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拉祥云

刘绍棠与《江城》文艺月刊往事

敖拉祥云

春夏之交，我和曾任吉林市文联副主席、《江城》文艺月刊主编、已年过八旬的魏明居老先生闲谈吉林文坛旧事，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那位与大运河共名的著名作家刘绍棠。想起这位文坛巨子为《江城》文艺月刊的复兴，为江城吉林文坛的兴盛带来的巨大影响。

刘绍棠，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伟大作家，1936年2月29日生于河北通县儒林村（现北京通州区儒林村），因其出生地临近北运河，他的文学之路又以这条运河立名，而被称为“大运河之子”。刘绍棠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21岁被打成右派。又过21年平反，重返文坛。1979年，刘绍棠历尽劫波的人生冬去春来。魏先生说，刘绍棠与《江城》结缘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吉林市。从这一年开始，他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连续推出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27部作品，并接连获奖，重新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地位，并在199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直到1997年3月逝去。

魏先生对刘绍棠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年龄相仿（魏先生比刘绍棠大两岁），刘绍棠是他年轻时备加关注的对象。魏先生说：“1957年，我开始做文化教员，1960年做文化干事，这期间也是刘绍棠被打成大右派之时。在1957年上半年的报纸上，还看见他和从维熙合写的评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文章，随后不久报纸上就发表了一些著名作家对他连篇累牍的批判。本来就因神童作家而名扬全国，这些高级别的批判，使刘绍棠不仅未被湮没，反而妇孺皆知。”

刘绍棠的故事，让与他年龄相仿的魏先生，也让当时一切热爱文学的人难以忘怀。那是一段有关天才的佳话——七十多年前，在河北运河边一个叫“儒林村”的村庄，一家红火的饭店却久没有名字。饭店老板特请邻村两位教书先生给饭店起名。两位先生酒酣之际为起不出合适的名字而抓耳挠腮，在饭店门口玩耍的只有六七岁的刘绍棠，随口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就叫“柳香居”吧。从此这个小店有了名字，刘绍棠开始显露他的才名。饭店挂匾数月后，刘绍棠又为之撰了一副更令人惊叹的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10岁时，在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的刘绍棠，第一次作文，就一口气写满了五册作文本——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13岁时，也就是1949年10月，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故事。15岁在《河北文艺》担任半年编辑，被河北文联送到河北省著名的潞河中学读高中。高一时的刘绍棠因1952年元旦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影响强烈，成为团中央重点培养对象。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找他谈了4个多小时话，并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刘绍棠把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换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旋即被叶圣陶选入高二上半学期的课本。刘绍棠读高二时，老师讲到这篇课文，直接把他请到讲台上替老师讲。想刘绍棠当时的心里，直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

青年刘绍棠

1954年，刘绍棠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一年后觉得所学科目不适合自己创作，从北大退学。1956年发表中篇小说《夏天》，据称，这部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第一次就印了10万册，除去发表时所得的稿费外，出版时的稿费就是8000元。那时候的物价很低，他买了一处与中南海相邻的有5间房子的院子，院中还有5棵枣树、5棵槐树，才花2500元。想刘绍棠之所以敢不要工作、退出北大，除了自侍才高八斗，冲天的底气一定还有丰厚的稿费对生活的保障。借北宋柳永的一句词“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刘绍棠“敢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

名气大得通了天，稿费高得没了边，思想膨胀是自然的。不用说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就是成年人、老年人有谁搪得住这样的大福气呢！此后，刘绍棠被打成了右派，遭到了一系列的批判，长达21年不能发表作品，其中的甘苦自知。

魏明居先生1977年主持吉林市文联工作之后，开始考虑将停刊多年的《江城》文艺月刊复刊。1979年，《江城》复刊，魏明居任主编。魏先生说，《江城》复刊，以首都北京为重点，邀请了一批文坛上著名的作家、诗人、理论家为刊物的“特邀顾问”，刚刚被平反的“神童作家”刘绍棠，是“特邀顾问”的重点。复刊第二期，《江城》就刊发了刘绍棠的《荇水荷风》，此文是他的长篇小说《地火》的选载，也是该期重头栏目——小说散文的头题。小说刊发后，《江城》编辑部邀请刘绍棠到吉林市来。

我向魏先生问起刘绍棠来吉林市的细节时，他自己没说，而是给当时任《江城》文艺月刊小说编辑逯振杰先生打电话，让逯先生直接向我讲述：1979年夏天，逯先生和编辑部的两位同事一起到车站，把刘绍棠接到宾馆。性格豪爽、幽默风趣还颇有酒量的刘绍棠，很快就和吉林市文联的人成了朋友。逯先生还记得刘绍棠讲的故事：一个外国作家要采访刘绍棠，刚平反的他家徒四壁，领导怕让外国人看了影响政府形象，就借给刘绍棠一户三室一厅的楼房。刘绍棠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接待了外国作家。事后，又搬回自己的平房。刘绍棠把此事当故事讲，但不难想像，他心里肯定是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的！

魏先生在他的《艺苑春秋》一书中，收录了一篇《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的散文，这是1979年10月他代表吉林省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写的。在这篇文章中，魏先生回忆了与刘绍棠在文代会上相遇的往事：“刘绍棠同志是吉林市文联的老朋友，在全国文代会上相见格外亲切。绍棠问我都有谁来了，我说吉林市只有两个名额。他说，吉林有好多朋友受名额限制来不了，会后我们在京的作家可以去，传达文代会的盛况，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我们共同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在2015年出版的《艺苑春秋》中，魏先生在这段话后面补加了一句话——“绍棠这番话似乎为1980年8月在京的十几位作家与吉林市文学界千人欢聚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那是一个报刊杂志统领文坛的年代。怎样办好《江城》文艺月刊，是主持吉林市文联工作的魏先生思考的大事儿。复刊一年，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1979年2月，复刊第一期刚出版，就以《江城》月刊编辑为主讲老师，筹备举办短篇小说讲座。在复刊第二期，也就是发表刘绍棠《荇水荷风》那期刊物出版的时候，以吉林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名义开设的短篇小说讲座，已经在江南展览馆一楼会议室每周日一次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根据《吉林市文联大事记》记载，每期讲座有200多人参加。在试刊第三期，聘请刘绍棠、邓友梅、王蒙、从维熙等为刊物的特约顾问，并把刘绍棠请到吉林市来，在吉林市军分区礼堂作报告。1979年6月8日上下午各一场，听报告者达700人。9月6日邀请作家萧军来吉林市做文学报告，9月15日邀请翻译家、文学家戈宝权来吉林市作“当代外国文学”报告。

《江城》月刊很快就在全国文学报刊中闯出一片天地。在1980年1月正式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当月，在北京召开了部分顾问、作家座谈会，征求对《江城》复刊以来的工作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刘绍棠、萧军、臧克家、戈宝权、张志民、邹荻帆、邓友梅、从维熙、浩然、丁力、何溶等人。魏先生与刘绍棠等敲定北京作家来吉林市讲学的具体日期。

1980年8月20日至22日，在京的十几位作家与吉林市文学界千人欢聚。据《吉林文联大事记》记载：在市政府机关会议室，20日由邓友梅报告访问日本见闻；21日由刘绍棠、刘心武讲有关文学创作问题；22日由林斤澜、刘波泳、谌容、理由、章仲锷介绍个人的创作情况，并举行全体作家与听众见面会。魏先生说，这是吉林市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这么壮观的著名作家队伍，北京来的就十几位，再加上作陪的省内作家，有一种浩浩荡荡的感觉。

据曾任《江城》文学月刊编辑部副主任的孔令保先生在他的《孔令保文学作品选》介绍：“报告会非但座无虚席，而且还有站立者。听讲学的人员除了地方作者、文艺界人士，还有党政官员。”他在谈到邓友梅报告访问日本见闻时，提到了日本人有礼貌、日本经济发达，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进而赶上去。突然，“在听众席上，有人站起身，把弹簧椅子弄得‘啪’的一声，骂道：‘大放厥词！’说完，退出了会场。”

我和魏先生谈起这件事，魏先生说：“我正听邓友梅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并暗自同意他的观点，或者说邓友梅的观点给我很大震动的时候，市委领导给我打来了电话。问邓友梅都讲了些什么，引起了别人的意见。我如实汇报了邓友梅讲访问日本见闻，和他的观点。市委领导指示我报告会不要让群众提出意见，让我酌情处理好。不要让群众提出意见，就是不让邓友梅讲这些引起个别‘群众’产生意见的话，怎么办？我马上找到刘绍棠，和他说出市委领导的意见。刘绍棠答应得非常爽快，说‘邓友梅尽卖关子，我上去讲把他替换下来。’就这样，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刘绍棠轻易地就解决了。”

我曾经访问了一些当年听课的人，有人对刘绍棠一上来就讲神童、作家、文革、故事，还有些不理解，认为有自吹自擂之嫌，可谁知仓促上阵的刘绍棠是为了救火的。直到第二天他和刘心武讲有关文学创作时，听课的人才听出门道。刘绍棠主张各种流派自由竞争，形成所谓“诸侯割据”；他强调作家要超脱一些，要用自己的心去写作；他认为越是精通“洋”的人，越是重视自己的传统；他的写作诀窍是——必须坐下来动笔写，才能出东西。

近年来，江城作家宋曙春在《吉林名人》《江城日报》《松花湖》等报刊杂志，刊登了一系列介绍本土作家或呼唤本土作家作品的文章，魏先生十分重视，与这位本土作家产生了共鸣。他说，刘绍棠提出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的乡土文学理论，对吉林地区的乡土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向这位曾经照耀江城并必将永远照耀江城的文坛巨星学习，把江城人民的美好情感和吉林地区的风光景色描绘出来。

直到今天，魏先生回忆起刘绍棠，还是充满赞叹。他说：“刘绍棠厚道、仗义、好相处，人随和、没架子、和谁都聊得来。他组织大批京城作家来到吉林市，调动江城文学创作者的积极性。不但对《江城》文学月刊，对吉林市热爱文学的人们，就是对我们这些具体做事的人，都很有益处的。”

刘绍棠（左二）与乡亲们聊天

魏先生说：刘绍棠对提高《江城》月刊的知名度很重要。在1957年反右时，文坛有“四小黑天鹅”（刘绍棠、王蒙、从维熙、邓友梅）之说，请来了刘绍棠，就把“天鹅们”都请到江城来了。众天鹅飞临江城，使《江城》文艺月刊名声大震。

作家孔令保写过一篇《浩然的浩然正气》的文章。文章说，1981年4月，他和王宗汉进京组稿，在浩然、刘绍棠、从维熙、林斤澜、邓友梅等十多位作家面前要浩然赐稿，浩然笑着说：“感情难得，感情难得，不过……”还没等浩然说下去，绍棠就半开玩笑地说：“我理解梁兄的难处（浩然姓梁），上边准备让他在下一次文代会上做检查呢！”说起浩然，爱好文学的人都不陌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或“八亿人民一个作家”的说法，这一个作家就是浩然。那时他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几乎是家喻户晓。新时期开始后，浩然转变思路，调整角度、兢兢业业、刻苦耕耘，创作出《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经过刘绍棠的热情帮助，终于求来了浩然的《爸爸当队长》，发表在1981年《江城》文学月刊第7期上。孔先生叙述说：“事后，到北京组稿，有的作家说：‘你们发表了浩然的小说，北京就有了传言：谁说浩然要受审查了？其实没有那么回事！《江城》发了他的小说，还有作者介绍呢。”

听着魏先生对请刘绍棠和飞来众天鹅的比喻，看着孔令保的《浩然的浩然正气》，陡然间就对众天鹅飞落《江城》时的办刊人和帮助办刊人，以及这本刊物产生了无比的敬意。一本地级市文联办的文艺杂志，成了京城文坛的风向标，一班在江城都被渐渐遗忘的前辈，他们所办的刊物竟首发，引领中国文坛的大家们的作品。

魏先生说：“刘绍棠对《江城》文艺月刊的帮助一直持续，经常给《江城》文艺月刊赐稿，和文联的许多人都交成了朋友。可惜就是去世早了点儿。”孔令保《刘绍棠的一份手稿——兼吊作家刘绍棠逝世》一文，发表了1983年11月23日刘绍棠写给《江城》月刊编辑部的正副主任李鹏荣和孔令保的一封信：“鹏荣、令保兄：你们好！遵嘱，寄上‘篇外语’一千字，长了。请你们删正。附上小传一份，供你们参考。没用，扔在一边。代问向林、明居、志新、老胡、大成、璟石、宗汉、振杰等同志好。想念你们。紧紧地握手！”

这封信中提到的人物有《江城》文艺月刊编辑部的编辑和吉林市主管文联的领导同志。孔令保在文章里也说：“与刘绍棠的相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接触频繁，并相处甚好，每当进京组稿，脚尖一歪，就走进了府右街光明胡同四十五号。”府右街就在中南海的红墙外，在采访曾任《江城》编辑逯振杰时，他也谈到了他去刘绍棠家时，刚平反的刘绍棠家徒四壁，给逯振杰他们倒水都没有桌子，用一个小北京凳放茶杯。

别看家徒四壁，但在那一时期写出的作品，却是出奇地多且出奇地好，他4年创作出27部中篇小说。刘绍棠的名字在许多文学刊物上频频出现，形成新时期刘绍棠小说创作的高峰。而且《蒲柳人家》《渔火》《京门脸子》《瓜棚柳巷》等20部作品接连获奖。

立夏时节，北国江城，随处可见的榆树，应时绽放新枝，结出一串串鲜嫩的榆树钱儿。榆树钱儿让我和魏先生想起这位大运河之子。我们想起他和他的《榆钱饭》，想起了他曾经对吉林文坛的照耀，想起了他对《江城》文艺月刊成长的真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