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叠》的善治寓言和郝景芳的乌托邦想象

2017-04-12曾军

创作与评论 2016年24期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继刘慈欣的《三体》之后，再次代表中国作家获得科幻文学界的最高奖“雨果奖”。这一事件也再次激发了评论界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关注和热情。不过，与对刘慈欣《三体》的欢呼声相比，现有的评论在是否将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视为科幻文学这一问题上却颇为犹豫，因为“太现实、不科幻”成为众多读者的第一直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批判现实的一面，而对于其可能的乌托邦想象的维度感到颇为棘手。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北京折叠》所描绘出来的“未来/现实”，并重新思考其“现实批判”与“未来想象”之间的关系。

一、《北京折叠》描绘了一幅怎样的“未来/现实”？

《北京折叠》想象的究竟是“未来北京”，还是只是披着未来外衣的“现实北京”？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纠结的问题。{1}在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北京折叠》究竟描绘出来了怎样的“未来/现实”？我们可以从城与人以及人与人两方面来分析。

其一是城与人的关系。

小说最具科幻色彩的描写应该就是北京折叠的过程了。郝景芳分别从北京城外货车司机的视角和身处折叠裂缝中“偷渡”的老刀的眼光来展现北京折叠的过程。从外部来看，北京折叠的过程就像一个巨大的魔方，翻转、重组，小说用“卑微的仆人”和“苏醒的兽类”的比喻将北京这座城市进行人格化的描写。而从内部来看，北京折叠的裂缝强调的则是对个体的挤压以及对其生存环境的撕裂。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北京折叠的过程，都可以被称为小说中最具想象力的“科幻奇观”。

但是这一奇观性的场景并未带来震惊性的体验。相反，小说反反复复强调的，是这一奇观场景的日常性。在北京城外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司机眼里，折叠北京（小说的英文版选取的是处于进行时状态的“Folding Beijing”）既没有那么惊悚恐怖，又没有那么新奇怪异，司机们是“在困倦与饥饿中欣赏这一幅无穷循环的城市戏剧。”对于像老刀、彭蠡那样的第三空间的人来说，北京折叠意味着必须在转换前最后一分钟钻进胶囊进入昏睡的状态。而对于第二空间的人来说，折叠转换的启动也并非令人恐惧的危险来临，而是“街上撤退时的优雅”：“从公寓楼的窗口望下去，一切都带着令人羡慕的秩序感。九点十五分开始，街上一间间卖衣服的小店开始关灯，聚餐之后的团体面色红润，相互告别。年轻男女在出租车外亲吻。然后所有人回楼，世界蛰伏。”换言之，折叠北京并不具有科幻小说通常所试图显现的奇观场景以及城市作为人的异己力量的压迫感。它就像太阳东升西落、四季春暖花开一样，呈现的是一种日常性的自然状态。北京折叠其实就是日常生活逻辑本身。

其二是人与人的关系。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当小说开篇即写出的从垃圾站回到家浑身脏兮兮的老刀形象时，所有读者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这里描写的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随之而来的，便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直到晚近的文化研究的“底层理论”各种相关理论资源的引入，进而在“底层叙事”的前提下展开对小说文本的解读。但是，小说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对老刀进行的“底层”定位？

“底层”的概念来源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用“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描述意大利南部尚不具备阶级意识的农民。{3}而到了印度的古哈、查特吉等人的《底层研究》（又译为《庶民研究》）那里，“底层”开始与“阶级”脱钩，用这一单词指称“南亚社会中被宰制的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4}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学术语境之后，“底层”更多被阐释为“被压抑的阶层”（南帆语）{5}“断裂的社会”中的下层即“穷人”（蔡翔语）{6}等。很显然，《北京折叠》三个空间的设计就来自这一“底层社会”的理论模型，而老刀就是在这个断裂的社会中被压抑到没有丝毫反抗意识和能力的底层。从“底层”概念的演变可以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建构起来的阶级理论不再能有效分析进入后工業消费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现实。在《北京折叠》中，身处第三空间的主体不是从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工人或农民，而是从事垃圾处理的服务人员（虽然中国也将他们称为“环卫工人”），而高居第一空间的城市治理者是由行政（白发老人）、金融（依言）和管理（吴闻）精英组成。他们与第三空间的垃圾工之间并没有非常紧密的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纽带。也正因为如此，整个小说所呈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基于社会分工的阶层区隔：拥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人位于社会的上层，靠出卖体力和低技术含量人员则处于底层。

不过，如果说社会阶层与三层空间处于绝对一一对应、彼此隔绝的状态的话，那就错了。在第一空间中，还有着为第一空间的人提供低端服务的来自第三空间的老葛们；在第二空间中，还有着为了获得进入第一空间的资格而准备先到第三空间积累管理经验的张显。很显然，这三个空间之间的社会阶层具有某种混杂性和流动性的特点。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混杂性”和“流动性”究竟有多强？首先，三个空间与三个阶层的对应关系仍然是居于绝对支配性地位的；三个空间的设计初衷也正是对三个阶层拥有资源的固化方式。其次，尽管第一个空间中都会有不同空间里的人“杂居”，但另外两个空间里的人处于绝对少数，因此在任何一个空间里，始终存在的都是该空间中占支配性地位的阶层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不可能具有多元多样的可能；第三，流动性的凝滞成为折叠北京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凝滞”是相对于“流动”而言的概念。在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中，“流动”的英语其实是“liquid”，直译应该是“液化”，意味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切稳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将被亵渎”，在现代性面前，所有的传统不是彻底消失，而是其整体性瓦解变成了碎片、汇入了现代性大潮之中处于不稳固、不定形、不确定的状态。在《北京折叠》中，三个空间的城市结构设计正是这种流动性被耗散之后重新固化的表征，或者说，走到了现代性的反面。{7}

二、《北京折叠》中的治理术

《北京折叠》中社会关系的确立采取的是“去阶级化”的视角，关注的是基于社会分工而形成的阶层区隔的现实。阶层与阶级的区别在于，阶级形成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有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又增加了“阶级意识”的概念；而阶层的形成一方面包含着阶级形成的各种要素，另一方面更强调非阶级属性的日常生活方式甚至趣味的趋同。阶级强调的是对立，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阶层关注的是差异、区隔，这一差异和区隔既包括向上和向下的方向，也包含平行对等的状态。因此，阶级对立才需要斗争、才会引发革命、希望改变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创造“新世界”；而阶层区隔则强调的是流动，希望通过治理而形成“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有评论指出，“北京折叠，消费苦难的科幻正在告别革命”，甚至说郝景芳“太保守”。{8}进而，理解《北京折叠》的路径应该是“治理”而非“统治”，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北京折叠》的治理术。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强调了“治理术”的三层含义：（1）“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其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2）“在很长一段时期，整个西方存在一种趋势，比起所有其他权力形式（主权、纪律等）来说，这种可称为‘治理的权力形式日益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这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机器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一整套知识的发展。”（3）“‘治理术这个词还指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这个过程的结果，通过这一过程，中世纪的司法国家在15、16世纪转变为行政国家，而现在逐渐‘治理化了。”{9}为此，福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梳理出人牧领制度到国家君权再到机构治理的治理术演变过程，关注到从灵魂的牧师神学到对人的政治治理再到对社会的安全配置的知识范型的转变。围绕福柯的“治理术”，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治理”的几个基本要点：（1）治理是法律等强制统治手段之外的“计算”和“手法”；（2）治理处理的不是领土、主权，而是“人和事”；（3）“治理就是对事情的正确处理”，因此，治理是有价值向度的，即“善治”。而要展开对《北京折叠》的治理分析，离不开几个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是谁？治理机制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判断治理的性质？

在当前“治理”概念使用过于泛化的今天，似乎什么都可以成为“治理”，治理主体似乎既可以是特定的人，也可以是特定的机构，甚至诸如城市本身作为治理主体。

治理者往往会被等同于最高权力机构或拥有至高权力者。《北京折叠》中出现的最高治理者应该就是那个白发老人。他无疑具有无上的权威，即使是在第一空间的五百万人之中，这位白发老人也是如众星捧月一般，被奉如神明；他还能轻易地否决吴闻提出的改进治理技术的建议，甚至拥有延迟启动折叠程序的核心权力——这一细节设计参照了美国总统拥有启动核弹程序的机制。但是，即使是这位白发老人，他也属于折叠北京中的市民，参与整个北京折叠的生命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发老人也属于整个治理体制之中的人。白发老人拥有延迟折叠开关时间的能力，但他也不可能为所欲為。北京折叠的自动化要求反过来对北京折叠整套安全配置的设计者本身带来巨大约束——这一矛盾也正是科幻文学一直在处理的问题：技术虽然是人类发明的，但技术进步的逻辑是个人所无法控制的；正如机器人虽然是人发明的，但机器人最终将获得智能上的自主性，在摆脱人类控制的同时反过来成为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控制。北京折叠虽然只是一个城市治理的空间隐喻，但其运行逻辑却如技术与人的关系一样充满着悖论。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重视：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姓名，唯独这位白发老人，采用的是无名者的形象方式。很显然，在第一空间中，在吴闻、秘书以及依言那里，这位白发老人的名字肯定是熟知的，因此，在平时的交往中没必要“直呼其名”，但对于老刀而言，白发老人经常在电视上出现，但他从来不去关心他是谁。老刀对最高治理者的陌生（不在意）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方式：老刀觉得这个人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如果确是这种情况，则说明北京折叠的治理机制的“自动化”已经运行得非常有效了。白发老人超越了封建专制国家的君主和民主共和制的总统——两者中都强调最高治理者的名正言顺和在场感——被置于治理机制前景的，只有“机构/机器”本身。

除了白发老人，类似吴闻这类的管理精英、依言那样的金融人才其实也是参与折叠北京的治理者的角色。吴闻已经拿出了自动化垃圾处理技术的方案，而这套方案如果推行将直接导致第三空间两千万垃圾工人的下岗，可见这一治理术会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秦天的同学张显愿意到第三空间去做管理人从而获得管理经验；秩序局的条子显然也是维持三个空间秩序的治理机器。即使是老刀，虽然身处底层，但他从事的仍然是城市治理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垃圾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折叠北京的居民，一方面身处被治理的位置，同时又从事着不同层面的城市治理的工作。这种“治理者/被治理者”兼备的特点正是对当下城市社会治理的形象表达。

如果说上述治理主体的分析还主要停留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层面的话，那么，从小说最大的隐喻——“北京折叠”（即“折叠北京”）——的角度来看，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层面的治理关系：城市对人的治理。尽管这座折叠北京是由治理者精心设计并由像老刀父亲那样的外来民工所建造的，但整个北京折叠的机制却并非导向“人为性”，而是“自动化”。如前所述，北京折叠的全过程尽管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奇观性，但小说却从各个方面在强化这一折叠过程的日常性。如果去掉“北京折叠”这一奇观想象，将之转换为太阳东升西落，月有阴晴圆缺，我们会发现北京折叠过程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北京市民（除了特殊状态下的白发老人及其秘书外）而言已经进入绝对的自然状态。虽然人人皆知其是为人建构的，但人人都遵守这一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一城市治理的自动化设计，也成为福柯所分析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最佳印证：“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福柯更进一步的将这种自动化、非个性化的制约命名为“无面孔的目光”。{10}

三、善治寓言与郝景芳的乌托邦想象

正如众多评论者和阅读者所感受到的那样，《北京折叠》所呈现的并非一个好的人类理想社会的图景，而更像是对当下社会阶层区隔日深的社会现实的隐喻式再现。但是，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小说预设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正是折叠北京被建造完成五十周年的时刻。这一时刻究竟是指向过去，还是指向未来？小说没有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标尺，比如说公元3000年之类。那我们只能通过小说中提供的一些细节推测性地进行历史时刻的定位。首先，小说没有特别明确的“公元纪年”的时间标识，但有基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几点几分”的时间意识。因此，大体可以判断，小说所描写的应该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故事。其次，从小说描写的生活场景来看，垃圾处理方式仍停留在人工处理阶段，脏乱差、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及步行街喧闹鄙俗的场景只能让读者将之对应到现代化初期的社会现实——这些场景的描写可以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众多经典作品中找到，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初期后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现实；等老刀到了第二空间，便出现了高楼、步行街、霓虹灯、宽敞的学生宿舍等等；而第一空间给予老刀的第一印象则是更加空旷开阔的街道、花园和洋房，折射出来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庄园式小镇的镜像。这三个城市空间的想象对应于现代社会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但郝景芳将它们进行空间化的并置性处理意味着强调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不平等现象。再次，在小说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标识，就是“五十周年庆”。也就是说，小说故事所发生的时间被限定在了折叠北京建成之后的第五十个年头。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折叠前的北京”与“折叠后的北京”的历史性区分。再加上老刀的父亲就是折叠北京的建造者，而这批建造者其实是为了建设折叠北京而来的移民工人（小说中并没有特别标明他们是否是农民工，但这一点并不太重要）。因此老刀属于“外来务工二代”。从小说中这些时间细节的显示来看，我们只能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郝景芳是以“科幻”之名，将“北京折叠”的未来场景与“现代化初期的鄙俗生活”进行了拼接式处理。

因此，这一时间揭示出的小说意义的指向不是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和现在，是在一个已经处于折叠北京半个世纪——相当于人的大半生，老刀即出生在折叠北京建成之后，而秦天、依言、糖糖等更是折叠北京后出生的。即使是像老刀那样多少还有一点点折叠北京建成之前的“记忆”的话，那么，对于秦天们而言，折叠北京的生活环境及其社会结构则处于先在的、“从来如此”的状态。因此，反思折叠北京，也便具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内在性视角，即从身处在折叠北京之中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套治理机制是否有效、是否“正确”；另一种则是外位性视角，将折叠北京视为一个独立完整自运行的治理装置，判断其是否符合人性、符合人类文明的理想。

从内在性视角来看，折叠北京中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所处的治理环境并不太满意：老刀过着日复一日的垃圾工生活，即便没有另外两个空间的生活对比，老刀“也知道自己的日子有多操蛋”，除了工作的臟、累之外，最重要的是生活没有一点改善的希望。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到想让糖糖受到更好的教育上来。张显虽然初出茅庐，但对折叠北京的现行体制也心存不满，并有一整套的改革方案：“现在政府太混沌了，做事太慢，僵化，体系也改不动。……等我将来有了机会，我就推快速工作作风改革。干得不行就滚蛋。……选拔也要放开，也向第三空间放开。”吴闻身居高位，致力于让这个折叠体制运行得更加有效，因此，他的方案是用更自动化的技术来替代人工。在他的方案被白发老人否决后，只能露出“迷惑、懊恼而又顺从的神情”；依言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满意，但又不愿意放弃；即使是白发老人，也有疲惫，紧张的时刻。但是，这些不满是否构成了他们对折叠北京这一整个治理体制的不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各就各位。即社会各阶层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基本认同的，即使是身处底层的老刀，也对自己做垃圾工的命运是认同的：他父亲是外来务工参与折叠北京的建造者，建成之后被千挑万选才获得这份工作。“他从来没去过其他地方，也没想过要去其他地方”，也“不嫌弃自己的工作”。很显然，底层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认同（不管是积极的认同还是无奈的认同）是构成折叠北京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基础。（2）流动机制。必要的阶层的向上流动是维持社会结构稳定有效的重要保障。因为只有在这一“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才能激发低一个社会阶层的人的奋斗动力，才能够为高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输送新鲜血液。向上的流动不仅能够吸纳来自低一社会阶层的精英，而且还有助于形成以上一社会阶层为主体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小说关注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如接受更好的教育、到更艰苦的地方获得基层锻炼以及入伍参军转业等。（3）价值共识。社会稳定与阶层固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形成了价值共识，这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前提。虽然老刀考了三年大学都没考上，不得不接受子承父业做垃圾工的命运，但是在他的价值观念里，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仍然是获得阶层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身处第二空间的秦天、张显等人也都是同样的看法。无论身处哪个社会阶层，正在从事哪种职业，《北京折叠》中的各色人等无一例外表现出了对本职工作的爱岗敬业，这也是颇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获得在这个社会中的生活资源和生存权利，成为小说透露出来的价值共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折叠》确乎不是一个宣扬对立、矛盾、冲突与革命的激进文本，而是一个主张认同、共识、和解与妥协的保守姿态。

从外位性视角来看，折叠北京的整个治理机制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基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郝景芳自己的初衷也是写一篇关于“不平等的小说”；她甚至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不平等的宣战还未曾取得真正的胜利”。{11}因此，如果完全站在折叠北京之外，采取客观冷静的批判立场来分析，《北京折叠》正是这样一篇对不平等现象进行深刻揭露和鞭挞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一方面，折叠北京的建设规划本身就是一个基于社会阶层差异的不平等原则建造起来的。小说用精确的数字写出了少数的人占有更多的时间、空间及其社会资源的现实。500万人，24小时，一半的城市空间；2500万人，17个小时以及5000万人，7个小时，一共7500万人分享另一半的城市空间的24小时。这一空间结构构成了两个二元的社会结构：第一个二元结构是由第一空间与第二、三空间构成的折叠北京的正反两面，暗示处于第一空间的社会阶层的人居于城市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绝对优势地位，而第二、三空间中的社会阶层则是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第二个二元结构是在折叠北京的另一面，在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之间所形成的内部的二元结构。如果说第一个二元结构属于绝对的不平等的话，那么第二个二元结构则属于相对的不平等：从性质上讲，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同处于第一空间的另一面，因此以这两个空间为主体的社会阶层都属于“被统治”地位；但是第二空间在人均资源分配比上又处于第三空间的绝对优势的位置：时间、空间以及现代化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等等。

另一方面，“中间阶层”作为流动（即向上流动）、缓冲（即缓和矛盾）和再生（即城市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平衡机制成为郝景芳反思“为什么不平等的历史如此漫长”的重要维度。三个空间的“时空分配/社会结构”的设计显示出第二空间的“中间阶层”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第三空间与第二空间处于同一折叠城市的平面（即第一空间的反面），而且距离并不太远。第三空间的人能够通过接受好的教育而获得进入第二空间的机会。而在第二空间的人同样可以通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以及重要部门的实习从而获得晋升第一空间，并成为第一空间社会阶层的机会。第三空间的人也可以通过入伍转业而获得在第一空间谋职工作的可能，但所从事的工作只能是第一空间中的低级的服务行业，其所属的阶层也是无法改变的（如老葛他们也能算在第一空间里工作的“高级蓝领”）。因此，通过“中间阶层”向上流动是突破现有不平等关系的重要机制。正是因为有这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使得第三空间的底层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面前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接受好的教育（如糖糖）、通过为社会做更好的服务（如老葛）获得合法上升的通道；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也就只好认命（如老刀考了三年大学而未果，便只能接受从事垃圾工的现实）。因此，这一流动机制恰恰是维持这一不平等机制的最重要的保障，它能够有效缓解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所带来的底层不满——不是不给你们发展机会，是因为你们达不到条件。同时，由于第二空间的人普遍地接受了高等教育，且在更高层次的部门有过实习之类的工作经验，他们也比老刀们能够更理性、更深刻地分析和看待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也正因为如此，老刀对社会的不满只能骂两句“操蛋”，而张显的不满则能够转化为改革的理想和抱负。而张显的方案并不是彻底改变这一不平等的基础（即部分评论者所说的“革命”），而是帮助折叠北京运行更加有效。

很显然，从内在性视角来看，折叠北京虽不如意，但还得接受，属于有缺陷的善治；而从外位性视角来看，折叠北京则属于虽然运行有效，但根基错误，是有效的恶治。对于身处折叠北京之内的老刀们的怒其不争，只有从外位性视角才能获得。

剩下来的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更为麻烦：如果说《北京折叠》的本质其实是包含着诸多现实社会因素的善治寓言，是以“想象未来”的方式来“批判现实”的话，那么，郝景芳真正的乌托邦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在小说中，真正构成折叠北京最大威胁的不是社会阶层的区隔和流动性的凝滞，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当吴闻拿出自动化垃圾处理方案征求白发老人的意见时，白发老人的表情非常复杂，并坚决做出了禁止推广的决定。这一技术显然不是第一次出现，而且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被提出。老刀可以忍受脏乱差的环境，以及一天只有7个小时的生活，也可以接受自己底层的命运，但当自动垃圾处理技术有可能替代他们时，老刀感受到了真正的威胁。由此可以看出，“人工处理垃圾”才是维持折叠北京运行五十年的最为重要的安全配置。而这一配置一旦被置换，将会真正导致三个空间格局的失衡。

因此，如果說郝景芳有相对明确的乌托邦想象的话，其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围绕科技进步来展开的：一方面，她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对人的控制将是全面、系统，并覆盖“全人类”的（而不只是针对某个特定阶级的）；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的不可逆（只能延迟）决定了科技的发展最终会打破折叠北京经过精心计算和设计的相对平衡，并促成折叠北京的瓦解。同时，她还认识到“人类中的精英”（社会上层）在未来“城市治理”中的支配性作用：一方面，知识精英是折叠北京的顶层设计者、实际操控者，也是延迟科技进步、维持现有平衡的稳定者；但另一方面，这批知识精英并没有真正反思折叠北京所赖以成立的不平等根源，因而只能维持这一机制并让这套机制运行得更好，而不是寻找彻底颠覆、变革，建立新的基于平等原则的新体制。也正因为这样，郝景芳的立场显得保守而非激进：她承认社会分层和区隔，但不强调阶级统治与对抗；她强调价值共识和认同，但更鼓励勤奋努力和高雅。在《北京折叠》中，郝景芳似乎看不出来老刀式的底层和秦天式的中层拥有“革命”的内在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告别革命”。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其实并非被完全放弃，但《北京折叠》的价值在于，它并没有为了某种乌托邦的实现而刻意制造革命。

注释：

{1}《雨果奖颁错了？〈北京折叠〉是一部关于不平等的现实主义小说》，《南都观察》，http：//www.wtoutiao.com/p/26eQrIE.html

{2}[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4}转引自陈燕谷：《印度的庶民研究》，《天涯》2005年第6期。

{5}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6}蔡翔：《底层》，《天涯》2004年第2期。

{7}曾军：《美学的凝滞，或凝滞性美学》，《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2期。

{8}帼巾巾：《北京折叠，消费苦难的科幻正在告别革命》，http：//chuansong.me/n/575275451954

{9}[法]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10}[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监禁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2页。

{11}郝景芳：《我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5ddec80102w8q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