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茜

摘 要：水利不仅关乎农业生产的展开，作为一项公共工程，亦能够呈现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滨山靠海的永安湖是海盐县澉浦镇中最重要的水源地，但有明一代几乎一直处于失治状态。明初之后，官府因现实困难与利益选择，始终未能组织起针对性的开浚工程，镇中士绅多次尝试推动，均只是小修小补。永安湖的水利困境，为了解明代江南水利工作运行的多样性，和包括士绅在内的基层社会管理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关键词：永安湖；水利；士绅；地方社会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149-11

作者简介：杨 茜，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上海 200234）

江南水利的重要性，是明清时代的共识。围绕太湖的水利工作，有上游常、湖、镇三府的溇港疏浚开源，和下游苏、松、嘉三府的“三江入海”。相对而言，明王朝对太湖之水如何宣泄入海更为重视，以挖掘（疏浚）排水沟渠为主的水利工程，在从太湖到海的一百公里以上的广大区域内进行，如王朝前期针对吴淞江、白茆港的大规模疏浚治理。然而到晚明时，国家对于太湖平原的水利不再如以往那样重视，内忧外患的局面也使王朝没有了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故江南除了两三处由“强力”知县组织的水利工程外，大部分地区出现一种“不讲水利”的荒怠局面1。桐乡人张履祥在清初时便说“农田水利之政，百年不讲”2。这是明王朝从重视江南水利，到水利荒废的大趋势。

聚焦于小流域内的水利工作，情况可能不尽相同。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滨山靠海，地势高阜，以镇西永安湖为重要水源地。而该湖的浚治失序，几乎伴随了整个明王朝。明初以降，一次次地方呈请与执行未遂的记录，保留在从澉浦镇到海盐县以至嘉兴府的史志中3。王朝政府对僻远小流域水利工程选择性轻视，同时乡绅等地方力量也未能有良好的对接。永安湖的浚治工作，长期停留在一纸空文的层面。

一、澉浦镇环境与永安湖水系

澉浦镇，地处浙江北部沿海，明代属嘉兴府海盐县，曾是对外贸易、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市镇。澉浦建镇，始于唐代开元五年，苏州刺史张廷上奏置镇，设有镇将。至宋代，又置镇官监税，兼管鲍郎盐场盐务。因地理位置的便利，南宋时澉浦已是海外贸易重镇，番货毕集1。元初，此地还设市舶司。又有记载称“至元、皇庆间，宣慰（使）杨耐翁居此，以己资广构房，招集海商番舶皆萃于浦”2，澉浦镇遂人烟极盛，并与当时著名的海外贸易港口青龙镇并称，所谓“华亭则有青龙镇，海盐则有澉浦镇”。也就是说，澉浦由最初的沿海驻军要塞，因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演变成沿海重要港口3。

入明以后，江浙沿海广设卫所以备倭，朝廷置官军把守，严禁百姓下海，海外贸易遂绝，澉浦镇也随之衰落，所谓“利源既绝，往迹俱非，不见异物，亦无外慕”4。及至晚明，除基本的稻作生产外，澉浦镇民间生业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即家庭纺织业，尤其以苎布的纺织为主。这跟晚明海盐县大部分地区以蚕桑为副业的情形略有不同。朱国祯便观察到：“盐邑素不习于蚕，近三四十年中蚕利始兴，今则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但是“澉浦俗善绩苎，更以织苎布为业，然地实不产苎，市之他方，布亦大不精，非贵人所御也”5。

澉浦镇虽然地处“江南水乡”的大区域中，但境内却“山多而水少”，与真正的“水乡”地貌环境并不尽相同：“嘉禾阖境水多山少，而山皆聚于澉浦。”6澉浦一带有大大小小几十座山峰，居民散居于山湾沃土之中。山多水少、地势趋高的环境，使得澉浦镇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不是水乡常见的排涝问题，而是干旱：“澉地高阜，不通下河，水无活源，十年九旱，往往灾患，不能备书。”7因此，灌溉和蓄水显得十分重要。明清官民都普遍认识到，镇中多山，地势高，不能溯流而上，“宜疏浚深通以资潴蓄”，而“正本清源之论”，即是需要时时挑濬永安湖和與之连通的澉浦城濠，从而“踞高处以蓄水，则樽节宣泄似无难于溥逮也”8。从海盐县整体水利形势来说，亦是如此：“海盐东南地势最高，水易就下，如永安湖、澉浦城濠、白洋河之淤淀者，宜挑复之，各邑浜港之涩流者，宜劝农民以时疏掘为潴蓄计，斯旱可以备。”9

永安湖位于澉浦镇西南部的谭仙岭下，“环湖皆山，孟姥瀑诸水分注之，中有长堤，划湖为两，周望惟南一角山不尽遮。海水正与湖平，滩沙晶荧，愈复益其漾瀇”10。湖面积不大，元代文献记载“周回十二里”11。明代前期勘测，湖约3700余亩12。20世纪50年代，湖只余1680余亩13。

察其地势，永安湖原本是钱塘江口的一个海湾，由于泥沙淤积和海平面下降，逐渐成为潟湖。但确切成湖年代已难考。2005年所修《南北湖志》引用两段材料并进行了推测：2002年编《金山卫春秋》中收录一张汉初所绘会稽郡海盐县全境地域图，其县界说明中言“南临澉浦关”，可见此时澉浦已成陆。东晋成帝年间，逢苏峻之乱，干宝族人“徙居于澉湖”，载于《干氏宗谱》中。澉湖，也许即指代澉浦和永安湖雏形。后经隋唐以来的开发，湖周土地变为农田，但终因下游田地缺水灌溉，约于吴越王钱镠时废掉湖旁之田，储诸山之水，堤之为湖，用以灌溉下游土地1。细查宋以后的澉浦地方文献，多语焉不详，只记载了此湖“原以民田为湖，潴水灌溉”2。

将永安湖与周围农田以及东边的澉浦城河连接起来的，是一纵四横的“中河”与若干的堰闸：

永安湖，源自谈仙岭、高阳、盐台诸山，注汇为湖。湖水自闸下注于中河，中河形如十字，一纵四横，以孙家堰、六里堰截水，而东有老人堰通澉。城濠西有上、下、转水三闸流注下河，皆因时启闭，以灌近湖田八千三百余亩。至澉浦则南受长墙、青山诸水流入城濠，萦回交互，与中河水会。又西行出日晖桥，出六里堰傍转水闸至张公桥，入下河；东至滚水坝止，漫为长川坝，计长十里。3

具体分段来看，中河，自永安湖闸口而下，东过吴越王庙分为二支，一支向西北流去，自王家桥至孙家堰止，一支向东南过八字桥，经三十字河至张老人闸止。又两处支浜，在西门外者至油车堰止，在南门外者至颜家堰止。统计河港浜溇凡五千九百七十九丈五尺，阔狭不等。澉浦城的“护城河”即濠河，亦名城河，地势略高，从城西日晖桥流出，向西至六里堰止，这段河道称“上河”或“六里河”。六里堰外流向北边之河称“下河”。上河因从“势居上流”的濠河流出，地势高于下河，故设六里堰遏上河之水向北流入下河，保障周围农田灌溉。但如遇雨水过多时，则开启六里堰南面的转水闸，泄水入下河。上、下河统称“长河”。城东则有“新河”，起自裘家坝，下至长川坝止4。

永安湖通过上述一系列水闸控制放水，“湖东际石砌斗门木板为闸，以时启闭。每遇天旱，开闸放水，下流灌救田苗。或天雨连绵，湖水涨溢，却有东南葛母山下古置浑水闸，放泄入海”5。

受永安湖灌溉的农田分布在澉浦、澉墅和石帆三个村落，即城濠周边的城河田、永安湖下的湖田，以及长墙山湾处的山田（石帆村临海，受海潮影响，后渐渐陷没于海）6。这一范围涵盖了澉浦镇农田的绝大部分。

二、明代湖堰失治

永安湖处于山海之间，由潟湖而淡水化后，主要以周围谭仙岭、高阳山等诸山的泉瀑溪流为源，泥沙冲积日多，且湖水“本不甚深”，仅1.5米左右，故“世代滋久，陂堤圮坏，水葑淤塞，殆有日涸之虞”7。湖泊疏浚需定期进行。

明初，朱元璋立国之际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洪武二十七年“遣国子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命“凡陂塘湖堰可潴蓄以备旱熯、宣泄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势修治之”8。在这样的大局势下，全国范围内很多农田水利得到修治9。澉浦镇永安湖在这时也得到开挑疏浚，使得南北两湖“各深五尺，四时不旱，田禾有收。本境居民二千四百余户，俱得安生”10。

此后，随时间推移，永安湖不断地淤积和被破坏，却一直得不到妥善的清淤与开浚。当地的粮、塘、里、老，以及澉浦千户所多次呈请，但即便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也无法落实和推行。下面即按时间顺序，列陈有明一代永安湖“屡经申请、竟未能疏浚”的过程。

洪武开浚之后，几十年间，永安湖日渐淤塞。正统十年时，海盐县县丞龚潮达申奏，请求疏浚永安湖，以及县内的茶市院河、新泾河、陶泾塘河等，不久便得工部字三百七十一号批准。朝廷派官员实地踏勘后，命下浙江布政司，要求征发人夫两万名（一说一万八千名）开浚永安湖及海盐县内其他河道1。但最终“未蒙起夫”，无法动工，田禾愈加荒旱。

天顺三年，永安湖淤积更加严重，“河港浜溇俱各游塞浅窄，遍生墅草，遇旱俱如平地，湖底与田仿佛高低”。海盐县主簿与地方里老经过一番勘合，指出：“本湖通行三千七百四十二亩，中有官塘行路一条，古分南北二湖，南湖计有一千三百三十三亩，北湖计有二千四百一十亩二湖，周围俱系山海。北湖口原有古闸一座，樽栉水利，遇旱起开放水，闸下四散河港，车荫官民屯田八千三百余亩。”而如今湖泊淤积，湖底抬高，造成“无水车戽，似此荒多熟少，连年亏欠税粮，民食不给，流移逃窜，即今止有三百余户。见在地广人稀，兼且连年旱灾以致税粮拖欠，俱是见户陪貱，人民困苦，官府被累”2。

于是，澉浦镇和海盐县提出疏浚方案：“本湖南北二处俱各平浅，闸下通湖河港高如湖底，如蒙查照原奏勘合事理起夫，将闸下河港浜溇急当先浚，通接六里堰下河港接开北接，开掘之际，倘有雨水不常，先将闸下河浜沥去水浆，庶不失误工程。以后方开南湖。”3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在整体开浚永安湖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当地百姓提出先行疏浚湖闸下淤积的河港浜溇，若得以完成，再循序疏浚长堤以南的南湖。

此外，永安湖的淤积，还牵及到了驻扎在此的澉浦千户所。明初卫所建设时，海盐县设有海宁卫，下辖澉浦千户所和乍浦千户所。澉浦千户所的屯田由一个百户领之，骑军一百一十二名，派种田地一十三顷七十六亩4。灌溉环境的变差，也使得千户所的屯田受到影响。

这一次的呈请，同样得到朝廷的批准，当时踏勘所得：“南湖一千三百三十三亩，每亩用夫五名，共夫六千六百六十五名，开深五尺，计工二个月可完。北湖二千四百一十亩，每亩用夫五名，共夫一万二千五十名，开深五尺，计工二个月可完。闸下河港浜溇，量计五千九百七十九丈五尺，阔狭不等，每丈用夫一名，共該夫五千九百七十九名，开深五尺，计工二个月可完。”浙江左、右布政使，以及分巡副使等高官，亲临视察，所征发的嘉兴府七县的人夫两万名也抵达永安湖之南湖，准备开挑，但恰逢冬月雨雪连绵，不能施工，随后便不了了之5。

接着到成化年间，湖泊情况更加不堪，“北湖并闸口及近闸近田河道，反再高浅，未经挑浚。其南湖里深外高，难以并放通河，似此不得灌济，即今连年荒旱”。成化八年，澉浦百姓继续申请疏浚。朝廷命海盐县与澉浦千户所各派官员一名，联合当地粮长、耆老等，亲自前往永安湖踏勘，验看湖泊淤积状况，调查以往开浚与否，并计算“长阔丈数，斟酌合用人工”，要求“除完固深通外，凡有壅塞损坏应修者，就与丈量多寡，斟酌工程，少者着令派取本处料物即便趁时修理完备，其工程浩大，卒难成者，亦要督令上紧修理。如果本处人力物料不敷备由作急开报以凭定夺，务俾河道疏通，圩岸高厚，水利兴举，不为后患”6。

与此同时，当地百姓还指出永安湖私自放水的情形：

湖有南北二处，各置闸口，以时开放荫田。缘因无人看守，又轻年远，闸座灰石坍损，致被近其闸坝豪顽大户之家，贪图小利，不思田粮为重，恃势无时，夤夜将湖闸并六里堰、转水河闸并各坝偷开，张捕虾鱼。遇其夏秋无水车救，以致连年荒早。粮草无征，区民缺食。7

面对豪顽大户的干碍，朝廷一方面安排六里堰附近民人朱敬看守闸坝，配合粮长、圩长、治水老人，及时报告坍损情况，并在夏秋用水之季定期开闸灌田，期望可以杜绝势豪大户张网捕鱼、偷泄水利的情况1。另一方面还赋予了澉浦千户所“禁治豪势”的职责：

至日逐一看视，中间有被豪强之人侵占、干碍水利者，即拘该管官吏旗甲人等，从公审勘是实，取具明白，供给就令退出改正。若或恃强不服者，指实呈报，如是，委官人等扶同。容隐并挟私妄害平人，及因时科扰朦胧、作弊怠慢悞事者，挐发通行参问，不恕。2

尽管有帖文一次次的呈报和下发，但浚湖工程再一次停歇，并未见执行与成效。

正德十一年，由澉浦千户所再次提出开浚之事，范围包括永安湖、以及六里河延续至镇中常积仓的河道：

本所城池设立澉浦镇，地方旧有水门一座，通流城中，以滋灌汲，直抵常积仓前，运粮上纳最便，商货亦通。后被淤塞，栅门杇烂，前该官军虑恐盗入，私将顽石填塞，自此一遇水涝，则淹没军营，一遇火灾，则无水救济。运粮者脚价烦难，籴卖者，肩挑困苦，以致军储久缺，士卒逃亡。近年以来，十分狼狈。

及有永安一湖，灌溉田亩，钱粮动以千数，今被浮沙四塞，浅与田平，未秋先竭，十年九旱。民食既匮，国课亦亏，官民两失其利。此地方之患，已非一日，及今不为处置，必致流移殆尽，贻累官府，为害非细。

呈乞自六里堰疏浚，以致遶城，开通水门，以复故道。永安湖则量度旧迹，务令深广，庶可救一方之生灵，贻万年之永惠。3

澉浦城中曾有一条“市河”，古为运河，自东南的长墙山横穿镇区抵达六里堰，又向南流入永安湖，当时实乃澉浦镇河流孔道。但明初以来，河道堰塞，夷为民居，仅于西城处设一水门，通向镇中的常积仓，供运粮用4。据千户所所言，水门至常积仓的一段河道，因自然淤塞和人为填塞，水流不通，影响镇中排涝、防火，尤其给运粮造成极大的负担。千户所掌印千户杨玭为将“市河”与永安湖所需开浚的事宜一并上报，后经过勘实丈量，估算合计费用等步骤后，再一次地没有执行。

嘉靖年间，澉浦军、民又有三次呈请，最终还是无成：

嘉靖三年大旱，军民耆老陈缙、陈绅等将情告所，备申察院，批府行所，姑俟秋成，民力稍裕，查照施行，竟亦停歇。

嘉靖七年大旱，耆老汤沐告府，行县勘实回答，竟亦停歇。

嘉靖九年军余胡瓒，为众建言，被责几死，竟亦无成。5

嘉靖朝之后，未再有申浚的公移保留，也许是出于史料的阙失，也有可能是澉浦地方再未上奏浚湖的要求。并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直到清代才由官府组织，进行了整体的浚湖工程。因此，与明代中前期相似，整个晚明，永安湖的疏浚事业都没有达成，亦不见官府层级的规划，永安湖湖堰失治状态一直持续着。不过澉浦地方士人并没有放弃，展开了一些基于地方力量的小修小补工作。

三、澉浦士绅的努力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澉浦镇人钱汝霖（又称何商隐），在康熙十年回顾地方士人对疏浚永安湖所做的努力时曾言及：“浚湖之议，始自敬先、方川、虚斋、南溪、萝石、两湖诸先生，去今岁二百余年，迄今无成事。”6

这里列举的“萝石”，即董沄，字复宗，澉浦镇人，少年时便慷慨慕义，年长工诗，与当时的名士沈周、孙一元交游，放浪山水之间。年近七十，听王阳明讲学，心向往之，执意拜师，成就一段佳话。他的儿子董榖，是正德十一年举人，曾任湖广汉阳县知县，撰有《续澉水志》，对镇中水利也多有关心，曾叹息水利问题“乡先达图之百有余年而不遂”1。南溪，即吴昂，字德翼，海盐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官南京刑部主事、福建参政右布政等职，是澉浦镇的大乡绅2。敬先，是镇中文人刘俨的字，刘俨博学善诗文，有古道热肠，后以布衣身份崇祀乡贤3。总而言之，从明中叶开始，澉浦、海盐的乡绅、文士（不仅仅有上述列举到的人物）一直在为永安湖的水利工程谋划和努力着。

董沄写给吴昂的一封信中，叙述了明初洪武年间以来，永安湖历次呈请疏浚失败的过程，痛言：“年年刷卷只作故纸，奈之何哉？”故恳请官位颇高的大乡绅吴昂出来主导浚湖大业：“窃惟先生于此一十八年之间，虽于当道屡尝言之，终以宦辙四方，有志未究。今则解组于家，优游绿野，克终初议，兹非其时耶。矧先生名耸天下，心切颠连，有闻必举，有举必成。……且幸今岁天雨及时，成熟在迩，水可放泄，夫可起拨，但图之在早，持之在坚耳。先生其有意乎？”4这是希望以吴昂的地位、威望与资源影响官府，推动疏浚的进行。

相对而言，由地方有力阶层推动而进行的最有成效的一次水利工程，是万历年间对六里堰的修治。澉浦镇的地势高于北面的县城和嘉兴等地，因此地处上河与下河之间的“六里堰”，主要作用在于遏制地势较高的上河之水流入北面的下河，从而保障上河的水量以灌溉两岸农田，是澉浦镇的“灌田、堤防之所”和“水利要防”。先是万历二十一年时，以镇中的生员钱鲁南、布衣善士朱文才为主导，初步加固增厚了年久废弛的六里堰。但上、下河地势悬殊、灌溉不便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是三年后，澉浦士绅再次发动修治工程：

侍御许星石公，独念湖闸虽修，而两湖城濠之水，去甪里堰实其巨防，首出金钱，因具所以，状于邑父母李侯，并以董其事者进。侍御为地方计虑深且切矣。侯乃召朱善士，与之约曰：“澉之民不忧涝而忧叹，叹则水不足灌，而荒歉，因之流离，嗁呼十常八九，谁为父母而令致是，尔其善体吾意，悉力为之谋，所以不朽斯坝。”旋捐俸钱，并榜其意于坝旁，以怂恿士民之乐施者。朱善士雅好兴举，地方废坠，而又重以侯之激劝，真不难捐发肤以从之。于是日久营度，经计久远，为之纠工伐石。5

县令李侯“激劝”的“善士”朱文才，乃一介布衣，但精通水利技术，且家资雄厚，在澉浦的水利事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经过他的设计，六里堰下“甃小沟于深底，创设瀛洞，蔽之以门。遇旱则开，引下河之水以灌上河之田”，且“深广转水闸令其□减浮水，永无破盂漏卮之患”。这一巧妙的方案，可以引导地势较低的下河之水流入上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干旱及上河水不足时两岸农田的灌溉问题。工程耗时两个月，由曾任贵州道御史的澉浦镇乡绅许闻造首倡，统共花费若千缗，大半来自县令李当泰、乡绅许闻造和镇中士民的个人捐助，剩下的均由朱文才资助。同时县令李侯还蠲免永安湖中的茭草税，作为以后疏浚六里堰的经费6。

此外，鉴于浚湖事业中最大的难题——经费从何出，澉浦的士人也提出过一些“开源”的办法。嘉靖年间编纂《续澉水志》的董榖，在志书中表露了通过“种树”获利的想法：

如茶、如竹、如桐、如漆、如桃、如栗、银杏、杨梅皆可树之以获利而不植之，顾独种松，十年一伐以为薪。人生能几伐哉？而子孙果能相继树乎？无怪乎山之童也，归咎税重，愚之乎见哉。1

前述钱汝霖，更是明确表达了“浚湖莫若种植”，并撰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澉湖浚淤固是百年之利，但工巨费艰，猝难集事。……倘得贤邑侯下令高山种松，山麓平衍、村落近便处，植果木，以多寡课勤惰，春秋暇日，屈驱从亲临视，赏其勤而罚其惰。三年五年，花實长茂，十年有成矣。澉两面距海，其西面有山处，计之不下若千里，不下若千户，皆令栽竹、茶、枣、栗、橘、柚、杨梅，家课数十树，树息数百钱，岁可出金钱数百千两。十年之后，家各殷足，方且自谋久远。不待上之人多方区画，而浚湖之策虑无不屡陈于牍，输金输力之恐后矣。

故欲救荒，莫若浚湖，欲浚湖莫若种植。……今止须十年，不役众力，不烦征敛，坐而视其有成，便而且速，无以过之。2

钱汝霖是明末清初澉浦当地重要的文人，与浙西许多文人、隐士如吕留良、张履祥、陈确等有着密切的交往。明末以来，有“小西湖”之誉的永安湖是他们结社、交游的重要地点。经历过晚明浚湖难成局面的钱汝霖，认为澉浦镇地方浇漓，百姓穷苦，因此永安湖的浚湖之费无所出，而若鼓励百姓种植竹、茶和果树，一方面这些经济作物可以很快地进入商品流通来使百姓致富，又可以课税用以修治湖堰。

但这一一厢情愿的设计并未见到实施。永安湖淤塞的状况，一直持续着。清初，海宁人查慎行便言及，原本一分为二的永安湖，现在多称南湖，因为如今“北湖为葑田矣”3。

可以说，有明一代的大部分时期，关系着澉浦水利灌溉之要的永安湖，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疏浚与治理。无论是朝廷的行政命令，还是省、府、县各级官府和卫所的推动，均难以落实、执行。地方上的有力阶层，如乡绅、士子、富户等，在万历以后也尝试着谋划，并出资出力，但最终也只是有个别河道的小规模疏通和闸堰修治工作得以实现。

四、水利困境与现实

澉浦镇文人董沄自陈，造成永安湖长久以来湖堰失治的原因有四：

一则地方僻处海角，府县隔远，上司不到，危苦之状不能上闻。

二则吏胥之弊，非钱不行，而地方公务，钱何从出。

三则间有数辈奸黠、细民侵占填塞，深惧显露，多方阴阻。

四则粮塘里老，明知疏浚于己有益，但惧供给，因小失大，见当身役，含糊禀歇，及至交替，便望举行，逐年延捱，以此堕误。殊不知图大事者不惜小费矧。4

董沄的分析揭示了一部分原因。

永安湖偏处海盐县一隅，是一个独立性的地域水库，并不关涉整个太湖流域的水利通塞。并且海盐县相对于更靠近太湖的嘉兴府其他州县，处于太湖平原治水的边缘地带。就灌溉而言，明清浙西一带，是以杭州的西湖和余杭县的南湖为最要5。因此，永安湖水利兴废所受到王朝的重视程度自然较低。

就整体区域形势来说，明王朝对于海盐县海塘修筑的重视远高于对内部水利的整治。当时的官僚士大夫多言及此地海塘的重要性：“东南惟海事为重，海盐海塘之设，所以御潮汐之往来、捍波涛之啮蚀，斯塘一圯，民为垫溺，所系甚大也。”6且海盐县直接面向杭州湾，处于苏南和浙西地区抵御海潮的第一线，关涉江南诸府的安危：“海盐地势逼临大海，两山拥夹，故潮汐独异于他处，全赖海塘为之捍御。顷者风潮异常，将石塘冲坍大半，土塘尽坍，田禾湮没，庐舍漂流，设若风潮再作，径从坍口深入内河，则无海盐。无嘉兴而杭、湖、苏、松诸郡均被其患。”1澉浦镇在海盐县最南部，靠海的“长墙、秦驻以至雅山滨海一带要害之处，又其藩篱怒潮冲激，吞天沃地”，筑塘防潮的形势严峻2。

事实上，海盐县所属的浙西海塘，一直是历代王朝为抗御海潮危害、保障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所兴筑的重要公共工程。据统计，以明代而言，较大规模的修筑工程就有五次。规模稍小者，如海盐、平湖两县的海塘共修筑过二十一次。且在明末，海塘由原本的土塘改为更加坚固的石塘，即所谓的“捍海石塘”3。明代浙西海塘的兴筑，有王朝持续性的重视，在赋役结构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修筑经费有岁征的海塘夫银作为保障。从弘治年间开始，嘉兴府的海塘之役，“每岁均徭，阖郡计银七千两”4。而从明代中期开始，内河、湖泊水利的经费就已经逐渐从单纯的国家拨款转为地方自筹和民间集资5。“地方公务，钱何从出”，成为地方水利事业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钱汝霖和董榖设想的“澉湖种树说”也正是针对这一问题。

为了筹措经费，实现镇中各处的水利修治，澉浦地方也尝试争取过其他机会。万历五年，便借海盐县海塘修筑的机会，用浚河之土筑海塘和挪借海塘余剩银的方式，开浚和整修了澉浦城东往秦驻山的一段河道。此次申请，最初由百户官余滕蛟代表澉浦千户所提出，后经浙江巡抚常熟人徐栻奏请成功。当时，徐栻刚组织完成了海塘的又一次修筑，随即上疏言道：

海盐县秦驻山南，至澉浦所地方，原有河一带，在土塘之内。旧连县治，商旅辐辏，田亩岁收，称为沃土。近皆淤塞坍塌，舟楫不通，赤地遍野，原设澉浦税课局，因而裁废，旱干无备，粮运艰苦。乙亥海溢之变，澉浦军民被灾尤甚。以石塘一带外无拥护，内无分泄故也。臣时营度海塘，亲履其地，见田卢荒废，闾里萧条，目击流离，所不忍言。迩塘工告竣，一方军民呈词恳切，诚可怜悯。若将此河因其旧迹，再为开通，即以浚河之土筑塘，则该所至该县，内河上塘一体，高厚深广，联结巩固，纵有异潮之来，不能冲突，而田畴得灌漑之资，一水相通，粮运直达，贻惠军民，实为无穷矣。6

朝廷批复，同意“动支海塘余剩银开浚”。工程与永安湖无关，而是位于澉浦镇东北，从秦驻山附近的石鼓桥经常川铺、黄泥寨，到澉浦东关外的城濠河为止，共长二千二百二十五丈七尺，通计用银三千六百一十九两零，征调民力与千户所军兵共同参与，工费由海塘余剩银支持7。

然而深究这段河道的开浚为何得以施行，并能够挪借海塘银，则可以发现：其一，这段河道与澉浦千户所的漕粮运输有关，事关王朝最重视的赋税征收。其二，徐栻将此河道看作分泄海潮之水的通道，与整体的海塘事业联结了起来。这两点直接关乎王朝利益，也许才是浚河能够执行的重要原因。

此次浚河中，即使有了巡抚的掌控、海塘银的支持，工程仍然受到当地居民的抵抗。据称澉浦镇“人尽怨之”，使得提出此议的百户官余滕蛟“不能安于家，匿避江右以免”。这恰反映了董沄所言的“粮塘里老，明知疏浚于己有益，但惧供给，因小失大，见当身役，含糊禀歇”，也即水利工程对民间的需索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现实中，水利施工“必资乎财力，而财力必取之民间。凡遇工程一概科敛，则未免府县派之里甲，里甲派之细民，騷动乡村，鲜有不怨”1。尤其在晚明，江南水利已经基本形成了除“干河支港，工力浩大者，官为处置兴工外，至于田间水道，应该民力自尽”2的惯例，基层社会河湖、圩岸的治理中，“坐索塘长”、“鞭挞闾阎之穷民”也变为常态3。民间的消极应对，甚至拒不配合，大多缘于此。

正统和天顺年间两次浚湖计划中，拨发劳役人夫均以嘉兴府七县为范围，跨县境的工作协调与统筹，必然带有更多的障碍，影响工程的施行。

在湖泊变迁过程中，除自然淤积外，“盗湖”行为，往往是造成湖泊淤塞、面积变小、并引发纠纷的重要人为原因。明代“与水争田”的现象屡见不鲜，弘治年间，工部提督水利郎中臧麟题奏：苏州等府县蓄水湖塘，多被势家侵占，闭塞水利4。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专辟“水学”，总结“水害”的形成逻辑：“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5地方官府则见机税课，纷纷“以升科为事，寸滩毕税，水道举为区亩，则积侵”6。再如处于大运河沿线、为运河提供水源补给的丹阳练湖，很早即被当地大户侵占大面积水面，佃湖成田。此后，“佃田人家，私放湖水，冀免渰没，而利于种作也”，还有渔户私开涵洞、设水门，张网捕鱼。于是“湖遂岁岁涸，湖岁岁涸，则运河无可以济”7。

面对频频出现的侵占湖泊现象，明王朝也曾在法律层面作出反应：“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苏州、镇江等卫所地方，系官湖塘荡泊，多被奸顽之徒占为己业，或盗卖势豪，及有盗决故决隄防等项情弊，事发勘问明白，依律议拟，审有力照例发落。其湖塘应比拟者，仍明具招由，奏请定夺。”8但是，“湖佃”牵及地方大户和官府税收等多层面的复杂利益，常常是“守令狃近利而忽远图，纵令势豪周围告佃成田”9，故而向来难以彻底清理和解决，所以侵湖“遂为故常”。

董沄指出“数辈奸黠、细民侵占填塞，深惧显露，多方阴阻”，可见永安湖“盗湖”亦是猖獗。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份因大户围田而造成的纠纷，发生在元初。澉浦镇的守镇军官王招讨围湖造田，侵湖三百八十亩，并欺瞒官府，用“抱佃送纳官粮三十八石”的代价，将湖田纳入自己名下。十几年后，守鎮官又在湖田南缘安置石闸，控制永安湖水的排灌。本应于春季湖水升涨之际储水备旱的永安湖，为了防止淹没围垦出的湖田，被人为放水入海。及至夏季干旱，周围的广大农田亟需灌溉，守镇官又关闭堰坝，不容湖水下泄流通，湖区农田灌溉不足，百姓深受其害，“陪纳官粮，并老小口食不给，典妻卖子，流离死亡”10。在百姓的申告下，元成宗大德九年，浙江行省平章政事会同行都水监、当地官员，亲临纠恶，下令疏浚为湖、开除元立佃米，终使永安湖恢复原貌11。

明代侵湖的现象仍然继续着。如上文所述，明成化年间，有“豪顽大户”私自放水，张捕鱼虾，致使夏秋灌溉不足。嘉靖九年，千户所军余胡瓒“为众建言”，请求浚湖，却“被责几死”，可以想见侵湖豪户的阻拦与势力。同样，在清代，康熙年间海盐县令向邑人问乡邦利弊，钱汝霖以“首浚永安湖”应对，于是钱汝霖在海盐县县令的支持下，倡导开浚永安湖。然而浚湖工程刚开始，便有人以“开湖事构害”，钱家遂破1。时人言此事：“开湖一役，善愿难成，凶徒横噬，家产日落。”2其幕后构害的“凶徒”，非侵湖渔利的权势豪户莫属。清乾隆二十四年，又有宦家陈氏，借口风水，将原本堰水用的孙家堰改闸泄水，致使灌溉不足，农田被旱。此后民讼不断，官府却无力掌控，拖延了十年之久才解决，恢复了孙家堰的堰水功能3。所以说，地方社会的河湖水利常常是“非不欲疏浚也，制于豪右，卒不能成”4。

而且，永安湖中野生有许多白莲、红蓼、青苹、紫莼等植物5，生长起来本身即会导致淤积与阻塞。据万历二十一年海盐县令曾蠲免永安湖中的茭草税，作为以后疏浚六里堰的经费的情形来看，湖中植物已经升科收税。因此，尽管侵湖渔利会使湖泊淤塞，但从官府增加税赋的角度而言，也极有可能并不希望浚湖并铲除植物。

澉浦镇的经济结构，也导致永安湖水利在澉浦镇内部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忽视。首先，晚明时，完全依托于市场交易的苎布生产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生业。纺织所入，与农田收益共同承担了百姓的日常生计与输官缴赋费用6。手工纺织业与灌溉无关，在“不惟田作”的经济模式下，百姓疏浚河湖以利农田的意愿与积极性必然有所降低。其次，澉浦镇设有鲍郎盐场，以生产与销售海盐为业。东南沿海盐户靠海吃海，与永安湖的灌溉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盐户对于其水利兴废并不在意，甚至还会进行破坏，如清康熙年间，部分盐户为了“运盐载薪之便”，糊弄官府，私自开闸放水补充运盐所经的河道，致使澉浦城濠河缺水，澉浦城无水道为恃，周边田亩焦枯，百姓无以缴赋7。

入清之后，永安湖的水利工作得到清代官员更多的重视，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均有浚治，尤以乾隆三十五年为重要，不仅湖泊开挖，而且湖塘、堰闸、溇浜都得到治理，灌溉功能得以增强8。但疏浚与淤塞始终并行，道光初年时，海盐知县汪仲洋仍在面临永安湖淤积和灌溉困难的问题：“六十年来失水则，湖身渐高堤渐低，沟浍交流半淤塞，去年南乡苦旱干，湖田车戽亦艰难。”9 20世纪50年代，永安湖被改为灌蓄水库，筑库坝高程8.5米，蓄水200余万立方米，自流灌溉农田3300余亩。70年代，长山河与澉六河挖掘工程完成后，澉浦一带河道与海盐县内所有河道及平原水网河道相通，上下河水位差亦消失，而且永安湖蓄水灌溉作用最终由澉六河替代10。如今的永安湖更多地执行风景区功能，水利困境也终于消失。

余 论

明清两代，永安湖的“待遇”显然不同。可以说，除了洪武年间的疏浚外，永安湖水利荒怠的局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明王朝。即使在还重视水利的明代前期，且朝廷已经拨发人夫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协调各方利益，推动水利工程在地方社会中执行。

一般而言，明清江南地域中，州县官府，以及士绅、粮里老人共同构成治理地方社会的力量。明代永安湖的案例中，从浙江布政司到海盐县、澉浦千户所的各级官府机构，与吴氏、董氏等乡绅，都已登场，但水利工作长期吊诡地处于失序状态。

一方面，官府因现实的各种阻扰与利益，而选择性的执行力弱化，忽视永安湖水利工作。偏处海盐县一隅的永安湖，尽管关系到澉浦大部分农田的灌溉，但置于江南整体水利局势中，则显得十分不起眼。水利工作惟有与王朝国家的切身利益发生直接的关联时（如防潮灾、粮运），才更容易引起官府的重视，从而得以排除障碍，从规划、经费到执行均得到支持。这显示官府在面对地方各类社会问题时的选择倾向。董沄所言的“危苦之状不能上闻”，从而导致的水利不治，并不是全部实情，而是小区域的弊政并没有足够触及王朝的切实利益。

另一方面，地方士绅、富户虽然积极倡导水利工作，但均需直接或间接地求援于官府，希冀官方自上而下的主导。他们出资出力，包括带动地方官员“捐俸”资助，终究只是一种非常临时性和个体化的作为，仅能进行一些小修小补，并没有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工程。

澉浦士绅们支持或领导公共工程的作用与效力，并不理想。这与一贯印象中士绅在地方社会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吻合，亦与清代中后期出现的以地方绅董、绅商为主力构成半官方的机构来管理、掌握水利工程，或者运作地方赈济等事务的模式，更不可同日而语1。可见，晚明地方力量的大小与实现仍有思考的空间。

水利不治，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明代官员和地方士人基于不同的层面，已提示出许多的思考。不同类型、时期的地域和水体，水利兴废的情形、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与地方社会、国家的关系状态，有共性亦有差异。

本文讨论的澉浦镇永安湖，虽然地处号称水乡的江南三角洲，但微地貌却是靠海山地。湖泊本身乃是小区域内的灌溉水體，其水利事业中的地理、社会环境，与太湖核心流域内的河道疏浚以及塘浦圩田治理显然不同，它在有明一代的水利困境，为了解江南水利工作运行的多样性，和包括士绅在内的基层社会管理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责任编辑：陈炜祺）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an infrastructural project works， but also can present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ocal society. Yongan Lake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ter source in Haiyan County， bu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lake has been in a state of unmanagement. Since the early Ming Dynasty， due to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interests of choice， the official has not been able to organize targeted treatment project. The gentry tried several times， and they were only minor repairs. The predicament of Yongan Lake provides a good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work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differences in local social management.

Keywords： Yongan Lake； Water Conservancy； Gentry； Loca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