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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译制片中的异化翻译及其跨文化传播作用

2017-05-30凌婧君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7年5期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翻译

凌婧君

摘 要:电影作为文化的输出产品,为广大观众打开了西方文化之门,深受中国观众喜爱。随着国外电影不断涌入中国市场,影视字幕翻译也随之兴起。对于译制片中的字幕翻译,目前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倾向于归化翻译,而另一种是倾向于异化翻译。尝试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讨论异化翻译的作用。

关键词:翻译;翻译腔;跨文化交际;影视翻译

中图分类号:I053.5:J9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7)05-0044-03

新中国的电影译制片历史可以追溯至1945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进口译制了中国史上第一部译制电影《普通一兵》。[1]此后,随着电影技术和设备的不断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进一步的文化交流,电影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男女老少颇为喜爱的一种文化载体媒介。三十年来,大量外国译制片引进,让中国观众享受电影艺术与娱乐的同时,也满足他们一睹国外文化的好奇心。电影译制身后有着一支精良的团队,其中电影翻译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配合配音的口型需求,早期大部分的译制片翻译和配音都会夹杂着些“洋味”,以求彰显异国风情。近些年,受到信息时代的冲击,外国文化产品屡见不鲜,网络流行词汇甚嚣尘上, 许多电影的译制片配音版翻译采取完全归化的翻译方式,选用网络最热门流行话,段子,方言等来传递电影中的含义,受到了部分观众的欢迎;但是另外也有许多观众,在看到荧幕上的外国人念着中国古诗词,说着“地沟油”“偶买噶”的时候,感到了不适。对于此现象,笔者认为,电影作为跨文化交际的载体,在翻译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异化”与“同化”的平衡,否则,将造成文化信息的丢失或误传。此文将结合“陌生化”理论及翻译异化理论进行阐述。

一、传统译制片的“陌生化”手法

(一)“陌生化”艺术手法的内涵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凡是艺术都要有几分近情理,却也要有几分不近情理…要有几分不近情理,“距离”才不至于过近,才不至于使人由美感世界回到实用世界去。”[2] 与之相似的,便是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 [3]他认为,人们每天运用的日常语言存在大量的重复性,这种重复性导致了人们对语言的麻木,使得人们对语言所唤起的形象的感觉也变得麻木。在文学表达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以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给人以新鲜感,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知。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不仅适用于一般的文学创作,对电影中人物语言同样适用。传统译制片的翻译便是在尊重原片的基础上,对中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将国外文化中的语言表达带入到翻译中去,创造出了新鲜的表达方式。

(二) “陌生化”手法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当观众选择国外电影走进电影院,他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是与其截然不同的外国人。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外国人的文化,性格,语言都是极为陌生的,电影在这个时候以其特有的表现形式充当了一个文化传递工具,告诉观众,某个国家的文化是怎样的。就观众的期待而言,他们在等待是与他们以往经验截然不同的文化体验;就事实情况而言,国外引进的电影作为他国的文化输出,一定含有浓郁的异国文化痕迹,而这种痕迹以语言形式输出的时候,如果不做“陌生化”处理,很可能显得“过于违和”。这也是中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外国人用流利地道的中国话吟诵中国古诗词感到不适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译制片团队一般会根据配音以及人物的口型对语言做一些调整,以达到既“陌生”又“熟悉”的效果,这样观眾才会产生文化差异感,这样也更符合电影中透露出的异国文化和情怀。

二、“陌生化”手法在译制片翻译中的体现

(一)异化翻译及其文化传递

奈达认为:“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言功底更重要。处理影视作品中的文化因素时,语言层面的文化差异可以首选归化策略,历史层面上的文化差异则可考虑异化策略,但二者不可断然分开的,影视作品的归化和异化的配合使用才能相得益彰,翻译时应顾及影视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以及情节发展需要,因为适合语境的语言才最有意义。”[4]

施莱尔马赫曾在《论翻译的方法》一书中提出:“翻译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5]劳伦斯韦努蒂将前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将后一种称为“归化法”。[6]

异化和归化常作为一对概念同时出现并作为对比互相解释。所谓异化,简而言之,就是保持源语言的语言文化和语言特色,但这个可能会导致目的语言的受众感觉“不顺耳”“拗口”。但也有可能因不同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内涵的思维模式给目的语言受众全新的体验模式。在我国,“五四”前后出现的“洋腔洋调”“洋味”“欧化”“西化“等概念得到了相当一部文学家、翻译家和学者的支持。例如傅斯年认为“用直译的笔法去译他;径自用他的字调、句调,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7] ;鲁迅提出翻译“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8] ;而周作人支持“翻译文体”,更甚“翻译腔”,他认为“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9]。 可见,适度的保留一定的外国文的语言特色,可以达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如果刻意将文化差异性减弱,反而失去了“洋味”,观众或读者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心也无法得到满足。

需要指出的是,适度的洋腔在词语搭配,句法结构上会与本族语惯常表达有所区别,但是并不违背目标语受众的接受习惯。中文目前的说话、书写方式很多都受到了西文/日文语法和词汇的影响,甚至白话文运动很多都是直接使用的西文的内容。一些常见的表达法如“某种程度上而言”“理论上讲”这些日常说法在中文里原来是没有白话的。但这些翻译成目标语言后,有新鲜意义,对目标语言有裨益的,也能更好的帮助受众理解原文逻辑,这是异化翻译的正面积极作用。

(二)译制片的翻译原则

译制片是将国外原版影片进行翻译配音处理后的影片。目前在影院上映的国外电影,一般都有原音字幕版和译制配音版两种。配音版的翻译,不仅要符合语意,还要为了对上演员口型,更进一步斟酌用词,断句,语序等。不论配音译制片还是字幕译制片的台词翻译,译者都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10],也必须考虑到时间制约和空间制约。因此,译制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语言层面,还要同时参考翻译配音后画面和声音的效果,观众如果发现演员口中讲出的话与其口型不符,就会有失真感,从而破坏观影时的代入和投入感,所以译制片翻译的要求尤其复杂,要求词,声,画三者协调。欧美人在讲话的时候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一般比国人要丰富得多。译制片的配音演员在具体配音的时候,为了保持语音和画面的一致,或多或少要有更夸张的语调和语气,或者尽量模仿电影原有的语调和语气。

(三)译制片中的异化翻译

大多数观众都对八九十年代央视电影频道播放的译制片中的“嘿,老伙计”“噢,我的天”“真是见鬼”“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样的常见短语印象深刻。严格来说,这些表达既不是自然的中文,也不全是英文,他们既承载了电影中源语言的文化风情,也包涵着中文。

译制片翻译的是从国外引进的片子,描写的是国外的人和事,风情思想语言都是国外的,想要完全还原异国风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不改動画面声效等元素下,对电影中的语言进行一定的再创作。因此,译制片中存在着异国情调,洋腔洋调是客观且必然存在的。实际上译制片一直颇受观众喜爱,这些短语并不妨碍观众的理解,也符合影视翻译中的翻译原则。夹杂着文化陌生感的表达,往往使得影片中异域情调的喜剧或悲剧效果被强化,且多年来,许多观众已经对这些短语耳濡目染。如果过度强调语言层面的归化,依赖目标文化的语言资源、本土经验、认知图式,而无视观众对“洋片”的文化诉求,将导致影视作品传播中的“洋味”尽失,影响广大观众的观影体验。

3 结论与建议

译制片的翻译,由于受到视听双频的制约显得尤为复杂,在现代翻译体系中也未有系统的理论出现。但作为跨文化交际的载体,电影在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文化层面交流的作用不可忽视。作者认为,比起网络流行用语式归化翻译,译制片翻译应当对具有一定的文化交际作用的源语言进行异化翻译,从而达到文化上的陌生感。而对于影视作品的译者来说,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也更要考虑广大观众的感受和需求,特别在译制片翻译上,多思考一下观众们走进影院想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由此作为翻译的目标导向。

参考文献:

[1] 朱浩云. 光影传世 情系经典:浅析新中国早期电影译制片海报的艺术与收藏价值[J].中外文化交流,2010(4):16-19.

[2]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3] 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4] EUGENE A N.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5] SCHLEIEMACJER A. On the Differenet Methods of Translation[A].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C]. Schulte, R. & Biguent, J.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7] 周红民.论“五四”前后翻译语言的转变 [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5):74-79.

[8]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9]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0] 郑玉琪,王晓冬.小议电影片名的英汉翻译原则 [J].中国翻译,2006,27(2):68-70.

Abstract:Dubbed films are deeply adored by many people in China as an access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s foreign films swarm into Chinas market, the translation of dubbed films has arisen. Attitudes toward the translation may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ories; some suggest a domestication strategy, others may prefer foreignization.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ubbed film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祁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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