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黎明

“伯乐院士”钱令希

沈黎明

提起钱令希，在我国科教界可谓大名鼎鼎：他是我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建造及南京长江大桥等许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工程的规划，带头承担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型油港——大连新港主体工程设计任务，是我国潜艇设计、建造的有功之臣；他是我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化设计的开拓者，国际著名工程学家，一生科研成果丰硕、著作等身；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执掌过重点大学帅印，教书育人60余载，桃李满天下，仅培养出的两院院士就有6位之多，有“伯乐院士”之美誉……

2009年4月20日，钱令希先生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历程，在大连与世长辞。93年，在人生中长，在历史中短，长短映衬，演绎出的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留下的是生命的脚印、春秋的乐章。

江南名镇走出科学才子

钱令希1916年7月16日出生在江苏无锡城外的鸿声镇。别看这个镇子不大，可远近闻名。小镇有两个特点：一是镇中人大多姓钱，二是近代小镇中涌现出6位名人——5位两院院士，1位国学大师。5位两院院士是钱伟长、钱令希、钱临照、钱俊瑞、钱易，1位国学大师是钱穆。不仅如此，6位名人的关系还非常近：钱临照是钱令希的哥哥，钱穆是钱伟长的叔父。此外，钱令希的父亲钱伯圭还曾是钱穆的老师。这些出自一镇的大师们，以他们的辉煌成就，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自古江南出才子”。

钱令希乃书香门第之后。父亲钱伯圭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从教于荡口镇果育学校。哥哥钱临照，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比他大10岁。幼年时，父兄对钱令希的管教甚严，特别是哥哥，对他后来的成长帮助很大。在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钱令希自幼好学上进，11岁便完成小学学业考入省立苏州中学，后又跳级考上了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高中部，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这所学校大学部的土木科。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里，他人小志高，积极向上，年年考试都是第一。1936年9月，钱令希以土木科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同年10月被学校保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

1938年，钱令希顺利完成了留学学业，并获得了“最优等工程师”的学位，由于学业优秀，才华出众，导师非常希望他能留在比利时工作。而此时祖国正国难当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肆意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千百万祖国人民生灵涂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此情，血气方刚的钱令希立下了“科学救国”之志，怀揣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诚之心，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和安逸的生活，回到祖国。

1937年冬，钱令希与兄钱临照在比利时。

钱令希从比利时回国后得知，昆明刚刚成立叙昆铁路局，为抗战的需要，要修建一条“叙昆铁路”，这条铁路计划从四川的叙府直达云南的昆明，然后与滇缅铁路接通，以期为全民抗战打开一条国际援助通道。钱令希觉得自己学的知识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赶到昆明应聘，当上了一名助理工程师。在“叙昆铁路”的施工过程中，钱令希为了做好自己分担的项目，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干起工作来如玩命。为了工程，他曾跋山涉水，步行86公里现场作业，还曾为赶时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麻风病地区。1938年冬天，他硬是凭着两条腿，行百里路，实地勘查后为上百个桥梁、涵洞定位定型。

25岁当教授栽桃育李

由于钱令希在施工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941年云南大学看中了他，将他聘为土木系教授，这一年他刚刚25岁。从此钱令希开始了他栽桃育李生涯。

在云南大学，钱令希丰厚的知识底蕴，生动活泼的讲课风格，宛如一股清风，让人耳目一新，受到学生们欢迎。很快他在教育界声名鹊起，不少学校和教育界前辈都知道了云南大学有一个知识渊博的钱令希，于是纷纷约他执教。

1943年秋，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向钱令希发出邀请，力邀他到浙江大学任教。那时浙江大学就已非常有名，在国内素有“东方剑桥”之称，得到这样著名学府的邀请，钱令希怎能不愉快接受。11月，他正式走进浙江大学。那时由于战乱，浙江大学内迁到遵义，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艰苦。钱令希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对面就是一间杀猪作坊，每天猪嚎声不断。为了备好课，钱令希经常清晨起来披上长衫跑到寒冷的江边看书；晚上则用东西塞住双耳，排除杀猪作坊的干扰，学习到深夜。由于准备充分，钱令希的课一直深受学生欢迎。这种艰苦的条件直到抗战结束，浙江大学搬回杭州才得以改善。

在浙江大学期间，钱令希深受校长竺可桢倡导的“求是”学风熏陶，除了认真讲课外，还埋头钻研学术问题，他写出多篇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发表后反响强烈，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其中1946年写的《悬索桥近似分析》一文，经当时内迁重庆的北平图书馆推荐，发表在美国《土木工程学报》上；《关于梁与拱的函数分布与感应》的论文，则获得了当时政府颁发的1946年科学奖，这些研究成果使钱令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钱令希还经常组织学术报告，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介绍给学界的老师和学生。竺可桢校长就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并当面鼓励他继续努力。1950年，34岁的钱令希走上了浙江大学土木系主任的岗位，无疑，这对年轻的钱令希来说，是对他学识和才华的极大肯定。他有欣喜但更感到责任重大，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仅要一个人讲好课，还要带领一帮人，把一个系的课讲好，他决心不负众望，一定干出个样来。上任后，他励精图治，大胆改革求进，下大气力整顿、加强了资料室和实验室的建设，并大力提倡教师写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这些措施，很快使浙江大学土木系的教学面貌焕然一新，名扬全国高校。

1951年夏的一天，时任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前身）院长的屈伯川博士慕名来到浙江大学土木系找钱令希，俩人见面后觉得非常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从同时期赴欧洲留学，一直聊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兴致勃勃。最后屈伯川院长告诉钱令希：“党和国家为了给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在东北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的大连创办了大连工学院，条件非常好，只是师资很紧缺。”话至此，屈伯川院长诚挚地向钱令希发出邀请，希望他到大连工作。屈伯川求贤若渴的精神打动了钱令希，他答应认真考虑。

最终促使钱令希下决心去大连的是当时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张大煜先生。和屈伯川院长见面不久，钱令希在上海巧遇张大煜先生，谈话间说起大连工学院的邀请时，张大煜先生说：“大连工学院没有老框框，的确是个干事业的好地方。”就这一句话，当年的12月，35岁的钱令希从西子湖畔来到了渤海之滨的大连，次年1月，正式走马上任，担任了大连工学院教授和第一任科学研究部主任，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大连。

1979年，钱令希升任大连工学院副院长，1981年至1985年担任了院长，后为大连理工大学顾问。50多年来，他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了这所学校。他参加了学校土木系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的创建工作，又创建了工程力学系和工程力学研究所，建立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骨干梯队，使大连理工大学的工程力学成为国家的重点学科，并办起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教育家，钱令希一直认为：一名教师做为个人来说，想永远保持优势在天底下是没有的，因此，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应该积极培养年轻人，并鼓励学生超过自己。他说：“学生要是不比先生强，我们的科学和教育还怎么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钱令希在执教的几十年中，大力提携年轻人，先后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其中国家级重量人物潘家铮、胡海昌、钟万勰、邱大洪、杨锦宗、程耿东这6位院士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这些人才的发现、培养上，钱令希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来他的学生，尤其是这些院士，每每提到老师对自己的教诲、帮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潘家铮院士生前回忆说：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学校缺乏中文的超静定结构教材，只有几本英文参考书。于是钱老师计划自编一本讲义，他找来我和胡海昌，要我俩把那几本英文书读完后拟出讲义的初稿来。我们心里明白，老师这样做，当然不是认为我们有资格写，而是要看看学生们在学习这门课时难点是什么，想的是什么，钱老师的这种做法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学校里是很少见的，对我来说真是受益终生。至于钱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我考入大学后，父亲暴亡，母亲重病，哥哥和姨母患精神病，二年级时又因代人补考被学校处以留校察看的处罚，剥夺了公费和工读的权利，经济上陷入绝境，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休学去当教师。家里的事我从未透露给钱老师，但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消息，立即劝我放弃辞学的念头，并从微薄的薪资中挤出钱来资助我，让我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老师又介绍我走上水电建设之路，还继续借款帮我渡过难关。多年后当我把这些事告诉妻子时，她不禁泪如雨下……

提起钱令希，程耿东院士动情地说：“钱先生给我创造了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对我一生的影响十分重大。”程耿东是钱令希和唐立民教授1964年招收的颇有才华的研究生之一，但“文革”中程耿东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发配到北大荒劳动。钱令希不舍得这好苗子，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他，给予他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后来，程耿东离开北大荒到沈阳一所中学当了老师，钱令希知道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设法将程耿东调回大连工学院，让他到亟待发展的计算力学第一线拼搏，使程耿东逐渐成长为承前启后、在国内外力学界著名的人才，后来又成为大连理工大学校长。程耿东曾不止一次的说：“钱老最大的成就不仅在他的学术上，更在育人上。”

1939年，钱令希（右3）在云南叙昆铁路工地上。

潜心科研，用硕果累累报效祖国

科研是钱令希一生中的重头戏，几十年里，他或针对实际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或及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他的科研成果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的多项第一。

1940年代中期，钱令希从铁路桥梁工程实践转入浙江大学教书。那时，在云南边陲澜沧江上，我国第一座现代化悬索桥刚刚落成。这种桥非常适用于大幅度的跨越，但是推广时遇到一个难题：桥的跨度一大，挠度就比较大，用当时的弹性小挠度理论计算便不够准确。而要用非线性挠度理论计算，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工程技术人员们是力不从心的。钱令希开始潜心研究这一难题，很快他有了两个力学性质的重要发现，这大大简化了非线性分析。钱令希推演出了一套完全是显式的计算公式和便于工程实用的曲线，使设计者仅用计算尺便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一个设计方案的近似非线性分析。后来这项成果发表在美国《土木工程学报》上，并于1951年获得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的大奖。

1950年，钱令希在《中国科学》第1、2期上发表了论文“余能理论”。该理论本是德国学者于1889年提出的，但一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钱令希在论文中论证了“余能理论”，并为解非线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能量变分原理。钱令希在论文中还用此证明了直梁在纯弯曲情况下，不论材料是弹性的还是塑性的，一个平截面仍然为一平截面。这个长期以来梁的工程理论中的一个假设，被钱令希用余能理论简明地给予了证明。这篇论文开创了我国力学工作者对变分原理研究的先河。此后，在我国出现的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变分原理研究成果，不少工作都是受钱令希前期研究成果启发的。

1954年，国家决定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项大型桥梁工程，也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意义十分重大，有关部门专门邀请钱令希担任工程顾问，并亲自参加设计与施工。大桥于1955年下半年完成设计，9月正式动工，历时两年，1958年10月胜利建成通车。当时大桥的建成曾轰动全国，毛泽东主席更是欣喜地吟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著名诗句。在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建造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桥身的八个桥墩，除第七墩外，其它都采用了“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我国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桥梁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精湛工艺。

由于钱令希在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建造过程中贡献突出，接着于1958年他又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规划工作，并于1959年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在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新型的梯型坝坝型，这种坝型最突出的优点是施工方便，混凝土工程可以采取大面积的平面模板，有利于大体积混凝土浇灌，投资也较节省。这一坝型后来被国内许多水电站工程采用，效益十分显著。

钱令希还是我国潜艇设计建造的有功之臣。为制订我国潜艇结构的强度计算规则，钱令希曾承担了锥、柱结合壳在静水压力下的稳定分析的任务。当时，对于这种形状复杂的壳体，很少有参考资料，他和助手们废寝忘食地自主研发，最终研究出这类壳体的有利和不利形式，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算法，他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后非常成功，被纳入国家设计规范。钱令希承担的这项工作和后来发表的论文“潜水耐压的锥柱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先后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在钱令希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诸多贡献中，他牵头承担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油港——大连新港的设计任务，堪称辉煌的一笔。

1974年11月，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三年改进港口面貌”的指示，大连工学院承担了大连新港主体工程的设计任务。接受任务后，钱令希立即带领中青年教师投入到紧张的工程设计中。在海上栈桥的设计和建造中，钱令希提出了受力合理、使用方便、美观大方、施工快捷、节省材料的“百米跨度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方案。不料方案一出，好多好心的朋友劝他：“用这种桥型，国内无先例，别冒险了！”但钱令希非常自信，他坚持认为，这种桥型在力学上是无可指责的。1976年这项浩大的工程竣工，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多个大奖。如今，这座栈桥已经使用了整整41个年头。

钱令希还是我国计算力学的开拓者。早在196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看到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将会给科学技术带来深刻的革命，从那时起他便带领研究生学习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的有关知识，进行知识更新；同时，他在力学界竭力倡导把古典的结构力学和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结合起来，努力在我国兴建计算力学这一新学科。1973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规划座谈会上，他做了题为“结构力学中最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的近代发展”的学术报告，引起国内外力学界和工程界的广泛关注与响应。1978年，国家在制订全国力学学科发展规划时，他则极力主张把“计算力学”定为力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他的主张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随即他被指定为主持全国力学发展规划中“计算力学分支学科规划”调研与制订工作的负责人。接受任务后，钱令希亲自组织队伍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我国计算力学很快起步。1982年，经第一届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钱学森推荐，一致选举钱令希担任该学会第二届理事长。钱学森在推荐时由衷的说：“钱令希教授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知识，走到了前面。我表示十分钦佩!”1983年，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学科和队伍得到迅速发展。1984年，为推动力学与工程结合，钱令希创办了《计算结构力学及其应用》杂志，亲自担任主编。1985年，钱令希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力学》卷出版。在钱令希等前辈的倡导下，中国力学学会直属的计算力学学会已成为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团体，并在国内多次举办重大国际学术会议。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计算力学世界大会，与会者达千余人，成为国际计算力学界空前的盛会。

老骥伏枥，关心教育、热爱青年

堪称工程力学大家的钱令希，离开领导和教学一线岗位后，人退，心不退，人离，责不离，始终不忘把自己的才智和经验留给后人，一直关心着自己研究领域的科研和教学情况。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力学人才，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采取各种方式深入教学一线搞调研。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耄耋之年的他曾到课堂听过一个学期的课，留下了一段院士读大学本科的佳话。

2002年，已经86岁高龄的钱令希，看到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后，反复琢磨：本科教学的内容、方法该怎样改？教师和学生该如何适应？大学生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思考再三，他决定以学生的身份到课堂上听一听，看一看，掌握第一手资料。于是，春季一开学，他便精心挑选了力学系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工程力学》和采用传统板书式教学的《理论力学》两门一类课程进行全程跟踪，正儿八经的当起了大学一年级学生。看着银发皓首的中科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端坐在教室一角，学生们惊讶之余，纷纷表达感佩之情。

当学生就要守规矩，钱令希是个非常守时的“学生”。每次听课，他都准时到，有时还提前到教室坐好。春天的一天，天空下起了朦朦细雨，天气阴冷阴冷的。看着窗外的恶劣天气，学生猜想，钱老年事已高，今天该不会来了。可主讲教师李心宏教授肯定地说：“别急，钱老保证准时到。如果他不来，一定会提前请假的。老先生做事一向认真！”果然，李教授的话音刚落，钱令希就到了，大家望着他湿漉漉的裤脚感慨不已。钱令希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年轻的学子们，该如何求学、如何做人。

上课时，钱令希不但认真听讲，还认真做着笔记，同时他也在认真地看，认真地思考。课前或课间，他时常与师生们亲切交谈，一会儿问问老师教材的编排情况、多媒体教案的准备过程；一会儿问问同学们能否跟上老师讲课的速度、坐在后面的同学能否听清老师的声音……经过一段时间的听课，他发现多媒体教学时，课堂信息量大、课本上没有的新内容较多，有些学生听和记常常顾此失彼，于是就在课间把这些同学叫到身边，和蔼地告诉他们：“学习一定要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课堂上不要忙于记笔记，要专心听讲，跟上老师的思路，这样才能把知识学扎实”。他还经常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给学生们讲“理论力学”与“工程力学”的区别、讲钱学森等我国著名科学家对力学研究的贡献、讲他对同学们的期望……

钱令希在讲课

听完课后，钱令希便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与主讲老师和力学系主管教学工作的领导交流看法。听课期间，他先后对如何搞好一类课程建设、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本科生培养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还亲自对工程力学本科生培养计划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很多老师不忍心钱老这样劳心劳力，劝他听几课指导指导就行了。钱令希却说，我不是来指导的，我就是来当学生的，我想结合我几十年的经验，通过体验现在的课堂教学，为培养人才提点建设性意见。如果我的意见能对你们有所帮助，我就最高兴了。

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教育事业，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跟年轻人一起听一个学期的课，很不容易。

“年轻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啊！”这是钱令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一生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大学生的一切问题。90岁时，他发现大学生就业出现难题，非常关心，经过一些调查，有了自己的思考后，便通过多种渠道提醒大学生：“不要对工作寄望太高，国家建设需要各种人才，只要用得好，多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还现身说法地告诉年轻的大学生：“我就给自己起过外号，叫‘钱试用’！”他还就人才培养的大环境给有关部门提建议：“中国人才相当多，从来就不存在缺乏人才的问题，关键在于怎样善用人才，不要束缚得太紧，应该为他们创造宽松的环境，让人才尽情发挥。”对大学生的热爱，对人才的关心溢于言表。

钱令希晚年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献身科教效春蚕，岂容华发待流年；翘首中华崛起日，更喜英才满人间。”这首诗，写出了这位教育家和科学家对祖国的热爱，写出了他献身科教、执著追求的品格；也清楚地看到他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甘为人梯、鼓励后来人超过自己的愿望。