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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观照与理想主义诗意

2017-04-12任瑜

创作与评论 2016年24期
关键词:郝景芳苍穹流浪

任瑜

在短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了2016年雨果奖的提名之后,作者郝景芳一时之间备受关注。这位仿佛“横空出世”的年轻写作者,其实已经写了十年的科幻和非科幻,作品包括数十篇中短篇,还有一部曾被拆分为两部先后出版的长篇《流浪苍穹》。

谈论郝景芳的科幻写作,还是应该从《流浪苍穹》说起。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相较于短篇,长篇小说有更多的空间来展示写作者的文笔和特征、思想与意图,也更能体现写作者驾驭题材、实现叙事的写作能力。而《流浪苍穹》正是这样一部充分显现了作者优点、缺点及特征的长篇叙事作品。

通俗地说,《流浪苍穹》是一部“野心”之作,因为它涵盖了远超一部小说所能包含的复杂意蕴和丰富内容。相对于作者在其中所意图并实现的表达,小说所讲的故事倒显得有些简单:一位在火星出生成长的女孩洛盈和一群同伴被送到地球生活了五年,返回火星之后,他们发现,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对火星的生活方式和体制构成、系统运作,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抵抗。随着火星政体本身的暗涌和波动,洛盈一步步了解到家族的秘密和火星城市的历史,也经历了艰难的内心成长。而火星城市,也发生了前途未卜的改变。

仅从故事来看,《流浪苍穹》似乎是一部成长小说,主要讲述洛盈从迷茫到寻觅再到坚定的心理历程,也暗含了一座城市诞生及变迁的历史。然而,正如少女的内心成长绝不会像外表看起来那么甜美简单,《流浪苍穹》所涉及的问题和思考也远比故事本身更为复杂难辨:文明和历史,科技和经济,制度和人性,责任和义务,语言和镜像,独裁与民主,自由与秩序,战争与和平,物质与精神,个体与整体,沟通与壁垒,变革与稳定,命运和选择,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等等,诸如此类或宏大或具体的“意象”与“元素”, 毫不掩饰,也毫不犹豫地在小说中集结,一个接一个、一重又一重,有时还是一团又一团地冲击着故事中的人物,甚至淹没了故事中的人物。于是,一位少女本可以轻盈舒展的成长,却成为沉重、艰辛的人类社会的成长。

然而,你不能说这不可能,或太夸张,就如你不能说在科幻小说中不可以有外星人一样。如果你像洛盈一样,分别在两个几乎各方面都截然不同的星球中生活过,经历了互相冲突的两个世界,体验了天壤之别的两种人生,你也会对这些在普通的生活中显得庞大又遥远的问题有所感触和思考。实际上,少女洛盈的成长就是一条承载着血肉和情感的线索,她从火星来到地球,又从地球回到火星,来回一穿梭,就用自身连缝起了两个星球。随着她的成长,线索越收越紧,两个星球噼里啪啦地碰撞并在碰撞中磨合,迸溅出激烈的火花,也迸发出诸多问题和思考。处于如此庞大的星球背景之下、处在如此激烈的问题旋涡之中,洛盈,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个体来串起整部小说,未免太单薄太无力,她必须要,也确实是,站在更宏观的人类的角度,才足以抵抗和面对,也才能够在这部小说中完成一个主角的使命。

不过,作为叙事引线的主角洛盈固然重要,《流浪苍穹》中最重要或者说最基础的元素,还是地球、火星和彼此之差,它们才是问题的根源,是冲突、矛盾及争斗的导火索。不得不说,作者对地球和火星的“二元”设置,看起来简单,却合情合理,且行之有效:地球人和火星人,原本都是地球人。分裂之后,双方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体系中形成了两种几乎是截然相反的生活形态。简单来说就是,火星城市敬仰宏伟的人类文明和历史,相信科学、技术,追求理性和公平,排斥商业化的混乱和私人化的欲望。而地球的世界,则崇尚自由多元,追逐商业利益和欲望满足,一切都要在市场上寻求并验证价值;火星人过着按部就班的系统性的集体式生活,人人都要归属一个“工作室”,火星城市就是他们的“中央处理器”。而地球人,则像一个个“个人电脑”,在个体化的自由和多元中消解了崇高和无私。双方都不屑于对方的“落后”,相互敌视并攻击,又因为现实限制不得不相互合作、各取所需。面对对照如此鲜明的两者,我们,包括作者、洛盈和她的伙伴们,都不能贸然地判断,究竟谁更“先进”更“合适”,只能说,它们是人类社会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侧重面之后所可能发展出的不同形态与状况。它们看似水火不容,实则都来自人类社会对进步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过,可悲的是,这种追求并没有一种完美的结果,不管是精心设计的火星,还是自然发展的地球,都有不可避免也难以弥补的缺陷和弱点。你看,地球人固然可以自由的选择丰富的个体生活,但这生活是被利益和欲望所限制的。火星呢,固然能够通过公平和分配来摆脱利益和欲望的影响,却剥夺了人们脱离体系自主发展的选择和自由。

那么,在差异之上,可以沟通吗?可以寻求共同的美好归宿吗?毕竟,地球人和火星人,都是“人”,说着同一种语言,难道不可以建立一座超越差别的巴别塔吗?《流浪苍穹》确实建立起了一座巴别塔,一座包纳一切语言信息的巴别塔。然而,这是只属于火星的巴别塔,被戒备森严地闭锁在系统的深处。被占有被把守的巴别塔,还是巴别塔吗?它的性质一如它的形式,是虚拟的、非现实的,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实现的。就像无障碍的交流只能在想象中实现,巴别塔也只能在虚拟中存在,既打不破语言的镜像,也无法解决现实的沟通问题。

而这正是洛盈和她的伙伴们的困境之根本。作为火星和地球之间合作的棋子,他们只能沟通自身,无法让双方真正沟通。在亲身体会到了地球和火星的差异、感受到了双方的限制之后,他们既不愿回到机械的火星体系之中做一名螺丝钉,也不能回到随性、混乱的地球异乡,只能在两者之间游离、流浪,无从选择,无处落脚。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怎能不怀疑、不迷失?也必定要去追问和寻找。于是,火星体系自身的裂痕,被他们一点一点的发现了、感受了、思考了,并且,试图修正了。此时,小说所展示并思考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火星和地球的外部差异与分歧了,更多的是火星体系内部的缺失和矛盾。毕竟,如果仅仅用外部差异来制造冲突,就像是只靠外表變化来描写少女成长那样,只能画皮,无法入骨。事实上,地球和火星的差异,固然引发了许多问题,却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毕竟,人性中有些东西,在哪种环境里、到哪种体系中,都是一样的。地球人就没有规则了吗?火星人就没有欲望了吗?不管是地球人的“制造欲望”,还是火星人的“压抑欲望”,不都是“欲望”吗?洛盈就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欲望”,因为她明白,越是看上去差异,越是在骨子里相同,而人,都是爱自由的。

那么,火星自身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应该是所谓的“自由”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平静表象下涌动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变革的需求。规则总是期待被打破,而安稳往往孕育着变革。在不可遏制的欲望的推动下,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不变。事实上,火星上的“变革”呼声也始终不曾断绝。在洛盈的爷爷为避免资源交换建立了一个量化分配的平台之后,洛盈的父母站出来要求平均化的公平。而到了洛盈这一代,又开始呼唤自由交换。就这样,一代一代竟然形成了一个循环,洛盈反对她的父母,她的父母反对她的爷爷,她的爷爷又反对他们。这就是瑞尼所说的,革命、革新、变革等诱人的词汇,总会有一代人追随,另一代人反对。可是,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在求变和安稳之间,到底哪个更重要?这样的循环,真的让世界改善了吗?身处其中的人有自以为正确的答案,然而,有着“清醒的自由”的人却无法回答。也许,在这样吊诡的历史情景和现实处境中,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也没有绝对的胜利可言。

洛盈所遭遇的人生困惑还不止于此。作者并不满足于从外部差异挖到内部缺失,还要继续向内挖,向人的内部挖,直挖到人的内心深处,直到让洛盈身陷“内外皆困”的“无物之阵”,不仅面对着艰难的外部世界的问题,还面对着难解的关于“人”的生命困惑。比如,她不知道如何找到精神的“家园”,怎样感受生命力的存在,也疑惑于“生命的存在是为了伟大的历史与杰作,还是生活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她所怀疑的,不止是火星的生活方式,也是生活本身,所以她搞不清楚究竟该要什么样的生活。对一个人来说,对生活的怀疑是人生中最为沉重的疑问,也是最难找到答案的疑问,甚至可能是无解的疑问。洛盈始终在思考中寻找着答案。而在找到答案之前,她只能是一个没有家园的人,一个身心流浪的人。

到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流浪苍穹》确实是一部成长小说,关于人的心灵和精神成长,关于一座城市的成长,关于“人类社会”的成长。宏观上,《流浪苍穹》意图构想人类社会更具可行性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包括科技发展方向和经济模式,所以,它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游走,在具有“现代”性质的火星和具有“后现代”性质的地球之间探讨,在现有的和可能有的之间询问:是不是有比火星生活和地球生活更合适更优质的空间和方式?在微观的层面上,《流浪苍穹》也在传达个体生命的追问,人生的真正价值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心灵的流浪感从何而来又如何安抚?作为一部小说,它一边在做抽象的思考——关于存在的精神价值、语言的意义和作用、自我意识和意愿的寻求与确定,还有命运的偶然和必然、文明的终极指向,都是它所要关注并表达的问题。与此同时,它还在做具体的观察与追问:人性和人心有什么样的表现,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有怎样的责任和义务,自由和秩序是怎么样的辩证关系,以及资源该如何保护和开发,科技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经济要以什么样的模式推进,劳动方式会如何改变,等等。显然,作者确实是把“日常中所看到的、想到的、想到但想不开的”东西,一个都不放过地写进了这部小说中。这就是它作为一部小说的“野心”。

应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轻盈。它们不是沉甸甸的现实,就是来自于沉甸甸的现实。即便看起来荒诞,也是现实的荒诞。这正是郝景芳科幻写作的一大特点:观照现实。在《流浪苍穹》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困境到人之为人的困境,从外部世界的困境到内心的困境,从社会生活的困境到精神的困境,无一不是现实的映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对洛盈的困惑和迷茫感同身受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和火星的对立和差异,包括它们拉扯不清的纠葛,难道不是现代人现实处境的象征和展示吗?一方面是规整的社会生活,一方面是独立的自我意识。两者的断裂和冲突,让人无所依从,矛盾、惶惑,找不到心之所安。而那些关于资源短缺和配置、劳动力的解放和流动、科技竞争和发展、国际贸易和合作、信息传递方式等的问题,那些关于自由和限制、整体和碎片、分享与占有等的矛盾,同样也是当下社会现实状况的“升级版”,是现代生活的真实情状。至于洛盈内心对自我的迷茫和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以及对生活和生命的不确定感,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内心感受呢?身不由己的流浪和流浪感,正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受。是的,《流浪苍穹》当然是科幻小说,但是,是反映现实的科幻小说,其现实成分并不弱于其科幻色彩,正是作者郝景芳所说的:表达的是虚拟空间,关心的是现实空间。

将对现实的观照和反映作为一种“主题”,不仅体现在《流浪苍穹》之中,也体现在郝景芳的诸多短篇小说中。她的科幻写作,基本都是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可能”,比如最受关注的《北京折叠》,除了那些硬科幻式的“技术”成分,这篇小说几乎就是一部现实的寓言。老刀所处的社会境况、所过的“底层”生活,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及其弊端,正是当代社会某些方面的强化和提纯。郝景芳的其他作品如《九颜色》《雕塑》《癫狂者》《莫比乌斯》等,也都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不同状况及问题有所关注和涉及,还有一些作品带着强烈的现实“寓言”色彩。从这些作品来看,郝景芳对现实的关注,无疑是深切而广阔的。似乎,从天到地到人,都在她的关照视野之中,生活中所能观察并思考到的一切,所能体验并感受到的一切,所能推想并预测的一切,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也不管是经济的还是科技的、人文的还是伦理的,都在她的表达意愿之下。这对写作者来说,当然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和品质。

除了现实关怀,郝景芳的写作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可以将之归纳为“诗意”,更具体地说,是“理想主义诗意”。这种诗意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唯美深情的笔触。不管是描写人物、景象、场景,还是抒发情感、心理、思绪,郝景芳总能用自己独有的庄重又细腻的语言将之书写得典雅、优美,带着梦境般的色彩以及淡淡的深情的忧伤,营造出一种诗意的气息和氛围。《流浪苍穹》如此,其他的中短篇作品也如此。有些短篇本身就具有诗化的倾向,比如《遗迹守护者》《九颜色》,其中感性唯美的语言和表达蕴含并传达出诗性的质感和韵味。不过,就《流浪苍穹》来说,更多的诗意来自于它所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虽然《流浪苍穹》写了诸种不乏沉重的困境,依然无法遮掩其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主要体现在人物身上,像洛盈、安卡,伊格、瑞尼,阿瑟老师,包括汉斯爷爷、朗宁等人,无论处在怎样的困境中,都能保持自身的纯良、正直、勇敢以及尊严;面对无解的疑惑和追问,也依然不灭对自由和未来的憧憬,依然坚持对美好的信心和向往。固然,理想主义的代价,很可能是赤裸裸甚至血淋淋的现实,毕竟世上没有真实的理想之地,但是,他们不会因害怕和失败而屈从,更不愿变得麻木、混沌、卑下。为此,他们不惜放逐自己,离开地球,离开火星。这是一群闪耀着理想主义光彩的人物,他们为这部小说涂上了一层具有隽永意味的诗意。其实,何止人物,《流浪苍穹》从头到尾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质,所以我们从中看不到卑劣和龌蹉,也看不到肮脏和丑陋,我们看到的,是美、善和爱,以及尊严、尊重和理解。在这样的理想主义笔调下,一定程度的自私和逐利已是最大的“恶”了。當然,这种“浪漫主义诗意”,不止是在《流浪苍穹》中有所显现,从郝景芳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品味到,只能说,这种“诗意”已是她的书写基调之一了。

作为一部长篇叙事作品,《流浪苍穹》有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也有明显的缺陷。也许,正是它的所长导致了它的所短。作者有如此之多的想法和思考意欲表达,而事实是,一部小说,即便是长篇小说,它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问题,更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不能对表达有所选择和控制,那么,小说不仅会变得芜杂、臃肿,还容易出现无效表达的情况。一些本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和话题,一旦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酝酿、没有充分的空间来展现,那么,它们的出现和存在,就失去了本该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就变成了悬挂在故事外部的无关痛痒的“皮毛”,更有甚者,就像《流浪苍穹》中的巴别塔,成了虎头蛇尾、不知所踪的“意外”。而且,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一旦附加在故事线上的意图太多,线索就很容易被淹没在“话语”之中,于是叙事结构便变得模糊甚至臃肿起来。更重要的是,故事就变弱了,不足以承担起所意图的表达。为了弥补这一点,作者不得不额外设置一些情节和场景,然而,这些为表达而设置的情节和场景,缺少充分的、自然的逻辑,变成叙事链条上突兀的枝节和分叉,由此又导致叙事的推进失去了节奏。总的来说,《流浪苍穹》有着难以消除的“理念先行”的痕迹,似乎是为了表达而叙事,诸多的想法和思考未能完全融于叙事之中,令人惋惜。如果仅从《流浪苍穹》来看,郝景芳驾驭长篇的叙事能力,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她的许多短篇,包括中篇,如《山中问答》《看不见的星球》《繁华中央》《镜子》等,以多变的主题和话语方式展现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和阔大的叙事视野,而她在这些作品中所实现的对形式和节奏、意境和韵味的把控与营造,也充分说明了一个写作者在叙事上的能力和潜力。

作家以及科幻文学的“捍卫者”塞缪尔·迪兰尼在强调科幻作品相对于“主流文学”的独特性时曾指出,读者对科幻作品的语言的理解和解读,往往与现实世界的逻辑不同,甚至是相悖,因为科幻的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作者所设定的社会规则和逻辑。确实,对我们而言,科幻作品似乎只需要逻辑自洽,便可以摆脱现实的限制而“为所欲为”。这就意味着,相较于其他的创作载体或文学体裁,科幻具有更为广阔也更为自由的书写空间。就如科幻作家、学者吴岩所说的,只有在科幻作品中,语言对可能世界的建构和演绎,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正是科幻作品具有创意性的核心。也许,正是在这种独有的创意性的驱动和引导下,科幻作品才仿佛天然般地表现出了对“上天入地”“起源毁灭”的探索和热情,而我们看到的许多科幻作品,也常常是聚焦于超现实的空间,凌越于现实之困,探讨不可能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郝景芳的科幻写作,就显出了特别的一面。她的科幻,长着一双现实的翅膀,承托的是现实的希望。当她向上看的时候,她立足的是现实的土壤。当她勾画未来世界的时候,她探讨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和人。这样一种扎根于现实性的科幻写作,并不是将科幻缩小到了现实之中——科幻从来也不曾排斥现实、抹杀现实,反而展示出科幻写作空间的丰富与多维。从郝景芳的科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世界的构建,不仅是科幻的,也可以是现实的。科幻作品的表现对象,可以是任何可能的不可能的事件和未来,也可以是真实的生活和普通人的内心;可以是宇宙般浩瀚宏观的,也可以是日常生活般具体而微的。这样从虚到实,从实到虚,虚实结合,无所不包,不正体现了科幻空间的广阔无边和无限可能吗?不正展示了科幻作品“发挥最大”的独特优势吗?

事实上,从郝景芳的写作来看,把科幻写作从文学创作中单挑出来,将它同所谓的主流文学做“二元对立”式的划分,既是没有必要的,也常常是有失公允的。且不說文学本身无法也不需要被划分为暗含等级的不同阶层,也不说多种形式的科幻作品在当今的发展程度以及在当下生活中的影响,也不说科幻写作所拥有的广阔空间、可能前景以及如今已经实现的成果和程度,单就作品文本来说,同是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吸引力、影响力以及文学魅力的作品,又凭什么因为表达载体的不同而被区分为“主”和“非主”呢?《流浪苍穹》中洛盈说过这么一句话:“长大了就是想了解话语背后的东西,而不只是话语本身。”对于“长大了的”文学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重要的是难道不是形式所承载的东西,而不是形式的性质吗?当然,认可这一点也意味着,当你写作的时候,不管是创作科幻作品,还是书写所谓的主流文学,对文学性的追求,都是不能越过的首要之务。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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