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倩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现代性逐渐被表征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性即一种态度。福柯曾说过：“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1}现代人何以面对精神分裂、价值扭曲的世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现代性问题提出两点揭示：理性化治理对现代人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技术专家和社会精英成为现代“精神气质”的核心表征；这个时代是自由丧失的时代。韦伯用“铁笼”隐喻现代世界“向一个完美人性的时代断念诀别”，并充斥着“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灵的享乐者”。{2}文化理性化治理和技术对人的压制成为现代社会的两大重要命题。

郝景芳《北京折叠》的成功正是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她想要表达，表达她感受到的‘不平等。于是，在《北京折叠》中，她建立了一个制度，把“不平等”推向了一个极致。”{3}《北京折叠》对空间、时间和人口的分配正是理性地呈现“不平等”的极致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机械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力逐步得到解放。她提出，如果下层人连被剥削的理由都丧失，被技术排挤出的人又该何去何从。由现代技术建造出的六环以内的北京，从物理意义上通过折叠、翻转等形式，被改造为三层空间，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享有二十四小时；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居住着二千五百万人口，享有十六小时，第三空间分布五千万人口，享有八小时工作时间。时间分配的不均等，空间的翻转设置，《北京折叠》如何采用现代性分配艺术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建构稳定的折叠大厦？

一、空间分配艺术：构建社会稳定因子

《北京折叠》对空间、时间、人口的分配，与其说是作者郝景芳的精心规划，毋宁说是在理性化治理系统中，由技术专家和商业精英运用技术对折叠空间进行的规模化治理。技术使空间的折叠成为现实，商业精英通过对资源的重组整合，保证整个治理系统的有效运转。通过占有空间大小的不同，我们可以辨别出城市居住者社会身份的尊卑差异以及垂直意义上的等级差异：谁处于社会顶层，谁是中产白领阶级，谁是社会底层。阶级矛盾往往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分配不均；二是权力与义务不对称。那么，技术专家和商业精英究竟基于哪些原则来对空间进行分配？空间分配的不均衡何以保持整个治理系统的稳定和平衡？

1.空间分配的阶层属性何以维护社会之穩定

在社会学中，社会分层指的是社会群体基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多少而形成的等级。马克思·韦伯主张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项标准来进行社会分层{4}。《北京折叠》在进行空间分配时，通过具体人设的制定，不难发现身份、职业和社会属性是划分空间的关键因素。生活在第一空间的人大多服务于政府、银行、金融证券企业，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舆论的话语权力以及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身份表征与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一一契合。而白发老人作为第一空间人设的代表，他管理城市的具体运作，可以操纵空间折叠的时间、掌控三个空间的舆论话语、宏观把握机器和人力角逐的未来发展走向。老刀是一个垃圾工，作为底层工人生活在第三空间。贫穷、饥饿、教育、失业等都是老刀亟待考虑和解决的现实问题。生活在第二空间的人除了部分中产白领、高学历学生群体外，还有一部分身份属性不明晰、游离于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的群体。正因为第二空间这些主体不明确群体的存在，给三个空间之间的流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而使整个治理系统保持一定的平衡和活力。

阶层固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全体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才有可能保证治理系统内部的稳固，自古以来，统治者在管理整个国家时，需要两方面的合力才能共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在西周宗法制下，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等级制度，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周天子，末端的是士阶层。宗法等级制度是用于区分不同阶层的纵向的力，而统治者所强调的“三纲五常”则是维持金字塔稳固的横向的力，两者之间合力的共同作用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北京折叠》这一治理机制中，纵向的力是技术、资本和权力；横向的力是主流价值观构造的幻相和关系网络中的“漏洞”。技术、资本和权力绝大部分掌握在第一空间人手中，三个空间的差异不言而喻。而在《北京折叠》这一治理系统中，借助治理机制中横向的力，主要通过提供两个路径来保证社会机制运行的稳固。一方面，基于社会价值观一致的正常流通渠道。主流价值观构造的幻相主要是通过教育等手段让人们相信通过高等教育可以进入到更高的阶层。例如生活在第二空间的研究生秦天，在和老刀交流时，曾表决心通过实习一定要留在第一空间；秦天的室友张显也想通过获得第三空间的管理经验等寻求上升的渠道；生活在底层第三空间的老刀也坚信不疑，让糖糖获得更好的教育能给她带来更好的生活。而通过正常流通渠道提升社会地位，进入到第一空间的还有老葛，他虽自小生活在第三空间，但通过读军校、研究雷达技术，逐步升到雷达部门主管；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他通过申请专业调整最终也能在第一空间生存下来。这些例子都说明主流价值观构造的幻相在空间流通机制中的表现和作用。“勤能补拙是良训”“知识改变命运”“教育能实现自我的突破，进升更高的阶层”，这些由治理者编织的美好的人间幻相给人以希冀和慰藉、给人们带来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另一方面，基于关系网络中的“漏洞”以维系治理机制的稳定。《北京折叠》主要是运用夸张手法借助空间的“漏洞”来表征现实关系网中的漏洞。关系网的存在、漏洞的存在，使得紧张的“等级”阶层得以流动，社会治理系统不至于因过度紧绷僵化而崩溃。

2.空间翻转的裂缝何以表征现实之漏洞

《北京折叠》对空间转换渠道的陈述实则暗喻现实关系网漏洞对整个社会治理机制的维稳作用。老刀从彭蠡设置的垃圾密道中，借助时空翻转的间歇，从第三空间进入第二空间；老刀避过铁闸，采取地表翻越的办法从第三空间前往第一空间。其中，老刀在不同空间转换的过程，体现了《北京折叠》物理空间中的漏洞，实则也在暗喻社会现实关系网的漏洞。例如，老刀在第一空间被巡逻机器人抓住而有幸结识同有在第三空间生活经历的老葛。老刀为老葛讲述自己为给捡养小孩糖糖筹钱上幼儿园而穿越不同空间的事。之后，老葛为老刀的经历所触动，帮助老刀免于进监狱和罚款。当老刀准备回第一空间的时候，老葛说第三空间和第一空间之间有官方通道，他希望老刀帮他带点东西回去，弥补一下他自己亏欠的心。因此，关系网的建立甚至不一定是物质财富，也可以基于人性的美好、精神的共鸣。现实的漏洞可以给没有技术知识、没有话语权力，甚至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以上升的可能性。郝景芳反乌托邦式的折叠空间中留有的人性温情的一面，从整个治理机制体系维度来看，也显得如此“功利”和“目的”。

维持《北京折叠》治理机制的稳定因子基于这些关系网和漏洞的存在。那么，当法律和“漏洞”相冲突时，治理主体该如何抉择？《北京折叠》看似没有给出答案，实则通过白发老人的行为已经阐明：当宣讲材料出现失误时，他可以选择控制空间翻转的时间节点，以保证话语权力的权威性和准确性。郝景芳的折叠空间里，没有谈对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是因为类似“法律和漏洞”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双因子悖论屡见不鲜。

二、时间分配艺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博弈

《北京折叠》中不同空间的人享有不同的时间，第一空间的人享有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时间、第二空间的人享有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第三空间的人享有八小时的时间。透过文本可以发现自上层世界到底层世界，建筑越来越高，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生存时间越来越短。自底层世界往上层世界流动，空间越来越开阔，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1.现代性时间何以表征阶层属性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理性化治理对现代人形象的重新塑造，技术专家和社会精英成为现代精神品格的核心表征。《北京折叠》中的时间作为一项重要的分配资源，其自身也是一个不断被商品化的过程，时间的商品化即時间的“去情感化”。埃米尔·杜尔凯姆认为时间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一种时间意识，这种集体时间是所有时间进程的总和，各种时间进程彼此连接互为作用形成某种典型的社会文化节奏。换言之，杜尔凯姆将时间界定为集体意识的产物。

当时间不再是简单的钟表刻度，而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时，时间何以表征不同空间的阶层属性？换言之，《北京折叠》中对时间的分配艺术如何体现时间的阶层属性？在《北京折叠》中郝景芳借老刀之眼纵观第二空间的快节奏生活。老刀在秦天房间的窗口看向街道：路上的人很多，匆匆忙忙都在急着赶路，不时有人小跑着；街上汽车很多，在路口等待的时候，不时有看车的人从车窗伸出头，焦急地向前张望。在第二空间中，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现代性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已经融进第二空间集体意识中，快节奏、加速度成为第二空间特有的属性特征。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机械技术的革新，在生产与消费的巨大刺激下，马克思·韦伯再次强调理性化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文化理性化治理机制、时间的理性分配，理性化已经贯穿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时间也因此而诞生。韦伯提出现代化时间所包含三个重要的隐喻：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5}《北京折叠》正是充分认识到现代性时间的三重隐喻，根据不同空间对时间的不同需求而重新进行配置。另外，当现代社会的人们过于关注时间衍生出的各种价值时，易对时间的流逝产生一种恐慌和焦虑，形成一种时间焦虑感。而这种时间焦虑感正是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体验”。因此，由现代性时间衍生的时间焦虑感、快节奏生活、高速度工作已然成为第二空间人们的生活常态，融入其独特的阶层属性。

2.时间分配何以体现社会公平

在这里，阶级矛盾源自时间分配的不均，不同阶层人民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称。很多人提出质疑：城市中占人口基数最大的贫困人口忍受着最少的时间和社会资源，极少数人却占有更多的时间和社会资源，社会分层极度固化，向上和向下的阶层流动通道均被封闭。{6}这确是《北京折叠》呈现的一个潜在的隐喻，在食物、环境、生活用具这些基本的生活必需资源之外，易被忽略的较为重要资源是时间。在现实世界中，也许这就是底层人和金字塔顶端的人极少平等享有的资源。首先，这涉及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问题；处于底层的人付出的劳动量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付出的劳动量并没有同一的量化标准。技术时代的到来，机械手工解放人力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处于第一空间的人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处于第三空间的人通过体力劳动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从表面上看，时间的分配存有差异，根据马克思·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揭示：文化理性化治理和技术对人的压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命题。从文化理性化治理背景下去考量时间自身的价值问题是实现折叠空间治理的必由之路。换言之，让更需要时间的人支配更多的时间，去维持整个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最后，则是当技术实现对时间的压制时，人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诚如白发老人和吴闻的对话一样：

“……批这个有很多好处。”吴闻说，“是，我看过他们的设备了……自动化处理垃圾，用溶液消解，大规模提取材质…清洁，成本也低…您能不能考虑一下？”

白发老人摇了头，眼睛盯着吴闻：“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你这个项目要是上马了，大规模一改造，又不需要工人，现在那些劳动力怎么办？上千万垃圾工失业怎么办？”

这批被技术排挤出来的人将如何安置，就业问题和生存问题都是最基本的社会现实问题。郝景芳提供了一种设想，通过引进能把人催眠的胶囊，让这批人能尽量少的参与经济运作，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北京折叠》在时间上的分配艺术是基于现代技术高度发展和文化理性化治理为前提。时间分配表面上的不均实则是折叠大厦中的相对公平，实现现代性社会中时间最大的价值。从另一种维度来看，郝景芳所呈现的这种相对公平的合理性是一种更为冷峻而严酷的现实感。

三、人口分配艺术：技术和经济的双向驱动

大地的一面居住着五百万人口，翻转后的另一面居住着七千五百万人口。1：15的人口分配比率，《北京折叠》何以如此分配，换言之，这样分配的背后潜藏着人类怎样的生存困境。由阶层属性实现了对空间的分配，根据现代性时间的特点实现了对时间的分配，而技术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则实现了对人口的分配。一方面，技术的变革实现了对人力的解放，底层工人就业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和居住空间成正比。经济实力雄厚的人享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反之，经济实力薄弱的人只能占有狭窄的空间。且在实现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会伴随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人口分配何以减弱通货膨胀而实现整个治理机制的稳定？

1.人口分配技术何以缓解通货膨胀

现实生活中，当出现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物价上涨时，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往往是中下层阶级。但是在《北京折叠》中，由于空间的区隔，时间的差异，人口按照阶级属性的分配，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却基本不会影响到底层。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工成本上涨，机器成本下降，生产力的改造和升级，机器相比人力更加便宜。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后，解放出来的人力，最好的解决渠道是彻底减少这些底层工人的生活时间。把它们塞到夜里，不再参与经济运作，使得通货膨胀、经济危机都不会影响到这批人。治理者印钞票，都被上层有贷款能力的人消耗。最后的结果是，GDP得以增长，地下的物价却没有涨。

经济作为社会不稳定因子，通过人口的分配而得以消解。这种假想使得《北京折叠》中的治理机制系统更趋于稳定。反观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的转型是13亿人口的转型，是8亿到9亿农民的转型。其人口规模之大，变化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覆盖范围之广、社会矛盾之复杂”{7}使得国家治理者管理难度加大。人口的规划问题直接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挂钩，《北京折叠》中对人口的分配有其內在的逻辑性和必要性。

2.人口问题的产生：技术对人的压制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人的存在价值就是其贡献的劳动价值。如果机器在和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优势领先地位，而绝大多数底层人还来不及实现自身的劳动升级和改造。那么，这批主要依靠体力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群体该如何安排？这就是《北京折叠》在实现了对时间分配和空间分配后，呈现的人类所面临的最本质的生存困境问题。随着技术革命新时代的到来，最终剥夺人类时间的将不是人类自身，而是机械化大生产时代永不停歇自行进化的社会大机器。

《北京折叠》中老刀回想自己四十八小时的全部经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最后一晚老葛说过的话。他觉得自己似乎接近了些许真相，见到命运的模糊轮廓，可是那轮廓太远、太冷静，太遥不可及。老刀知道自己仍然是数字，在5128万这个数字中，他只是最普通的一个。“如果偏生是那128万中的一个，还会被四舍五入，就像从来没存在过，连尘土都不算。”老刀在三个空间来回穿梭，对个体在整个折叠空间中的意义和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当人民成为人口，成为社会治理机制中的数字符号时，人的价值和意义会逐渐被整个技术机制消解。福柯在《治理术》中曾这样说道：“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望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治理者手中的对象。”{8}老刀的欲望和需要就是攒钱给糖糖交幼儿园学费，最后老刀也模糊意识到自己作为人口被第一空间治理的意义。可他最后没有抱怨社会分配不均或是爆发革命的想法，而是仍然坚信糖糖能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此可见，主流价值观构造的幻相对中下层人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空间意义上鲜明的阶级构成，下层阶级努力劳作，上层阶级执掌社会。可我们却进入了一个重新定义“努力劳作”内涵的时代。在以往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掌权者主要依靠剥削下等人的劳动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如果技术取代人力，下层人连被剥削的理由都丧失又该如何？这已不仅是失业问题，而是对人口的治理问题。郝景芳并未在《北京折叠》中展开过多阐释，但最令人恐惧的是，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上层阶级为了维持更优越的生活需要剥削下层阶级，这种二元结构使上层阶级在道德上负有的原罪都已失去意义，被技术彻底消解掉了。现代性分配艺术的批判是现代性重新塑造现代人形象的产物，其设计和考量基于现代性的思考，根植于技术革新和工业发展。但是，《北京折叠》这一看似稳定的治理机制中，不稳定因子“技术革命”的爆发就是一颗随时打破平衡的定时炸弹。

理性化治理对现代人自我形象的重新改造，技术专家和社会精英成为现代“精神气质”的核心表征。在理性化治理的背景下，《北京折叠》通过对时间、空间以及人口的重新分配，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折叠大厦。通过对现代性时间的思考去考量时间分配的价值和意义，实现时间分配的相对公平；通过对空间的裂缝隐喻现实关系网的漏洞以及空间转换渠道的设置，在不同空间之间实现了流通的可能，使整个治理机制能保持一定的张力；最后，通过对经济和技术的作用，使人口的分配得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可见，这种考量和思考是郝景芳《北京折叠》现实经验的积淀，同时也彰显现代性分配艺术的残忍和冷酷，将现实的不平等进行了合理而客观的呈现。然而，在这种分配艺术的背后，潜藏的技术对人的压制问题始终是一颗埋藏于整个稳定治理系统中的定时炸弹。

注释：

{1}福柯：《何谓启蒙》，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2}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第4页。

{3}郝景芳：《生活苟且”与“诗和远方”根本就不冲突》，http：//news.k618.cn/tech/201608/t

20160808_8531573.html

{4}马克思·韦伯：经济标准，又称财富标准，是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机会，即个人能够占有商品或劳务的能力；政治标准，又称为权力标准；社会标准即社会声望，来自他人肯定的评价和社会承认。

{5}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第79页。

{6}王菲、须叙：《北京折叠：科幻壳 现实核》，《东北之窗（文化咨询）》2016年第3期。

{7}胡鞍钢、王磊著：《中国转型期的社会不稳定与社会治理》，《国情报告》（第八卷），2005年版，第735页。

{8}福柯：《福柯文选》，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