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路平

摘   要：现场性是摄影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无法再现的物象。南·戈尔丁等新一代摄影师的作品，就如实地将摄影的记录特性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中的女性形象有恐慌、愤怒，也有焦虑与恐惧。

关键词：女性摄影作品;女性形象;恐慌;焦虑

中图分类号：J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6-0023-01

一、恐慌与愤怒

摄影的现场性是其区别于其它艺术门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摄影的纪实功能决定了摄影艺术的形象只能是即时即刻、具体可见物象的即时反映。因此，当一些摄影家以调侃的语调对女性生存表示质疑时，南·戈尔丁等人则掀起了新一代纪实摄影的序幕，将摄影对现场的记录性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她们似乎因痛苦的边缘化生活和因家庭暴力而产生的焦虑而忍受不住女性的愤怒，做出激进主义的表率，通过摄影的方式将女性主义思想推至又一个浪潮的高峰，将女性的焦虑、痛苦通过具体的形象从事件中剥离出来，印在影像当中。

在南·戈尔丁私人日记似的作品中，展示出社会边缘人的故事和自我的焦虑。在《被揍后一月的自拍像》中，她将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样貌记录下来，只因为不想忘记被男友殴打，充满视觉的是被男友打得鼻青脸肿的形象。折射出同样情绪的还有《心形咬伤伤痕，纽约》，鲜明的齿印出现在女人的身体上，这一切都被她记录下来。与强调客观性的传统纪实摄影不同，戈尔丁与作品中的人物有着共同的生活，这些人与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规范彻底决裂，只为当下、及时行乐，徘徊在虚拟快乐和自我现实之间。照片所展示的场所是戈尔丁的私人空间，如厨房、厕所、浴室、卧室等，她所记录的生活也是琐碎的日常。戈尔丁说，“我应该是我所拍摄的世界的参与者，而绝不想成为一个旁观者或窥探者。”①她通过客观、公开、直率的摄影方式，形象地揭示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青年的现实生活，传达出自己与弱势族群无能为力的焦虑。出现于多娜·费拉托《丽莎——在被丈夫殴打后的瞬间》中的也是一位处于暴力悲剧最高潮的女性，哭泣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如此简单、悲伤的情感就是费拉托用来呈现焦虑与愤怒情绪的主要式样目标。女性用自己的观点诠释自由，她们敢于挑战世俗与突破自我的创作魄力，是一种不亚于男性而单独存在的精神力量。心理学早已证明压抑于女性心中的潜力，往往大于男性的爆发力。尤其是处于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压力下的女性，她们不只是 “边缘化”群体，也承受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当男权暴力来临，她们身体里的力量迸发了。

因此，无论是出自私人空间的影像日记，还是出自社会中家庭暴力的惨剧，在当时文化背景下的这些女性都是以满身伤痕的形象直接出现在观者眼中的。同时，这些女性的伤痕累累也反衬出边缘生活的样貌。摄影师在充满同情和关注的同时，也为其生存状况感到愤怒与不平。她们将这类女性成员的弱势情绪从形象中概括和提炼出来。

二、焦虑与恐惧

照相机通过透镜成像和感光材料的光敏特性，将对象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没有哪一种手段可以做到如此逼真地记录。因此，与女性的焦虑相比，琼·斯彭斯则是在影像中面对死亡真实的恐惧。

在《病的故事》中，琼·斯彭斯用摄影的方式将自己的病体形象从生活中剥离出来，放到影像中。同观者一起体验癌症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病的故事》也成为她等待死亡时所依赖的物质存在。照片中的女人身上赫然印着病痛的标记，它用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儿现在是痛苦的，那儿的身体已经发生了不好的变化，很多修饰悲伤痛苦的文词在此也显得苍白无力。来自身体另一侧的光线，无情地将女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力感暴露在观者的视线中。从其它作品中，我们无法像看这张照片一样的，可以对一个罹患癌症的病人从肉体到精神的认识如此透彻、清晰。斯彭斯对自己的塑造方式就是将她的病体坦然示人，其情感通过照片的现场感传递给观者，是她正视自己身体变化时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在她后来的《自拍像》中观者也可见到，只不过两年时间，她的形象与之前已相差甚远，才五十几岁的女人躺在病床上，却仿佛年过九荀的老者般骨瘦如柴、双眼坍陷，这里，只有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无能为力。

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于女性在社会压力中挣扎时的茫然、焦虑。心理学中对焦虑和恐惧的定义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个体对付危险的能力和意愿，危险不同，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显示为可逐渐掌握的，有的则表明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将琼·斯彭斯的情形放在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理论中，体现出的是人类建设性力量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作为摄影师，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因为她所面对的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心理较量，从照片中女人坦然的背后渗透出的是她因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极度恐惧。

注释：

①顾铮.自我的迷宫——艺术家的“我”[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