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雨

前不久的一场大雪，让人有一種春已至、冬又来的感觉。入冬以来的兰州几乎没有见到过雪的身影，却不料在春日暖阳高照之时突然造访，确有些许错位的恍惚。好在冬去不远，春意未浓，正属乍暖还寒时节，这种情况也还算不得极端，不但没有带来太多的不适，还让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添了一点引子和铺垫。

时令之顺逆，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花草树木和田间作物之生长，所谓“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便是应天顺时的结果。自然界如此，现实社会也是这样。小时候背毛主席语录，有一段话至今印象深刻。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段话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因为我们的有关部门以往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常常因不接地气、不合时宜，便在脱离实际甚至逆向运作的过程中引发诸多问题和矛盾，从而给各个方面带来不应有的困扰和损失。时至今日，尽管经过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整治，但权力任性、决策随意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制定政策时“粗心大意”的问题时有发生，致使我们的一些政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有量化标准的配方，水多了加盐，盐多了加水，永远找不到那个合适的平衡点。最近看到一则资料，介绍我国职称外语考试的历史沿革，其源起是1990年全国首次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完成后，原人事部发了一个关于职称评聘的暂行规定，首次将“相应的外语水平”作为基本任职条件。1991年，又专门发文提出职称外语可采用考试和考核的办法，一些地方据此开始了外语等级考试试点。到了1998年，原人事部又印发了《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于是从1999年开始，实行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所有人担任或晋升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必须取得相应职称外语统一考试合格证书。从外语进入职称评聘的过程和轨迹来看，基本上是与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始终相伴的，且在不断得到强化和加码，门坎越抬越高，但却很难找到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有说服力的理由。殊不知这么些年下来，多少有能力、有水平、有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就因为这样的一条规定，被硬生生地挡在了大门之外，无缘本应获得的专业技术职务。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管理行为中，面对复杂的事物、复杂的情况，最经济、最简单、最省事的一种办法，就是立关设卡，不分青红皂白搞“一刀切”。这样的做法看似有所作为，实为懒政和不负责任的典型征候。好在前不久中央出台了深化职称改革的意见，提出对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统一要求，从而打破了外语在职称评聘领域20多年的强势地位，让不少专业人员终于拨云见日，看到了新的希望。

然而，一项好政策的推行，仍然不可“粗心大意”，虽然有了中央的“顶层设计”，各地在执行时仍需吃透精神，摸清现状，制定出适合各自情况的具体改革措施，否则好政策落地后仍会出现新的问题。从教育系统的情况看，在基础教育这一块，各地出台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向基层一线实行倾斜，特别是普遍放宽了乡村教师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条件，从宏观上讲，这样的政策调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从一些地方具体执行的情况看，便会发现情况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大批学龄儿童被家长带到城里读书，乡村学校学生人数持续减少，许多乡村学校的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也都陆续进入城区中小学任教，其与生源的流向基本保持了一致。但相关政策的调整，却并没有与此实现真正的对接。近年来，为了稳定乡村学校教师队伍，各地都出台了包括增加乡村教师补贴、降低职称评聘条件，放宽职称评聘限额等优惠政策，从而形成了教师在乡村学校任教班额小、压力轻、待遇高、职称评聘相对容易的状况，而在城区学校任教则要面临大班额、高负荷、压力大、职称评聘难等问题。一位教育局长讲了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城郊相邻的两所学校，就因为一所是城区学校，一所为乡村学校，两所学校的教师在工资待遇和职称评聘方面就形成了很大的差异，乡村学校的教师在政策的关照下，不但可以获得额外的补贴，还能相对容易地评上相应的职称，而城区学校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教师，不但教学负担重，还享受不到相应待遇，自然令人心浮动，都想跳槽到隔壁学校去任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相关的政策走向与教师、学生的整体流向恰好是相反的，从而导致了政策与现实在某种情形下的错位；二是对顶层设计的有关政策没有做出因地制宜的精细化处理，没有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对合理的实施办法，也就难免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平心而论，对边远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的坚守和奉献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和待遇都不过分，但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让它的正向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不是相反。假如一个当了二十多年乡村教师的人，如今就因为变成了城区教师，便使得他或她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现在仍然无法得到的话，那就是对这个群体的另类的不公平。所以，当我们对一项政策叫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想一想：它还能更好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