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成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以前，凤翔长期是关中西部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城镇。这得益于凤翔在古代政治格局上的深厚积淀及其在传统交通格局中的枢纽地位。但随着近代以铁路为主的新式交通体系的构建，城镇发展模式发生巨大转变。凤翔由于远离铁路干线，逐渐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中被边缘化，以至彻底丧失形成两千年之久的区域中心城镇的地位。

关键词：陇海铁路；凤翔；中心城镇；丧失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162-02

近代中国，以铁路为主的新式交通体系建立后，传统城镇格局发生巨大调整，位于铁路干线或铁路交通枢纽的城镇迅速崛起，远离铁路干线的城镇则日趋衰落。就近代关中而言，宝鸡的崛起与凤翔的衰落即是典型一例。

一、陇海铁路通达前凤翔长期是关中西部的中心城市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格局下的城市分布格局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特定地区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城市，往往可以借此进一步发展为区域经济中心，最终形成区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重合。对于凤翔在关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地位，历代志书均有明确记载。凤翔的城市地位在唐代达到顶峰，“至德二载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清凤翔知府达灵阿主修的《重修凤翔府志》亦指出：“凤郡当三秦之一，自古为奥区。”[1]凤翔历代商业中心均在东关，从东关到纸坊街号称“十里长街”。清代同治以前，“十里长街”车马辐辏，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是“巨商大贾所居，为一郡精华之地”[2]。光绪十八年（1892年），陕西巡抚给清廷的奏折中亦指出：“惟省会西安并凤翔、同州三府属，铺户既多，商贾亦众。”[3]这也说明当时的凤翔在陕西居于重要地位。直至陇海铁路通车宝鸡以前，凤翔一直是关中西部的中心城市，有“旱码头”之称的凤翔县城城区人口最盛时曾达86 000余人[4]，“职业则农商各占十分之三，工业及劳动者各占十分之二”“民国初元颇有变都市经济状态为国家经济状态之望”[5]。

民国初期，陕西政局动荡不安，公路建设严重滞后。直到1922年西（安）潼（关）汽车路开通，方为“陕人开一新纪元”[6]，陕西陆路交通自此进入以公路运输为主导的新阶段。在此后的公路建设中，凤翔因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公路建设进展顺利，1936年出版的《陕西省地方概况报告》对此有明确记载：凤翔“公路交通，堪称发达，计有西凤、凤陇及凤汉三大公路，均交会于此。”[7]兹列举上述三路概况如下：一为西凤路。该路起自西安，途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及岐山等地，迄于凤翔，全长360华里。二为凤汉路。该路以凤翔为起点，汉中为终点，中经宝鸡、凤县、褒城等地，全长296.8公里。三为凤陇路。本路以凤翔为起点，中经■阳、陇县等地，止于陇县边境之马鹿镇，全长270华里。以上三路的建成开通，使得凤翔在沟通川、陕、甘交通方面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从凤翔西行经西凤路可达西安，与陇海铁路接驳，声气通于沪上；北行经凤陇路，可远达兰、新；南行经凤汉路可至汉中，通过丹江水运与汉口联络。由此，西北的皮货、四川的糖品与沪、汉等地的洋货得以互致其利、沟通转输。“近年天和岁稔，民气昭苏，益以西汉路、凤陇路之通车，（凤翔）市面有欣欣向荣之势……东关与南街，新建房屋数院，均系备作烧酒之用，旅馆有长安、西秦、华北、西北、世界、五洲、长顺、裕泰等家，常有客满之患，亦足觇繁荣之象，本市商家，如清酒、药纸、山货、木器、铁货等，或系屯买货物，以备忙后销售，或系采购原料，以便忙罢开工。”[8]便利的公路交通，在促使凤翔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陇海铁路通车宝鸡以前，凤翔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成为关中西部交通网络的中心，不论是传统驿道，抑或是公路，莫不以凤翔为枢纽。这一时期，凤翔的政治地位与交通地位互相促进，互为助益，保证了凤翔作为关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地位。其时，凤翔经济之活跃，也可以从每年的贸易额上体现出来。据陕西省建设厅统计，1930年度凤翔主要商业行业如水烟店、酒店、盐店，资本总额达1 680 000元，年售货总值亦高达1 931 500元。而同期宝鸡主要商业行业如油盐店、药材店、洋货铺、山货店，资本总额仅为134 200元，年售货总值也仅为487 250元，分别只约及凤翔的8%、25%[9]。凤翔、宝鸡经济规模与商业影响范围之优劣差异，于此尽现。

二、陇海铁路通达宝鸡后凤翔的衰落

但陇海铁路通车宝鸡，打破了这一局面。“凤翔为本省西路重镇，居陕甘川交通要冲，三省商货往来，必经此间，以故往年商务本甚发达。自陇海路西通宝鸡后，昔日地位遂为宝鸡所代，地方经济大受影响。”[10]

其实，在陇海铁路展筑至西安后，继续西展究取何路线，初时尚无定论。并有南线、北线之议。南线循渭河流域经咸阳、宝鸡、甘谷、陇西而奔兰州；北线则沿泾水流域经泾阳、旬邑、泾川、平凉、六盘山至于兰州。当时，北线之议甚炽，基本已成定局。但却遭凤翔专署和商民的极力反对，并向西段工程局坚请将铁路改道凤翔。理由是，凤翔为关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且自古以来就是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货运集中之地。即使陕南的货物，在汉江不畅时，也须经由宝鸡集中于凤翔集散。若铁路不经过凤翔，则所有货运将被宝鸡、虢镇两站吸收净尽，凤翔商业将会萧条不堪。时任西段工程局局长洪观涛经对凤翔商民提出的路线实地勘察，发觉该路线工程量过大、需款甚巨，认为铁路应统筹兼顾，断不能以救济一县之故而舍易就难，表示对凤翔商民爱莫能助，铁路线仍按计划直通宝鸡。

至1936年，修建宝鸡至凤翔间支线铁路之议又炽。但此时已届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与铁道部专注于陇海铁路干线尽速西展兰州，陇海铁路西段工程局则因财力、物力紧缺，无力顾及支线铁路的建设；凤翔商業虽较繁荣，但只以凤翔商界之力，实难负担修建铁路所需之巨款。因此，受内外因素的双重制约，修建宝鸡至凤翔间支线铁路的计划终归流产，凤翔再次失去了发展成为铁路城市的机遇。凤翔各界前后两次对铁路的争取，均以失败而告终，致使凤翔的经济发展轨迹发生重大变化。

铁路对凤翔经济的影响也很快显现无遗，凤翔“向称西路重镇，自陇海铁路沿渭滨西展，车站改设虢镇后，市面繁荣遽形减色”[11]。杨钟健著《抗战中看河山》亦指出：“凤翔原为关中一府，地势宏大，且为汽车路所经过，不幸自陇海铁路通后，日益萧条。”[12]由于铁路运输方便快捷、费省安全，所以，客商纷纷弃旧逐新，关中西部货物流向就此发生改变。铁路通达宝鸡之前，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运进的日用百货在陕分销及进入甘肃，必须经过凤翔；西北的药材、水烟等商品要想运销沪、汉，亦须先集中凤翔，再经三原、泾阳东运。陇海铁路通车宝鸡后，“东路来货如绸缎疋头、洋广杂货、化妆品、五金材料、纸烟、洋面、棉纱、毛织物之类，大多集中西安转至宝鸡，再由汽车、胶轮大车，或人力拖车运至汉中，再分销于陕南各地。如红白糖、茶叶、卷烟、川产药材、川产纸类，则由成都用汽车、胶轮大车、人力拖车，运至汉中或迳至宝鸡，再分销于关中各县。甘肃驮运带回甘盐及甘产药材等，亦北集于宝鸡”。商货不再经凤翔集散导致凤翔经济的萧条，也可以从凤翔过载行店的兴衰上得以窥见。当凤翔贸易最盛之时，县城有过载行20家以上，驴骡运输四时不停；而到1942年时，凤翔县城仅有转运行9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宝鸡在1942年有“过载行达四十八家之多，咸阳渭南皆不能及。”[13]鳳翔经济之兴衰于此可见一斑。

远离铁路线，不仅仅导致商业的萧条，在其后的工业西迁大潮中，凤翔也因交通不便而未能吸引东部厂矿企业来迁。全面抗战爆发后，陕西成为战略大后方，东部工厂纷纷迁陕，但大都分布在铁路沿线城市。在关中西部地区，宝鸡作为陇海铁路的终点，吸引大量企业落户。凤翔虽距离宝鸡仅百十公里之遥，且有公路连通，然由于内迁企业均为机器工业，对新式交通尤其是铁路运输颇为倚重，加之宝鸡在铁路通达后，成为沟通中原、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不仅大量物资集中于此，且有大量难民聚集，提供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这些都成为吸引内迁企业落户宝鸡段重要因素。凤翔则终以交通不便，未能纳入内迁企业择址视域。1941年，陕西省第九行政专员公署由凤翔迁宝鸡，标志着凤翔正式丧失了作为关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三、结语

在传统政治经济格局下，处于特定区域中的城市，其经济地位重要与否，相应地取决于其政治地位的高低；即一个城市的政治地位越高，其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就越重要，反之亦然。但宝鸡的崛起，则打破了这种局面。宝鸡以传统小县城崛起为现代工商业城市，首先在经济上取得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继而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取代凤翔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在西北地区开创了以经济实力提升城市政治地位的先例。这一现象，凸显了铁路在近代中国城市兴衰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清]达灵阿.重修凤翔府志[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9.

[2][清]张兆栋.守岐公牍汇存[M].光绪四年（1878）刻本.

[3]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商业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293.

[4]凤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301.

[5]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M].上海：中华书局，1928：66.

[6]长安交通之现状[J].道路月刊，1923（3）.

[7]国民经济研究所.陕西省地方概况报告[M].编者自刊，1936：4.

[8]各行处所商务月报：凤翔办事处（五月份）[J].陕西省银行汇刊，1936（8）.

[9]陕省各县十九年贸易状况调查统计表[J].陕西建设统计汇刊，1932（2）.

[10]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陇海铁路潼宝段沿线经济调查[M].编者自刊，1942：65.

[11]凤翔经济状况[J].陕西省银行汇刊，1939（4）.

[12]杨钟健.抗战中看河山[M].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190.

[13]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M].内刊，194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