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介生+姜建国

摘 要：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交通建设成就不仅反映在驿路交通干线与支线官道的不断拓展，更重要的是，交通所承担的各项功能也较之前代更为丰富与完善。云贵交通事业的拓展与成就，得益于官方对交通建设的重视与长期经营，也得益于大规模汉族移民的积极推动。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建设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与进展，对于保障边疆安全与促进边疆社会的转型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明清；云南；贵州；交通建设；汉族移民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132-07

作者簡介：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姜建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上海 200433）

云贵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与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明显不同。首先是海拔较高，其次是地形以崎岖不平的山地为主。相较于平原地区平坦开阔的地貌，云贵地区的地形地貌给道路的修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云贵地区交通干道主要连接大的坝区，然而其间需要穿越起伏不平的山地，有不少地区山势落差大，且山峦层层叠叠连绵不绝，还有一些地区高山之间又有河流穿行其间，这些都是交通建设的不利因素。交通的不便造成了历史上云贵地区与内地联系的长期疏远，然而这一情况在明清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历史地理视角的研究关注到了明清云贵地区政区演变、交通开发、城市发展等问题1。民族史视角的研究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与政治制度的演变问题2。经济史视角的研究关注到了移民与农业、矿业的开发3。历史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小区域的社会变迁及其驱动因素4。

然而，目前交通史的研究成果仍然较少将云贵作为一个整体，对明清云贵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问题进行长时段思考与研究。笔者认为，地处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云贵地区，到了明清时期都面临着边疆安全与社会转型的问题。例如：如何加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如何促进土司社会 “内地化”的转变，如何促进土著居民与汉族移民间的民族融合，等等。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明清云贵地区交通建设的重要进展，并探求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推动力。

一、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建设之成就

明清时期云贵地区的交通建设，既包括道路、桥梁的修筑与维护，又包括驿、铺、站、堡、哨、关、卡、汛、塘、渡口、凉亭、茶庵、公馆、旅店、夫行等交通设施的建置与运营。

明代云贵地区驿道在元代站道基础之上恢复重建，又略有拓展。元代云南境内有八条设置有站赤的干道1。其中有两条经过贵州，一条自云南经贵州至湖广，另一条自昆明经乌撒至泸州，这两条道路也是元代贵州境内最为主要的干道。明初洪武、永乐年间云贵地区驿路在元代基础之上进行了恢复重建。笔者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明实录》、《读史方舆纪要》等史料统计，明代贵州境内共设驿站42个，其中35个设于洪武年间，1个设于永乐年间，5个最早出现在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1个只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记载。与元代相比，明代贵州驿道大为拓展，在元代两条站道之外又新增四条驿道，即贵阳府经水西至毕节的驿道，贵阳府经播州至四川的驿道，新添卫经都匀府至广西的驿道和黎平府经靖州至湖广的驿道。

笔者据《明实录》、景泰《云南图经志》、正德《云南志》、天启《滇志》、万历《云南通志》、《一统路程途记》、正德《明会典》、万历《明会典》等史料统计，明代云南境内共设驿站105个，其中洪武年间设立65个，永乐年间设立20个，占总数的80.95%。相比于元代，洪武至永乐年间云南驿道的建设在边境地区略有拓展：在滇南自建水向南延伸至蒙自，自建水向西延伸至元江；滇西北自大理延伸至澜沧卫；滇西南自大理延伸至景东府；滇西自腾冲延伸至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地区。之后宣德年间设立驿站4个，正统年间设立1个，弘治年间设立1个，正德年间设立2个，万历年间设立12个。这些驿站大部分是在原有驿道之上增置，或者设于新开辟的驿道但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其中只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顺宁府改土归流之后，设立锡铅驿、顺宁驿、枯柯驿、观音水井驿、牛街驿5 处驿站，开辟了永昌府经顺宁至大理的新驿道，并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交通干线。明末崇祯年间徐霞客就是由这条驿道自永昌经顺宁府回到大理的。

清代在前代基础上相继疏通了三条重要的驿路干线。康熙年间，疏通了滇西北由丽江进藏路线。雍正年间，疏通了滇东南由广南出省至广西的路线，即明代的“粤西路”，以及经元江至普洱府的道路，即所谓的“迤南大道”。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军西藏过程中设立自云南省会通往西藏的站道。这条道路在明代由于丽江土司的阻隔，并不畅通。雍正初年丽江施行改土归流，加之藏区有与云南进行贸易的强烈需求，因此这条道路自疏通之后就成为滇藏之间交往贸易的重要通道，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茶马古道”。云南由广南出省至广西的粤西路在明中期后便不畅通，雍正年间鄂尔泰经治西南，为加强滇桂间联系，雍正七年（1729）疏通了粤西路，于道路沿线设二十五驿2。乾隆年间这条道路成为滇铜与粤盐的贸易通道。明代滇南驿道最远设至元江的因远驿。清代元江、威远、普洱、思茅、车里一带于雍正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由省会经元江至威远、普洱、思茅等地的驿路开通。迤南大道之后成为迤南茶盐贸易的重要商路。

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支线的变化更为显著。明代以前不见有关道路支线交通设施的系统记录，而到了明代，云贵地区道路支线普遍设置有铺、哨。至清代，又有新的变化，出现汛、塘等设置。铺的出现较早，元代云南就有急递铺设置的记录，但数量较少。明代云南、贵州的第一部省志——景泰《云南图经志》和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都系统地记录了各府州县铺的名称、数量。哨的系统记录出现在正德《云南志》与嘉靖《贵州通志》中，但开设时间应在正德之前，像临安府个旧哨在何孟春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四日的疏议中记录已经是“今军哨年久，渐就倾颓，民哨仅存，亦多逃散，相应仍前修建”1。明代云南哨戍最早设置于宣德年间（1426-1435）2，可能其时哨戍初建，数量不多，体系不完整，故不系统收录于最早省志中。铺、哨的大规模设置意义重大，代表着中央对于道路的管控，已经深入到了交通支线，而在明代之前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笔者对方志中铺、哨、汛、塘作了统计，以分析其设置的时空进程。景泰《云南图经志》所记云南共设铺287个，正德《云南志》所记设铺272个，万历《云南通志》和天启《滇志》所记设铺都是352个。可见明代云南铺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其设置区域主要集中于云南、临安、大理、永昌、曲靖、楚雄六府。景泰《云南图经志》所记以上六府设铺总计182个，占总数的63.41%，正德《云南志》所记六府设铺183个，占总数的67.28%，万历《云南通志》所记六府设铺227个，占总数的64.49%，天启《滇志》所记六府设铺220个，占总数的62.5%。这六府为云南最主要的流官治理地区，需要大量铺的设置以传递官方文书，维持行政运转。与之相应，土司土官辖区设铺数量较少，如广西府万历之前并无设铺记录，公文递送“临期遣人径送”3。此外，在三宣六慰地区没有铺的设置。

与铺的增长有限不同，明代云南哨的增长十分明显。正德《云南志》记录有哨161个，万历《云南通志》记录有哨471个，天启《滇志》记录有哨727个。哨的设置区域集中于云南、临安、大理、曲靖、楚雄等腹里地区，正德《云南志》所记以上五府设哨总计96个，占总数的59.63%，万历《云南通志》所记以上五府设哨总计272个，占总数的57.75%，天启《滇志》所记以上五府设哨总计385个，占总数的52.96%。边境地区哨戍设置较少，即使是设铺相对较多的永昌府，其哨的数量也是很少的，正德《云南志》所记永昌府设哨12个，万历《云南通志》所记永昌府设哨13个，天启《滇志》所记永昌府设哨5个。土司土官辖区设哨数量较少。三宣六慰地区以及一些边境土司土官辖区不设哨。明代云南哨戍在腹里地区大幅增置，促使腹里地区道路支线的疏通与拓展。

贵州地区“铺”的设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共载262个，嘉靖《贵州通志》共载283个，万历《贵州通志》共载265个。明代贵州“铺”的数量基本稳定，分布于连接重要政区治所的道路沿线。明代贵州土司地区同云南一样，也很少有铺的设置。相比于“铺”的增幅缓慢，贵州的“哨”在明朝后期出现大幅度增加。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设哨85个，万历《贵州通志》载哨已增至320个。明代贵州哨的设置集中于卫所地区，并不断由卫所地区向府州县地区拓展。嘉靖《贵州通志》中所记的哨，贵州宣慰司、程番府、都匀府、普安州有30个，另外55个都设置于卫，大部分府州并不设哨。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设置有哨的府州增加，但府州哨的数量仍然少于卫所。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废除哨戍，新置汛塘。清代云南前两部省志，康熙与雍正《云南通志》中都没有关于汛、塘、铺数量与名称的系统记录。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其时汛、塘、铺设置的具体情况。到了道光《云南通志》才有关于汛、塘、铺的设置记录。据统计道光年间云南共设铺408处，汛308处，塘1830处，此外还有卡隘161处。与明代云南铺哨数量相比大幅增加。可见清代对于交通支线的管控远比明代严密。清代汛塘设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改变了明代内重外轻的分布格局，增加了边境地区的汛塘设置。如丽江府设汛29处、塘196处，昭通府设汛29处、塘173处。而腹里地区的云南府设汛12处、塘105处，大理府设汛7处、塘91处，曲靖府设汛26处、塘156处，楚雄府设汛21处、塘131处，临安府设汛17处、塘81处。边境丽江府、昭通府汛塘数量远高于腹里地区各府。铺的设置仍是集中于腹里地区，边境地区较少，中甸厅、维西厅、思茅厅、他郎厅、安平厅等地不设铺。这是由于铺的职责是传递官方文书，政务繁忙的腹里地区设铺多，而政务少的边境地区设铺较少。清代贵州方志中沒有关于塘的系统记录，但有关于铺的系统记录。康熙《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境内的铺共计153个，清初贵州境内铺递数量少于明代，应该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影响所致。乾隆《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境内的铺共计477个，可见乾隆年间贵州的铺递大幅度增加。

二、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建设之影响

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不仅道路干线与支线不断拓展，与内地一体的交通体系也逐步建立，交通所承担的职能与提供的服务日趋完善。道路的附加功能主要通过沿线的交通机构来实现。明代以前，云贵地区只有交通干线设置驿站，为行旅提供的服务很有限。明代以后，云贵地区交通的功能丰富起来：首先，交通服务于国家的行政运转与资源运输；其次，交通承担起保障行旅安全，维护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管控的任务；再次，交通在民间贸易和人员的往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道路之上驿、递运所、堡、站、铺、公馆等的设置，服务于官方人员的出行和官方文书、物资的运输。它们各自都有明确的分工与完善的制度，在不同地区又应地制宜，稍有变异。明代驿站主要负责递送公文、函件以及为官方人员的出行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到了清代裁撤递运所，明代递运所运输物资的职能在清代转而由驿站承担。光绪十三年（1887）在顺天府房山县河西驿负责驿站事务的沈惠荫所著《驿事纪略》一书详细记载了驿站的日常事务并收录了堪合、火票、马票等乘驿凭证及驿站文书，是了解驿站运转的珍贵史料1。明代递运所负责官方物资的运输，云南不设递运所，由设置于驿路干线的堡负责此项事务，“云南有驿无递，故以堡代之，有驿必有堡，堡主递送，领以百户，世职其事，实以军士，世役其事。官军皆国初拨定人数，环堡居住，有田无粮”2。贵州递运所只有两个，而贵州的堡主要设置于深入山区的道路支线，职能偏向军事镇戍，驿路干线的官方物资运输由站来承担，“贵州诸站军士专执递运，其役最劳，旧制不给粮，弘治间都御史孔镛建议，始月给粮三斗”3。省府州县间文书传递则由铺负责，“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4。铺设置间距短，由士兵步行递送公文。公馆一般设置于政区治所以及道路沿线，负责为过往官员提供住宿。道路之上驿、递运所、堡、站、铺、公馆的设置，维持了国家行政的有效运转和国家资源的运输。

其次，道路之上所设置的哨、堡、关、卡以及汛、塘等军事机构，其职能主要是维护行旅安全和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定，在部分地区又兼职传递文书。这些机构设置于不同的时代，有着明确的分工。明朝道路支线设哨，以防盗贼“云南地方，汉夷杂处，盗贼出没无常。故于各道路，每十里或二三十里各设哨戍，以守之。大哨五十人，小哨或二三十人。俱以指挥千百户等官主之。官及各哨兵俱连家小住劄。一年一换，亦有民哨与军哨兼守戍”5。一些地区的哨也负责文书的传递，如独山州的靖夷哨与鸡公关哨都设置有“健步一名”6， 应当是专门负责文书传递的人员。再如贵阳府老鸦关太平哨设有铺兵二名，负责文书传递7。明清云贵地区都有堡的设置。云南的堡设置于道路干线负责物资运输，贵州的堡主要设置于山区，负责道路支线的镇戍，另有少量堡设于驿路之上负责递送官方物资。明清云贵地区都有关隘的设置，主要分布于道路的关节点，扼守要塞。明清方志中所记的关隘数量巨大，但只有少部分有驻兵，例如万历《贵州通志》中记录的关隘，其中只有17个明确记载有兵戍守。有驻兵的关隘同样是为了实现朝廷对于道路的有效管控。部分关隘还具有征收过往商旅税收的职能。“关者，当都邑之界，讥出入而禁奇袤者也。亦因以征商旅之税焉。西南凡岭路两峡咸谓之关，无稽詧征收之有司，而以关名者什之八九。关于是滋多矣。”8此外，明代重要的关隘往往设置有巡检司，巡检司具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能。清代在道路关节点置汛、塘，“我朝制度精详，于关哨要隘皆设汛兵，分防星罗棋布，各有专责，是以道路荡平，边邮永奠基”1。汛、塘为绿营兵派驻机构，其职责主要是保障“道路荡平”。部分地区的汛、塘也兼职递送公文，例如仁怀厅不设铺，公文递送专交与塘兵，“铺递未设，一切公文自本城底塘递至新县，转递至省垣”2。哨、堡、关、卡、汛、塘的大规模设置，有效地维护了道路的安全与地方社会的稳定。

再次，道路之上设置有旅店、夫行，甚至是凉亭、茶庵、水缸等，为贸易与往来人员提供饮食、住宿与运输工具。这些交通设施在明代之前是十分少见的。旅店在官方文献中很少留下记录，这应与其民营性质有关。明清滇黔行纪史料中保留了丰富的关于旅店的记录。如明代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多记录有在黔滇旅行时住宿的情况。据《徐霞客游记》统计，徐霞客在滇黔旅行大部分住宿于私营旅店与寺庙之中，到较大政区治所多投宿于友人之家，而在较为偏僻没有旅店、寺庙的地方则投宿于当地民户家中。清代菊如的《滇行纪略》记录了其于道光十七年（1837）由浙江至云南沿途每日住宿的私营旅店名称，可见其时官员的出行不再只依靠官方驿站、公馆，私营的旅馆成为新的选择。夫行出现于清朝中期，菊如的《滇行纪略》有对于夫行承办业务的描述：“念五，检点行装，并定夫立票，另有夫行承揽本栈，不过寓客兼代办轿摃等物，无他事也。”3晚清西南川滇黔三省最有名的夫行是“麻乡约”，创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同治五年（1866）设总号于重庆，设分号于成都、贵阳、昆明、乐山等地。经营业务包括客货运输和邮寄信件包裹等。此外，道路上还设有茶亭、茶庵以供行旅休息。清代贵州道路上凉亭、茶院十分密集，“吾黔道路夙号崎岖，故三里一凉亭，五里一茶院，解人烦渴，与为休息”4。道路上还设有水缸以解行旅之渴，这一项支出通常由官府或地方士绅出资购置田地以用作运水人的生活之资，如琅井以南道路上“随于登高架坡上盖屋一所，设立石缸，捐置买路地一块，以作运水之人衣食，永济行渴”5。

三、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建设成就的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建设无论是在路线的拓展，还是在功能的完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也是笔者想要着重解析的问题。

首先，交通的通畅是中央实现对西南边疆地区治理与管控的关键。明廷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置四川行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省，目的就是控制入滇通道。终明一朝贵州的财政一直入不敷出，需要邻近省份协济，这种情况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开发黔铅之后才有所转变6。明廷对贵州的经略不单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而是为维护云贵边疆的统一与安定。因此明廷曾在云贵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道路修筑活动，如平滇之役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甲申，遣官修治湖广至云南道路”7。洪武年间修筑四川与云南间乌撒路、建昌路、永宁水路8。洪武二十五年“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沿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9。明代有官员认为云贵地区驿传体系的建设可以与东南漕运、西北边防并列为当时国家的三大工程。“予惟天下大计东南漕河，西北关塞，代有成筴矣，云贵自国初来站、堡、邮、铺永编无减，遍置诸驿而选官驰之，著在令典，与他省异者，岂独柔远人哉。”10 而清代同样注重云貴边疆交通的建设，曾以国家之力在云贵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道路建设。

明清云贵地区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错综复杂，交通建设可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如中央政府与土司土官争夺辖区统治权所产生的矛盾，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争夺土地及相关资源所产生的矛盾，土官间为争夺领土及权力所产生的矛盾，边境地区因资源与领土归属问题产生的分歧与摩擦，土司科派沉重与土民之间的矛盾，官方征收赋役与汉族民众间产生的矛盾，等等。明廷的策略是驻兵于交通干线，保证道路的畅通，并对干线之外的动乱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应对。“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势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人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1这种策略极合时宜，对于交通干线的控制保障了明廷对于云贵整体区域的管控。清代的形势有所改变，布防策略也随之调整，云贵总督蔡毓荣分析清代“滇省东接东川，西连猛缅，北拒蒙番，南达安南，四围边险而中间百蛮错处，如倮罗、僰民、‘野苗等，种类繁多，最为叵测，故无在非险要之地，无地不需控御之兵。臣等量地设防，从长布置，务使无事分扼要害，有事犄角相援，然后可经久而无患”2。清廷依据当时形势因地制宜，在云贵腹里之外的边境地区和坝区之外的山区遍设汛塘关卡，实现了对边疆社会更为广泛与深入的管控。

其次，交通建设能够为加强内地与云贵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保障。明代处于开发初期的贵州，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加之对于少数民族基本不征收赋税，新进入贵州的卫所军队虽然施行屯田政策，但仍难以满足军队对于粮食的需求。明廷采取了多种解决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从邻近的四川、湖广地区运输粮食进入贵州。到了清代，贵州新辟的苗疆地区仍然需要从邻近的广西和湖南运输粮食供绿营官兵使用。粮食的运输需要道路的畅通，一旦道路阻塞，粮食无法输入，中央对于云贵地区的管控便将岌岌可危。粮食运输之外，皇室对于奢侈品以及营建宫殿的木材的需要促使云南的玉石、象牙、大理石、贡金等以及贵州的木材不断运至京师。清代国家对于矿产的需求促使滇铜黔铅自边疆源源不断输往内地。云贵地区对于盐的需求促使了明清四川与广西的盐大量运至云贵。云贵边疆在明清时期逐渐融入了全国的经济圈，其自身的需求促使其与内地经济联系增强，内地的需求则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无论是在经济战略上还是经济联系上，明清朝廷对于云贵地区的交通建设都极为重视。

推动明清云贵地区交通建设的另一个动力是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明代云贵移民以军事移民数量最多，最为重要，且有数目可考。明代云南较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有三次，一次是洪武年间平滇之役后留军镇戍和洪武中后期调军戍边，一次是正统年间三征麓川之后部分官军留驻云南，一次是万历年间与缅甸洞吾王朝的战争后营兵屯驻滇西。三次移民可考的总数达八十一万之多3。明代贵州军事移民与卫所的设置基本同步，洪武四年至三十年（1371-1397）贵州建立了二十四卫和二直隶千户所，洪武之后仅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崇祯三年（1630）设了三个卫。卫所军事移民的总数约六七十万4。移民的地理分布特点是集中于坝区的卫所和连接坝区的道路沿线的驿、站、堡、铺、哨、关。贵州的军事移民更是集中分布于自湖广经贵州入云南的“一线之路”上。

清代云貴地区的移民模式发生了转变，军事移民与强制性的行政安置移民比例下降，非官方强制的自发性移民比例增高。这些自发移民包括逃荒、垦荒、经商与开矿等不同类型。清代中期人口大幅增长，加剧了内地的人地矛盾。而云贵等边疆地区相对来说地广人稀，清代滇铜、黔铅等矿产又大规模开发，加之官方推行有利于农业移民开垦的政策，因此大量汉族移民涌入云贵边疆。清代移民的空间分布有别于明代：改土归流后的土官土司地区推行鼓励移民开垦的政策，吸收大量汉族移民；汛塘制度的推广也吸收了大量汉族移民，使得汉族移民向边境地区和山区拓展。

汉族移民对于云贵地区交通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汉族移民参与到道路、桥梁、渡口等的建设，如乾隆十九年（1754）修筑琅井东至猡武哨道路就有商人、灶乐捐资出力“是以商之众灶，先竭绵力，倡捐银壹百壹拾两……各灶乐捐银陆拾伍两”1。道光十二年（1832）昆明街道的维修由当地民众出资2。贵州郎岱地区道路的修筑“城乡义士，远近仁人，不吝金钱，倾囊相助”3。同治年间，开化府境内道路的修筑也由当地乡绅主持4。修路之外，史料中关于地方民众修建桥梁，设立义渡的记录更为丰富。其次，汉族移民服务于道路沿线的官方机构，并屯田垦殖繁衍生息，有利于国家统一行政模式与经济模式的推广。再次，汉族移民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成为维持内地与云贵地区交往的主要力量，清代自发性移民的流动性更强，这有利于打破地理条件的阻隔，突破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封闭，推动地区间的交往。

结 语

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交通建设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向边境地区拓展，向土司地区、偏远山区深入。明代贵州驿路交通建设集中于洪武年间，在元代两条驿路基础之上新建了四条驿路，云南驿道干线主要建立于洪武、永乐与万历年间，在元代驿道基础之上向边境地区有所延展。清代在前代基础之上相继疏通了三条重要的驿路干线，康熙年间疏通滇西北由丽江进藏路线，雍正年间疏通了滇东南由广南出省至广西的路线和经元江至普洱府的道路。明代以前云贵地区支线交通建设较少，但到了明代发生了转变。明代道路支线大量设置铺、哨，设置区域集中于腹里地区，实现了明廷对于道路支线的有效管控。清代道路支线大量设置汛、塘等，设置区域拓展向边境地区。

明清云贵地区交通建设的巨大成就还包括道路功能的丰富。明代以前道路上只有官方设置的驿站，能为行旅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明代以后道路上产生了各种交通设施，道路的功能不断完善。驿、递运所、堡、站、铺等交通设施的设置，服务于国家的行政运转与资源运输。明代的哨、堡、关及清代的汛、塘、关、卡等的设置，保障了行旅的安全，维持了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管控。旅店、夫行等民间交通设施的设置，服务于民间贸易和人员的往来。

推动明清云贵地区交通发展的因素，一方面是官方对交通建设的重视。明清云贵地区交织着多种社会矛盾，交通建设对于应对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十分关键。明清云贵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其开发初期很难实现自给自足，需要内地的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援助，大量的物资运输离不开道路的建设。一旦道路不畅，援助不至，很容易引起边疆社会的动荡。此外内地与云贵在经济方面存在许多互补之处，交通的建设也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大规模汉族移民的涌入不但为交通建设提供了人员与资金支持，而且增加了与内地的交流与交融。

（责任编辑：陈炜祺）

Abstract：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 saw high expanding of roads and transport facilit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not only meant increasing of numbers of highways， but also promoting of services for transport. The reas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raffic construction covered officia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f large-scale Han migrants.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Yunnan Province； Guizhou Province； Traffic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