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

摘要：为了从世界史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诠释中国道路的全过程，运用历史还原法，用中国话语体系论证了中国道路依次经过的邦国联盟、封建制、郡县制、社会主义4个阶段。研究认为，中国道路是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中国道路中没有奴隶制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世界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中国强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打压，为全世界人民反抗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中国道路；封建；郡县；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统中国道路的继承发展关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道路有如万里长江，从雪山高原一路走来，经过千回百折的历程，向着东海奔去。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时此刻，运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中国道路的曲折发展历程，揭示中国道路自身特点和规律，总结中国道路成功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本文对此试加论述，以求证于方家学贤。

一、传统中国道路

中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美丽家园与壮丽山河，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东南延伸到一望无际的海洋，北部毗连茫茫戈壁草原，西南和西北通过喜马拉雅山脉和葱岭连接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就地域广大，民人繁庶，文明的规模和能量十分巨大。考古发现证明，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几大文化区几乎同时出现并相对独立发展壮大。新石器晚期中国以仰韶文化即华夏文化（约前7 000～5 000）为中心的几大文明区都表现为定居的农耕文明。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人们对不变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与周而复始变化的四时寒暑、日月运行由逐渐认识了解而感到熟悉亲切。上古时期几大定居的农业文明有大致相同的习俗、信仰。文化、语言很容易通过交通、移民、战争相互接近、相互接受和相互融合。

传统中国即近代以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大致经过邦国联盟、封建制、郡县制3个阶段。

在世界史、人类学视野里，人类早期的发展阶段通常称为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在中国词语里，早期部落通常称为“邦”和“国”，中国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也可相应地称为邦国联盟时期。《尚书·尧典》称尧“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邦”和“万国”说明当时中国大地部族林立，人口众多，且相互联系，有统一的领导。如果以仰韶文化为标志，中国至少在5 000年前就进入邦国联盟时期。

在邦国林立，即农业氏族组织时期，氏族部落的人已经猜测到人起源于动物，产生氏族的动物图腾崇拜。图腾是氏族的徽号和保护神。在氏族融合过程中，动物图腾也不断整合，由蛇等动物整合（夏后氏）为龙，由燕子等其他鸟类（24种）整合为凤。龙、凤已经是具有抽象性理想性的动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氏族部落一般都有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对氏族家庭直至民族能够起到维系文明的作用。各部族祖先崇拜不同，但通过战争、移民、部落联盟等交往活动，各部族祖先崇拜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炎、黄二帝逐渐被推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反映到思想家的脑海里，就形成天下一体的大同理念。中国其实是个大熔炉，中华民族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包容、开放的心态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以黄帝纪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篇。《史记·五帝本纪》的帝系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接着是《夏本纪》，我们通常说尧舜禹、夏商周，司马迁把尧舜和禹分开，单独为夏禹作《本纪》，当别有深意。同是邦国联盟，尧舜禹时代联盟盟主或领袖是禅让制，是选贤举能，从夏禹开始，联盟盟主开始世袭传授。夏商周成为三代，在文化上有损益传承的关系，但夏商和周之间有重大区别。夏和商依然是邦国联盟，盟主实行世袭制，周原为大邦殷商西部的、从属于殷的小部落，殷商后期统治者腐败堕落，小邦周联合其他小部落打敗了大邦殷，取得领导地位。

周取得领导地位后，实行了重大的制度变革，即把传统的邦国联盟制度改为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制。如果说早期的邦国联盟制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封建制就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政治制度建设。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故夏、殷问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问之剧烈矣。殷、周问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於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其于蔡、郧、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暮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这就是封建制的建立过程，也是中国道路第二个阶段“封建制”开始的过程。

根据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封建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时大约延续了1 500年时间，即从公元前1700年至前200年，相当于殷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西周，是比较典型的封建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封建社会向郡县制过渡。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实际上就是封建制解体、新的郡县制产生发展的时期。战国后期秦王朝的统一初步完成了这一过渡，第一次奠定郡县制为国家政治体制。

“郡县”这一术语由“郡”“县”两个语词构成，通常用以表示由中央派遣的非世袭的太守、县令及从属官吏所构成的地方行政体系对所属的分层行政区划实行统一而划片的领导，即对全国进行分层区划，由中央集权或君主制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行政对全国实行统一领导。最初这些地方行政单位可能只是建立在新拓殖或新占领地区，后来才施行于原来属于贵族封地的区域。

郡县合并作为复合词，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见运用。因此，直到秦朝完成向新体制的过渡，才使用郡县这一术语，甚至可能是司马迁本人所创造的，用以描述变化了的形势。秦朝统一全国不久，召开了一次政治学术讨论会，有政府官员和不少博士参加。有博士认为应该恢复分封制，廷尉李斯否定了这种观点，建议实行郡县制。李斯向秦始皇建言：“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秦朝分天下为36郡，正式实行郡县制。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历史理论中，封建和郡县，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先后两个社会发展阶段。传统史学家普遍用这两个范畴来理解中国历史。在封建制度下，社会不是由国王直接统治，而是由世袭的地方贵族以分权的形式进行统治，这些贵族被授予一片封地来治理；郡县社会则是由中央集中管理，国家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通过由君主直接任命的官僚进行治理。封建社会有一个世袭贵族集团，等级森严；而郡县社会有一个以财富、才能和教育程度为基础的精英士大夫集团，是相对开放的社会体系。

中国道路的第三个阶段即郡县制阶段，从秦朝开始，但郡县制运行并不稳定，从汉代开始封建制再度复活，从汉到唐朝是郡县制与封建制交替并存、互为消长时期；到宋朝郡县制再度占据主流地位，封建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贵族基本消亡，儒家知识分子构成统治阶层的精英集团。宋元明清是郡县制的全盛、成熟和走向衰落时期。郡县制从秦朝算起，到清朝覆亡，大约运行2 000年时间，其中秦朝到唐朝约1 000年时间是不完全郡县制，从宋朝到清朝约1 000年时间是完全郡县制。

中国在历史上既是疆域概念，又是文化概念。中國最初是指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四周分布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在核心区遭到侵犯时讲夷夏之分，但夷夏之分很快不以疆域、种族、肤色为标准，而是以文明和野蛮为实质内容，奉行中国礼仪文教则为中国，否则就是夷狄。即使是在中国本土核心区，如果不实行中国礼仪文明制度，也可以说是“亡国”，是“新夷狄”，而夷狄如果奉行中国文教，即为“新中国”。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之战，晋属于华夏核心国，楚国是外邦蛮夷，楚国打败了晋国，但楚是君子，晋反而是夷狄，就是因为楚国所到之处不抢占别国土地，不虐待俘虏，而晋国却烧杀掳虐，抢占土地，失去中国文明精神。从疆域来说，中国可大可小，大的时候，比如唐朝，根本就不清楚中国的边界在哪里，从文化中国来说，只要奉行中国礼仪文教，都可以称为中国。“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这就是大同。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直到康有为、孙中山依然是奋斗理想。

二、现代世界体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从欧洲起源，并以欧洲为中心向全世界扩张，形成近代以来以欧洲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称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史”，是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成长才能把世界普遍联系起来，社会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通过资产阶级的活动才得以实现的，或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历史。由此，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状态，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加速了各区域人们的交往，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越大，历史就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资产阶级成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主体。他们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对于资产阶级构造世界历史的功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作出鲜活描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_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10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对资本主义及其起源和资产阶级的作用几乎做出全盘否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不公正、不平等，资产阶级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无情地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集团手中，绝大部分劳动者变得越来越贫困。一方面是物质财富极为丰富，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缺乏消费能力，“市场内需不足”。“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由此不断引发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对资本主义起源即原始积累时期对所在国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广大地区犯下的罪恶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欧洲实行“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在新大陆则实行“赤裸裸的奴隶制”，戳穿了资本主义起源于勤劳、节俭、精打细算的美丽谎言。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起源。”“巨额财富象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斯·韦伯所吹嘘的具有“新教伦理”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近代欧洲人的罪恶被越来越多的人揭穿。2014年12月31日《中华读书报》第4版有一篇苏珊·桑塔格去世10周年的纪念报道，其中引用苏珊·桑塔格一句话“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此话固然偏激，但还是以她掌握的事实为依据。所谓是人类历史的癌，无非是癌要扩散到全人类，或者作为绝症导致人类灭亡。美国女学者丽莎·A·琳赛在她的著作《海上囚徒——奴隶贸易四百年》中揭露，在欧洲人人侵美洲以前，拉丁美洲在1500年有人口5 000万，白种人去了之后，仅仅100年时间，到1 600年，拉丁美洲就只剩800万人口，白种人利用杀人武器的高明，到处抓人开矿挖金银，每个奴隶干活不到10年就累死了。海地岛原有6万人，不到100年时间只剩500多人，于是出现奴隶劳动力短缺。于是开始长达400年的从非洲贩卖奴隶，一共贩卖3 000多万，其中有1 000萬死在途中，扔到海里。据作者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百分之九十的产品都是服务于奴隶贸易，没有奴隶贸易，没有拉丁美洲人口的灭绝，就没有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学者（许倬云）估计，欧洲人人侵美洲以后，“从新大陆掠夺到欧洲的贵金属，数量大概相当于旧大陆（欧洲）数千年来开发出的总量”。在400年的奴隶贸易过程中，非洲损失的人口约有1个亿。甚至有学者估计非洲损失总人口达到2个亿。

第一次系统阐述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巨著中详细叙述了从16世纪开始以欧洲为中心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及其运行扩张过程，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和边缘区或者是中心区、半外围区和外围区3个部分组成整体结构，3个不同区域承担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获取高额利润，边缘区还为中心区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介于二者之间，对于中心区是边缘区，对于边缘区又成为中心区。3个地区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性正是世界体系得以运行的基础。这个世界体系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平等。“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以16世纪而论，“边缘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心区是雇佣劳动和自我雇佣……半边缘区是分成制……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障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不断扩大，最后形成现在的“现代世界体系”，而体系之内的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区域也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从政治层面来看，国家的形成和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这个世界体系的重要标志。处于国家体系之中的国家，为了进行资本积累而展开竞争，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强国之间互相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争霸”运动，弱国对强国的不满便形成“反帝运动”和“反体系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各区域内部和他们相互之间都充满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该体系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致使如今已经进入混乱的终结时期。从文明文化层面来看，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其在全球的扩张，这种文明通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两种机制，逐渐被普遍化，转变为“普世价值”。如果接受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与此体系相配合的普世价值的控制，落后边缘地区将永远落后并受剥削，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永远富裕。西方文明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经经营了五百年，如果西方文明是好的文明，那么拉丁美洲与非洲大部分国家人民应该早早过上小康生活。但事实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依然贫穷落后，特别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是白人为主，原住民，印第安人，在许多国家占人口总量不超过10%，而且大多住在本国落后边远地区，完全或基本上边缘化了，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

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沃勒斯坦领衔，美国5位专家合著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认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的观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作者运用康德拉季耶夫定律、熊皮特定律和霸权周期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后果是人民群众购买力越来越低，大量商品无法售出，生产率下降，大量资金外流，或转变为金融资本，到处寻租与投机。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必然会不断制造金融危机，最近美国和欧洲的金融风暴是典型的证明。沃勒斯坦等认为，这样的金融危机在最近20年还会更大规模地爆发一次，极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时间大概在2040～2050年之间，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会被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取代，作者们无法预测，但希望世界的精英们能够尽快找到解决方案，避免社会崩溃。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决定了其政治体系也不可能平等、公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定期改选执政者，换来换去都不过是为资本大亨服务，不可能有重大政策改变。

沃勒斯坦认为：“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的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道路新阶段：社会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用奴隶制对拉丁美洲进行饱和式掠夺，把拉丁美洲的巨大财富搜刮殆尽，又用同样的手段方法向亚洲扩张。大约在19世纪，中国作为最边缘地区被卷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约在1830年前后，当欧洲从全世界掠夺巨大财富，拼命向全世界扩张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然还是全世界第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使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学习西方，充其量也就是搞了一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列强，还有后来学习西方强盗殖民逻辑的俄国和日本，蜂拥而至，企图全面掠夺、霸占、瓜分中国的资源、领土，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中国人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可以说，当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所向披靡，欲把中国纳入体系之中，像对待拉美印第安人一样随心所欲宰割时，遭遇到中国的强烈抵抗，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就是中国要阻止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人民在抵抗资本主义入侵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寻找适合本国历史国情需求的发展道路。这种抵抗、探索和寻找，表现为一次次变法和革命。

我们今天回顾中国近现代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历程，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也许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特征就是“革命”，以至于有人用数次“革命高潮”来描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或干脆将其称之为“革命史”。确实，在近现代较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无论从革命爆发的次数、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并且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

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受到近代西方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正是西方用贸易和武力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才迫使中国从此走上发展变革之路。美国的费正清学派用“冲击一回应”说来概括近代西方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从强调西方社会对近代中国的强势影响方面来说，确实不无道理。虽然有“西方中心论”之嫌，但此时西方的影响浩浩荡荡，确有“顺吾者存、逆吾者亡”之势。更重要的是，晚近先进的中国人甚至主动到西方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希图借助西方的文化理想、理论体系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并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从此开出落后国家通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革命事件，几乎都受到相应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影响。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背景，有人才提出“西体中用论”。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方社会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革命进程的指导作用不仅无人否认，而且几乎将其看作是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向前发展、取得革命成功的主要动力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本来需要人们严肃认真地进行思考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却被人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尽管近代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影响，对中国近代革命变革有推动作用，但近代中国上下求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否主要是出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至少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许多学者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肤浅了解，把中国社会看成是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的落后社会，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曾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很大影响的黑格尔。现代早期许多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看成是一种荣耀。德國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特别是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的考察，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没有产生能够促使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因而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理性资本主义道路。确实，中国文明不会对其他国家采取大规模屠杀的方式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甚至不会采用奴隶制的方式奴役其他弱小民族，中国文明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的许多史学工作者主要运用与欧洲社会相适应的西方史学理论模式来阐释中国社会历史，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行纳入欧洲社会发展模式中，认为中国社会也必然经历作为普遍规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并进而到达社会主义社会。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确实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但也遗留下一系列史学难题，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何如此漫长的问题就始终困扰着史学界，由此而产生解释其原因的“超稳定结构说”。在社会如何向新阶段过渡的问题上，近年还衍生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之猜想的论证。看来，如何理解封建社会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问题在于，把中国前近代社会看成是封建社会，是违背中国社会性质的误解。实际上，与欧洲封建社会“Feudalism"相对应的中国封建制，至少到唐代已开始终结，此后约1 000年的历史属于郡县制。当近代西方势力开始冲击、影响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郡县制的全面衰落期，郡县制的各种痼疾弊病已充分暴露，不足以应付全新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社会内部已开始探寻新的发展方向，酝酿新的变革，在探索走出郡县社会的道路。

早在明清之际，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已开始激烈抨击郡县制的弊端，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封建时代，试图汲取封建制的精华以补救郡县制的缺陷。黄宗羲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因为三代以上之法乃天下之法，非“为一己而立”，三代以下之法乃“一家之法”。顾炎武说：“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若而益趋于乱也。”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探索由于满族政权的高压统治而被迫中断。但是，近代西方的冲击激活了这些富有价值的探索，他们对中国近代改革派人士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曾这样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近代中国革命不仅是要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要再造或推翻积极与西方合作甘心做西方资本政府奴仆的腐败政府，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国家科技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当近代西方列强的势力已经拓展到全球，当西方营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开始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之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工业如果不谋求国家政权的支持与保护，就很难与带有侵略性的西方经济力量相竞争。如果衰落、腐朽的国家政权不能维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反而受到西方列强的控制，也许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通过革命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再借助政权的力量，维护、支持、推动国家科技工业迅速发展，正是中国一次次革命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也是近代中国寻求走出郡县制的新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但中国共产党从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到七大的党纲，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作首要任务，就是要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中国的控制和剥夺，独立自主地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传统“大同”理想构成支持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和背景。“大同”理想的经典表述出于《礼记·礼运》篇，一般来说体现了原始儒家的社会理想，但也具有鲜明的百家融合的背景，主要是受到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大同理想的内容可概括地表述为：人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天下为公，世界太平。大同理想最初似乎是对与氏族时代相联系的远古理想社会的描述，但在中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大同主要还是作为未来的社会理想而为历代志士仁人和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认同。每当内乱外患产生，社会危机爆发，大同理想就作为批判现实社会和引导革命的参照系而浮现出来。在中西冲突的近代也同样是如此，无论是洪秀全带有宗教色彩的太平天国革命，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还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理念，都可以感受到传统大同理想的巨大回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支持认同，社会主义理想，恐终难获得成功。中国古代历次革命之出现与获得成功，往往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不满抗议精神和广大民众的暴动、起义成功结合的结果。中国近代革命历程也同样昭示了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与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武装起义的汇合。中国共产党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政党。

中国道路的新阶段就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从郡县制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大约有100年时间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也好，称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也好，相对于中国社会每个阶段都至少走过1 000年历程来说，根本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发展阶段，毋宁说，是从郡县制走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两个阶段不是断裂的，是相互衔接的，但又有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君主郡县制转变为政党郡县制，传统的郡县制虽然以君主为核心，但实际上是以儒家知识分子集团为执政主体，以仁义民本为基本执政理念；因此这种变化也可以说是从以儒家知识分子集团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省、州、县体系转变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省市县体系，这一新体系解决了君主专制的弊病。变化之二是从郡县制农业社会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工业化才能摆脱落后局面，才能走向强盛之路。变化之三是解决了郡县制时代土地私有的弊病，土地私有，自由买卖，每过一个阶段土地就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引发严重社会矛盾。现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中，避免了因土地集中引发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郡县制时代相当严重的问题是腐败。中国共产党正在下大力气解决腐败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腐败，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如果把腐敗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千年顽症。共同富裕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使全社会呈现团结和谐的局面。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秘密实际上是始终保持高科技研发水平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对此讳莫如深。因此社会主义中国要全力发展高科技，不断提升科技研发水平，要不断增强军事力量，要不断提升最先进武器的开发能力。只有始终保持高科技研发水平和高科技军事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效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的打压。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从未停止过，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正直的学者越来越看清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实面目，“我们并非处在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在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重重，要想打压遏制现在的中国，已经无能为力了，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要“站出来了”，也就是说，要“出场了”。

四、结语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国道路依次经过邦国联盟、封建制、郡县制、社会主义4个阶段，在中国道路中没有奴隶制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歪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奴隶制阶段，奴隶制只在西方才有，是西方社会的特例，是不正常的阶段，不具有普遍性，奴隶制是罪恶制度，中国文明不可能出现这种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西方是以罪恶的奴隶制的方式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一定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自愿选择的道路。中国不走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社会自然发展规律，中国道路才是人间正道，是全人类的康庄大道。第二，世界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必效法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第三，中国社会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现在强盛起来，不靠对外掠夺、剥削和扩张，全靠自己苦干，中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第四，中国强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打压，为全世界人民反抗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树立了榜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有5 000年文明历史、有13亿人口的现代强大中国，将为建设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