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震军+赵景波

摘 要：光绪初年的特大干旱使山西及中国北方多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一次剧变，剧变过程中相继开始出现以下变化：第一，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第二，以人为主体的消费者大量死亡；第三，分解者异常增多，致疫微生物横行导致瘟疫流行。以上三方面变化以及此次生态演变的特殊性显示生态系统出现剧变。夏季风活动异常减弱引起的极端干旱气候是造成生态系统剧变的根本原因。人作为特殊消费者，又是当时消费者的主体，其极端生存行为使生态剧变程度加深。生态剧变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管理、道德法律等多方面社会秩序紊乱，还包括劳动力短缺、救灾压力大等社会多方面的变化。灾后人工、半自然生态系统恢复较快，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缓慢。

关键词：特大干旱；丁戊奇荒；山西；生态系统剧变；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139-10

作者简介：温震军，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忻州师范学院地理系讲师；赵景波，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 （陕西 西安 710062）

“丁戊奇荒”指光绪三年、四年发生在清王土北方区域的特大干旱引发的特大饥荒，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分别属“丁丑”、“戊寅”，所以史称此次大灾为“丁戊奇荒”。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博尔（Paul Richard Bohr）对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此次灾荒期间赴山西和山东的救灾事实以及他的救荒理念进行了研究1。 80年代，香港学者何汉威对华北五省地区此次大旱的受灾程度以及赈济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2。 台湾学者陈存恭对晚清至民国山西的灾荒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民国政府救灾措施比晚清政府明显得力3。 这几位学者主要从赈灾的角度进行了研究。2002年，美国学者艾志瑞（Kathryn Edgerton-Tarpley）把“丁戊奇荒”同爱尔兰的“土豆饥荒”进行比较，从而探讨中、西方之间的灾荒及深层次的文化与道德差异4。 众多大陆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此次大灾进行研究。满志敏、夏明方、郭春梅、王金香等学者对此次大旱以及出现严重灾情的原因进行了探讨1。 赵矢元、王金香、郝平、张九州、刘亮、郭俊红等学者对此次大灾的特点进行了多角度的总结2。 关于赈灾，大陆学者们仍以重笔阐述。夏明方、李文海、杨剑莉、高鹏程、杨国强、王一村等人对官赈、义赈以及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这几类的赈灾形式以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3。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丁戊奇荒”的研究视角差异较大。很多学者关注赈灾的相关内容，一些学者探讨特大干旱和灾情严重的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对大灾的表现特征和社会影响进行研究，等等。 关于特大干旱引发的多种灾害，学者们在多篇文章中提及，但主要采取单向研究的方式，对灾害之间的相互联系探讨较少。光绪三至四年（1877—1878），特大干旱导致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到目前，中外学术界还未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更没从生态系统剧变的视角进行研究。笔者利用历史文献，结合实地走访，以山西地区为例，拟对光绪初年人的生态地位、特大干旱与生态系统剧变之间的关系、生态剧变的表现特征和社会影响以及此次大灾后的生态恢复情况作一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光绪大旱前的山西生态系统及人的生态地位

（一）山西生态系统类型

按照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程度，生态系统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由生产者（绿色植物为主）、消费者（包括人在内的各类动物）、分解者（病毒等微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大气、水、岩石等）组成。农田、人工草地和人工林等属于半自然生态系统。城镇和乡村是典型的人工生态系统，人是人工生态系统的主宰者，又是整个大生态系统的消费者的主体4。 本文中，人既视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又视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

按自然带划分，目前山西分为以下几个区域：晋西北暖温带干草原区、晋东北中温带干草原区、晋西北暖温带灌草丛区、晋东南暖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区、晋西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区5。 光绪初年处于明清小冰期结束的前后，草原带和森林草原带更为广阔是当时山西自然带的特征6。 当时为农耕社会，种植业为主要行业，部分地区的人们从事牧业，省内城镇和乡村分布普遍。由此可知，光绪初年的山西是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交错分布且融为一体的复杂生态系统。

（二）光绪大旱之前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

光绪大旱之前的山西生态系统，人对其作用程度很深。欲了解当时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需澄清“生态位”的内涵。有关生态位的定义很多，英国动物生态学家Elton（埃尔顿）认为，一种生物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境中的地位以及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7。他强调的是生物在群落中的作用。在光绪初年的山西地区，人在生态系统中属于消费者，而且是特殊的消费者。

人是消费者的主体。人既以植物为食，又以动物為食，还被其它食肉动物所吞食。因此，人既是初级消费者，又是顶级消费者，在不同的时空充当不同级别消费者的角色。人是人工生态系统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建立者，是人工生态系统的主宰者。就山西地区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开发，到光绪初年，人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愈来愈深刻。当时村落遍布，行政建制日臻完善，“山西布政使司，辖太原、平阳、潞安、汾州、大同、朔平、宁武、泽州、蒲州九府，辽、沁、平、忻、代、保、解、绛、吉、隰十州”1， 总计106个州县2。 光绪三年（1877），山西人口为1643.3万3。 由于众多人口挤压了很多动物的生存空间，占据了它们的众多食物资源，原来自然环境中的很多消费者已经灭绝或者大量迁移。在整个大生态系统中，从其总体数量和有机质的总量来讲，人在整个消费者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主体地位愈来愈明显。因此，在光绪初年的山西地区，人是当时大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主体。

人属于生态系统中特殊的消费者。人作为特殊的消费者，对生态系统的每一要素都给予了直接的、大幅度的影响。

首先，大幅度地改变非生物环境。光绪初年，人对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环境影响很大。能够改变大气成分、破坏岩石结构、改变水的分布状态等。例如，大面积种植水稻可产生甲烷，农作物和人工林的生长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使大气成分发生变化。修建房屋、开挖矿石，修筑道路等活动改变了很多地区地表的岩石等物质结构。农田灌溉、人畜饮水、生产作坊用水等水的多种利用方式改变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分布状态。由此可知，在当时的生态环境中，人属于对非生物环境改变量最大的消费者。

其次，培育生产者和破坏生产者。在漫长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改变原来的自然生态系统，培育和引进了多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和果树品种，建立了类型多样的半自然生态系统。光绪年间，山西农田统计数为“官民田地四十七万五千四百五十一顷一亩”4， 农作物有“稷、黍、谷、稻、高粱、麦、豆、麻、玉蜀黍……”5 ，蔬菜有“白菜、芹菜、山药、芥菜、韭菜、蒜……”，瓜果有“王瓜、冬瓜、南瓜、北瓜、甜瓜、菜瓜、丝瓜、石榴、杏、沙果、李……”，树有“柳、桑、杨、椿、椵、蔡……”6。以上列出的树种，有天然生长的，但大部分是多年来人工栽培的。通过培育大量生产者，大生态系统的结构发生了巨变，在一定的区域还能修复已破坏了的自然生态系统。

在气候正常年景，人们砍伐树木，以修建房屋、制造工具、用作生活燃料等，采伐灌丛用作燃料和饲草等，采集草本植物用作饲草、药材、食物等。在饥荒年间，人们挖草根、剥树皮用以充饥，对植被的再生能力造成严重破坏。同治《阳城县志》记载：“昔林木蓊密，虎易藏匿，近年斧斤濯濯，远城五十里鲜虎迹，析城、王屋间尚有匿者。豹仍不少，鹿麞麝香亦多于此间孳息，猿猱惟莽山濛濛有之。”7 以上文献再现的事实是人们破坏生产者导致的生态连锁反应。其实，破坏生产者是人们的常态行为，表现在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

再次，饲养消费者，同时挤压、消灭消费者。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一地区的人们已开始饲养动物，于是出现了家禽、家畜。据光绪《山西通志》记载8， 当时省内的禽类有“鸡、石鸡、鹅、雁、鹜、鹊、鸟、鸽、燕、布谷、啄木、蝙蝠、鸠、鸢……”，兽类有“牛、羊、骡、驴、猪、狗、鹿、狐、獾、狼、猫、鼠……”。文献显示，当时人们饲养的家禽有鸡、鹅、鸽等，家畜有牛、羊、骡、驴、猪、狗、猫等，种类更多。这些事实证明，当时的人们饲养消费者的规模很大。

生产和生活的需求驱使人们大量占用和挤压其它消费者的生存空间，扩大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治末年，阳城县，“狐、兔、狼、獾乡村常遇，至牛、马、驴、骡、羊、犬、猫、猪与人驯习，到处皆然，不至可也”1。 从文献得知，当时人们的生存空间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的已经相互融合，这是人们扩大生存环境，挤压其它消费者的结果。一些人被迫或有意识地猎杀野生动物，这些行为导致很多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剧减，甚至使很多种类的消费者灭绝或濒临灭绝。

还有，控制和杀灭病毒（分解者的一类）。光绪初年，当时的人们对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了解甚少，对病毒的概念至少在认识上很模糊。但传统的中医就是在人与病毒对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光绪四年瘟疫流行之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发布政令，“荒年天气毗于亢阳，民食秕糠及草根木叶等物，生病者多，应设治疫等药分给四乡绅耆，以救民间疾病。并于各厂放赈之日，分别男女，不许溷杂无纪，防避疫气” 2。 从政令的内容可知，气候干旱和饮食不佳导致多人生病。曾国荃要求把药分发民间，以医治病人，并强调男女之间应规范行为，防止疾病扩散。巡抚之令的内容属于人们杀灭、控制病毒的历史证据。人们实施政令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过程，其实质是杀灭病毒和控制病毒传播的过程，使病毒这类分解者的生存和繁殖条件受到限制。

综上，人属于对非生物环境改变量最大的消费者，而且大量地培育生产者和破坏生产者，在一定的区域能够修复已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人饲养一部分消费者，挤压、消灭另一部分消费者，大幅度地改变消费者的结构。人们控制、杀灭病毒，影响这类分解者的生存和繁殖。这些事实足可以證明，在光绪初年的山西生态系统中，人属于特殊的消费者。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光绪大旱前的气候正常年景，人作为特殊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较大。人大量地挤压占用了其它物种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以此相随，人工生态系统和半自然生态系统挤压了自然生态系统。虽然当时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但整个大生态系统变得很脆弱，抵御大旱等自然灾害的功能较弱。

二、“丁戊奇荒”与山西生态系统剧变

（一）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

特大干旱发生时，首先是水环境变化。光绪三年（1877），曲沃县“六月，汾、浍几竭”3； 新绛县“六、七月，浍河竭两次，各旬余”4；翼城县“天旱，滦水涸”5。以上事实证明，大旱导致水环境发生了异常变化。

随后是植被变化、动物迁徙或死亡等。光绪三年，永和县“荒旱异常，野无寸草”6；隰州“夏秋无雨，禾苗稿，寸草皆枯”7；浮山县“禾苗尽枯，麦种未播，饥民糊口无资，搜食树皮草根”8；怀仁县“夏旱，秋霜，五谷不登”9；荣河县“夏秋旱，麦未种。大饥，屠牛马，种几绝”10。屯留、灵石、襄汾、蒲州、徐沟、沁源、汾西、洪洞、绛县、阳城、襄垣、武乡等地文献也有草木枯萎、人们采食树皮草根、禾苗枯死及农作物绝收的记载。光绪四年的春夏至早秋，干旱在延续，草本植物死亡之后，一些灌木和乔木也大量死亡。有关动物迁徙、死亡的相关记载较少，但植被大量死亡必然导致动物大量迁徙、死亡则是不争的事实。

据以上分析得知，从光绪三年春夏到四年的早秋时期，特大干旱导致水资源严重短缺，以此相随，野生草本植物和农作物死亡，随后木本植物逐渐死亡。再加上人们对残留植物体的采集，破坏了植被在短期内的再生能力。由于生产者大量死亡，光合作用生产的以C、N元素为主要构成的有机质剧减。一部分食草动物由于缺少食物迁移或死亡，很多食肉动物迁移或死亡。人们屠杀牛马等役畜，人工建造的农田等半自然生态系统也发生大变化。可见，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是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初始表现。

（二）以人为主体的消费者大量死亡

当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在生态环境中数量庞大、生存力较强的一类消费者（人）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光绪三年，太原县“大饥，民死于饿者十之三四”1；凤台县“有全室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2；芮城县“哀鸿遍野，流离死亡填坑溢谷”3。榆社、崞县、平遥、介休、沁水、岳阳、翼城、新绛、闻喜、稷山等县的文献则留下了“人死无数”、“饿殍载道”、“道毙无数”、“村庄户绝半”、“死者相枕藉”等表示人口大量死亡的记录。

光绪四年，岢岚县“春，饥民沿途，至死无归”4；长治县“城设粥厂，就食流民多毙于途，施木不继，以席代，后不甚埋，就于东南城外各里许两掘其地，深数丈，广数尺，标其上曰男丛冢，女丛冢，积死以千计，诚未有之奇灾也”5。和顺、闻喜、太谷、离石、汾阳和沁水的文献中有“死亡枕藉”、“死亡益多”、“人民死亡过半”，等等。

以上文献证实，一些人饿死在家中，一些人死亡在就食的途中，还有一些死亡在迁往他乡的途中。从城市到乡村，从村落到荒野，当时的人们无力埋葬，导致死尸遍布，或置于村落或弃于野外。据李文海研究，太原府灾前人口有100万余，灾后仅余5万6。当然，当时的很多人迁往他乡，但大量人口死亡为当时的确切事实。人口大量死亡是当时人工生态系统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当时整个生态系统中，以人为主体的消费者大量死亡，说明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显现出又一明显特征。

（三）分解者异常增多，致疫微生物横行

人等消费者大量死亡，导致死尸遍地，需要大量微生物进行腐烂分解，从而发挥其生态作用。微生物是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微生物的变化对生态系统剧变有重要指示作用。由于肉眼对微生物难以识别，文献中直接记载微生物变化的资料很少，但能够通过人和动物死亡的疫情变化分析可以得知微生物的变化。

光绪三年，瘟疫零散分布于太原盆地、临汾和运城盆地、吕梁山区、太行山区。太原县“是年大疫，死于病者相枕藉”7；交城县“夏秋大疫，伤人几半”8。永济、和顺和临猗等县的文献也有类似疫情记载。由此可知，该年致疫微生物活动于零星地域。

光绪四年，疫情广泛分布于山西中南部的多个区域。寿阳县“春夏疫，贫民饥疾死者二三万”1；襄汾县“春大疫，民间死亡益众”2；稷山县“自夏徂秋瘟疫流行，死者复相枕藉”3；屯留县“疫大作，自夏及秋死者甚众”4。由以上文献可知，瘟疫多出现在春夏干旱时期，也有的地域疫情出现在夏秋。平定、荣河、交城、阳城、洪洞、文水、临汾、浮山、长治、隰州、绛县和永济等地的文献也有疫情出现并导致人员死亡的记载。由此可知，该年致疫微生物猖獗在多个地域。

光绪五年，仅在个别区域出现疫情。左云县“夏有瘟疫”5。说明该年致疫微生物的异常活动基本消失，瘟疫流行基本结束。

据统计，这三年中山西境内瘟疫发生的县域数量为：光绪三年6县，光绪四年16县，光绪五年1县。由于光绪三年秋季至光绪四年初春死亡的人和动物很多，光绪四年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微生物的数量猛增，也造成致疫微生物增多。瘟疫在多个地方普遍流行，表明致疫微生物出现了异常增多的情况。大量人口因瘟疫流行而死亡，生存的人无力掩埋死尸，尸体腐烂又导致瘟疫继续流行，人口死亡数量继续增加。笔者查阅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至今为止，仍未查明光绪四年普遍盛行于北方地区的致疫微生物属于何种病毒，但一定是一类分解者。

以上论述了此次生态系统变化过程，结合时间顺序，我们归纳此次生态变化过程中相继表现出的特征：第一，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在光绪三年的春夏至早秋的农作时期，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后继续被破坏，一直延续到四年秋季的雨雪期到来6；第二，以人为主体的消费者大量死亡，主要从三年的秋季开始，此后一直延续到到五年的早春；第三，分解者异常增多，致疫微生物横行导致瘟疫流行，主要出现在四年的春、夏、秋季。

以上叙述的此次生态系统变化的三方面特征，事实上是每次大旱导致生態系统变化的一般规律。但本次生态变化的特殊性表现为：受灾面积波及北五省的全部及周边区域7，三年和四年无雨的时段长8，植被破坏严重，人口及其它消费者死亡数量众多9，瘟疫主要于光绪四年盛行，光绪五年迅速消失。此次干旱，从受灾面积、无雨时段、植被以及人和动物死亡数量等方面综合考虑，光绪三、四年两年之内，生态系统多个因素变化迅速，足以称之为“生态剧烈变化”。

三、生态系统剧变的原因

生态系统剧变过程是天、地、人这个大系统内部出现异常运行的过程，构成生态系统各要素（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失去平衡。天指气候条件，地指大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人在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中扮演不同角色。生态系统剧变的原因主要是气候条件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和人对生态系统的作用造成的。

（一）极端干旱气候的发生是生态系统剧变的主要原因

1877至1878年北方地区生态系统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极端干旱气候的发生所造成的。此次干旱事件持续近三年之久，旱灾波及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区10。此次干旱事件发生的气候背景是东亚夏季风活动减弱，使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和降水特征发生变异1，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异常减少。

山西境内，光绪二年有23县发生“旱”、“饥”、“歉收”的记载，6县有“大旱”、“大饥”的记载2。光绪三年，省内降水极少，山西巡抚在不同月份上奏朝廷的部分奏折充分表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3。五月上谕，“省上年秋稼未登，春夏又复亢旱，秋苗未能播种”。十月上谕，“本年山西春麦歉收，自夏徂秋未得透雨，禾苗枯槁，杂粮亦复黄萎”。十一月初八日奏，“晋省被旱成灾已有七十六厅州县，因日久无雨，禾苗日就枯槁”。这些记录既表明了光绪三年省内降水极少，也表明了当时干旱的范围和程度。光绪四年，全省有13县出现春旱，6县出现夏旱，春夏连旱的县有25个4。由以上文献得知，此次干旱持续时间较长，对山西影响程度深。

在干旱持续期间，阳光、热量是充足的，岩石等无机物质未发生大的变化，而水分出现了严重短缺。于是，水循環出现异常，地下水位下降，河水的流动变缓或者枯竭，水向土壤下渗减少或停止，土壤严重缺水。由于营养物质和水分很难从根部输入，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限制，产生的有机质很少，植物大量死亡。各级消费者设法寻找生存的机会，继续消耗有机质，使生态系统中的有机质越来越少，人和动物等消费者大量死亡。人和动物的尸体横野使病毒等微生物大量繁殖，于是瘟疫广泛流行使人和动物继续死亡。因此，极端干旱事件的发生使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受到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多个要素发生极端异常变化，使自然生态系统剧变。

由于严重缺水导致禾苗大量枯萎，农作物的收成严重受损，半自然生态系统也发生了剧烈变动。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剧变，人们从环境中不容易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社会环境中的经济、法律等秩序也受到严重的冲击，人工生态系统的变化程度逐渐加深。

（二）消费者主体（人）的极端生存行为使生态剧变程度加深

生态系统剧变使消费者出现严重的食物短缺，食物短缺使很多人出现了生存危机。人作为特殊的消费者，又是当时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的主体，为谋求生存，他们剥树皮，挖草根，猎杀、宰杀动物，以至于人相食，出现了一系列极端的行为。

采集草根树皮和杀戮动物加快生态系统的变动。严重干旱导致植被枯萎，但树皮草根尚存，人们把它们作为采食的对象。光绪三年，凤台县“大旱，野无青草，人食树皮草根”5；襄汾县“被旱成灾，赤地千里，民食柿叶、蒺藜、树皮、草根等”6。 浮山、屯留、稷山、蒲州等地也有采食树皮草根的记载。宰杀家畜也是人们谋求生存的一种办法。光绪三年，荣河县“夏秋旱，麦未种。大饥，屠牛马，种几绝”7；光绪四年，临猗县“春夏旱，荒尤甚，犬马之属已宰割无余”8。虽然关于猎杀野生动物的文献记载较少，可是，在饥民遍地的环境中，只要有野生动物资源存在，就一定会遭到捕杀。当时的人们挖草根、剥树皮，对残留的植物体进行采集，破坏了植被在短期内的再生能力。猎杀野生动物，使动物种群的延续受到严重影响，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剧变程度加深。

人相食使生态剧变程度加深。 随着环境中可食的东西愈来愈少，人相食这种极端异常行为出现了。光绪三年，临县“嗷嗷待哺者已不知几千万家，尸骸枕藉，有杀人而食者，刳肉而卖者”9 ；稷山县“冬，盗发冢，祖孙父子母女夫妇兄弟相食，道谨相望”10 。文水、隰州、洪洞、乡宁、绛县、平陆、永济等地分别以不同的言辞记述了人相食的事实及其发生的环境背景。

光绪四年，人相食这种现象记载的区域更多了，说明当时人们的生存条件更恶劣了。襄垣县“连年荒旱，本年尤甚，糠秕草根全无，人民倒毙，道殣相望，至互相杀食，荒郊僻巷人不敢独行”1 。当年《申报》记载了重灾区人相食的一些行为，“即已葬之尸亦遭刨食，即有预防锁寄屋中亦被人盗去充饥，且不惟自食也。更有盗卖之人，小易成大，遂有专屠人而食者” 2。汾西、盂县、壶关、临汾、翼城、吉州、大宁、新绛、孝义等地都有人相食的相关记载。

人相食是人们饥饿难忍而谋求生存的一种走投无路的选择，是人们适应极端恶劣环境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了伦理道德，触犯了王法，也使人工生态系统的变化程度加深。但从人工生态系统长远运行的角度来讲，人相食客观上使一部分人充分利用另一部分人体中的营养物，能够使部分人维持生存，这是人工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和能量的转移的一种方式，是在极端的环境条件下系统内部自我调节和运行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夏季风活动异常减弱引起的极端干旱气候的发生是造成山西等北方地区生态系统剧变的主要原因，当时消费者主体（人）的极端生存行为使生态系统剧变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大灾导致的社会变化和灾后生态恢复

（一）生态系统剧变的社会影响

1、社会秩序紊乱。“丁戊奇荒”的延续过程，也是整个生态系统剧变的过程。伴随着生态剧变，社会多方面的秩序出现异常。

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严重干旱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重创，其他行业也受到严重影响。灾荒期间，人们“毁家失业者甚多，富室亦空，沃产良田反成累赘”3。 活下来的人大多成了饥民，“嗷嗷待哺者已不知几千万家”4。由于粮食严重短缺，而“民间籴粜维艰，境内遂大困”5。城镇的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商业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从事农业的人们被迫离开农田另寻谋生之路，多数人“去产变业，艰苦情形不堪言状”6。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

社会管理秩序被扰乱。家庭、村落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单位，而“鬻妻卖子”7 和“盗发冢，祖孙父子母女夫妇兄弟相食”8这些现象的发生，对家庭、村落管理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虽然当时清王朝已延续二百多年，有着一整套社会管理制度。可是，由于一些地方没有办法把赈灾物资运到灾区，“光绪四年，陕西米粟不通，河南铁谢所运赈粮，又以脚夫贵不能即至，故民困莫苏”9。这些事实显示，当时的官府对赈灾的运行过程都不能控制，生态系统崩溃造成了当时社会管理系统的功能瘫痪，官府对社会的整体控制能力大大减弱。

社会道德和法律秩序遭受严重冲击。随着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的紊乱，社会上便出现了很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有的地方“盗贼蜂起，肆行抢掠”10；有些地方“蠢动者啸聚掠粟”11。这些行为的出现首先是由于生存所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没有制止这些行为的力量。更有甚者，“有杀人而食者，刳肉而卖者”1。 在很多地方，人们的安全不能保障，拦路打劫杀人的较多，以至于出现了“道殣相望，至互相杀食，荒郊僻巷人不敢独行”2 的恐惧环境。以上现象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维系的正常道德、法律秩序被冲破，人们的道德和法律观念已被抛弃，朝廷的王法在人们心中也不见了，人类文明时期出现了野蛮再现的短暂阶段。

2、災后劳动力严重短缺。在光绪初年的大灾期间，社会成员生命损失巨大直接造成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严重影响灾后的农业生产。光绪四年，翼城县“全县人民饿死过半”3，闻喜县“光绪三、四年比岁旱饥，户口减去大半”4。由此可知，多个地方在大灾期间死亡和迁移的人口超过半数。山西人口1877年为1643.3万，到1883年只有1074.4万，减少了568.9万，大约净减三分之一以上5。生态系统崩溃造成的“十室九空，村落为墟”，严重影响灾后的农田耕作。夏县“光绪五年，夏麦稔收，上下欢庆。惟十室九空，地无人耕作，地多荒芜”6。由此可知，虽然灾后气候条件恢复，农作物能够正常生长，但劳动力严重短缺，农业生产恢复缓慢，其他行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

3、灾后社会救灾压力很大 。为了尽快安置灾民、恢复生产，灾后官府从未受灾的地区调运了大量的役畜，一些地区开仓济民。光绪五年，沁县“无业贫民一万三千三百余口，尚嗷嗷待哺。遂于正月初六日开仓，大口日给米二合，小口减半”7；浮山县“奉旨缓征并给民牛马籽种，浮邑奉拨共领到牛一百二十七头，马八十一匹，减价出售，即以所售价值作为籽种之费，散给贫民，令垦荒田，秋熟乃免田租之半”8；绛县“奉旨蠲免三、四两年钱粮，三月拨给农马十匹，八月拨给耕牛二百头，十一月蠲免夏忙钱粮”9。闻喜县、蒲县等县也有接受官府救助的记载。由于朝廷要调集的粮食及役畜数额巨大，对于此次灾后救灾，社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可知，此次生态系统剧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其影响一定持续了较长时间。

（二）各类生态系统灾后恢复的特征

人工生态系统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灾后恢复的特征。特大干旱之后，从生态系统的种类而言，人工生态系统恢复最快。灾荒期间大量人口死亡，是当时人工生态系统被破坏的表现。但人口迁移、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官府和民间的赈灾等因素决定了人工生态系统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光绪年间的山西等地区，种植业和养殖业是当时社会的主要行业，因而得知其规模庞大。以此相随的农田、人工草地等半自然生态系统（即农业生态系统）其范围广、数量大，是当时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灾之后，伴随着气候条件变化和人工生态系统的恢复，半自然生态系统恢复较快。

自然生态系统灾后恢复的特征。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按生物成分组成划分为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和微生物生态系统10。植物生态系统数量最为庞大，包括草本植物、灌木、乔木。此次大旱使众多植物死亡，一些区域的植被消失。那么，大灾之后的植被何时能够恢复？据史敏华等人研究，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在没有人为干扰和自然物种侵入的退耕地上，植被依据植物的演替规律自然恢复，15-20年为草本群落阶段，15年之后出现灌木，20-25年可形成灌木群落，30-50年后形成乔木群落”1。 该研究的前提条件是退耕的坡地和没有自然物种的入侵，研究地域是晋西地区。如果在以下情况下，植被恢复的速度会更快些：降水较多的山西东部和东南的山区、地下存活植物根系较多的地区、一些区域一部分植物未死亡（例如：海拔较高之处的相对湿润区，地势低洼且地下水丰富区，高大的乔木其根部达到了深层地下水位，等等）。考虑这些情况，植被恢复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因此，本文取以上三个时间范围的最小数字：即灾前的草本群落、灌木群落、乔木群落，如果完全恢复，分别需要约15年、20年和30年。即此次大灾对天然植物群落的影响可能延续到1908年左右。至此，“‘丁戊奇荒对北方天然植物群落破坏的严重后果如何”这一难题开始解开了，笔者几年来的思维困局开始有解了。“丁戊奇荒”不仅使北方地区死亡人数极众，而且，可能是近代以来北方五省湿润、半湿润地区天然乔木林、灌木林减少的重要自然因素，同时也是北方五省半干旱地区灌木林减少的重要自然因素。

光绪四年山西地区瘟疫盛行，而光绪五年瘟疫基本消失，说明了光绪五年微生物生态系统逐渐恢复正常。光绪四年、五年、六年，鼠类在山西多地有异常活动；光绪四年、五年、六年、七年，狼群在山西地区异常活动2。鼠、狼的异常活动，反映出动物生态系统在大灾期间发生了大变化，但也反映出变化了的动物生态系统在逐渐趋向恢复。由于动物群落依赖于植物群落，动物群落的形成同植物群落的形成相伴随，动物生态系统要恢复到大灾之前的状况需要较长的时间。

此次灾荒期间大量人口等消费者死亡，虽然使劳动力出现短缺，但减缓了生态环境的压力，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官府和民间的社会救灾加快了人工生态系统和半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的速度，同时减少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利于其恢复。当然，生态系统的逐渐恢复能够加快社会的秩序化进程，这一内容是大众所知的。

（责任编辑：陈炜祺）

Abstract： In the early Guangxu years， in shanxi and other multiple locations of northern China， severe drought led to a event of drastic changes of the ecosystem . In the process of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ecosystem， the following changes begin to appear in order. First，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and semi-natural ecosystems； second， the death of many consumers of human beings as the main body； third， the abnormal increase of the decomposition， the epidemic of the microbes of the disease led to plague. the change of three aspects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is ecological evolution displayed the drastic changes of the ecosystem. Extreme arid climatic events caused by the summer monsoon abnormal weakening was the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drastic changes of the ecosystem. As a special consumers， but also the main consume at that time， the extreme survival behavior of people causes the deepening degree of ecological collapse.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drastic changes of the ecosystem is multifaceted， such as， the disorder of the social order， economic order， management order， moral and legal order， and also including labor shortages， great relief pressure. etc. After the disaster， the artificial and semi-natural ecosystems recovered rapidly， and the natural ecosystems recovered slowly.

Keywords： Severe Drought；Ding-wu Disaster； Shanxi； Drastic Changes of the Ecosystem； Social 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