碰了这几个钉子后，格外怀念起《黄河》副主编，很后悔跟他吵架，后悔没让他出书。让他出了，现在就不用这么到处求人了。哎呀，小出版社也会出好书，大出版社也会出糟品。我太势利了！

……

1986年7月30日，星期六中午，我正在家里写信，突然有人按门铃。

打开一看，是位陌生男子，自称是工人出版社的，来谈稿子的事。

我有点莫名其妙，忙请他进屋。这位男子微笑道：“我奉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之命来取你的稿子，工人出版社决定给你出书！”

难道天上掉下了馅儿饼？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把我弄得不敢相信。

他告诉我他叫岳建一，是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南云瑞原在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当副主任，看过我的稿子，很喜欢。但当时副主任有三个，他排在最后，做不了主。去年，他调到工人出版社当了负责文艺类图书的副总编，有了实权，又想起这部稿子，就委托岳建一来找。说作者名字忘记了，只记得是杨沫的儿子。

岳建一四处打听，很快找到了姐姐徐然，又从徐然那里得到了我的住址。酷暑当头，他满头大汗，找到我家。

“那太好了，可稿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小平那儿，她说要请个老编辑再给看看。”

“我认识她，我去取。”建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咱们说好了，你可得让我们出呀，王小平要是再想出，不能给她了。”

“没问题。但你们不会变卦，让我再次两头落空吧？”

“绝对不会。你放心好了。我们大热天找上门来取稿子能不给你出吗？”

“我碰了很多钉子，实在不敢再轻信。《黄河》副主编原来也信誓旦旦说给我出，都预支我两千元稿费了，最后也没出。”

“这次你就放心吧。”

9月5日，建一再次来到我家说：“稿子看完了，好！有几处还掉了泪。你这部书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残忍的真实。粗粝，苍劲。他还告诉我，文艺编辑室主任王玉璋说，读了后直冒冷汗，惊心动魄，好稿子呀！我算明白为什么那么些出版社不敢出了。出了容易捅娄子。文以载道，我们能担当就担当吧！”

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也表示：“出吧，豁出去了。这稿子有可能捅娄子，不就副主编不当了吗？”

“八年”的名字太平淡，编辑提议换个名字。跟徐然姐姐商量后，她给我想出了《血色黄昏》的名字。署名为“老鬼”，是我在内蒙古劳改时的外号。

1987年11月19日，岳建一来电话说，《血色黄昏》一书已经送到出版社，让我去取二十本样书，约好晚6点半去取样书。我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

建一微笑着把两包书给我：“老鬼，你这书骗了我好几滴眼泪，头版三万册卖光后，我们再印第二版。”

回到家，解开包书的牛皮纸，首先送给曾为这本书四处推荐奔走的朋友。他们是李南、程玉、陈一凡、陈建功、吕果、田增翔、陈登科、张章、张曼菱、刘辉宣、叶娃、徐晓、秦燕子、南云瑞等。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超过了亲老妈！在给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的书扉页上写道：

送老南同志留念！

没有您，就没有这本书。您的魄力和胆识将与这本书永存！

衷心感谢您！

老鬼

1987年11月20日

书是出来了，会被读者喜欢吗？手头虽有一大把读者来信，心里仍没底。

《法制日报》研究室主任王兰给了我第一个回响。她专程来我家中祝贺：“马波，你的书极好！若拍成电影一定轰动！这本书有震撼力。真的，我看书从不轻易说好，一般也就说不错，你这本书确实是真好！”

接着，报社同事曾小明对我说：“嘿，马波，你的书挺牛。我家附近的个体书摊也在卖呢，要买它还得搭其他的书才卖。”

据建一讲，头版已销售一空，他们准备再印五万册。工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门前排了长队买《血色黄昏》。

我又买了两百本《血色黄昏》送给所有为我提供材料、抄过稿子、帮过我的人。唯独没给母亲。她当年曾坚决反对我写这本书，还支持父亲偷我稿子，并与我断交。现在我与老妈关系正常了，若主动送她书怕伤她的心——似乎在向她证明儿子正确，老妈错误。自己还是低调一点，沉默一点吧，别刺激老妈，揭她的伤疤了。所以《血色黄昏》出版后，一直没给母亲。直到她责怪我了，才送她两本。针对一些人批评我的书粗糙，老妈还替我辩解了几句。

……

1988年2月6日《北京日报》第三版发表《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引起反响》一文：

一部由当年的北京知识青年写成的在内蒙古插队的纪实性长篇小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西影导演吴天明表示，要将这部书搬上银幕……就小说的规模、烈度、真实性及震撼力来说，《血色黄昏》所达到的程度，在同类知青文学中尚不多见。因此这部在1980年就曾被某出版社要出版的书，历经七年坎坷……

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曹文轩老师向我表示，《血色黄昏》是知青作品中真正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是知青文学迄今为止的又一巅峰。

哇，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我明白，自己的书成功了！绝对成功了！

万分的感慨，人生有时候真得靠运气啊。如果南云瑞没调到工人出版社当副总编，如果他调到工人出版社当副总编却不分管文艺，如果他在中青社没看过我的稿子，如果他记性不好，忘记了这部稿子，那世界上就不会有《血色黄昏》。这一切都碰巧让我撞上了，结果在漂泊了十六家出版单位之后，这部书稿终于出笼了。

又回想起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父亲那小心紧张的样子，很庆幸自己没听他的话。现在我不再计较他偷我手稿，骂我白眼狼，过河拆桥，跟我断交。相信九泉之下的父亲也会为我的书轰动全北京城面露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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