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华

（山东交通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自由教育究竟有什么用？这是许多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关系到自由教育在大学的价值和地位。英国学者埃奇沃思19世纪初曾在《爱丁堡评论》上提出古典的自由教育究竟有何用处，［1］80英国主教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提出大学自由教育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存在的价值是什么，［2］73美国耶鲁大学的《1828年耶鲁报告》也是在积极回答古典自由教育的有用与否的问题。所以，在我国通识教育遭遇困境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自由教育的无用和有用，为其“无用之用”而辩护。

一、自由教育之“无用”

古希腊时期，古典自由教育是“无用”的，具有非实用性，是为少数的，属于贵族阶级的自由人所享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自由教育专门为自由人的自由而设，不具有实用性和职业性，纯粹以“使用闲暇从事理智活动”为目的。自由人是指少数贵族或奴隶主阶层，而非自由人是指大多数的奴隶和手工业者，教育也因此分为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人的教育，自由人享受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学习自由之艺，具有非实用性特点，具体指自由、高贵和广博；非自由人应该接受实用技能的训练，这种训练实用、卑贱和偏狭，甚至不能称之为“教育”。

自由之艺是自由教育的课程内容，它们的性质决定了自由教育显得“无用”。柏拉图吸收和发展了智者的“三艺”及斯巴达的军事体育课程，结合雅典的教学实践经验，第一次在教育史上提出了“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