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传追求真实性，却因历史事实的复杂、含混而使文本事实虚实相生。史传的“非虚构”是以事实与虚构的共存为特质，是历史事实走向文本事实动态过程的呈现。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首辅、次辅等16人为书写对象，完稿后又多次刊刻，是《明史》高拱、张居正等传之蓝本。今天一些研究者不断为《首辅传》中某些传主“辩诬”，若从虚构与非虚构的角度来看，会对《首辅传》中历史事实的“真实”、书写的“真实”、文献的“真实”及读者理解的“真实”等有多个层次的理解。

关键词： 虚构；非虚构；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182-10

作者简介：魏宏远，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甘肃 兰州 730000）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已呈风靡之势，白俄罗斯女记者以“非虚构”书写获取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2010年以来《人民文学》、《当代》等杂志还开辟了“非虚构”写作专栏。其实，“非虚构”书写本是我国古代史传的一种基本属性，中国古代史传是建立在“文史”基础之上、以“非虚构”为特质、强调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合一。反观当下人们对“非虚构”书写的谈论，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误区，那就是片面追求所谓绝对的真实，将“事实”与“虚构”对立起来，这种二元思维导致了人们对“事实”与“虚构”“间性”1存在的忽视。若就中国史传而言，真实是史传的根本，不過研究者比较多地关注史传书写者主观倾向所造成的失真现象，而对文献版本的真实及读者所理解的真实并未充分探讨。史传的“真实”至少有历史事实的“真实”、书写的“真实”、文献的“真实”及读者所理解的“真实”等多个层次，其中“真实”与“虚构”在史传中也并非完全对立，两者存在一个彼此不分的动态“区间”。历史事实很多时候是一些历史碎片，需书写者的想象连缀和填充，因此，从“非虚构”与“虚构”角度对史传真实与否予以探讨，可以避免陷入“事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思维。

汉代班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是我国史传书写的内在精神，不过史传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存在“事实”与“虚构”的彼此纠缠。20世纪初朱东润对史传的“真实”有较深入探讨，提出：“传叙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是史，所以在材料方面，不能不求十分的真实。传叙文学失去了他底真实性，便成为《毛颖传》《负贩传》《鲁滨逊漂流记》，文字尽管是好文字，但是我们不能承认这是传叙文学。”1朱先生从自传、回忆录、日记、书简、自订年谱等一些“传叙底材料”及书写者身份、对话、谈话及书写细节、动机等方面探讨“传叙文学”的真实性，认为史传如果缺乏真实性就会与以虚构为主的文学没有了区别。不难看出朱先生是将史传的真实与虚构完全对立起来，对“真实”并未从“历史真实”、“文本真实”和“理解真实”等层面进行区隔。我们知道历史事实非常复杂，从历史事实进入文本事实需经书写者的筛选、过滤、压缩、简化、编码等程序，这样史传的文本真实与历史事实会有很大出入。史传的虚构源于“非虚构”，如果将事实与虚构完全对立起来就容易陷入主客二分的对立。由于作为“已然”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作为对历史事实重构的文本事实又不具直观性、可感性，需对历史事实进行概括、归纳及典型化处理，文本事实需通过对“已然”的历史时空进行压缩，进而突出某一历史主题。史传文本事实是书写者对历史事实的一种理解，那么，既是理解，就会存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就会产生出不同的文本。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彰显或遮蔽一些内容，将若干历史事件建立起新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的背后又有新的意义指向，由此就很难以事实与虚构的不同来区分历史事实与文本事实的差异。因此，从“非虚构”层面来理解历史事实与文本事实的转换就会多一些包容性。当然，这里所言“非虚构”既指历史事实，也指历史事实与虚构彼此不分的“间性”特征，也就是“非虚构”是以事实与虚构的共存为特质，关注历史事实如何走向文本事实、彼此融通对话的动态过程。历史事实在走向文本事实的过程中因历史空白、时空压缩以及对历史理解的差异性存在会有一些主观性内容的融入。

虚构与非虚构主要是通过历史事实与文本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史传的真实性会受到书写者、文本编纂者以及史传接受者等多种因素制约。从传主历史事实的真实到书写真实，再到文本真实，最后到接受者所理解的真实，中间历经书写者书写、文本编刊、读者接受等多个环节，这就使史传的真实性不断变异。尤其是书写者对历史理解主观性的存在，或出于“宏大叙事”或出于“私人叙事”等目的性的需要，从而使史传的书写主旨或文本意图与历史事实发生裂变、偏离或变异。为了更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拟以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为例，从书写者、编刊者及接受者层面通过对史传遮蔽与彰显策略的分析来探讨史传书写所存在的虚构与非虚构问题。之所以选择《首辅传》作为关注对象，是因为这一作品对后世、尤其对清人修纂《明史》影响较大、所受争议亦最多，同时该传又是《明史》高拱、徐阶、张居正诸传之蓝本。汪由敦说：“今即以行文而论，《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鸿绪）稿竟就史料《首辅传》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2《首辅传》的读者接受、成书及刊刻对史传虚构与非虚构的书写转换以及书写者书写、文本呈现、读者“真实感”的生成都有典型意义，特别是《首辅传》中彰显、遮蔽手法的运用，说明史传文本真实所追求的未必是历史事实的再现，而是“真实感”的呈现，史传侧重的并不是对历史事件真伪的辨别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新逻辑关系的连接与阐释而获得对传主的新理解。

一

如果认识不到史传“非虚构”的“间性”特征，就容易造成对真实性的片面追求，陷入事实与虚构的矛盾对立。事实上经常存在因史传书写者与传主的亲疏而使史传不被信任和不被接受的情况，也就是史传读者所理解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经常不一致，为此有必要对史传中读者所理解的“真实”进行分析。

后人在理解王世贞《首辅传》时遭遇了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理解真实的关系问题，一些研究者试图从书写者与传主的亲疏来考察史传真伪问题，这一视角往往会对书写者的书写动机产生质疑，如认为王世贞因对高拱心存不满而在《首辅传》中用“多半篇幅叙述他（高拱）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赃纳贿等，从而使高拱背负‘报复恶名，并对其后史家修撰的多篇《高拱传》及其现今史学界也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1这一研究甚至还以王世贞未参加内阁会议，却在史传中对高拱等人的动作眼神、心理活动有详细的描述，认为《首辅传》“善用虚构和夸张手法”而不可信。这种从书写者与传主亲疏关系来探讨文本事实真伪的研究方法由来已久，朱国祯也从王世贞与高拱的关系着眼，指出：“高中玄（高拱）粗直无修饰。王思质总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无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长史目之，又与严氏父子无交。而思质贵盛时，相待甚薄，比至有事，意下殊少缱绻，弇州固已衔之矣。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阁中，异议，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贞因收之为功。故《首辅传》极口诋毁。要之，高自有佳处不可及，此书非实录也。”2朱国祯认为高拱当年未援救王世贞之父，王世贞便在《首辅传》中对其“极口诋毁”，这一说法依然是依据王、高构恶的结果来臆测王世贞因私情而使《首辅传》有非“实录”的原因，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预判”。黄景昉也说：“《首辅传》叙高多丑词，至诬以求贿，……孙月峰谓语出弇州多不足信”3。孙鑛说：“此公（王世贞）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4是因为书写者不可信，还是书写者所写的文字不可信，还是因为书写者不可信于是其所写的文字也不可信？这种因对书写者的不信任而导致的对作品的怀疑已成为一种惯习。与之类似，也有研究者针对《首辅传》中申时行、徐学谟的负面形象提出：“《首辅传》所讫之首辅申时行万历十九年罢归，其在内阁时与王锡爵最为相知，王锡爵为王世贞好友，申时行的姻亲徐学谟亦是王世贞的朋友，王世贞生前的定本《首辅传》若有诋毁、不敬徐、申二人之语，就很难解释晚年王氏与二人书信往来或互访的动因了。”5王世贞曾与徐学谟、申时行交好，那么在《首辅传》中是否只能正面塑造二人形象？若有负面描写是否就该被视为“诋诬”而不被接受？这除了涉及史传书写者与传主的亲疏关系问题外，还涉及史传刊刻的问题。此外，也有研究者为维护乡贤而对《首辅传》中张居正负面形象不满，认为王世贞“恶意夸饰”、“蠡测阴私”、“诛心妄论”6，这些用语已上升到对书写者的人品及文品的诋毁。

史传因篇幅所限，需对历史时空进行压缩，书写什么、不写什么书写者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历史空白，需运用想象来填充。历史想象虽为虚构，但这一虚构是建立在非虚构基础之上，追求真实感。王世贞本人虽未入阁，但凭藉与徐阶、申时行、王锡爵等阁臣的交往及所掌握的大量一手史料，在《首辅传》中虚构内阁成员“可能”的对话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历史求真虽需对历史史料进行真伪鉴别，但有限的史料在面对无限的历史时，需对历史空白和碎片进行填充和连缀，虚构的运用难免会有想象的成份，史传也由此而被视为“文学”。一般而言，史学写“已然”之事，文学写“将然”之事，文学追求真实感，因此，虚构与非虚构的共存正是史传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同在。

王世贞生活在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首辅传》是其时代的“当代史”，传主与书写者处同一时代，传主属公众人物，如果王世贞的史传虚假不实定会引起时人非议，此事王世贞的家人也格外慎重，茅元仪《嘉靖以来首辅传序》说：“琅琊先生生于多故，阨于晚终，次叙阁臣，如其所历，虽其行文构体祖于《魏其列传》，褒刺予夺，间于国史家乘，然不幸而适与相之体相始终”。《首辅传》“褒刺予夺”对传主多有批评，由此而招来非议，有人认为此书对传主的评价及事实择取失当，对首辅张居正、徐阶、申时行等人苛责过严，如说李时廉洁不如张璁，间或庇護亲故，于是李时之子李驎攻击王世贞说：“世贞雅有才名，乃缘嗜利怀忿，遂不难于蔑弃世交，则艾东乡谓其修怨无君，视英武之世庙一如汉献孺子婴，夫岂无所见云然哉！”1史传书写者个人好恶及与传主的亲疏会对传主形象塑造产生影响，同样读者与传主的亲疏也会出现读者拒绝接受传主某些负面信息的情况。由于后人对张居正、高拱、徐阶等人的评价标准不一，结论差异较大，一些与王世贞意见相左者便对《首辅传》持贬低之语，如姚希孟说王世贞“著《首辅传》，诋江陵颇刻。然胸无城府，宽然长者也。”2姚希孟认为王世贞虽在人品方面是“宽然长者”，但其对张居正的评价却过于严苛。黄景昉也说：“王元美《嘉隆首辅传》多所刺讥，如李文定、张文忠，其同年严文靖、申文定，其同里徐文贞为白其父枉，雅有契谊，亦断断不轻假也。韩退之畏人祸天刑，宜矣。”3韩愈“人祸天刑”一说关涉史传书写者的史胆、史责等问题，黄景昉以此来评价王世贞的史传人物，认为其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过于严苛，由此会招来“人祸”“天刑”。

史传中虚构与非虚构往往是通过史料的彰显与遮蔽、“直书”与“曲笔”的使用来呈现，史传虽“以实录直书为贵”，但对如何“直书”不同的书写者却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就《首辅传》而言，孙卫国指出：“王世贞既能看到所论人物的优点，也能指出其不足，并非所好者只论其好，所恶者只言其恶，王世贞评断人物基本上是客观和辨证的。”4这一说法较为可信，《首辅传》比较全面呈现传主的立体形象，对徐学谟、申时行、张居正等人的差评也未必是后人所加，不掩传主之恶正是王世贞史传书写“非虚构性”的表现。在私人交往中王世贞与徐学谟、申时行等保持了乡谊、友谊等正常关系，但执笔书写史传时，其并不是以友人的身份为诸人作传，而是抱着对历史负责求真的态度来写，是以正史的标准立传。此时，隐藏在史传书写中的遗忘、彰显与遮蔽已不是私人视角，也不是尺牍一类私人话语及书写态度。

就史传的读者接受而言，主要是能否产生“真实感”问题，读者的好恶及书写者与传主的亲疏会对史传文本的接受产生影响。如果读者意图与文本意图发生了矛盾，读者往往会接受或放大与自己意图一致的内容，同时遮蔽或斥拒与自己意图相悖的内容。由于读者对史传的接受也是一个建构过程，史传的文本事实栖载着书写者的理解。读者因自身知识结构以及对史料掌握的不同，在阅读文本事实过程中也会不断建构自己对传主的理解，当读者的理解与文本事实发生矛盾就会出现读者对文本的疏离，如果读者的理解与文本事实较为一致，就会表现出对文本的顺从。

二

史传的事实与虚构有一过度空间，在这一“区间”虚实相生，历史事实与文本事实彼此相融。如果考虑到历史叙事是由谁记录、由谁讲述属于呈现问题而非事实真实问题，那么，就会理解书写者态度的主观倾向的影响，如书写者“怎样讲述传主”故事、选择什么的事件、怎样结构故事等。史传既是书写者对传主的一种理解，书写者对传主理解的不同会导致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的产生。同样由于刊刻者对传主理解的不同，同一传记文本还会出现多个版本。多个传记文本的存在表明历史事实在转化为文本事实的过程中会有多种可能。史传完成后经由编纂刊刻这一环，如果刊刻者的意图与书写者的意图产生了矛盾，刊刻者甚至还会删改史传原文，通过“遮蔽”或“彰显”的手法来表现自己的意图，而这些“遮蔽”与“彰显”手法其实也是虚构与非虚构的表现。一些历史事件在未经书写者重写的情况下，刊刻者的一些删改会导致理解上的变化。《首辅传》经多次刊刻，版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版本刊刻者未遵从著者原意，根据个人理解而对原文本进行删改，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历史信息进行或彰显或隐藏而使传主形象发生改变，这也从文献层面表现出史传的虚构与非虚构特质。

据《首辅传》内容来判断，该书写成时间应在万历十八年之前1，而刊刻时间却较为滞后，茅元仪《嘉靖以来首辅传序》称：“琅琊书，其家以害宦游，久未布，余感而刻之，并略其义如此，嗟乎！能使兹编之不终为全书也，固万世之福矣，亦来者之责矣。”序文后署“万历丁巳季春之朔，防风布衣茅元仪纂”。由此可知，王世贞书稿完成后，家人担心此书的刊行会招来麻烦，所以迟迟未刊布，直到万历四十五年才由茅元仪刊刻（茅序本）。茅序本题名并无“内阁”二字，也无总目，甚至王世贞序文也被放置在卷一杨廷和传前，这些缺陷说明这一版本刊印较急，未很好整理，不过也说明这一版本比较接近王世贞文稿原貌。据王世贞序“余既卒卒不获终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确者，著之曰《嘉靖以来首辅传》”可知，王世贞本人将此书取名为《嘉靖以来首辅传》，而书后“野史氏曰”的内容在收入《弇州史料》（卷二八）时，陈继儒等人将之改为《<嘉靖以来首辅传>总论》，王世贞、陈继儒在书的题名中皆无“内阁”二字，说明题名无“内阁”二字者早出。与茅序本较接近的另外两个“明刻本”：其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下称“复旦本”），其一、南京图书馆藏丁丙跋本（下称“丁跋本”），二者题名都有“内阁”二字，皆著录为“明刊本”2，且都删去茅元仪序，同时将王世贞序冠于总目之前，序文中“余所称述阁臣沿起”一句前添加了“王世贞曰”，显然为再刊者所添加。对王世贞自序的位置，潘景郑说：“如卷首张本有弇州自序一文，取视原本，此文不另为序，即在正文《杨廷和传》前，张氏以意改作序文，适见其窜乱旧本也。”3其实，改此序者并非始自“张本”，复旦本、丁跋本皆有此种改动，从复旦本、丁跋本改动的细节及版式、尊讳、另行等情况来看，二者明显晚于茅序本，两者所增总目，显然也为再刊者所为4，书中内容与茅序本也有较多差异。尤值得关注的是丁跋本的扉页有丁丙跋文，云：“《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八卷，明刊本（王小榖藏书），吴郡王世贞元美著，前有自序，……，有‘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藏书及‘小学楼两印。”丁丙断言此书为“明刊本”，初看此本，其尊讳、另行等皆尊明习，版式、字墨亦似明本。然细校才发现书中避讳“玄”、“虏”等字，“玄”字或缺笔，或改为“元”，“虏”字或换词或改字，如“与虏互市场”被改为“岁开边互市”、“时塞外虏款塞”中“虏”字被删除、“会虏请入贡通互市”中“虏”被改为“夷”，如此等等。说明此本为明本之挖补本或后印本无疑，此本与复旦本皆删茅序，同时拒绝接受茅序本中申时行、徐学谟等人的一些负面内容，對毛本的某些负面信息也进行了删改，但存在明显分歧，如复旦本主要删改申时行的负面信息，丁跋本主要删改徐学谟的负面信息。四库本较之南京本和复旦本的明显差异在于回避了民族问题，当然，也存在抄误情况，不过对申时行、徐学谟负面事迹的记载较详，从序文及正文内容来看，四库本所依据的底本应是茅序本。复旦本、丁跋本的删改所表现出的“遮蔽”与毛本的“彰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刊刻者截然相反的用意，而在“遮蔽”与“彰显”间就有了虚构与非虚构彼此不分的存在。《首辅传》清代又出现了多个刻本，据以下三处异文：其一、八卷卷首茅序本、丁跋本为：“初，（时行）以王父忧归，家贫，时时居间有司，又稍从狎邪游。既服除，补官”；复旦本为：“初，（时行）以丁父忧归，服除，补故官。”其二、八卷末，茅序本为：“时行自用圣诞推恩，时行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丁跋本为：“时行等圣诞推恩”；复旦本为：“时行等用皇长子推恩”。其三、八卷末，茅序本为：“时行自意贵极，可以杜四维出；即出，不至位其下，而滥典踰于居正矣”；丁跋本、复旦本为：“时四维已服除，朝士咸指目四维且复出，未几而卒，时行为政。”据这些异文可梳理《首辅传》版本源流如下图：

通过对《首辅传》成书及版本关系考察，可以看出历史事实转化为文本事实的过程非常复杂，史传作品完稿后经由刊刻这一环，刊刻者会通过个别文字的删改融入自己的理解。那么，到底哪一版本是《首辅传》的祖本，或哪一文本更符合作者意图？这其实已关涉著者的“史德”问题。《首辅传》对一些传主的批评话语引来后人诸多非议，尤其是茅序本与丁跋本、复旦本在有关申时行、徐学谟等人的书写上的差异就招来今人在三个版本间探讨哪一版本更符合王世贞原意之争。同时今天也有研究者还在不断为高拱、张居正、徐学谟等人“辩诬”、“翻案”。

从《首辅传》的多次刊印可以看出这一作品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有些版本通过对《首辅传》相关内容的删削对传主的某些负面内容进行遮蔽，由此呈现出不同于书写者的用意，这其实也是史传非虚构性的一种表现，刊刻者只是删改了原文本的一些字句就导致了传主形象的逆转，如果单从真实与虚构角度来看，很难解释这一现象。那么，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又是如何对史料进行删改，如何运用彰显与遮蔽的手法？下面就结合具体内容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

茅序本有“（张）四维北人，豪率，读书能文章，颇有干用才”的语句，复旦本、丁跋本改作“（张四维）粗读书，自负能文章，而实少所通会，颇有干用才。”这里“自负”“少所通会”等语词的使用表现出对张四维的不认可，那么在这一改动中到底哪个版本是虚构，哪个是实录？其实很难区分，两者的差异仅是书写者理解的不同。茅序本“王锡爵要申时行谒居正而请解，时行不可”一句，被复旦本删除。茅序本“时行以文字受知居正，……既入阁，与四维皆自昵于居正，谈笑无间”一句，复旦本、丁跋本皆作“时行素蕴藉，不为居正所嫉，由是得与四维以并入阁”，仅数字更改，徐学谟形象就发生了翻转。茅序本、丁跋本有“事下礼部，而尚书徐学谟方思所以报居正，攘臂谓此妖孽不可长也，具稿，欲大有处。……而学谟方盛气，见居正，笑谓：‘此二人者，皆君乡人，事甚小，不足道，学谟薨然而退”，这些徐学谟负面形象的内容被复旦本删削。茅序本“徐学谟归女于时行之少子，以自固”一句也被复旦本删除。茅序本“时行小罚言者以解，而四维谓时行之与谋，遂水火矣”，复旦本作“时行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居正之党之不便四维、时行者，则设事构隙，欲因而两败之，而两相几水火矣”。茅序本“四维之子甲征已为山西之第二人，时行之子用嘉顺天第六人，而次子用懋冒浙籍，与选如篆矣”一句，复旦本、丁跋本将之删削。茅序本“二相（张四维、徐学谟）皆有疏辩，时行尤龈龈强饰，人莫不唾之”一句，复旦本、丁跋本将之删除。复旦本、丁跋本删“时行既已为王篆辈所推，意不自安，会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维语时行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时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煎廹耶。时行起，不敢谢过，唯默默而已。而甲征、用嘉复登第，四维嗾其门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攻尚书徐学谟以尝上。学谟斥，即攻时行，草具将上”。此外，“时行，故居正所私，今复得其家金宝万计，为覆露之矣”一句，也被复旦本、丁跋本删除。从这些删改来看，茅序本虽刊刻仓促，但刊刻者基本尊从书写者原意，书中有较多传主负面形象的呈现，应更接近王世贞文稿原貌。复旦本、丁跋本出于对徐学谟、申时行的偏袒而对茅序本进行了大量删改，遮蔽意图非常明显。

如果跳出事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从非虚构着眼，可以看出史传非虚构所追求的“真实感”蕴含着书写者的理解和体验，是一个既包含真实又含有想象的空间，有着书写者情感的热度。从茅序本、复旦本、丁跋本对某些传主负面文字或保留或删改的情况来看，文本的刊刻呈现出刊刻者“遮蔽”、“彰显”之用意。当书写者的意图与刊刻者意图产生了矛盾，刊刻者就会依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及理解对史传文本进行删改，研究者如对刊刻者所处理的文本未加以详细校勘，就很容易为后文本所欺。因此，史传的虚构与非虚构在文本呈现方面的差异也表现在刊刻者对传主理解的不同。

三

历史事实很多时候是一些历史碎片，书写者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碎片连缀成文。理解史传书写就要搞清书写者在连缀成文过程中所采用的虚构与非虚构的手段。王世贞为一代文坛盟主，“诗笔”、“史才”为世人所称许，其早年“欲整齐一代史事，以窃附于古作者之后”1，并以司马迁、班固自期。不过王世贞一生未入职史馆，后人对此深表遺憾，陈继儒说：“予尝谓吾朝有两大恨”，其一是“王弇州负两司马之才，若置之天禄、石渠，而以（汪）伯玉诸子为副，其史必可观，而老为文人以殁，皆本朝大恨事也。”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文中也以王世贞“不得一登史馆”为憾。王世贞虽未入职史馆，却以正史书写的标准自律，以“不虚美，不隐恶”自期，那么，在《首辅传》中王世贞所追求的是“实录”，还是“真实感”？其如何实现史传之“真”？《首辅传》又是如何处理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

针对国史、野史、家史与历史事实相悖的情况王世贞提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纉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庶几乎史之倪哉！”2在史传书写中虚构与非虚构并存、生活与文学相融，王世贞提出针对“国史”“野史”“家史”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弇山堂别集》序文中王世贞自称：“目击朝家掌故犁然有慨于心，不容不置一喙。乃又以流祸隐忧，故自黼扆以至貂珰，美丑悉陈，无所衮钺，以俟夫后世君子，同心者易寻，吹毛者难见。顾其中藏三尺之严毫不可夺，不亦隐而直乎。”鉴于对“流祸隐忧”的顾虑，王世贞在史传书写中虽“美丑悉陈”，但仍以“隐而直”的方式来表现，将虚构与非虚构融合起来。史料是非虚构的基础，作为野史、家乘的史料王世贞提出要辨析使用：“家乘是而疑誉者，吾弗敢擿也；野史非而疑毁者，吾弗敢救也。其龃龉而两有证者，吾两存之。其拂而核者，吾始从阳秋焉。鄙人之途听而诞者也，纤人之修郄而诬者也，则弗敢避矣。”1王世贞遵循史传的书写规律，将“家乘”与“野史”互证，将“鄙人”“纤人”之说互补，从学理层面认知史传书写的普遍意义，从理性角度对史传书写进行思考。

王世贞对史传中虚构的存在及产生土壤进行剖析，对明人修史予以批评，认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渗入使史传书写存在着“曲与讳”的失真现象，同时也因书写者个人史学素养不足而导致《明史》书写的衰微：

夫明兴，其治统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于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匮石室之秘，度非草茅所与闻，然往往传之荐绅云。革除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曲与讳也。输款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乃至英、 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庐陵、刘博野、焦泌阳之辈，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责阙供于仁孝之里，诋掠金于戡定之臣，将何所取衷哉？野史亡虑数十百家，其在朝者修隙而灭其公，是逞己而欺其独非；在野者剽一时之耳而遂为目，信他人之舌而用为笔，则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平世系、迁转履历而已，要之，罔非谀墓者，改事之非而称是，略人之美而归己，则又不可信也。2

史官对明王朝历史的书写王世贞颇不认同，认为国史存在“曲与讳”的虚构现象，尤其是书写者“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在价值取向上有失公正和公允。野史的书写在朝者“修隙灭公”、在野者“剽耳为目”。家乘书写也存在“谀墓”、是非无定的现象。鉴于本朝历史书写中的种种虚构失真现象王世贞发出“天下无史”的慨叹：“故事山陵毕，下翰林臣修实录，已上，取稿焚之，其稿固称焚，往往流传人间，然不过举诸曹之故牍，而翰林先生以意纡是非者，踵相接也。诸琬琰所载谀墓之辞，亡非贤者，大要以位或子孙差高下耳。而稗官小乘类出迁人畸唆手，修怨之音与耳传之伪半之，舜纂尹诛，何以异于齐东之野、汲之冢也。然则天下遂无史哉！余谬不自量，冀欲有所论著成一家言，卒卒未果。”3王世贞对“实录”的“以意纡是非”、“琬琰”的“谀墓之辞”、“稗官”“家乘”的“修怨之音与耳传之伪”等现象提出批评，认为明人对本朝史传的书写多虚构不实，也就是“实录”只是一些孤立事件，而事件与事件之间是何种关联及如何理解，“翰林先生”存在以己意呈是非的倾向。这说明王世贞不仅注重历史事实的真实，还注重历史事件阐释的真实。

王世贞时代修史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书写本朝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当世文化价值建构倾向，哪些内容可入史，入史的内容又当如何书写，不仅仅是史传书写技巧问题，更有“史心”“史德”及意识形态导向问题。王世贞对明代官修史书及野史中所存在的虚构不实现象予以批评，云：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书之，若《客座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骨谒金言耳。4

王世贞不断探寻史传的书写规律，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本朝掌故、旧闻怀有浓厚兴趣，立志写一部当代史，“老人（王氏自称）束发入朝行而尝窃有志矣，故上自列朝之汇言、累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镇畿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旧闻，文学掌故之私记，皆网搜札录。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予老矣！”1为写本朝信史，王世贞在资料搜集及占有方面非常用心，以史料说话，不以意念先行。同时王世贞还走访实地，“予自舞象之岁，慨然有意用世家，故列戟齿荐绅，然僻伏海滨，艺文凋落，见乡里父老便揖拜询故事，多朴农茫无所答，愧之。稍长，取荐往来南北都会将五六，渐以益习，时时从广座，聆客议，或收拾断烂邸报、家乘編之”2。王世贞搜集史料范围之广、视野之宽，使其所写史传皆有所本。除此之外，王世贞还利用自己与朝堂上层官员的交往，广泛获取本朝高层的内部信息，“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徐阶）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忞忞尔”3。这样王世贞就克服了国史、野史、家乘等种种弊病，为写本朝信史做足了准备，这样《首辅传》中虽不乏虚构，但虚构是建立在史料充实非虚构的基础之上。

对《首辅传》的史学成就李慈铭《越縵堂读书记》有这样的评价：

弇州……事多目击，曲折详尽，较史为备而可信。其最称重者，新都、华亭；次则全州、掖县、任丘、兴化；而于铅山则讥其晚节不终，巴陵则讥其权术自用。于永嘉虽讥其横而称其屏苞苴，折佞倖，明主威，荡国蠢，为功之首。于新郑谓其刚愎强忮，虽有小才，不足道，幸其早败耳。皆持平之论。弇州受知于华亭，又与江陵素厚，而始困于分宜，后厄于新郑。然分宜之恶，不待一人之言；江陵功罪相平，而弇州颇不为留余地。但云居正申商之馀习，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身没之后，名秽家灭。善乎夫子之言，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于华亭虽称美之，而谓其小用权术，收采物情，识者不无遗恨。考弇州当隆庆初为其父讼寃，而新郑柅之，赖华亭周旋其事，仅得半恤。此书谓新郑很于信州，而汰小未甚，亦可谓恶而知其美者。4

李慈铭对《首辅传》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书“皆持平之论”。与之相应《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嘉靖以来首辅传》提要也认为：“其（《首辅传》）所载，……于当时国事是非及诸臣贤、不肖进退之故，序次详悉，颇得史法。……其余所纪，则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云。”当然，李慈铭及四库馆臣更多关注《首辅传》的价值取向，对其中“遮蔽”与“彰显”、“虚构”与“非虚构”等也比较多地给予关注，认为《首辅传》“曲折详尽，较史为备而可信”，也就是《首辅传》较之《明史》更为可信。其实，若将《首辅传》的史传及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就会发现《首辅传》在史料的“彰显”与“遮蔽”、“虚构”与“非虚构”等方面有着独特价值。如以《首辅传》中《徐阶传》为例，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中动用了二万余字（不计标点）为徐阶撰写《明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贞存斋徐公行状》，这些内容在《首辅传》中被缩减至6600余字。王世贞在《徐阶传》中不仅彰显徐阶的政治才华及建树，同时还将其与仇鸾、严嵩、高拱之纠葛，在抗倭、支持裕王等方面的贡献也予以肯定和“彰显”。与徐阶《行状》相比，《首辅传》中的《徐阶传》“遮蔽”了徐阶的世系先祖、皈依阳明后学、与海瑞结怨及子嗣信息等内容。《徐阶传》在“非虚构”基础上进行“虚构”，透过“虚构”与“非虚构”的互动可以看出王世贞将徐阶置于家国视阈中予以呈现的用意。

由于史传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全部记录，而是书写者依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有选择地进行记录，书写过程还要对历史时空进行压缩，将历史事件的发展压缩为可以被讲述的过程。在压缩的过程中有些内容会被淘汰、被遗忘，不过大多数历史遗忘是出于叙述的需要，是一种无意识。如果遗忘的发生是出于有意则属于遮蔽，与遮蔽相对的则是对某些历史内容的突出和彰显。遮蔽与彰显是史传书写的重要策略，显示出书写者对历史的理解及寓意，如果传主的某些行为有悖于书写者的期待，书写者就可能删除或弱化这些事件，这说明“彰显”与“遮蔽”的背后有“虚构”与“非虚构”的意涵，书写者在编排传主历史事件时往往有明确的意义指向，若传主某一事件与史传主题相矛盾，书写者也会采用遮蔽的手段。事实上同一史传往往是将意义指向较为一致的事件进行编码，从而形成一个大的意义群，与这一意义群指向相悖的事件或被遮蔽或被安排在其它史传中。也就是同一史传出于同一主题的需要，会对某些史料进行筛选，史传书写者通过或遗忘或系统性、选择性的书写来表现传主的某些特征，以呈现书写者“意图”，这种遮蔽或遗忘的使用就难以用“事实”与“虚构”来界分。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不仅要知道传主的历史事实“是什么”，还要对传主的历史事实进行“如何书写”的转换，同时还带有一定价值倾向的评判。当然，认知历史事实与评判历史事实是史传书写的重要方面，这些带有主观色彩的内容会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书写得以呈现，从非虚构角度来认知这一过程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要之，历史事实不同于文本事实，尤其是遮蔽、彰顯手法在史传书写、文本刊布、读者接受等层面的使用，史传的书写、传播及接受成为一种策略，书写者的记事顺序，事件的关联，写什么与不写什么，使彰显与遮蔽、虚构与非虚构成为传记书写的重要方法。这样史传从传主的历史事实到文本事实，再到刊布的事实，最后到读者所理解的事实，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历史事实不断发生裂变和变形，特别是读者对史传及史传书写者的质疑，会导致新的遮蔽与彰显、虚构与非虚构的发生。

（责任编辑：李亦婷）

Abstract：History Biography pursuit of authenticity，bu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icalfacts，Textfact false and true. History Biography "non-fiction”is based onFact and fiction coexisting，trend is to present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act that the text of the dynamic process.In“Grand Secretary since Jiajing Chuan”written by Wang Shizhen ， Grand Secretary and sub auxiliary etc 16 in Jiajing、Longqing and Wanli three dynastiesas，are as writing objects， Finalized after repeatedly inscribed， Is "Ming Dynasty" Gao Gong， Zhang Juzheng was preach the basket of the present.Today， some researchers continue to help "Grand Secretary Biography" Biography certain master "refute"，If the fiction and non-fic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historical fact "real" /writing "real"/literature "real" and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real" and there are multiple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of "Grand Secretary Biography".

Keywords：Fictional；Nonfiction；Wang Shizhen；“Grand Secretary since Jiajing Ch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